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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监狱实验：身份对人有多重要？

小时候我常听老人说： 人生在世，处事的第一要义就是在每个场合中认清自己的位置。 所谓认清位置，就是弄明白在这件事情里，你是主角还是配角？你是中心还是陪衬？这就是身份。清楚身份，就是清楚什么样的人该说什么样的话，什么地位的人该做什么样的事。儒家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西方文化中也讲究上下阶层。

身份这个东西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有色”眼镜，虽然它在很多场合中很实用，甚至很必要，但也会让我们鼠目寸光。

因为这种有色眼镜会让你看世界时带着偏见，而这种偏见会让你失去很多见证人性本质的机会。我时常去一些大学中做签售，学校的老师可能很多都听说过我，但从来没有见过我。他们见我第一面时总是问这样一句话：“你为什么这么年轻啊？”但其实，他们应该知道我已经三十好几了，算不得年轻，但他们为什么会说这样一句话呢？那是因为我从来不穿西装、不打领带，也没有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但是他们不能理解一个作家、一个老师怎么可以不穿西装、不打领带呢？但换个角度去想，这不正因为我的专业知识足够扎实，没有必要通过外在的东西来包装自己吗？

我第一次去一所高中做演讲的时候，是新东方的领导安排我去的。我刚过去就听到那边的校长打电话给我们领导说：“你找一个看上去像老师的人来啊！”这个电话是当着我的面打出去的，好在因为出差距离太远，也没有哪位同事能快速飞过来替换我，最后还是由我上场。但当我讲完后，校长呆住了，跟我说：“李老师，有机会您再来。”

人们经过大量实验，发现一个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当一个人进入某个行业，或者穿上某种衣服，拥有了某种身份时，他会潜移默化地按照那种身份的要求去思考，去做那个职业需要他做的事情。比如：你穿着保安服，就想去维持治安；你手里拿着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学习成绩特别差的同学，总是捣乱。他今天揪一下女生的头发，明天把脚放在课桌上。他上课从来不听讲，长期扰乱课堂纪律。老师请了好几次家长，但他的家长要么不到，要么偶尔去了一次，孩子被教育后好个一两天，之后又变成那个调皮捣蛋的家伙了。

可是你猜这个孩子是什么时候突然变好的呢？是当老师用了一个“大招”的时候：老师让他做纪律委员，管理班级纪律。一开始他管纪律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可笑。随着老师正式给他颁发了一个纪律委员的臂章，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宣布他是纪律委员，那一瞬间，他所有的行为都发生了变化。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我上课偷偷说话，他很严肃地说了一句：“李尚龙，不要再说话了。”我当时心想，这前几天话最多、话最密、每天违反课堂纪律的人不就是你吗？那时，我模模糊糊有所感觉，这就是人性：身份对一个人行为的影响真大呀！

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发生在1971年的夏天。斯坦福大学有一位心理学家名叫菲利普·津巴多，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大学地下室里搭建了一个模拟的监狱，然后征集了24位跟你我一样，心智正常、身体健康的志愿者参与一场实验，承诺每人每天可以获得15美元的报酬，但是有一个要求，就是必须坚持14天。

实验正式开始。志愿者被随机分成两个部分，有一半——也就是12个人——充当狱警，另外12个人充当囚犯。请注意，他们并不是真的狱警和囚犯，他们跟你我一样，都是普通人，但实验开始后，他们穿上了不一样的衣服，换上了不一样的身份。整个实验过程充分模拟了现实中人们进入监狱的流程：“囚犯们”被警车押送到监狱，警车当然也是模拟的，他们进入监狱之后，被搜身，脱光衣服，清洗消毒，穿上囚服，双脚还戴上了脚镣。一开始大家的情绪都特别高昂，把这当成了一场有趣的游戏。但随着实验的进行，志愿者很快进入了警察和囚犯的身份。和真实的监狱类似，囚犯在这座“斯坦福监狱”里不能自由活动，三个人住一个小隔间，只能在走廊里放风。

接下来的操作开始升级，每一个人都被剥夺了姓名，只有一个编号。充当狱警的志愿者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只是莫名其妙地穿上了一身警服，但自此他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却开始发生变化。接着，他们被告知他们可以做任何维持监狱秩序和法律的事情，至于什么是监狱秩序和法律，没有人知道。

狱警三个人一组，每组看管八个小时，三组轮换。第一天白天，大家还有说有笑。到了晚上，狱警突然在半夜吹起床哨，让囚犯起来排队，这个行为没有任何的实验设计者参与。而这个狱警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要验证自己的权威是否已经被树立在充当囚犯的志愿者心中了。可是，很多人显然没有适应这样的环境，于是有些囚犯在睡梦中被迫起床集合时晚了。这时，这些狱警开始惩罚囚犯，并且命令他们做俯卧撑，甚至为了增加惩罚力度，他们还骑在囚犯的身上，一些人还叫着好。

第二天一早，囚犯们开始抗议。他们反抗的方式也很有趣：把监狱的小隔断给打通了，用床堵着，不让狱警进来。这时狱警好像也进入了角色，他们非常气愤，甚至认为是上一轮值班的狱警对囚犯们太仁慈，导致他们的威严受到了挑战。他们奋力撞门，用灭火器喷射囚犯。他们闯进了隔间，扒掉了囚犯的衣服，甚至把带头的人抓起来关禁闭，以恐吓其他囚犯。接着，其中一个狱警很快意识到三个人无法很妥善地管理九个囚犯，于是他们找到反抗行为最轻微的三个人跟他们说：“我们可以让你们吃好穿好，甚至会对你们更好。”接着把他们单独安置进了一个隔间里。半天之后，他们回到了监狱中。这一举动，一下子把这些囚犯分化开来。

可是所有这些听起来很有意思甚至很有战略头脑的做法，明显已经忽略了一个现实：他们并不是真的狱警和囚犯，他们只是志愿者。

就这样，囚犯之间产生了矛盾。到了第三天，已经有一个囚犯精神崩溃，教授不得不释放了他。

从此之后，这个监狱中的种种行为开始变得越来越疯狂。狱警经常不让囚犯们休息，还让他们去做一些卑贱的工作，并且想出各种方法来惩罚他们：有时候不让他们睡觉，有时候不让他们上厕所，甚至不让他们清理厕所，让整个厕所的臭气充斥在囚室里。

后来，一个编号为819的志愿者犯了重病，但他们竟然想尽一切办法不让这个819号囚犯脱离实验。他们甚至对教授说：“他不能走，因为他要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坏囚犯。”教授说：“你们有点太过分了，他不是819，他是有名字的。”这时狱警志愿者中才有人恍然大悟，让他离开了模拟监狱。就这样，这个实验已经持续了五天。在这五天里，狱警对囚犯的惩罚，每天都在变本加厉。实验组织者甚至从录像中发现，夜间，狱警往往会对囚犯更加残暴，甚至用各种龌龊的方式来折磨囚犯。

这场实验在进行到第六天时，终于被终止了。之所以被终止，是因为当时有另一位教授，在录像中看到了其中一个囚犯脑袋上套着袋子，看不见东西。而另外所有囚犯的脚镣被连在一起，在狱警们的喝斥声中，在厕所里跑来跑去。那位教授吓坏了，忙说：“你们不能这样虐待志愿者。”在其强烈反对下，这场实验停止了。

这时问题来了，为什么连组织实验的教授也陷入自己的角色无法自拔？因为他在看到这一幕幕如同真实发生在监狱中的场景之后，自己也变成了维持监狱秩序的法官。是的，他也进入了身份里。 这场实验被称为“斯坦福监狱实验”，也有人以实验组织者为其命名，称之为“津巴多实验”。

我在听完这个实验的介绍之后，在网上查到了这位知名的斯坦福大学教授津巴多的照片。这位大学教授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友善之人。那他是怎么一步步允许这样残暴的统治状态进行了整整六天的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身份”在莫名其妙地起作用。每个人一旦被身份束缚，那么他就只能看到一样东西，就是他的身份要求他看到的东西。

我特别喜欢一部叫《飞越疯人院》的电影。小的时候我看它，特别痛恨其中的护士长，因为她视人命如草芥，从而导致了那个年幼的孩子割腕自杀。可是你仔细想一想，她到底代表的是她自己，还是她穿着的那身衣服，也就是她所谓的身份呢？

有这样一句话：一个精神病人很容易被识别，一群精神病人不容易被发现。 但如果一群精神病人里有一个正常人，那么这个正常人往往会被当成精神病人。

说回身份：不同身份的人讲的话，哪怕是一样的，但“分量”完全不一样。我经常跟很多人讲，你要努力，要奋斗，有很多人能听进去，因为努力奋斗在我身上真真切切地起了作用。而我作为一个所谓的社会成功人士，所谓的名人，某些时候我的“分量”确实比一般人要重一些。但如果是你们班学习成绩最差的同学，跟你说要努力学习，难道就不对吗？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但好像从他的嘴巴里说出来就产生了问题，这就是因为身份在起作用。同样一句话，很多人去说，虽然正确，却免不了人微言轻。我曾经听过一次尼克·胡哲的演讲，说实话我现在已经记不起他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当时他说的每句话都让我很感动。尼克·胡哲出生时只有一只不完整的脚，没有手，却还能活得那么乐观，那时他讲什么都不重要了，他能够勇敢地站在那里，他讲的任何话对于听众来说都是励志的。

人的本性如此，我们往往会特别认真地倾听那些位高权重或者有身份的人的话，而往往忽视身边那些地位低、没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话。就比如我们去看医生，医生说你要少吃糖，要多锻炼，你会将其视为金玉良言，尤其是当你花了不少钱请了医生跟你说这些话时。但是当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的朋友跟你讲少吃糖，多锻炼身体时，你可能就不会在意，因为他们没有医生这个身份，他们的劝告对你来说并没有足够的分量，哪怕他们也对你的现实情况提出了正确的建议，但因身份不对，也会使效用缩水。

这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那就是你 永远不要给人免费的意见。 当你给别人免费的意见的时候，他会觉得你的这个意见并没有价值，并不重要，甚至有可能因为违背对方的想法而被嫌弃。这是因为当你免费给别人提供意见时，你就被安在了“免费”这个身份里无法自拔。

所以，一个人走进社会后，要学会拥有自己的身份，同时也要学会跳出身份看对方讲的话是否属实。

可是丢掉有色眼镜谈何容易？对此我有一个方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每次我在听一个人讲话的时候，我都会思考，假设他并不是这个身份，我会认真听他说话吗？我曾经遇到过一位非常知名的演员，他演过很多重量级的角色，他每次讲话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都在听他说话，感觉他说的每句话都对。可我闭上眼睛思考了一个问题：他讲的这些话对吗？这时我才惊讶地发现，他讲的话虽然涉及天文学、宇宙学知识，但这些知识多半是他从抖音上刷到或者只是他猜想的，虽然他德高望重，但是我能确定他说的有些话确实是错的。同理，当你面对的是一个没有什么特殊地位的普通人，他讲的话就一定没有价值了吗？其实不是，这时你也应该摘掉有色眼镜，去想想看假设他并不是现在这样的身份和地位，他讲的话对吗？是不是有参考价值？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身份，而很多人就是因为被禁锢在自己的身份和认知里，最后忘记了这个世界还能有如此多美好的解释和这么多种可能。

斯坦福监狱实验给了我很多启发。除了身份之外，它还告诉我们，有时候环境也能左右一个人的行为。请思考一下，假设他们并不是处在一个模拟监狱里，而是在一个普通两居室中。这种霸凌行为还会存在吗？

假设这其中有一个狱警突然意识到他们是在做实验，牢笼里的人不过是普通人，他们的霸凌行为是无意义且邪恶的，并在其他狱警实施霸凌的时候上去制止，这个实验还能继续下去吗？

关于这个实验，还有无数的想法和可能。后来津巴多根据实验过程写了一本书，叫作《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其实这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刻的逻辑，那就是从众。

这也关系到下一节我要分享的另外一个实验——阿什实验，它专门研究：人在群体压力下是如何从众的？人什么时候会失去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