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本书着眼于8至13世纪日本辞书的草创、形成时期，探析这一时期汉文辞书音义的编纂方法，基于对其中逸书引文的研究，以期复原古代逸书的原貌，并依此进行相关数据库的构建工作。本书中选取的日本汉文辞书音义多为僧侣所编纂而成，且多以古写本的形态流传至今。日本的佛教僧侣为了能够读解佛教经典，以中国的字书、韵书、音义书为主要材料，编纂了各种辞书音义。至今，针对这些汉文辞书音义，前贤时修有针对单个书目的研究，但缺乏全面的论述。因此，本书试图对日本古辞书音义进行全面且系统性的研究。本书中，将在日本以汉文编纂而成的字书、韵书、音义书等，称为日本古辞书音义、日本汉文辞书音义或日本汉文古辞书等。本书的书名择用“日本汉文古辞书”。

关于本研究的特色及新见解，特别值得提到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详细介绍了日本关于汉文辞书音义研究的最新动向。通过本书使中国学界能够了解日本汉文辞书音义资料的特点，进而推动汉语史研究的发展。

第二，详细整理分析了作为日本汉文辞书音义的编纂材料的中国小学书（如玄应《一切经音义》、顾野王《玉篇》等），并且探明这些辞书音义的编纂方法。

第三，针对在中国已为逸书的初唐郭迻撰《一切经类音决》、杜延业撰《群书新定字样》等，探讨其究竟为何内容的小学书，对其原貌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以下为本书章节目录。全书由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总观日本的古辞书研究。

第二部分佛经音义与字书的研究是本书的核心部分，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即《华严经》及其音义的相关研究，《篆隶万象名义》《新撰字镜》《类聚名义抄》等字书的相关研究。

第三部分字样书的研究中，以日本辞书音义中的逸文为切入点，考察至今少有人探讨的杜延业《群书新定字样》和郭迻《类音决》。

本书中所论及的辞书音义均为保存在日本的文献，所以对于读者来说未免有不甚熟悉之处，下面对其进行具体的介绍。

奈良时代（8世纪）编纂的大治本《新华严经音义》以玄应《一切经音义》和顾野王《玉篇》为主要材料。小川本《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则在此大治本的基础上，加之慧苑《新译华严经音义》，并再度参照玄应《一切经音义》、顾野王《玉篇》的内容而编纂成书。

进入平安时代后，9世纪初叶，出现简化了顾野王《玉篇》的空海《篆隶万象名义》，据此可一窥已散逸的顾野王《玉篇》的内容。9世纪末昌住的《新撰字镜》编纂成书，此书以玄应《一切经音义》、顾野王《玉篇》及《切韵》系韵书为主要材料，援引众多小学书，编成分为160个部首的字书，收录约2万字条。11世纪至12世纪，《类聚名义抄》成书（撰者未详）。《类聚名义抄》有原撰本及改编本两个种类的传本。原撰本仅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全书约有五分之一的内容传世。改编本的传本众多，其中观智院本（现藏于天理图书馆）为唯一的完本，全书共10卷，120部首，约32 000词条，可称为日本古辞书中的巨作。镰仓时代初期（13世纪），京都高山寺的喜海编纂了《新译华严经音义》，其内容以反切为主，但一直以来其典据都未得以明确。本书也对这样较为新式的佛经音义进行了探讨。

关于前文所述三点特色及新见解，下面将对其所取得的成果作具体阐述。

第一，概述日本最新的研究动向，整理相关文献的影印、索引、专著及学术论文等信息，并详细介绍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将日本汉文辞书音义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学界，在学术交流上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近年，虽然在中国刊行了很多关于日本古辞书的中国学者的研究论著（如吕浩《篆隶万象名义校释》、张磊《新撰字镜研究》等），但以中文形式刊行的日本学界关于日本古辞书的研究成果，却少之又少。对于希望利用日本汉文古辞书音义的中国学者来说，可谓是一大憾事。因此，对于利用日本汉文辞书音义来推进汉语史研究这一点，本书的刊行有着深远的意义。换言之，为了使日本汉文古辞书音义资料能够更充分地适用于汉语史研究，参考借鉴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二，关于玄应《一切经音义》和顾野王《玉篇》的出典研究，有了很多新发现。如大治本《新华严经音义》优先收录玄应撰《一切经音义》的内容，不足之处再以顾野王《玉篇》补足；小川本《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利用了各种音义、字书、注释书，呈现出多样的记载形式；喜海的《新译华严经音义》则利用了单刊的宋版《华严经》及宋版《一切经》的附录音释；《玉篇》删节本的《篆隶万象名义》全六帖中的第一帖，有依据别本《玉篇》进行增补的痕迹，而这也与《类聚名义抄》的编纂相关联；《新撰字镜》中，对于《一切经音义》的引用，集中于《一切经音义》第十四、第十五及第十六卷；图书寮本《类聚名义抄》所引出典有独特的优先级，其中慈恩大师、弘法大师的著作被优先引用；利用数据库探明观智院本《类聚名义抄》的词条目数及字头文字数等，这些成果对辞书音义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三，对于中国已散逸的小学书，有如下的研究成果。从敦煌本《切韵》残卷及日本《东宫切韵》的逸文中发现杜延业《群书新定字样》的逸文，以此进一步引发对敦煌本S．388前半是否为杜延业《群书新定字样》的再讨论。基于图书寮本《类聚名义抄》分析整理了郭迻的《一切经类音决》，明确其为注记字体正俗的部首分类体例音义书。

在日本，主要由日语学（日本国语学）及汉语言文字学（中国语学）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者，肩负着对日本汉文古辞书的研究工作。日语学研究者，以日本汉字音与和训为材料，研究多着意于探寻论及汉字汉文的日本化进程，抑或是对日语历史的记述。其中，研究的中心多集中于古辞书文献的传本分类、对其系统源流的分析，及对作为其编纂材料的中国典籍所作的追本溯源的出典研究。日本的汉语言文字学领域的研究者，则以逸书、逸文为基础材料，旨在推进对从中国南北朝至隋、唐，及宋代的汉语音韵、训诂的复原、重构。思考日本汉文古辞书对汉语史研究的意义，应首先理解上述两个研究领域不同的着眼点，在此基础上对两者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整理，以期得到更大的发展。

近年来，中国的汉语史研究者逐步着眼于对日本汉文古辞书的研究，也积累了相当多的成果。但同时，对日本国语学研究成果的参照较少。我想其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国语学研究成果多以日语刊行。而本书以中文面世，为学界带来全面系统的日本国语学的研究内容，我想会对汉语史研究的发展可贡献之处颇多。本书主要以简化汉字排定，但行文中依据需要也保留了不少繁体字、异体字。唯著者学浅才疏，所言所举定有漏误，敬请大方之家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