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成绩斐然的竺可桢，本要在气象学研究的道路上继续他的理想和事业，但1936年临危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
当时的浙大，只是一所地方性的二流大学。竺可桢深知一所高等学府之于国家、之于青年人的重要，他再三思索，决定担起这份责任。
第一次与师生见面时，竺可桢就立下誓愿，将以最大的诚意与专注的精神，来力谋浙江大学的进展。在日记中，他写道：“但若于浙大有所补益，亦愿全力以赴。”
在对当年的大学教育和浙大的现状做了充分调查后，竺可桢将我国书院教育传统和西方先进科学融合起来，为重振学校改革教育、改革实践创造了良好的开端。这一干就是13年，竺可桢完全按照自己的承诺——“竭诚尽力，豁然大公”——努力着，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改革与兴学的目标。
抗战爆发后，学校在战火中岌岌可危，竺可桢决定带领全校1000多名师生走上“西迁”之路。初迁浙江於潜、建德，继迁江西吉安与泰和，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州遵义湄潭。浙大长达2600多公里的西迁路径与红军长征路径前半段基本吻合，这一壮举，被誉为“一支文军”的长征。
“为一校之长，不止要对学生负责，更要对国之教育负责。”在竺可桢的带领下，浙大搬到哪里，“图书馆”和“实验室”就用双肩挑到哪里。庙宇、祠堂做教室，自己开荒种菜，无论条件如何简陋，竺可桢从不耽搁第一时间开堂上课。
一篇篇高质量的论文在中国的山沟里完成，发表在《自然》等世界顶尖期刊上，浙江大学也因此声名鹊起，被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称为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面对艰难困苦，在1938年召开的校务会议上，竺可桢提出并倡议，确定“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之后，竺可桢在历次演讲中反复强调，“求是”精神，就是一种“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理”的精神。这一精神，一直贯穿浙江大学至今，也成为浙大人“以天下为己任，以真理为依归”崇高精神的高度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