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日本古辞书研究的现状与课题

一、前言

日本平安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古辞书，有部首分类体例的《篆隶万象名义》（空海撰，827—835年间）、《新撰字镜》（昌住撰，898—901年间）、《类聚名义抄》（撰者未详，原撰本成书于1100年前后，改编本则成书于12世纪后叶），意义分类体例的《倭名类聚抄》（源顺撰，931—938年间），也有伊吕波（いろは）分类体例的国语辞书《色叶字类抄》（橘忠兼撰，1144—1181年间）。本章的内容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回顾关于上述日本古辞书的研究现状，整理这些日本古辞书的影印本与索引的出版情况，谈及其校订本文与注释的作成情况，介绍其出典研究的成果，介绍作为语言资料的日本古辞书的特点，概述古辞书的信息学研究。在此基础上展望今后的研究课题，并且会提及笔者当前正在推进的研究项目——平安时代汉字字书综合数据库（略称HDIC） ，该数据库的构建旨在促进日本古辞书的研究。

平安时代汉字字书综合数据库主要收录的日本古辞书有四种：《篆隶万象名义》（高山寺本），《新撰字镜》（天治本），原撰本《类聚名义抄》（图书寮本），改编本《类聚名义抄》（观智院本）。其共通点是均为部首分类体例的古辞书，所以笔者以这些汉字字书为基础构建综合数据库。虽然这些古写本的判读很困难，并且难字非常多，但笔者决定坚持挑战这个难题。关于《倭名类聚抄》，狩谷棭斋曾广搜诸本，在对比校勘的基础上作成了校订本文，并施以笺注。而于现在的研究者，希望大家以《篆隶万象名义》、《新撰字镜》、《类聚名义抄》（原撰本、改编本）及《色叶字类抄》为对象，产生可与棭斋的笺注相匹敌的研究成果。

二、影印与索引

目前日本国内基本上完成了主要古辞书的影印本及索引的出版。只是这些书都是由各家出版社经长年不连续地出版而成。若要集齐主要的日本古辞书影印本，经济负担较大，而要对这些古辞书的内容进行对比检索，判读其内容，则更需付出很大的辛劳。

作为影印目录的代表，早期由西胁朗子、萩原义雄所编纂的《古辞书影印刊行目录》（西崎亨编《日本古辞书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世界思想社，1995年）作了很好的总结，很有帮助。

最近也有在网上公开的古辞书资料（比如日本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文明本《节用集》 ），希望学界留意。

此外，由八木书店出版的高精细彩色版影印本，使用起来，就如将原本置于案头一般鲜明，作为研究资料的价值非常高。《新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二期，收录了如下全六卷的古辞书：《三宝类字集（高山寺本）》（2016年4月刊），《和名类聚抄（高山寺本）》（2017年2月刊），《世俗谚文 作文大体》（2017年10月刊），《类聚名义抄（观智院本一佛）》（2018年4月刊），《类聚名义抄（观智院本二法）》（2018年8月刊），《类聚名义抄（观智院本三僧）》（2018年10月刊）。

学界也非常期待古辞书中图书寮本《类聚名义抄》彩色影印本的出版。该书现有以宫内厅书陵部的黑白珂罗版（1950年）为基础的影印本及其再版 ，但由于虫损的影响，很多地方都难以判读。虽然可以向宫内厅书陵部申请修理后的原本图像，但仍然希望彩色版影印可得以出版，以惠学界。

如果只是对文字进行判读，则彩色版影印本的必要性相对较低，但对于像图书寮本、观智院本这样的《类聚名义抄》诸本，书中有标示声调的声点等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补助符号。这些声点多以朱笔标记，黑白版中难以辨认是声点、虫损，抑或是纸张上的墨迹。因此，若可能，则应进行原本调查；如果原本调查有困难，则希望可以利用彩色图片进行确认。

写入了森立之父子批注的《本草和名》（深根辅仁撰，918年前后成书）的刊本虽被收入日本古典全集（1925），后来据说其原本不知所踪。然而，松本一男编撰的《松本书屋贵重丛刊》第一卷（谷口书店，1993）中收录了彩色版的影印本，容易判别墨、朱、群青等三色的标注。武倩的“松本书屋本《本草和名》について”（《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研究论集》15，2015年）对其资料价值作了翔实的介绍。

关于索引，由于其多附载于影印本中，故而省略详细的介绍。但想特别提及独立刊行的长岛丰太郎的《古字书索引》（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58—1959年），其中收录了《新撰字镜》《倭名类聚抄》《类聚名义抄》《本草和名》《伊吕波字类抄》《字镜集》《龙龛手鉴》《说文解字》等八种字书的汉字索引。这部索引中收录了《说文解字》并明确了篆书与楷书之间的关联，是其卓越之处。此外，这是迄今为止天治本《新撰字镜》唯一的汉字索引。关于《类聚名义抄》，则选取了正宗敦夫所编的《类聚名义抄》（日本古典全集，1938—1946年）中“汉字索引 上”的内容。其后，又收录了岛田友启《古辞书索引丛刊》（私家版，1976—2003年）中《色叶字类抄》及《世尊寺本字镜》的汉字索引。这些索引均由手写完成，其中饱含了先人对古辞书研究的苦心与热情。笔者正在构建的平安时代汉字字书综合数据库，正是以《古字书索引》为典范来推进研究工作。《古字书索引》上卷中收录了正宗敦夫的《古字书索引序》，下卷中则收录了中田祝夫的《古字书索引の解说に代えて》，分别记述了从1943年到1958年，历时15年的岁月而完成索引编纂及全文誊写的经过，与索引编纂的意义。下面引用一段中田的评语，这段文字简单明了地指出了此部索引的意义。

先人虽然于文字知识丰富，但对于制作精良的索引，则尚未认识到其学术意义，现今的学者虽然深感有制作索引的必要，但于文字、学识都显劣势，即使有心着手此项工作也很难完成。此情况想必将来其势更甚。可称为生活于现代的最后的古人的长岛翁，完成了江户时代以来先人学者的未竟之事业，并将其流传于后世学界。

现在的学者则更有必要制作电子版的古字书索引。如参照《古字书索引》的成果，进一步做成日本古辞书的全文文本数据库，则可以实现具有检索功能的全文校订本文这一目标。

三、校订本文与注释

校订本文与注释这项工作，在江户时代末期考证学者狩谷棭斋的《笺注倭名类聚抄》之后乏善可陈。棭斋的成果，同时期的考证学者森立之父子，及小岛宝素的关于本草书的研究成果，都是逸秀之作，但后世参看不多，颇为遗憾。

狩谷棭斋收集整理了《倭名类聚抄》的十卷本系诸本及二十卷本系诸本，判断十卷本更接近原态，且以此为底本作成了校订本文，还博搜汉籍、国书来考证撰者源顺如何引用原典，严格将所引原典本身存在的谬误之处，与撰者源顺误引原典之处区别以待，是为古辞书注释典范之作。

日本语学者中，山田孝雄对《新撰字镜》中含有和训的条目进行校勘，并添加注释写成《新撰字镜考异并索引》（1916年），是引人注目的成果。京都大学文学部国语学国文学研究室编《新撰字镜国语索引》（1958年）则收录了阪仓笃义与木下正俊的“补注”。此索引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山田的研究成果，并于1975年出版了其增订版。

佐藤喜代治的《色叶字类抄略注》（明治书院，1995年），是分上中下三卷、约1 700页的大部头著作，受到很高的评价。关于《色叶字类抄》的论文最近出现很多，但参看此《略注》的甚少。此著作刊行时，笔者同僚、国文学者渡边秀夫与笔者亲口讲：佐藤的著作虽然受到的评价很高，但其对于研究的真正价值要被广泛理解尚需时日。

和汉比较文学的著名学者小岛宪之，极力强调对《新撰字镜》及《类聚名义抄》的内容作注释的必要，但从正面致力于这一课题的学者甚少。现状可以说一直只是停留在准备阶段。

从正面接受小岛宪之意见的学者有中村宗彦。中村宗彦的《九条本文选古训集》（风间书房，1983年）是探索《类聚名义抄》的和训典据之际所必需的工具书。同样，中村宗彦的《类聚名义抄和训の定位》（《国语国文》56卷9号，1987年），强调需弄清《类聚名义抄》和训本来的典据、由来，从而来订正和训与汉语词之间对应的偏差及误记的必要性。考证《类聚名义抄》与《文选》《诗经》《书经》《礼记》《游仙窟》本文中和训的关联，并尝试将其理论化，虽然受到瞩目，但其后续的研究不多。

作成日本古辞书的校订本文及注释，并未成为日本国语学者热心攻克的研究课题。将其归因于日本国语学者的怠慢虽然简单，但有必要考虑其背景。

古辞书研究的顺序一般而言，应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1）收集整理诸本，并明确其间的源流系统关系，选定其中的最善本为底本来进行校勘工作。（2）探寻作为古辞书原典的汉籍、佛典、国书以立证其间的引用关系。（3）分析编纂者如何理解原典汉文文献中收录的汉字及汉字词，以及对这些文字所加的音注和释义。通过这种分析，可以严密区分文献中原样保留的内容与在日本发生变化的部分。（1）是作成校订本文的准备阶段，（2）是施加注释的准备阶段。将这两个阶段完成之后，则是正式开始写成校订本文，并对其加以注释的工作，即进入（3）的阶段。

迄今为止的日本语学者所做的古辞书研究都是以（1）诸本源流系统研究，（2）出典研究为中心的。狩谷棭斋《笺注倭名类聚抄》的内容精湛，可以说是古辞书研究工作的典范。但狩谷棭斋也并未涉足（3）的阶段。

近来，青年日本语学者藤本灯在其著作《〈色叶字类抄〉の研究》（勉诚出版，2016年）的序言说：

古辞书研究的主流中，源流系统研究及出典研究至今尚“稳坐当中”，但另一方面，对于无法忽视的辞书“内容”本身，著者持续抱有极大的关心。

踏入多数日本语学者尚未着手的辞书内容的研究，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的气魄，应该得到极高的评价。下面省略对于（1）诸本源流系统的介绍，来看关于（2）出典研究的成果。

四、出典研究的成果

日本古辞书，是以各种中国古辞书为编纂材料，并对其内容进行取舍选择而成书的。直接与编纂材料作对比，即将重点置于出典分析的研究一直传承至今。借藤本的话来说，现在尚是端坐于古辞书研究主流的重要研究课题。

关于日本古辞书的出典研究，贞苅伊德取得了独树一帜的成果，其以《篆隶万象名义》《倭名类聚抄》《新撰字镜》《世尊寺本字镜》《字镜钞》《字镜集》等为对象的成果令人赞叹。笔者所担任编辑的贞苅伊德《新撰字镜の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中收录了其所有已经出版的论文，同时也收录了尚未作为论文刊行的学会发表资料，比如《观智院本类聚名义抄の形成に关する考察その1字顺をめぐる问题》（第48回训点语学会研究発表会，1983年5月，京都私学会馆）等。贞苅伊德并未供职于研究机构或大学，而是一位在企业工作的同时进行古辞书研究的民间学者。

而日本语学者的研究成果中，筑岛裕与吉田金彦的研究尤为重要。筑岛裕在《类聚名义抄の倭训の源流について》（《国语と国文学》27卷7号，1950年）中，通过比照《游仙窟》与《文选》中的古训，从而证实了观智院本《类聚名义抄》的和训源自训点本的旁训这一事实。作为在原撰本的图书寮本《类聚名义抄》的发现、介绍之前的研究成果具有重大的意义。筑岛裕的研究是从汉文训读的研究来考察古辞书中的和训，其关于古辞书的主要论文都收录于《筑岛裕著作集 第三卷 古辞书と音义》（汲古书院，2016年）。吉田金彦在1950年代发表了很多关于古辞书研究的论文。其中，《图书寮本类聚名义抄出典考》（首次出版于1954—1955年）是图书寮本《类聚名义抄》利用者必读的考证论文。吉田金彦的《古辞书と国语》（临川书店，2013年）中也一并收录了其他关于古辞书研究的论文，更便于参考。此外《古辞书と国语》中虽未收录，但吉田金彦《辞书の历史》（阪仓笃义编《讲座国语史 第3卷 语汇史》大修馆书店，1971年）作为日本辞书史概述是应该首要进行参考的著作。

宫泽俊雅是高山寺典籍文书综合调查团的成员，将《篆隶万象名义》与原本《玉篇》残卷、逸文及宋本《玉篇》进行对比，并将其成果总结为《揭出字一览表》，收录于《高山寺古辞书资料第一》（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这是以字头为对象的校勘成果。《篆隶万象名义》的高山寺本是唯一的古写本，其研究重心主要集中于《篆隶万象名义》所依据的原本《玉篇》是何种源流系统，而《揭出字一览表》正是与此相应的研究成果。由于原本《玉篇》大部分已散逸，只存有少量残卷，《篆隶万象名义》也起到了代用为原本《玉篇》的作用。宫泽的《倭名类聚抄》的诸本系统研究更胜于狩谷棭斋的研究成果，总结收录于宫泽俊雅《倭名类聚抄诸本の研究》（勉诚出版，2010年）。书中反复强调诸本研究的重要性，并发出如下的警示：不以诸本研究成果为基础的研究、评论，日后都逃不过空中楼阁的命运。此观点与宫泽及其恩师筑岛裕对《倭名类聚抄》的原撰说所持的不同观点的背景有关，筑岛裕持二十卷本原撰说，而宫泽则持十卷本原撰说。此外，宫泽探讨了关于《类聚名义抄》原撰本之图书寮本中主要出典的引用顺序，弄清了在这部辞书中，对于佛家出典（慈恩、弘法、玄应、中算、真兴）的参考优先于对其他出典（《玉篇》《东宫切韵》《倭名类聚抄》）的参考这一事实。宫泽俊雅《图书寮本类聚名义抄と妙法莲华经释文》（《松村明教授还暦记念国语学と国语史》，明治书院，1977年），即是论及此引用顺序的最初论文，其独特的分析手法略感难解及繁琐。山本秀人及笔者继承了此研究方法，也可从池田证寿《图书寮本类聚名义抄と玄应音义の关系について》（《国语国文研究》第88号，1991年）开始逐渐熟悉关于此出典引用顺序的研究。

上田正则从汉语音韵学的观点，对《切韵》残卷及其逸文进行了收集与校勘，并写成了关于原本《玉篇》残卷、逸文及《篆隶万象名义》的反切总览的著作。《切韵诸本反切总览》（均社，1975年）、《切韵逸文の研究》（汲古书院，1984年）及《玉篇反切总览》（私家版，1986年）是探寻关于日本古辞书所引反切的典据时必需的工具书。

之后，井野口孝对于逸文的探索及校释则继承了上田正的《玉篇》研究的成果（井野口孝1974，1976，1984，1986，1994）。近来，大阪大学的铃木慎吾继承了上田正的《切韵》研究，京都产业大学的泽田达也则继承了上田正的《玉篇》研究，校勘仍在进行。铃木慎吾的“篇韵数据库”（https://suzukish.sakura.ne.jp/search/）是完成度很高的研究成果。

五、作为语言资料的日本古辞书的特点

日本语学者将古辞书定位为日语研究资料。平安时代前期的古辞书《新撰字镜》与《倭名类聚抄》中所收录的日语都是以汉字书写的万叶假名和训。《新撰字镜》与《倭名类聚抄》中关于汉字及汉字词的字音、字义、字体的说明均以汉字汉文写成，与此相应，以万叶假名的形式来收录和训。

和训作为古辞书的从属内容这一点，在原撰本的图书寮本《类聚名义抄》中也相同。明记出典，以汉字汉文解说字音、字义、字体之后，收录出典明记的片假名和训。而到了改编本的观智院本《类聚名义抄》，省略了多数用汉字汉文进行说明的字义，而以片假名标记的和训则承担了说明汉字及汉字词含义的功能。与在图书寮本《类聚名义抄》中片假名和训依然作为从属内容相比，观智院本《类聚名义抄》中的片假名和训则有着更高的独立性。

另一方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声点的功能。所谓声点，是在汉字的四隅以朱笔添加星点或圈点，用以标示汉字或片假名和训声调的辅助符号。日语中以单词中音节的清音、浊音，声调的高低来区分单词的含义。声点是辨别同假名异义词的不可或缺的辅助符号。施以声点的和训，被认为有师说、证据可寻，同时也显示了和训起源于汉籍训读这一事实。如此，在明确了声点功能的基础上，弄清平安镰仓时代的日语语调体系就成为很大的课题。小松英雄《日本声调史论考》（风间书房，1971年），并不止于和训，更将汉字音也纳入视野，对这些对象内容进行综合解释，成为提出了关于日本声调史理论及实证研究成果的划时代的著作。

汉字音的声点，反映了在日本汉字音学习的实际情况。以日语为母语的日本人在习得外语发音时遇到相应的困难，可想而知在学习四声（平、上、去、入声）时需要相当大的努力。在检索韵书时，若不明了四声的区别，则很难检到目标汉字。从这样的情况考虑可知，于古辞书中所加的字音声点，既包含忠实地反映了韵书中四声区分的声点，也包含了该汉字作为日本汉字实际发音时的声点，即存在两种声点混合的情况。比如，唐代发生了上声全浊字的去声化的现象，日本的汉字音读资料中则反映了这一情况。但在古辞书中，上声全浊字上并无去声的声点，却可以散见上声声点的标记。笔者认为这应是为了参看韵书的便利而标记的按韵书来区分的声点。也就是说，日本语学者，对古辞书作为日本汉字音及日语声调的资料的部分关心程度很高，但对于汉字字义及字体注记部分的关心程度则相对较低。

而石塚晴通的汉字字体史的研究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情况。石塚以考察各时代、各地域（国家）所存在的汉字字体标准，及明确这些标准在各时代、各地域（国家）中的变迁为目的而构建、公开了汉字字体规范数据库（Hanzi Normative Glyphs database，略称HNG）。此数据库的基础是67种文献中约40万用例的纸质“石塚汉字字体资料”。选定各时代、各地域的汉籍、佛典、国书等典籍作为标准文献，将其全用例的字体整理之后并进行数据化工作，2005年3月实现了主要的16种文献的公开。相关的主要论文收录于石塚晴通（编）《汉字字体史研究》（勉诚出版，2012年）及高田智和、马场基、横山诏一（编）《汉字字体史研究 二 字体と汉字情报》（勉诚出版，2016年）。

其后，由于种种缘故服务器处于停止状态，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的高田智和与京都大学的守冈知彦 为中心的成员于2018年7月设立了汉字字体规范史数据组保存会，以数据组的形式实现了公开及保存。

作为标准文献，石塚选取了中国初唐的宫廷写经（671—677年）及晚唐的《开成石经》（837年）作为代表，通过调查论证，提出以下观点：这两类文献之中所存异体极少，记载了标准字体。但是，这两种文献中分别反映了初唐标准字体及晚唐《开成石经》的标准字体，彼此间有很大的不同。初唐的标准字体后成为日本的标准字体。

日本古辞书中，也有的引用了反映中国唐代汉字字体基准的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及郎知本的《正名要录》的内容，并且也可以看到利用了杜延业《群书新定字样》的痕迹。日本古辞书中收录了各种各样的异体字，其中也可见“正”“俗”“通”等字体注记，有关其所据原典的研究调查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将“石塚汉字字体资料”与日本古辞书对比，可观察到实际的汉文文献中的使用字体，与辞书中所记载的规范字体之间的一致或不一致。这一点可以生发出极大的研究延展性。比如，池田证寿《汉字字体史の资料と方法：初唐の宫廷写经と日本古辞书》（《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纪要》150，2016）中，通过对平安时代前期的《新撰字镜》与后期的《类聚名义抄》的考察，明确了日本汉文古辞书对于初唐标准字体及晚唐《开成石经》标准字体的接受方式的不同，这是利用古辞书进行汉字字体研究的一个尝试 。

六、古辞书的信息学研究

古辞书的信息学研究是笔者长年以来致力的另一个研究课题，也是现在学界最为关心的课题。同时，笔者认为这也是一个可以联合东亚汉字文献研究学者共同努力的研究课题。

到目前为止，在古辞书的研究中，文本的解读面临诸多困难，而解读成果的印刷和出版也同样困难重重。即使仅限于日本古辞书研究，山田孝雄、长岛丰太郎、贞苅伊德、岛田友启、上田正、宫泽俊雅的业绩均是将手写的原稿原样进行印刷、出版的。大致到1980年代为止，难字较多的文献的铅字印刷都很困难，所以不得不将手写原稿原样出版。

文字信息处理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这一状况。这一点想必大家都有同感。Unicode 1.01发布于1991年，收录了20 902字的CJK统合汉字（CJK Unified Ideographs，或称中日韩统一表意文字）。1995年Microsoft发布Windows 95，互联网爆炸式的普及极大地改变了计算机的文字信息通信环境。1999年的Unicode 3.0中追加了CJK扩展汉字A，2001年的Unicode 3.1添加了CJK扩展汉字B，计算机可以处理的汉字总数达到70 195字。2001年Microsoft发布了Windows XP，Apple发布了Mac OS X，Unicode 3.1中收录的超过7万汉字的实际处理得以实现。其后Unicode对于汉字的追加还在继续，2017年的Unicode 10.0中CJK统合汉字及扩展汉字A～F共计可处理总数为87 861的汉字。

进入21世纪，日本国内的汉字处理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陆续出现如下重要的相关数据库：2003年川幡太一的汉字数据库，2004年石塚晴通的汉字字体规范数据库，2005年安冈孝一的拓本文字数据库及守冈知彦的CHISE IDS汉字检索，2006年上地宏一的GlyphWiki，2007年SAT大正新修大藏经文本数据库。可以说研究环境迎来了变革转换期。

现在Unicode中超8万个汉字的利用成为可能，《康熙字典》及《广韵》等主要字书、韵书的电子文本也都得到整备，古辞书的研究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以下对HDIC中所收录的日本古辞书的字头的Unicode对应情况进行简单介绍：《篆隶万象名义》的约16 000字头的99％，《新撰字镜》的约24 000字头的90％，图书寮本《类聚名义抄》的约7 000字头的99％，观智院本《类聚名义抄》的约42 000字头的80％，利用Unicode都可以进行处理。《新撰字镜》与观智院本《类聚名义抄》中Unicode不能对应的汉字很多，这些字如何处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比如，《新撰字镜》与观智院本《类聚名义抄》共通的IDS（Ideographic Description Sequence，表意文字描述序列）字例有如下145字：

以下是上述用IDS进行处理的字头在天治本《新撰字镜》中的原本图像实例。

如此，Unicode中尚不能处理的汉字，首先利用以汉字的部件组合来进行表述的IDS来做尽可能的输入，同时有必要将字头的原本图像逐字剪切为独立图片，从而可以具体参考该汉字详细的笔画细节。但展望未来，我们希望古辞书中收录的汉字能够被纳入Unicode，从而使这些信息能够被更多人分享和利用。虽然前进的道路漫长崎岖，但并不是不能实现的目标。要登录到Unicode这样的国际标准中，使得其文字信息在国际范围内实现共享，需要满足如下几个条件：对象汉字字形出现在复数的文献资料、碑文资料中，关于判读字形，研究者之间意见统一，及存在印刷出版的翻刻及释文，从而可以方便地对其内容进行确认。而要达成这样的条件，国际研究合作则尤为重要。

七、结语

本章以日本古辞书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为题目，介绍了先学大家的研究成果，并且介绍了笔者所推进的HDIC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内容，不禁再度感叹：先学长岛丰太郎的《古字书索引》是为先驱业绩。没有热情难以推进完成任何事业。《新撰字镜》与《类聚名义抄》的校订本文与注释的完成，成为现在留下来的一个巨大的课题。不涉险路，难登顶峰。虽然完成日本古辞书校订本文和注释的工作途中一定有很多困难无疑，但向着最终目标努力，希望可以逐渐接近目的地。笔者认为构建及公开作为平安时代汉字字书的综合全文文本数据库的HDIC研究项目，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之一 。

最后，关于计算机信息处理中所存在的字种不足的问题，以汉语史研究者及日本国语学汉文古辞书研究者为首，这是许多研究者正面临的课题，但笔者想强调这是在学者的通力协作中一定可以解决的研究课题。 KMI1qF5lDcxGUufwqxMzopg0wGCuhQ4vm0T4J8MUgxVhZCkAmBg2H+eqaIRDD/0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