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神创论：从神话走向科学的生命观变革

没有人能确定目前地球上居住着多少物种。一份发布于2009年9月的物种名录，正式描述并命名了约190万种生物，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微生物或非常微小的无脊椎动物，但人们通常难以接触到这类生物，因此，对于物种总数的估计，大多只是人们凭借经验及知识所做的猜测。物种总数的估计值一般在500万～1亿，而500万～1 000万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的数值范围。 ^[1] 当我们意识到仅仅一勺土壤就可能藏有数千种细菌时，物种总数的不确定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多样性，地球上生命的另一个惊人特征是，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都展现出不可思议的适应力。从食蚁兽的管状口鼻，到变色龙长而伸缩奇快的舌头（能够在约三万分之一秒内击中猎物），再到啄木鸟强大、造型独特的喙，以及鱼眼的晶体，看起来生物都被完美地塑造了生命所需的特征。蜜蜂靠自身构造可以轻松自如地飞入花朵中采集花蜜，而花朵可以利用蜜蜂的来访，让蜜蜂的身体和脚沾满花粉，使花粉得以传播到其他花朵，借此进行繁衍。

自然界中，有很多物种以一种令人惊奇的“你帮我，我也帮你”的方式互动，或以共生方式存活着。例如，小丑鱼 就生存在公主海葵如刺一般的触手之间。海葵的触手能保护小丑鱼不受食肉动物的攻击，小丑鱼则保护海葵免遭其他以海葵为食的鱼类的伤害。小丑鱼身上特殊的黏液还能保护它不受宿主有毒触手的伤害，这更加完善了它们之间的和谐适应关系。甚至细菌和动物之间也形成了合作关系。例如，在深海热液喷口处，沐浴在富含氢气的热流中的贻贝，能够通过摄取深海热液喷口附近的硫氧化细菌所合成的有机物来使自身茁壮生长；同样，来自立克次氏体（Rickettsia）的一种细菌能够确保甘薯白粉虱（sweet potato whitefly）的生存优势，进而造福自己。

硫氧化细菌可以通过氧化水体中的硫化氢，从而合成有机物，而这些有机物就是深海热液喷口处生物们的美食。

附带一提，某个广受欢迎的、令人吃惊的共生关系的例子，可能只是个传说。很多文章都提到尼罗鳄和埃及鸻 之间有共生关系。据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当尼罗鳄打哈欠时，这种小鸟就会“飞进它的嘴里，帮它清洁牙齿”，鳄鱼觉得舒适惬意，小鸟也因此获得了食物。公元1世纪的自然哲学家老普林尼 影响深远的《自然史》（ Natural History ）一书中也有类似的描述。然而，现代科学文献中却没有任何关于这种共生关系的记录，也没有任何记录这种行为的照片。或许我们不必太惊讶，老普林尼的科学记录多少有点可疑，因为他的许多科学主张都已被证明是错误的！

大自然有着极为丰富多样的生命形态，这些生命形态之间经过复杂精巧的组合和相互适应，让从13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到18世纪的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等许多自然神学家都相信，地球上的生命是一位顶级设计师的杰作。这种思想甚至在公元前1世纪就已出现。著名的罗马演说家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认为，自然界必定源自某种神圣的“理性”：

如果宇宙所有部分都是指定而成的，不能为了使用而加以改良，也无法做得更美观……如果自然的成就超越了人类设计所能达到的成果，同时人类的技术只有在理性的运用下才能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自然也不缺乏理性。

西塞罗也是最早提出“钟表匠”比喻的人，这一比喻后来成为支持“智能设计论”（以下简称“设计论”） 的关键论据。西塞罗是这么说的：

如果我们承认雕像或绘画是艺术作品；在远处观察一艘船的航行时，我们相信它的前进是理性和人类技术掌控的；在检查日晷或水钟的设计之后，我们知道它能报时是因技术而非偶然。那么，既然宇宙拥有这些技术、能工巧匠和其他事物，又怎能认为宇宙欠缺目的和理性呢？

这正是佩利在近两千年后所采用的推理方式 ^[2] ：有装置就意味着有发明人，一如有设计就意味着有设计者。佩利认为，一块复杂的钟表，就是钟表匠存在的证据，因此，对于像生命这样精妙的事物，我们难道不该得出同样的结论吗？毕竟，“每一种精心设计和构造，既存在于钟表内，也存在于自然的作品内；唯一的不同是，自然的作品更多，差别更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所有人的估计”。这种必须有一个“设计者”的强烈主张说服了许多自然哲学家， 直到19世纪初期才有所转变。

设计论隐含的另一个主张是：物种被认为是绝对不可变的。这种永恒存在的观念起源于人们长期以来对于其他实体的信念，这些实体通常被认为是永恒的和不变的。例如，在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传统中，天界是完美无瑕、永不改变的，天体是完全光滑、呈球形的。直到伽利略时代，随着“新”星 的发现，这个观念才被彻底打破。17世纪和18世纪，物理学和化学的惊人进展的确指出，当我们谈论事物的本质时，有些本质比其他本质更加基本和长久，它们几乎不受时间影响，可以存在很长时间。例如，人们意识到，氧和碳等化学元素的基本特性是恒定的（至少在人类历史时期），恺撒将军吸入的氧气与牛顿吸入的氧气是相同的。同样，牛顿的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从坠落的苹果到行星轨道处处适用，并且看起来不可改变。然而，在欠缺明确方针指引的情况下，人们无法确定自然中哪些数量或概念是真正基本的。尽管有些经验主义哲学家，如约翰·洛克（John Locke）、乔治·伯克利（George Berkeley）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等，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但没有人能给出具体的答案。因此，许多18世纪的博物学家干脆选择接受古希腊“物种完美、不变”的理想观念。

这些观念是当时人们对生命的普遍想法，直到一个有勇气、有远见卓识、有深刻洞察力的男人，把一堆分散的线索编织成了一张华丽的挂毯。这个男人就是查尔斯·达尔文（图1-1是他晚年的照片），他提出的进化论，已成为最鼓舞人心的非数学理论。 达尔文将对地球生命的理解，从神话转化为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