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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将决策权让渡给他人时，
相当于主动忽略了某些发展的可能性。
我们一直在努力优化，这常常使我们认识到试图了解一切的成本很高、困难很大。那我们该怎么办？很多人一头扎进了专家、技术和规则的怀抱，这些都提供了拯救的可能性。我们经常听从医生、律师这些专家的意见，因为他们有专业知识。尽管不那么引人注目，但技术中嵌入的专业知识使算法能够像人一样引导我们的思维。最后，还有规则这种扩展的专业知识，它们被用来控制组织成员的思维和行为。接下来，让我们来探讨这三种形式的专业知识，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我们总是把专家当作取景器，把注意力集中到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上。 这些人通过取得学位和执照来获得权威性，比如拥有医学博士学位的医生、拥有商用飞行驾驶执照的飞行员，他们还有可能通过社会声望获得类似的权威性。通过将决策过程外包给他们，我们心甘情愿让他们来划定我们的视野，对他们遗漏的东西视而不见。我们让他们来架构我们的决定，甚至许多人对此毫无所觉，盲目地遵循他们的指导。我们至少应该思考，最好能够询问，还有哪些变量值得考虑。
汤姆·布雷迪（Tom Brady）曾是新英格兰爱国者队（New England Patriots）的超级明星，体育作家和评论员经常称其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四分卫。他参加过很多次超级碗比赛，多次获得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最有价值球员”和超级碗“最有价值球员”头衔，并打破了多项联盟记录。我的孩子就是在周日橄榄球赛的陪伴下逐渐长大的，这是一种随意但令人愉快的消遣，但每当布雷迪上场时，孩子们几乎都会目不转睛地守在电视机前。若要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布雷迪有多成功，那就是孩子们从小就期望每年都能在超级碗比赛中看到布雷迪，而在大多数年份里，他们的期待都能成真。
然而，布雷迪并非历来如此耀眼。
各种各样的人才鉴定专家都曾认为，布雷迪不具备在NFL中取得成功的条件，教练、助教、球探和体育媒体分析师都对这个年轻人视若无睹。因此，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签下他的那一年，布雷迪是NFL选秀中的第199名。在选秀过程中，大部分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前25名，因为这个段位往往代表了当年进入联盟的最有前途的人才。布雷迪在冷板凳上坐了一年，直到队友的伤病给了他上场的机会。而正是这一简单的事件，使他迅速成为最成功、最有成就的职业橄榄球运动员之一。
布雷迪曾被很多球队拒绝，这些球队由专业人士管理，按理说，他们应该能够认识到将布雷迪纳入麾下的好处。他们怎么会错失这只潜力股呢？是因为过于关注专家意见吗？事实上，在体育界，过度依赖专家的判断是一个普遍问题，因为许多团队会依据算法和专业球探提供的看似客观的数据来评估运动员的潜力。
NFL新秀训练营采用一组计时和计分的体测项目，“通过标准化的训练和测量，将运动员置于一个公平的测评系统中”。他们以身高、体重、手的大小、臂长等数据评估运动员的身体指标，然后将这些指标和运动表现结合起来并以数据形式呈现，比如通过40码（约36.6米）冲刺来测试速度，通过垂直起跳来测试跳跃能力等。布雷迪的身体指标平平无奇，而且他的运动表现着实令人大跌眼镜。在2000年度的NFL新秀训练营中，布雷迪的垂直起跳成绩排名倒数第一，40码冲刺排名倒数第二。
专家们按0~100分计分，汇总每名运动员的各项得分。布雷迪的身高得分为45，速度得分为0，敏捷度得分为33，反应度得分为19。负责评估球员潜力的专业评委们一致认为：布雷迪不具备在NFL取得成功的条件。总之，在NFL新秀训练营中，布雷迪在100分中只拿到了12分，被定为F级。哎呀，这可真糟糕。
J. K.罗琳（J. K. Rowling）创造了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系列丛书已经卖出了数亿册，影视化作品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票房，创作元素也成为几个最受欢迎的主题公园的灵感来源。不难理解，《哈利·波特》系列成为人类传播史上最赚钱的故事。粗略估算，该系列的相关收入高达200亿美元，这一切使罗琳这位曾经无家可归的作家成了亿万富翁。
然而，哈利、罗恩、赫敏、伏地魔和其他角色的精彩故事差点儿就被埋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所有初次读到这个故事的专家眼中，它太过冗长，他们认为孩子没有足够的专注力来读完这个故事。罗琳在投稿之路上屡屡遭拒，后来她将希望寄托在一个名为克里斯托弗·利特尔（Christopher Little）的文学经纪人身上。她之所以选择利特尔，是因为她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像儿童读物中的角色。一名利特尔的助手在给罗琳写退稿信时，她被书中的插图打动，继而促成了经纪公司代理罗琳的书稿。
此后，出版商原先发给罗琳的退稿信开始发给利特尔的公司。利特尔走投无路，只能运用自己的人脉向布卢姆斯伯里出版公司（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董事长奈杰尔·牛顿（Nigel Newton）寻求帮助，情况这才开始好转。正如阿伦·威尔伯恩（Aren Wilborn）在美国讽刺网站Cracked上指出的那样，“牛顿做了其他儿童图书出版商从未想到的事情，那就是把书交给一个真正的孩子试读”。牛顿将《哈利·波特》的手稿交给了他8岁的女儿，女儿在几个小时内就读完了，并要求读后续内容。牛顿从中嗅到了一线商机，他向罗琳支付了一笔名义上的预付款，并将首期发行量定为500本。这个例子并不是要佐证专家的判断力，因为牛顿没有洞察到《哈利·波特》会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丛书之一。
后来的事尽人皆知，虽然《哈利·波特》系列的成绩确实令人瞩目，但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几乎所有专家都错过了如此轰动的成功。按照常理来说，文学专家作为在识别和培养人才方面极富技能和经验的人，应当能够看到一个故事的潜力，即使速度不快，也应对其进行开发和推广。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除了依赖专家，我们还将决策外包给技术。 如果过度依赖技术产品，我们就可能会被内嵌于产品中的算法牵着鼻子走。 技术系统无法独立思考，也无法反复检查某些事是否有意义。
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技术也会不断决定什么东西能够进入我们的视野，为我们的决策制定框架。诚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决策，但这会占用我们原本就稀缺的时间。一项关于谷歌搜索的研究显示，90%的点击操作发生在搜索页面的第一页，5%来自第二页，而只有1%来自第三页。有33%的搜索者只会点击第一页的第一个结果。我们先不谈时间因素，这里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经常忘记这些技术手段带来的焦点管理过程具有颠覆性。
导航软件中出现的小错误可能会导致意外，这就凸显了盲目依赖算法的缺陷。GPS导航系统让我们的注意力从眼前正在行进的真实道路上移开，有时这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2008年，一辆载着加菲尔德高中垒球队的巴士在西雅图撞上了一座人行天桥，21个孩子被送往医院，所幸他们只受了轻伤。司机的GPS导航系统指引他开到桥下，但桥的高度太低，不足以让一辆巴士通过。难道这位司机在开近这座天桥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司机将他的决策外包给了技术。算法给了他一个导航路线，所以他没有考虑桥的高度问题。在GPS里，也确实有这么一个“巴士路线”选项……
这位司机和巴士公司都未考虑过系统误导的可能性。巴士公司总裁说：“我们只是认为这是一条安全的路线，否则他们为什么要设置一个巴士路线呢？”正是这种为巴士设置的路线给了人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相似的情况发生在2013年的阿拉斯加，苹果地图将司机导航到了费尔班克斯国际机场的一条运行中的飞机跑道。司机并没有注意到路过的一个个警戒路标，也无视了自己身处机场的事实，一直聚精会神地听从导航提示的前行路线。为了防止灾难发生，保障生命安全，机场工作人员在发现情况后迅速设置路障，以防止更多同样将决策外包给导航引发的盲目而危险的行为。
在我最喜欢的一个关于GPS控制人们注意力的例子中，一名男子驾驶他的货车在一条被当地人称为“光荣的山羊之路”的徒步小径上前行，直到导航系统通知他应该调头。那时他正卡在半山腰上，无法调头。救援人员只好派出一架重型直升机去营救他，并将货车从这条小道上吊走。显然，如果他在驾驶时能够看看窗外的路况，而不是完全听信算法形成的导航路线，他会更有成效。
盲目依赖技术会让我们误入歧途。为了避免让你认为这只是存在于美国的问题，我便再和你分享一段我在南非的经历。我应邀在约翰内斯堡向广大听众发表演讲，在我演讲的前一天，主办方安排我参加各种电视节目，讨论全球经济及其对南非的影响。
我被安排去参加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的《非洲巨头午餐》（ Powerlunch Africa ）节目，工作人员告诉我录制节目的演播厅离我住的酒店并不远。由于天气较热，主办方就让他们媒体关系团队的工作人员开车送我去演播厅。当时距离我的出场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由于我还在倒时差，所以在看到一家咖啡厅时，我询问工作人员是否还有时间喝杯咖啡，她是一位沉稳的女士，她听了我的话停下了车。当我们坐在咖啡厅里讨论一会儿可能会被问及的问题时，我们突然意识到距离我出场只剩下不到20分钟了。那位女士也紧张起来，我赶紧询问是否有不妥，她说问题不大，但由于我们聊天期间交通突然拥堵，所以她建议我们步行前往演播厅。她把目的地输入手机的应用程序后，我们便按照导航系统提供的路线出发了。
15分钟后，我像刚跑完一场马拉松那样大汗淋漓，她的导航显示我们距离目的地还有两千米。我们赶紧加快了脚步，却在一个左转后发现回到了咖啡厅所在的街区。演播厅距离咖啡厅只有90米远，我决定推迟访谈的时间以便让自己冷静一下。在这段时间里，我喝了佳得乐，用卫生间里的烘干机吹干了我的衬衫。在大型节目上露面之前长跑一大圈的经历让我十分不安，我必须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于是请那位女士给我看她的手机……原来，她把导航中的出行方式设置为“驾车前往”而非“步行前往”，这就意味着她因为单行道而带我白白绕行了4千米。
接下来这个例子可能更极端，为了抵制盲目依赖人工智能导航系统的不良影响，意大利的一个小镇明令禁止使用谷歌地图，因为太多人在遵循导航指示的方向前行时迷了路。撒丁岛一个海滨小镇的镇长萨尔瓦托·科里亚斯（Salvatore Corrias）说：“有太多的小型车被困在无法通行的道路上了。”2019年10月的一篇文章指出，该镇在过去两年中执行了144次救援任务。为了解决这个日益严重的问题，该镇联系谷歌反映此事，并在道路旁放置了“请勿使用谷歌地图导航”的标志。
2014年，杂志《名利场》刊登了威廉·兰格维斯奇（William Langewiesche）的一篇引人热议的文章。这篇题为《人为因素》（ The Human Factor ）的文章通过描述法航AF447次航班的坠毁，说明了盲目依赖技术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生命损失。法航AF447次航班采用的机型是空客A330，该型号的飞机配有自动驾驶的新技术，驾驶员需要遵循操作过程中的限制条件。该飞机于晚上7:29顺利从巴西起飞，却在大西洋上空坠毁。起初，当飞机驶离海岸时，驾驶舱收到了来自巴黎调度员的信息：一道雷暴正沿着航线不断增强。航班副驾驶皮埃尔-锡德里克·博宁（Pierre-Cedric Bonin）紧张起来，机长马克·杜波依斯（Marc Dubois）却不以为意。
当时，飞机处于自动驾驶模式，正以35 000英尺（约10.7千米）的巡航高度和550英里（约885千米）的时速飞向巴黎。他们即将进入热带辐合区，这是赤道附近雷暴频发的地区。在避开了一些恶劣天气区域后，飞行员们发现自己飞入了一大片带着冰雹颗粒的湍流中。气流颠簸在飞行过程中并不罕见，但这次，气流中的冰雹颗粒狂轰滥炸般撞击在挡风玻璃上。
晚上11:10，驾驶舱内测量气流速度的皮托管失灵，飞机的速度突然大幅下降，同时，仪表盘也显示飞机巡航高度正在下降。由于失去空速数据输入，飞机自动驾驶系统关闭，随着警报声起，飞行员需要立即人工驾驶飞机。
为了让飞机爬升，博宁急忙拉起控制杆，飞机继续减速，继而失速警报响起，驾驶舱里一时更加混乱。飞机减速时会失去攀升动力，从而无法维持在安全高度上。为了恢复保持升力所需的速度，博宁必须降下机头以重新获得速度。但是，在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刻，博宁却反其道而行之，继续拉起控制杆。
另一名飞行员意识到空速指示器出现了故障，让博宁赶紧降低机头。尽管回答“好吧，我要降回去了”，但博宁只是降低了机头抬起的速度，这使飞机继续失速。
终于，飞行员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将机头降低从而平稳爬升。这番操作让飞机既没有上升，也没有失速。如果他们能够把机头再降低几度，他们就能回到初始高度了。但偏偏事与愿违，博宁不但没有降低机头，反而再次拉起控制杆。随着机头抬升，驾驶舱里再次响起失速警报。在反复发出失速警报后，飞机在38 000英尺（约11.6千米）的高空停止了上升，并开始机头朝上以每分钟3 900英尺（约1.2千米）的速度坠向大海。
飞机迅速降到35 000英尺（约10.7千米）以下，速度增加到每分钟10 000英尺（约3千米）。由于机头的角度太高，飞机的计算系统开始拒绝接收无效数据，警报声暂时停止了。但当博宁开始试图把机头下压时，警报声再次响起，他不得不又一次拉起控制杆抬升机头。这让下降速度增加到每分钟15 000英尺（约4.6千米），飞机继续坠向大海。
在空速指示器失灵4分20秒后，法航AF447次航班坠入了大西洋。228名乘客全数罹难。很不幸，在这种情况下，结局总是以生命为代价。
除了被专家控制注意力，被技术劫持思维，我们还被规则接管了焦点、框定了决策。 规则限制了我们的能动性，营造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在将选项逐一排除的过程中，规则将我们的焦点集中到它所圈定的剩余内容之上。它让我们过于自信地认为，所有不良的结果已经在规则的规范作用下被成功排除了。规则似乎是一种控制手段，表现为一套嵌入了管理专业知识的程序，通过要求员工盲目遵循而得以实现。
在所有受制于过度集中的规则的组织中，美国车辆管理局（DMV）在许多美国人心中最为突出。车辆管理局在普通美国人心中的地位极低，去车辆管理局办事是件令人头疼的事情，相比之下，大多数美国人可能宁愿去做根管治疗。
如果在谷歌上输入“车辆管理局惊魂”或“车辆管理局噩梦”，你就会在半秒钟左右得到数十万条结果。许多情况都令人困扰和感到荒谬可笑，以至于你只能又好气又好笑地无奈摊手。以下都是车辆管理局过度依赖死板规则的结果：由于测视力的机器故障，所有受测人在政府官方系统中被登记为盲人；由于系统不允许进行修改，所以只能提交带着错别字的表格；官僚主义激怒了很多人，大家要求车辆管理局提供降压药。“到这里来”，“到那儿去”，“和那边的工作人员谈谈”，“填写这张表格”，然后“提交”。如果你在阅读了其中几个帖子后仍然不为所动，那就上YouTube看看吧，输入“车辆管理局抓狂”，你就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视频当中美国人在车辆管理局里因为屡屡受挫而丧失理智。
让我们来看一个关于车辆管理局工作人员对着参考材料照本宣科的故事吧。情况是这样的，2000年4月，有一个人在加利福尼亚州购买了一辆1981年生产的二手车。他住在内华达州，所以前往当地位于亨德森市的车辆管理局登记车辆。他带着签署妥当的加利福尼亚州车辆产权证明、车检文件、内华达州车险证明和其他所有相关文件来到车辆管理局。为了合理征收购置税，内华达州需要评估车辆当前的市场价值。按照规定，车辆管理局可根据北美二手车行业的标杆性定价杂志《凯利蓝皮书》（ Kelley Blue Book ）进行估值，或是参考原始制造商的建议零售价并根据折旧率进行调整。但问题出现了：车辆管理局工作人员手上的《凯利蓝皮书》中并没有1981年出产的汽车的价格。
工作人员被难住了，因为她盲目遵循车辆管理局的死板规定。车主注意到业务办理柜台后面有一本《NADA指南》，这是由全美汽车经销商协会（NADA）编制的估价手册，其可追溯的年代更久远。车主请工作人员查阅该指南，工作人员却拒绝了，并坚称按照规定，她必须根据蓝皮书的指导进行价值评估，而《NADA指南》“不是蓝皮书”。无奈之下，车主试图曲线救国，他表示汽车已经完全折旧，并提出为其支付最低税款。
工作人员再一次拒绝了，并建议车主尝试找回车辆在出厂时标明各项信息的标签贴纸。车主回答道：“前车主已经死了，我是从他还活着的家人那里买了这辆车，我无法向你提供这样的文件。”工作人员依然坚称，除非拿到蓝皮书估值或者原始购买价格，否则业务不予办理。毕竟，这些都是车辆管理局的规定。工作人员一口咬定她必须按章办事，并示意车主赶紧离开，因为还有很多申请人在等着办理业务。
在双方激烈对峙并僵持不下之际，一名主管终于出现了，并在《NADA指南》中找到了该车原始制造商的建议零售价。即便如此，那名工作人员仍然坚持不能使用这个价格作为估值依据，因为它不是来自蓝皮书。主管解释说，蓝皮书只是一个用于二手车价格评估的参考指南的通用说法，因为它最常用。经过几个小时的拉扯，车主的所有文件终于被原封不动地接受了。
僵化的规则可能会加剧和强化问题，而非如专家所愿，通过实施规则来最小化风险。
2014年9月底，托马斯·埃里克·邓肯（Thomas Eric Duncan）从利比里亚返回了达拉斯。利比里亚是埃博拉病毒的暴发地之一。邓肯出现了严重的腹痛和高烧症状，出于担忧，他前往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健康长老会医院（Texas Health Presbyterian Hospital Dallas），接受了一系列问诊和简单的体检，测得体温为39.4摄氏度。尽管几乎所有美国媒体都在密集报道埃博拉在非洲的快速传播，但在邓肯首次就医期间，埃博拉并没有被认真考虑为其致病原因，其过往旅居史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测量体温35分钟后，邓肯的体温降至38.4摄氏度，医护人员便让他自行回家休息了，按照规定，这是正确的处理方式。
不久后，邓肯又在家人陪同下返回医院要求就医，并说明自己身上出现了感染埃博拉病毒后的所有症状。尽管如此，在将邓肯的取样送进化验室并确诊感染之前，医院并未提高警惕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因此，病毒感染者邓肯仅仅被视为普通流感患者，他身边的人都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防护。
最终，该医院的母公司得克萨斯州卫生资源集团（Texas Health Resources）宣布，托马斯·埃里克·邓肯是美国本土确诊的首例埃博拉感染者。恐慌从华尔街投资人一路蔓延至大街上的普通民众。由于人们对公共交通工具密闭环境的担忧加剧，所以游轮公司和航空公司的股票暴跌，人们纷纷取消出游行程。民众人心惶惶，恐慌显而易见。
在一片混乱中，26岁的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尼娜·法姆（Nina Pham）被分配为邓肯的护理人员。为了降低接触这种致命病毒的风险，法姆根据自己从互联网上学到的知识穿上了防护装备，只让脖子和头发暴露在外。一个多星期后，邓肯不治身亡。
此后不久，法姆在发烧中醒来，入院检测埃博拉病毒呈阳性。与此同时，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正在密切监测另一名护士安伯·文森（Amber Vinson）的身体状况，文森在邓肯住院期间与法姆一起为其提供护理，甚至在他剧烈呕吐和腹泻时给他插了一根导管。由于与两名确诊的埃博拉感染者有过密接，所以文森被要求每天两次向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报备。
在克利夫兰旅行途中，文森开始发低烧。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规定，她必须在登机前向该中心报备，所以在返回达拉斯之前，文森给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打了电话。工作人员询问文森当时的体温，她报告说37.5摄氏度。根据有关规定，禁止登机的体温标准为38摄氏度。因此，文森获准与132名不知情的乘客一起登上美国边疆航空公司1142次航班。在登机后不到30小时，文森被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
让我们回忆一下，文森之所以被要求每天向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报备两次，正是因为她密接了两名确诊的埃博拉感染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工作人员本可以让她留观24小时以检测其体温变化情况，然而，他们过度关注其体温，而对她如此明晰的密接史视而不见，这种密接是需要谨慎对待的。虽然法姆和文森如今均已康复，但正是由于规则与当前形势之间的不匹配，她们才不必要地感染了这种致命疾病；同理，其他人面临的更高感染风险也是不必要的。医疗系统的建立原本是为了预防这种风险，但它失效了，因为对规则的遵守使人们丧失了判断力和常识。
现代社会选择的激增加重了人们聚焦和过滤的压力。 出于现实的考虑，为了能够有效做出选择，我们可能会用上自认为有效的所有信息过滤器，包括听从专家或朋友的意见、遵循经验法则，以及使用推荐算法。信息技术公司的老话是：“从来没有人因为购买了IBM的产品而被解雇。”即使IBM系统出现故障，那也是IBM的错，而不是你的错，因为谁会不选择IBM呢？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写到的，“世俗的智慧告诉我们，传统地失败比非传统地成功更好”。
即使最佳选择不符合自身需求，做出传统的选择也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后悔的风险，并且可能保住你的饭碗。但在筛选的过程中，我们经常毫无意识地将自己的决策权让给信息过滤器。我们的决策框架是由他人设定的，这往往会让我们忽略了自己被动放弃的其他选项和要素，从而使自己面临不必要的风险，错失原本存在的机会。当我们被自己的信息过滤器误导时，我们往往也无法察觉。 信息过滤器已经先行圈定了我们的感知范围，若要打破僵局，就需退观全局地思考。 当使用信息过滤器缩小选择范围时，你损失了什么？
我们必须重新学习如何独立思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依靠他人，毕竟当下的生活实在太过复杂，依靠他人是不可避免的；而是意味着我们在依靠他人时应该保留主见，避免盲目依赖导致的失望。
· 我们总是把专家当作取景器，把注意力集中到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上。
· 如果过度依赖技术产品，我们就可能会被内嵌于产品中的算法牵着鼻子走。
· 规则限制了我们的能动性，营造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 现代社会选择的激增加重了人们聚焦和过滤的压力。
· 信息过滤器已经先行圈定了我们的感知范围，若要打破僵局，就需退观全局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