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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辞书史的时代划分，根据吉田金彦（1971）的研究，可分为五个时期：奈良时代至平安初期为第一期（创始期，大约620年至900年），平安中期至院政时代为第二期（形成期，大约901年至1183年），镰仓时代至室町时代为第三期（发展期，大约1184年至1602年），江户时代为第四期（普及期，1603年至1867年），近代（从明治维新至今）为第五期（发展期，1868年至今）。作为入门书籍，中田祝夫（1983）的作品易于阅读。作为概论性的书目，川濑一马（1986）详细介绍了古辞书的书目，是一部名著。此后，吉田金彦（1971）的研究非常出色。池田证寿（2024）的第一部分总论，以及Bailey（1960）和Ikeda（2024）也值得参考。收录了代表性专业论文的论文集，如贞苅伊德（1998）、吉田金彦（2013）、筑岛裕（2016）均非常有益，本书的内容也大量参考了这些研究。
辞书，可依其内容重点置于汉字的形、音、义的哪一方面来分类。有依形的字书（按部首分类），依音的韵书（按韵分类），依义的训诂书（按字义分类）。也可归类为以文字为主的字书，及以词汇为主的辞书，这种情况下，韵书则归为字书。除此之外，作为特定典籍辞书的音义（也称为音义书），及目的在于辨似的字样（也称为字样书）也都分别可归为辞书的一种。另外，还有依语义分类，作为百科全书一类的类书，作为专业辞书的和歌用语辞典、本草书及梵语辞书等。上述这些可总称为辞书类典籍。
下面，作为前史，先概述至奈良时代末期的辞书史，之后将平安时代辞书按字书、韵书等分类进行概述。总观平安时代所编纂的辞书中都包含有哪些内容，意在把握其全貌，将参考文献的大部分内容都标记在脚注中。日本汉文古辞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整理，就汉语史研究而言，从利用日本汉文古辞书的角度，一定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有记载的日本最早的辞书是境部连石积等编纂的《新字》44卷（682年，逸书）。关于其内容有诸种学说，比如，冈井慎吾主张这是一部用来对文字字形进行勘误的典籍，又比如，小岛宪之从实际的金石文、古写本的实际情况来推定，认为其中采用了唐代的“今字”，是一部同时记录了古字、今字、通用字，并记述了相应训诂内容的典籍
。《新字》的编纂，是与当时的律令、帝纪的编纂相关联的
。
北大津遗迹出土的“音义木简”被认为是7世纪后半叶的木简文献。断片中可见“誈阿佐ム加ム移母”，这是对“诬”的异体“誈”所加的和训标记，以万叶假名标注为“アザムカムヤモ”（动词アザムク＋助动词ム＋助词ヤモ）。如果这个内容标示了对原汉文内容的训读，那么此木简文献，作为7世纪后半叶的汉文训读资料应受到极大的注目
。
8世纪时出现过《杨氏汉语抄》及《弁色立成》。从《倭名类聚抄》中可知这些典籍的存在，《令集解》中引用的“古记”援引了“汉语抄”
[1]
，这些典籍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是毫无疑问的。依据《倭名类聚抄》的序文，可知《杨氏汉语抄》成立于养老年间（720年前后）共十部，《弁色立成》共分十八章，从《杨氏汉语抄》《弁色立成》的引文内容与《新撰字镜》中的《临时杂要字》
相似这一点，可推测这是一类依语义分类，对汉语词附以万叶假名和训，即中日对译形式的简便实用本位的用字字书，统称为“汉语抄”类典籍
。
敦煌本
《俗务要名林》（S．167，P．2609）也是依语义分类，对汉语词附加音义说明，同样是简便的体例，与“汉语抄”相似
。
另一方面，在当时的日本学界，部首分类的《玉篇》（30卷）经常被引用，在注释书及音义书中都留下这些痕迹。而相对于《玉篇》，对于韵书《切韵》5卷（隋陆法言，601年）的引用却比较少。这一点，可从《令集解》所引用的“古记”“令释”这些律令注释书来推定
。此外，善珠、明一等撰述的佛典注释书，及元兴寺信行等所撰述的佛典音义中也可以确认到对《玉篇》的利用
。善珠的注释书《成唯识论述记序释》中有“惟
行坠
”这样的对原文内容所作汉文训读标记的痕迹
。
佛典音义，也被称为佛书音义，或是佛经音义，是注释书的一种，按照在佛经典籍中的出现顺序，抽出需加注的字句，并加入字音注、字义注。撰者未详的《新华严经音义》（大治三年誊写宫内厅书陵部本《一切经音义》）卷第一附载，通称为大治本《新华严经音义》，撰者未详的《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2卷（小川本），元兴寺信行《大般若经音义》3卷（仅存石山寺本、来迎院本中卷，《大般若经要集抄》为其摘录）等，均为奈良时代末期的典籍。这些音义，在《玉篇》之外，也较多地利用了唐代玄应《一切经音义》25卷（661年左右）。小川本《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是以唐代慧苑《华严经音义》（720年左右）及大治本《新华严经音义》为主体，并据《玉篇》和《玄应音义》进行增订，因其中收录了众多的和训而广为所知。1943年刊出的冈田希雄的《新华严经音义私记倭训考》，时至今日也未失去其参考价值
。
无论是俗家或是佛家，《玉篇》在当时的日本学界都得到广泛的利用。这一点，从《玉篇》残卷的留存状况及诸典籍中所引用的《玉篇》逸文即可明显地看出。但是，部首分类辞书的编纂主要是在佛教界完成的。《篆隶万象名义》6帖，是由弘法大师空海（774—835）所撰述的。原样继承了《玉篇》542部的构成，是将《玉篇》的详细注文进行简省，使内容更为实用化的一部字书，对其中的部分字头添加了篆书。现在，多被略称为《万象名义》。其中前半的4帖为空海自撰，分为50卷构成，后半的2帖为后人续撰，收录了《玉篇》30卷的后半，即15卷之后的内容。其撰述年代，由第一帖起首处可见“东大寺沙门大僧都空海撰”的记述，推断应在空海被任命为东大寺大僧都起的天长四年（827）至其殁年的承和二年（835）之间。永久二年（1114）书写的高山寺本为唯一的古写本。《篆隶万象名义》为空海的著作，其中保留了已散逸的顾野王《玉篇》的内容，迄今为止有诸多研究
。僧侣昌住的《新撰字镜》12卷，是昌泰年间（898—901）的典籍，有完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天治元年［1124］写本）及抄录本这2个系统广为所知。以“天、日、月、肉、雨”为始，以“临时杂要字”为终，全书由160部构成。其中包含了天部、亲族部、临时杂要字等一部分依字义进行分类的内容
。
《新撰字镜》的序文中记载了如下内容，最初，将《玄应音义》改编为“三卷”
内容，后参照《玉篇》《切韵》及《私记》进行增订，更进一步地引用《小学篇》《本草》，增补为12卷。其中只有部分内容明确地标记了出典，但依据各字条的排列顺序及注文内容的相似程度可以确定相应的典据文献
。全书对超过2万字的字头施以字音、字义的注释，并收录了3 000余条和训
。
12世纪出现了古辞书巨著《类聚名义抄》
。现在，多略称为《名义抄》。原撰本在1100年左右
由法相宗僧侣编纂，而以此为基础的改编本（也称为增补本、广益本），于12世纪前半叶
由真言宗的僧侣编纂成书。《名义抄》全书，由佛法僧3部，120部构成。原撰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院政期写本（图书寮本）的零本（法上）为唯一的传本。改编本中，作为完本的天理图书馆所藏的古写本（观智院本
）最为著名，此外，高山寺本
、莲成院本
、西念寺本、宝菩提院本
也广为所知，另外还有列有部首一览的《六帖字书篇立》
。
《新撰字镜》与原撰本《类聚名义抄》的共通之处在于，这两本辞书均是以《玄应音义》等佛典音义为基础，并辅以《玉篇》及《切韵》系韵书进行增订。相较于《新撰字镜》只对一部分出典名称作了注记，原撰本《类聚名义抄》原则上明示出典，贯彻了典据主义，其引用也非常忠实于原文
。这样的引用方法，反映了尊典籍本文为权威的平安时代的学问形态
。
改编本将原撰本中原有的佛教词汇的条目、详细的汉文注释及出典注记进行省略，将万叶假名改为片假名，并大幅增补和训及异体字的内容，使得其特性与原撰本相比有了很大不同。平安中期，汉籍的训法作为博士家的家学逐渐固定，汉籍本文与训点作为一体被传承下来，而《类聚名义抄》则收录了其中大量的和训
。先行研究中指出相对于原撰本的词条中标示与汉文本文相同的词形，而改编本中则将其改为终止形，这在辞书发展史上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原撰本与改编本中，均有着丰富的以声点对和训声调的注记，及依据反切、类音注、声点等对字音的注记，在和训声调史、字音史上都是重要的研究资料
。
《世尊寺本字镜》，原形为3卷本，东洋文库所藏的镰仓初中期写本2册
，相当于原形里下卷的内容
。其编纂依据了先行文献《新撰字镜》、《类聚名义抄》（原撰本、改编本）、《无名字书》等，但却没有明示出典，这一点显示其与《类聚名义抄》改编本系统之间的关联
。
虽然卷数及撰者未详，根据原撰本《类聚名义抄》所引用的《玉抄》为片假名和训，推定其应于平安后期成书
。而与此不同，《俱舍论音义》
所引用的《玉篇抄》（也表记为《玉抄》）则以汉文来记述字义
，由此推定此书为《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年）中所见的《玉篇抄》13卷，为唐土之书。
现行研究中指出一部分日本古辞书也受到中国字样的影响，例如《新撰字镜》中可见郎知本《正名要录》（S．388后半）
的内容，原撰本《类聚名义抄》引用了唐代颜元孙《干禄字书》（710—720年左右）及唐代郭迻《新定一切经类音》
，广益本《类聚名义抄》的部分内容与辽代行均《龙龛手镜》相似
。
俗家、佛家虽均对《切韵》系韵书多有利用，但在日本的韵书编纂则多出自俗家的文人、汉学者之手。菅原是善（812—880）的《东宫切韵》（据记录为20卷、23卷、12帖）虽为逸书，但逸文中关于13家《切韵》及曹宪《桂苑珠丛抄》等，按陆法言、曹宪、郭知玄、释氏、长孙讷言、韩知十、武玄之、薛峋、麻杲、王仁煦、祝尚丘、孙愐、孙伷、沙门清澈的顺序引用，并将《玉篇》的注文作为今案部分载入
。
为年幼的初学者所编纂的三善为康的《童蒙颂韵》2卷（天仁二年［1109］成书，尊经阁文库藏弘治二年1556写本及其他），是将平声字按韵分别编为四字句，附有音训，从而便于背诵的韵书
。《诗苑韵集》10卷（平安后期，别名《平安韵字集》《韵字集》，天理图书馆藏的镰仓时代写本）也有流传
。
《和汉年号字抄》3卷1册（镰仓时代中期，尊经阁文库藏文明十一年［1479］写本）虽依字义进行分类，但其中大量无省减地引用了《东宫切韵》的内容
。
此外，依据对日本撰述的典籍分类图书目录《本朝书籍目录》（撰者未详，或为镰仓时代后期成书）
，可确认藤原季纲的《季纲切韵》《古文切韵》，藤原孝范《孝韵》等的存在
。也可推测出如下典籍的存在：《小切韵》（《俱舍论音义》所引用）
，《四声小切韵》（《高山寺圣教目录》所收载），大江朝纲《倭注切韵》（《作文大体》序文所引）
，及藤原敦光《和注切韵》（《辨疑书目录》所收载
）等。
《作文大体》1卷（平安中期，天理图书馆所藏观智院本及其他）是作诗入门的教科书，起首处附有《倭注切韵》序。
承平四年（934）左右成书的源顺的《倭名类聚抄》（10卷或20卷）
，多被略称为《和名抄》，是效法类书构成的依字义分类的辞书，是汉语抄类中所见的汉语词及万叶假名和训的集大成者，标示了作为汉语词根源的本文
。比如“四阿唐令云，宫殿皆四阿，弁色立成云四阿安都末夜”（笺注本卷三1表，居处部第六屋宅类廿七）这一词条，汉语抄类中为“四阿阿豆万屋”，只有万叶假名的和训，而《和名抄》中则标示了《唐令》的本文“宫殿皆四阿”。
天长八年（831），滋野贞主等奉淳和天皇诏命编纂《秘府略》1 000卷。现只存成篑唐堂文库本的第864卷及尊经阁文库本的第868卷，其内容为依字义分类的类书。
《秘府略》以中国类书为典范，是集明示典据的诸书之大成的典籍，如以《华林遍略》（523年）为主要材料的《修文殿御览》（572年）、《艺文类聚》（624年）、《翰苑》、《初学记》（727—728年）等，参看并引用这些典籍的内容
。上述典籍均反映了此时期以典籍本文为权威的学问形态。
另有面向初学者的教科书，即幼学书。依字义分类，包含百科全书的内容，有源为宪的《口游》1卷（天禄元年970自序，弘长三年［1263］誊写真福寺本）
；《世俗谚文》3卷（仅存上卷，宽弘四年1007自序，东寺观智院本平安末期写本及其他），如书名所示，为汇集了世间俗谚之书，也包含教科书性质的内容
；平安末期的《幼学指南抄》30卷，其古写本分散收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大东急纪念文库、京都大学等处。此外还有镰仓初期的藤原良经《玉函秘抄》3卷（尊经阁文库藏南北朝初期写本及其他），藤原孝范《明文抄》5卷1册（神宫文库藏江户期写本），《日本事始》2卷（尊经阁文库明应7年写本及其他）
，及菅原为长《文凤抄》10卷（1215年以后成书，尊经阁藏永仁七年［1299］写本及其他）等。
橘忠兼的《色叶字类抄》2卷及3卷，据和训的头音按伊吕波47篇分类
，各篇按意义进一步细分为21部，即天象、地仪、植物、动物、人伦、人体、人事、饮食、杂物、光彩、方角、员数、辞字、重点、叠字、诸社、诸寺、国郡、官职、姓氏、名字等21部。标示当时的和语词、汉语词的汉字表记，并以片假名标出其读法，同训的多个汉字存在时，则优先标示常用字，这一点在当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2卷本成书于天养（1144—1145）至长宽年间（1163—1165），3卷本则成书于天养（1144—1145）至治承年间（1177—1181）。3卷本为尊经阁所藏，镰仓初期写本的中卷及下卷虽有一部分缺失，但书中并施声点、合点，是十分有研究价值的日本国语资料。完本有黑川真三男所藏的江户中期写本。另外还有镰仓初期增补而成的10卷本《伊吕波字类抄》。属于此系谱的辞书，还有《节用文字》1帖（成篑堂文库藏院政期写本）及《世俗字类抄》（原本或成书于院政期，有2卷本、3卷本、7卷本等诸本）。《色叶字类抄》及此系谱的伊吕波索引的辞书，被称作日本最早的“国语辞书”，刊行了各种复制本及索引，相关论著也较多
。
和歌用语辞书中，以藤原仲实（1057—1118）的《绮语抄》
3卷为最早，它是为初学者学习而汇集歌语并作解说的书籍。上卷包含天象部、时节部、坤仪部、水部、海部，中卷包含神仙部、人伦部、官位部、人行部、言词部、居处部、舟车部、珍宝部、布帛部，共14部。下卷包含动物部、植物部2部，共设有16部。并未多见有对引用书的记述，但可见“能因抄”“四条大纳言歌枕”等记载，且其中有包含“顺和名”的一个词条
。
藤原范兼的《和歌童蒙抄》10卷（或于1118—1127年左右成书）。从第1卷到第9卷，分为天部、时节部、地部、人部、人体部、居处部、宝货部、文部、武部、伎艺部、饮食部、音乐部、渔猎部、服饰部、资用部、佛神部、草部、木部、鸟部、兽部、鱼目部、虫部等22部，记述例歌、词解、出典等内容。第9卷为歌体、歌病等歌论内容。《和歌童蒙抄》的分类较之《绮语抄》更为精细，可确认其中分类方法的进步
，标示了以日本国语为主体的辞书的出现。藤原范兼是著名的和歌诗人，出身汉学世家。其曾祖父是著有《季纲切韵》的大学头（即平安时代大学寮长官）藤原季纲。范兼自身也为大学头。
藤原清辅的《和歌初学抄》1卷（仁安［1166—1169］之前成书），是以《奥义抄》3卷附1卷（1135—1141年成立）为基础编纂而成的歌学书的集大成之作。由古歌词、由绪词、秀句、讽词、似物、必次词、喻来词、物名、所名、万叶集所名、读习所名、两所歌等12部组成。这其中，由绪词、秀句、喻来词、物名等部的内容兼有辞书的特点
。
本草书是中国记载了以植物为中心内容的药物学书籍，即药学辞书。梁陶弘景的《本草集注》3卷及唐苏敬的《新修本草》传入了日本。《新修本草》则成为典药寮（即药司）中医学生的教科书。
《本草和名》2卷
，也称为《辅仁本草》，是于延喜年间（901—923）由深根辅仁（生卒年未详）所编著的日本最早的本草书。这是《倭名类聚抄》的出典之一，在辞书史上是非常重要的著作。书中将1 025种药物分为本草内药850种，诸家食经105种，本草外药70种；又进一步细分为玉石、草、木、禽兽、鱼虫、果、菜、谷类及有名无用等类别；并记载其名称、异名、出典、和名及产地。和名采用万叶假名记载，共收录711种。
多纪元简从幕府书库中找出古写本校订之后，附有宽政八年序（1796），于享和二年（1802）出版。此版复制本，由森立之（1807—1885）及其子约之（1837—1871）参看诸书而记入批注的一本，后为大槻文彦所收藏，其后附有解题，及出自山田孝雄之手的和训索引。其影印本，刊行于《日本古典全集》（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26年）。大槻文彦的旧藏本，后为松本书屋所藏，彩色版影印本也得以刊行
。
《医心方》30卷，丹波康赖（912—995）著。成书于永观二年（982），有半井本、仁和寺本。它是一部依疾病种类引用记述各种典籍的医学全书，也是日本最早的医书。其在汉文解说之后附有万叶假名和训
。
《康赖本草》1卷为假托于丹波康赖之书，一般认为成书于院政期之后。有《本草类编》《本草和名传钞》《本草和名钞》等异称。将药物按草、木、果、米谷、菜、玉石、人、兽、禽、鱼虫分为10类。活字本收录于《续群书类从》
。
《香字抄》2卷或3卷，成书于11世纪末，著者虽不详，但有传为丹波雅忠。它以宋代《开宝重订本草》为主要材料，关于密教修法所用的苏合香、郁金香等48种香药，引用汉籍、佛典、国书内容而加以解说
。所谓密教修法，即加持祈祷之事，焚护摩，唱真言，以求得佛之加护的仪式。僧侣有必要习得用于仪式的香药知识，朝臣贵族间则将香药作为熏香而赏玩。朝臣贵族所撰述的即为此《香字抄》，而由僧侣所撰述的即为下述《香要抄》。
《香要抄》2卷，为真言僧成莲院兼意（1072—1158年之后）以《香字抄》为基础，并以宋代陈承的《重广补注本草》增订编纂而成书。兼意另著有《药种抄》《宝要抄》《谷类抄》。兼意弟子常喜院心觉编纂《香药抄》1卷（别名“俊通抄”，永万元年写本），慈尊院兴然（1121—1203）也著有同名异书
。
所谓音义，即从特定典籍中选出难字难词，注以音注、释义的书籍，也称为音义书、音训、释文等。
日本编纂了很多关于佛典的音义（也称为佛经音义、佛典音义或佛书音义）。下面以佛典音义为中心展开介绍。
汉字中有很多多音字，有时即使只有音注，也可知其字义及用法。另外，有时即使只有音注，也可以用于区别与之字形相似的其他汉字。由此，即使没有释义，也可称为音义。
音义中，虽依本文中的出现顺序，排列字条、词条的卷音义（随函体）较多，但也有依部首分类的篇立音义（字书体），依字音分类的按音排序的音义。平安时代的佛教界编纂了很多音义，后来都成为编纂《新撰字镜》和《类聚名义抄》的材料。佛经音义中转载、引用《玉篇》《切韵》的内容，收录和训，大多是颇为有益的语言资料。佛典学习方面，玄应《一切经音义》传入日本并得到广泛利用。但慧琳《一切经音义》100卷（807年）虽于平安镰仓时代传入日本，但未见确实被使用过的痕迹。虽有像慧苑《华严经音义》，慈恩大师窥基《法华经音训》等单独的音义传入、并广为利用，但如《大般若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孔雀经》等，玄奘（602—664）之后的新译经典，研读之际，利用慧苑、慈恩音义多有不便之处，故在日本又独自编纂了相应的音义。
《法华经》，确切地说是《妙法莲华经》，为鸠摩罗什（344—413）的旧译。其注释与音义传入日本并广泛得到利用，更进一步地被编成为独特的注释、音义
。在《法华经》本文中施以训点的点本也留存有很多。
另一方面，在大学学习汉籍之际，如《论语》即应参考郑玄、何晏注一般，依典籍指定相应的注释书，作为音义则有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30卷。用于汉文读解时的参考书、辞书并不匮乏，所以基本上没有独自编撰的汉籍音义。宇多天皇（867—931）的宸翰《周易抄》，其中以万叶假名、草假名记述和训，与其说是音义，不如说是和训的摘要
。
《日本书纪私记》是在平安初期的书纪讲习会时，用万叶假名所记录的训读内容，为音义的一种。普遍认为其与一般的训读词语有不同之处
。有对《和名抄》的引用，这一点也须注意。
在佛教界，僧侣们编纂了很多佛典音义。《四分律音义》1卷（宫内厅书陵部藏平安时代初期写本），其后追记有以汉字音书写的梵语及与其相应的数十条和训
。这样的形式，一方面显示了《玄应音义》中的音义被单独利用，同时也说明了经日本僧侣之手的增订情况。纸背上还留有平安中期真言宗的学僧石山内供淳佑（890—952）所誊写的佛教经典的摘抄。其父为菅原道真之子淳茂。
于延历二十三年（804）渡唐，并于大同元年（806）归朝的空海，以密教经典为中心，请来许多典籍。《金刚顶经一字顶轮王仪轨音义》1帖（高山寺本及其他）也称作《一字顶轮王仪轨音义》，是从空海请来经的不空译《金刚顶经一字顶轮王瑜伽一切时处念诵成佛仪轨》（《一字顶轮王仪轨》）摘出字句，并附以音注、释义而成的书籍
。其本文如“糤左尔反训加左”所示，单字字头上注记和风反切及万叶假名和训。
密教经典的音义另外还有《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释文》1卷（神田喜一郎氏藏本）与《孔雀经音义》3卷（传观静撰，956年，醍醐寺藏天永二年［1111］写本及其他）。这些音义从中国辞书转载，保留了平安初期的早期形态。《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释文》为般若译《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的音义。其中除引用了原本《玉篇》的很多内容外，也有对包含万叶假名和训的《书中要》的引用
。
传观静《孔雀经音义》为不空译《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孔雀经》）的音义
。醍醐寺本的扉页书题上虽记述有“日本东山坐禅沙门记”，继醍醐寺本之后为大觉寺藏本（保延三年［1137］写）中记录有“日本东山坐禅沙门观静记”，有可疑之处，暂作传观静。有意见认为大觉寺藏本的记载或意为观静补订之意
，或为同音之宽静（901—979，传未详）
。“大黑蛇”的条目中，可见对逸书《一切经类音》的引用及对和训“凡倍美曾”的记载。为例示“蛇”及其异体字之处，“曾”为系助词ゾ的文末用法，应是读作“
て
ぞ”。“へみ”即为“ヘビ”在古日语中的形式。
传观静的音义之外，还有三种《孔雀经》的音义。首先是撰者未详的《孔雀经音义》1卷（醍醐寺藏平安中期写本），以单字字头为主体，附以收录自中国辞书的音注（反切及四声注记）和释义。并以附有最早的五十音图而著称
。
其次，《孔雀经单字》1卷（高山寺旧藏小川家本及其他）则以《广韵》等中国小学书为主要材料编撰，书中也可见声点的加点。目前高山寺的经藏仅存一纸（推测应为补遗内容）
。
再者，《孔雀经音义》（唐招提寺藏院政期写本）中收录有反切、声点，是字音研究上很有帮助的资料
。
法相宗中算的《妙法莲华经释文》3卷（贞元元年［976］，醍醐寺藏本、天理图书馆藏本），是在藤原文范的劝邀下编纂成书的，又称为《法华经释文》或《法华释文》。它以唐代慈恩大师窥基《法华经音训》1卷（慧琳音义第27卷所收）等音义为主要材料，并参照《玉篇》《东宫切韵》而增注。本文为汉文并无和训，但存有字音声点、乎古止点等加点内容，更有些许旁训
。
中算的弟子真兴（934—1004）的《大般若经音训》4卷，虽为逸书，但相实的《息心抄》（叡山文库天海藏建久年间写本）及图书寮本《类聚名义抄》中有相当多的引用，可据此推测其内容及体例。其体例为：字头以汉字标出，而旁注则以片假名标示音注（吴音），夹注中则附以汉文注释
。
藤原公任（966—1041）的《大般若经字抄》1帖（石山寺藏长宽二年［1162］写本）以单字为字头，而旁注中标示类音注，夹注中附以汉文释义或片假名和训
，也有写明《切韵》《广益玉篇》《字书》等引用书名之处。
与以中国辞书的汉文注释为主体的平安初期的音义相比，此后的音义则显示出了逐渐日本化的特征。《金光明最胜王经音义》1帖（大东急纪念文库藏承历三年［1079］写本），以刊载最早的伊吕波（いろは）歌而闻名
。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卷音义，如“侵志牟反乎加须”“髻计音 毛止々利”（省略声点）所示附有音注及万叶假名和训。字尾以“レ”表记韵尾-η，以“＞”表记韵尾-n，此为法相宗及真言宗所用符号，由此推测撰者也应为这两派之中僧侣。
天台宗中，源信（942—1017）著有《法华经义读》（别名《惠心僧都义读》，收录于《大日本佛教全书》31）。篇幅虽短，但从《法华经》中摘录出两音字，并记述相应的字句、声调、声点、反切及和训等内容。一部分词条附有假名字音
。
作为规范的音义，保延二年（1136）由源实俊所誊写的《法华经单字》1帖为卷音义
。以声点及音注标注字音，并收录较多和训。字音注为独自反切。院政期誊写的九条家本《法华经音》1卷，是依韵分类的按字音索引的音义
。与《法华经单字》相同使用独自反切
，并且两者间有着共通的字音体系。《法华经音》与《法华经单字》，与南都或真言宗系统的音义体系不同，需加以注意。
进入镰仓时代后，明惠（1173—1232）的高徒喜海（1178—1251）根据宋版《一切经》所附录的音释和单本《新译华严经》中所附录的音释，编纂了《新译华严经音义》（见本书第四章第四节）。其中对宋版附录音释的利用是值得注意的。
关于梵语辞书，有冈田希雄对梵语辞书史的概说（冈田希雄1935d，1941）。
奈良时代末期有信行《梵语集》3卷（逸书，《香药抄》等所引）。在平安时代，有心觉（1117—1182）的依伊吕波排序的梵语辞书《多罗叶记》2卷或3卷（别名《多罗叶钞》《多罗要钞》，醍醐寺藏文历二年［1235］写本及其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4卷所收）
，同时有密教事相书《鹅珠抄》3卷（别名《心目（抄）》《心觉抄》等），收录在《真言宗全书》36）。常喜院心觉在三井寺受戒出家，之后入东密，成为成莲院兼意的弟子。兼意著有《香要抄》《药种抄》等著作。两人都与辞书编纂相关，这一点值得注意。还有撰者未详的《梵语集》1卷（或成书于院政期，高野山金刚三昧院藏镰仓初期写本）。
本章对于日本国语学范畴，从古辞书研究的视角，以中国及日本的辞书中依部首分类、依韵分类、依字义分类的辞书为中心展开，并略述了本草书、佛典音义、梵语辞书等内容。可推想日本古辞书的编纂，与上述这些辞书相关联，在对汉字汉语词的理解与利用汉字汉语词的表现之间，应是经历了怎样的苦战。想到这些，向编成并刊行各类日本古辞书影印、索引及注释的前辈致以敬意。
[1] 可见如下的内容：“古记云。舆无轮也。辇有轮也。 汉语抄云。舆。母知许之。 腰舆。多许之。 迹云。辇者。己之久留万”（卷五职员令、主殿寮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