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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的选择权，
意味着越高的下行风险，
我们需要在心中设置一个信息过滤器。
当我着手准备本书的写作时，我发现自己很难独立思考。可供使用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我盯着面前堆成小山的阅读物出神，它们包括几堆书，7堆5~8厘米厚的打印资料，3堆被分类为商业、技术和一般新闻出版物的杂志，以及两堆报纸，这是我为了获取信息，计划每天浏览的资料。尽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不断精简这些资料，但每一周过去，这些资料的厚度似乎都有增无减。事实上，我正被淹没在信息的洪流之中。
过去两个世纪，科学和技术取得的巨大进步让我们被海量信息淹没。数据生成的速度在加快，知识库不断膨胀，我们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才能勉强跟上信息增长的速度。根据最新评估，迄今为止，已经有大约1.35亿本书问世。仅仅图书的数量就已如此之多，更不要提自1665年英国皇家学会的学术期刊《哲学学报》（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创刊以来，全世界发表的学术文章已超过5 000万篇，并且每天都在增加。不要说想要将这些知识尽数掌握，哪怕只是认为有人能够消化这些知识的一小部分，都是极其荒谬的。
有太多的信息需要处理是一个非常令人痛苦和沮丧的事情。有许多词语可以用来形容这种由信息过载引发的焦虑，包括数据窒息、认知过载、数据洪流，以及信息疲劳综合征等。即便如此，我们也不愿与信息源切断联系。
最新的研究表明，一些人会由于被切断信息源而深感焦虑。在英国最近的一项调查中，45%的受访者表示，当他们无法登录电子邮箱或社交媒体时，他们会感到无所适从。你是否有过旅居异国，而当地无线数据服务价格却十分昂贵的经历呢？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会焦急地四处寻找Wi-Fi，以求赶紧联上网。这种离开网络便焦虑万分的心态很不理性，但这种感觉是真实的。我们总是担心自己可能会错过重要信息。无论是接收了太多外界信息，还是根本接收不到信息，我们都会为此感到不知所措。但我们别无选择，这就是21世纪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我们只能被动接收海量信息，否则就有可能被时代抛在身后。
淹没于信息洪流中并非人类自古就有的状态。千百年来，总会出现一些人，他们被人们认为是无所不知的。直到近几百年间的某个时刻，人类对世间万物的洞察和理解越来越深，无所不知成了不可能的事。那么，谁又是最后一位能被称为“万事通”的人呢？
托马斯·杨（Thomas Young）可谓是一位强有力的“万事通”候选人，1773年出生于英国萨默塞特，从小就博览群书。他21岁就成了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英国皇家学会是英国最高科学学术机构，其起源可追溯到1660年。托马斯·杨在当时发表了一篇论文，为我们对人类视觉的现代理解奠定了基础。在30出头的年纪，托马斯·杨就作为一名执业医生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其传记作者安德鲁·鲁宾逊（Andrew Robinson）称这些演讲“涵盖了几乎所有已知的科学领域，其见解之高和想法之大胆，从未被超越”。托马斯·杨在许多领域中都做出过重要贡献，包括物理学、生理学、工程学、音乐和文献学。他研习了400多种语言，这为他破译罗塞塔石碑奠定了基础。他还挑战了牛顿的理论，证明了光的波粒二象性。
在那个人类知识还未开始飞速增长的时代，托马斯·杨就为领导人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决策建议，包括在伦敦引入煤气灯、用数学方法分析人寿保险的投资风险，以及论证各种行之有效的造船方法。
在托马斯·杨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在广度和深度上的紧张关系。我们深知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所以往往会对那些似乎没有在一个领域深耕，而是涉猎众多领域并做出贡献的人持怀疑态度。托马斯·杨觉察到了社会对于通才的广泛质疑，因此，他大部分的贡献都是匿名发布的。他担心，如果公开自己广泛的兴趣，那他的病人都会逃之夭夭。可见，即使在当时，知识的深度在人们心中也比广度更为重要。
1973年，伦敦科学博物馆策划了一个展览来纪念托马斯·杨的200岁诞辰。策展人指出：“托马斯·杨的创造性学习成就所涉及的领域可能比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英国人都更广泛，他几乎在自己研究的每一个领域都有所发现。”如此，还会有人对安德鲁·鲁宾逊把托马斯·杨的传记取名为《最后一个什么都懂的人》（ The Last Man Who Knew Everything ）持有异议吗？
在当今时代，信息的产出类型越来越复杂化和专业化。为了消化新的信息或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具备基础的专业知识变得越来越重要。英国门萨俱乐部的前任主席指出，当今知识的体量巨大，如果你真的想要吃透某个领域，在这个领域发表具有权威性的言论，专业性就十分重要。高度集中地钻研已成为当今学习的主流，随着知识总量的递增，做出新贡献的周期也日益延长。
事实上，科研工作者和创新发明家取得重大突破的平均年龄也在不断增长。美国西北大学的本杰明·琼斯（Benjamin Jones）在一篇题为《年龄与伟大发明》（ Age and Great Invention ）的论文中探讨了诺贝尔奖得主从事开拓性工作的年龄。他发现，对比20世纪的初期和末期，诺贝尔奖得主和伟大的创新发明家取得成就的平均年龄提高了6岁。琼斯还评估了研究人员在其领域中产出成果的年龄的变化，他发现，在20世纪初，研究人员平均在23岁时开始产出成果，但在20世纪末，这个年龄就推迟到了31岁。
那么，这个现象会因为科学家的研究领域不同而产生变化吗？琼斯发现，产出成果的平均年龄在理论研究者和实验研究者之间是存在差异的。概念创新者往往在其年纪较轻时就初露锋芒，而实验创新者则往往会在更成熟的年纪厚积薄发。琼斯解释，对概念性工作来说，实现突破往往需要摒弃对现有范式的模仿和沿袭。当一个人在首次接触某个范式并全盘接纳它之前，他更容易发现其存在的缺陷或可供突破的机会。也就是说，在进行概念研究的早期，研究者更有可能着眼于大局，在看起来相互独立的要素之间找到关联之处。
琼斯在另一个研究项目中发现，创新发明家首次创新的年龄每10年增长0.6岁。如今的创新发明家在收获其首项创新成果之前，需要在科研积累上花费更多的时间。每项专利的参与人数以每10年17%的涨幅递增；若以不更换创新项目，始终在单一领域进行深耕为衡量标准，专业化程度则以每10年6%的涨幅递增。这就说明，当下一项创新成果的问世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源、教育积累和专注度。
另外，科学界也呈现出研究团队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据《科学快讯》（ Science Express ）报道，1955—2000年，每篇科学论文的作者数量从平均1.9人增至3.5人。这篇报道还发现，多作者的文章被引用的频率更高。另一项研究同样证实了医学团队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1993—2005年，医学领域最著名的5种期刊中，每篇文章的作者数量从平均4.66人增至5.73人。
科研领域最顶端的研究是涉及多个国家和数十亿美元研究预算的大规模复杂科学实验。想要知道在此条件下写出的学术论文要列几个作者姓名吗？屏住呼吸，答案是高达数千人！没错，当今的一些科学实验非常复杂，以至于参与研究的团队规模可以达到数千人。
顶级国际性联合研究基地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CERN）坐落于瑞士，这个实验室配置了耗资100亿美元建造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它能通过每秒10亿次的碰撞来粉碎质子。2015年5月，该实验室的两个主要合作项目的成员在《物理评论快报》（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上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你想知道共同署名的作者数量吗？5 154人！没错，超过了5 000人。这篇论文只有9页是正文内容，却花了整整24页来列出对文章做出贡献的研究者的名字，打破了单篇论文署名作者数量的世界纪录！想象一下，这5 154名作者都是在该领域具有权威性的专业研究人员。
如果使用与上述相同的逻辑来分解每个作者在这篇论文中所做贡献的占比，那么每名作者的平均贡献仅占0.02%。如果我们相信琼斯的发现，即研究团队的规模以每10年增长17%的速度扩大，那么我们迟早会看到在一篇论文中出现10 000名或更多的作者。专业化趋势依然如列车般疾驰前进，短期内没有丝毫减速的迹象。
专业化宛如一个现代的咒语，让我们来看一个在这个咒语加持下脱颖而出的强者——下村修，他在整整50年的职业生涯中只专注于一种研究，毕生探索一些水下生物细胞发光的原因。
在托马斯·杨出生155年之后，下村修出生于距离托马斯·杨的出生地英国约9 600千米的日本。下村修16岁时亲历了美国在长崎投下原子弹的历史时刻，那时他家距离爆炸中心只有24千米。虽然受到了大量放射性物质的辐射，但他克服重重困难活了下来，并于1960年在长崎大学药学院获得有机化学博士学位。之后，下村修搬到普林斯顿大学，并以一种名为维多利亚多管发光水母的生物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是一种美丽的透明水母，通体散发出淡淡的绿色幽光。下村修着迷于这种水母的生物荧光特性，想了解其原理。很快，他就从水母中分离出了一种水母发光蛋白，并在一篇题为《水晶般的水母荧光素》（ Crystalline Cypridina Luciferin ）的论文中发表了他的早期见解。我不知道读到这儿你有何感想，对我来说，这样的论文标题缺乏吸引力。
在分离并识别出这种特定的水母发光蛋白后，下村修需要更多的蛋白来做进一步的研究。因此，每年夏天，当教学任务较轻时，下村修都会前往华盛顿州的星期五港，那里有大量水母。他说：“我们计划在每个夏天收集5万只水母，19个夏天过去了，我们总共收集了95万只。”
这里有个难题，下村修分离出的蛋白发出的是蓝光，而维多利亚多管发光水母发出的却是绿光。下村修的后续研究解开了这个谜题。他和同事提取出了这种绿色荧光蛋白，该蛋白能够吸收蓝光并改变自身颜色发出绿光。在随后的几年里，下村修对这种蛋白的化学性质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被科学家命名为GFP的绿色荧光蛋白在分子生物学的应用领域掀起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研究人员可以将其作用于生物体的细胞之中，通过荧光涂色标记来进行细胞分析。瑞典皇家科学院称，这种蛋白具有“不可思议”的特性，可以“提供通用基因标记，以可视化形式呈现生命系统中无穷无尽的时间和空间过程”。
要想理解GFP的革命性意义，我们不妨想想对鲸鱼进行追踪的科研项目。在使用GPS追踪器之前，我们无从知晓鲸鱼的行踪。当然，我们也许会在夏天的阿拉斯加看到一头鲸鱼，在冬天的夏威夷附近又看到一头，但它们是同一头鲸鱼吗？如果没有跨越时间和空间追踪特定鲸鱼的能力，我们就根本无法解开这个谜题。附着在细胞上的绿色荧光蛋白就相当于鲸鱼身上携带的GPS追踪器，它使科学家能够对生命系统中的特定细胞进行跟踪观察。
在绿色荧光蛋白方面的研究成果让下村修成为20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之一。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致辞中称：“如果没有下村修的开创性研究……GFP革命很可能会推迟几十年，甚至直至今日仍然像其他未解之谜一样，隐匿在太平洋深处。”其实，下村修从未打算颠覆生物学领域，他所做研究的专门化程度实在是太高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研究的出发点不是任何实际的应用或利益，我只是想了解为什么水母会发光，以及为什么这种水母中提取的特定蛋白具有荧光性”。相比之下，GFP革命只是附带的成果。
在当今社会，像下村修那样的专才远远多于像托马斯·杨那样的通才。这是为什么呢？最初是因为我们希望借此应对海量的知识及其越来越快的增长速度，但这其实也是资金导向的结果。 在大多数行业中，人们往往更愿意为专精成果埋单，而非广博的观点。 一个专业的律师、医生或投资银行家的薪酬通常远高于一个通才。人们秉持着一个信念，那就是相信我们不需要通才，仅靠数据洪流即可得到最优解。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在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选择难题吧。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资源的稀缺是常态。我们通过战斗争抢短缺的食物，苦苦寻觅庇护之所，甚至为了争夺最理想的配偶而头破血流。为了理解这些行为，经济学这种关于如何分配稀缺资源的研究学科应运而生。18世纪末，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利己主义的“看不见的手”能够引导包括工人、商人在内的所有人为整个社会创造最优成果。亚当·斯密的意思是，每个个体都会为了获得最大的满足感而追求自己的目标，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恰好促成了整体上理想的资源配置方式。
亚当·斯密的理论对现实的混乱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然而，随着学科的日趋成熟，经济学摒弃了复杂的人际互动因素，转而采用更简单的分析模型。对经济学家来说，人们成了极度理性的快乐最大化的寻求者。我们在这个方向上越走越远，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Robert Heilbroner）所说，每个人都“忙于安排自己的生活，以便将快乐燃料注满精神油箱”。
当今世界是复杂多变的。 我们拥有很多选择，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自己拥有多少选择。 当我们在各种选项之间做出抉择时，会遵循一种力求最优解的人类本能的指引，这也是经济学赖以形成的人性基础。但是，当我们面对不确定性和关联性时，试图找到最优解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了，而且并不会每次都成功。我们为寻找最优解付出的努力，往往会导致自身陷入分析瘫痪的状况。
选择困难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是在选择看哪部电影这样本应充满乐趣的事情上，也存在着选择难题。现在，可供选择的家庭娱乐活动确实有了大幅增长。毫无疑问，追求快乐的理性经济人对此感到兴奋不已。曾经有一段时间，家庭娱乐活动仅限于电视上的5个频道。但是，随着有线电视基础设施的普及、家庭带宽的增加，家庭娱乐活动的可选范围也扩大了。《电视指南》（ TV Guide ）等周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帮助消费者了解各个频道在什么时候播放什么节目。在那时，电视观众就有几十个频道可选了。
在电视频道不断增加的同时，随着录像机等影音录制设备的发明，我们又有了更多选择，不仅可以观看电视直播，而且可以观看录播的节目。后来，音像出租商店出现了。如果你晚上想看一部电影，在店里，你会找到一个货架接一个货架的可选影片，这些影片看起来除了标题之外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你甚至看不到这些电影各自的封面，因为许多商店都用他们店里的封套统一包装影碟。那时，你唯一的希望就是去“本店精选”的货架区域，听从老员工的建议进行选择。这些选择看起来已经足够让人感到压力了，但与接下来我们所要谈论的选择相比，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如今，有线电视公司通常可以提供数百个频道，成千上万的点播电影、节目，甚至广播电台，有一些频道迎合了烹饪、科幻、自然、商业和体育爱好者的兴趣，而且提供标清、高清甚至3D效果的视听享受。从奈飞、AppleTV到迪士尼流媒体平台Disney+，多个平台的流媒体内容激增，如今的观众有数百万种选择。你只需躺在舒适的沙发上，就能一览人类迄今为止创作的一切电影和电视节目。
然而，这些选择让我们更加快乐了吗？我们真的因此过得更好了吗？
我们并非要评判不同选择的价值。每个个体都有其独特性，当存在更多选择时，我们就更有可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东西。常规的经济学逻辑认为，选择越多越好。对许多人来说，这就形成了一个直观的认知：如果额外的可能性不能提高你的幸福感，那就忽略它们，新选择的出现是为了提高满意度。但现实生活中，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我和妻子克里斯汀有个约定，每月至少一次，在孩子们睡着后一起看一场电影。因为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找到各种电影，所以我们无须被迫观看电视上当晚播放的特定内容，这让我们感到自己获得了选择权。
然而，事实通常并非如此。无论我们俩谁先抢占了沙发和遥控器，都会先浏览新片，并且选一两部片子观看预告片。一般来说，预告片的平均时长为3分钟左右，所以我们约用6分钟搜索感兴趣的电影。但假如我的妻子先坐到沙发上，并在我来之前已经看了一两个预告片，我就会坚持重看她已看过的预告片。我不想在未了解她所看内容之前与其辩论该看哪一部电影，毕竟她是一名哈佛法学院毕业生，且毕业后就进入波士顿顶级律所瑞格律师事务所（Ropes & Gray）担任诉讼律师。为了避免和她辩论，我只需要从她感兴趣的几部影片中找一部接着往下看就是了。
我们俩在前3个影片选项中就达成一致的概率与买“劲球”（Powerball）彩票中奖的概率差不多。不，甚至这都是一种过于乐观的说法。这种概率更像是在一个七星连珠的月圆之日，我们在“劲球”和“超级百万”两个美国最受欢迎的彩票上双双开出头奖。所以，我们只能不停搜索片子。我们的心中始终有一个执念，那就是一定能找到一部电影，它能完美适配我们当下的心情。难道不是吗？毕竟我们手握如此海量的选择，一定会存在一个完美选项。
我们只能搜索，搜索，再搜索。最终，大约在搜索了45分钟之后，我们俩都同意看一部差强人意的电影，它与我们期待的完美影片差距巨大。可由于挑选过程太过漫长，我在电影播放一小时后就精疲力尽，打起了瞌睡。那时，我的妻子会极度生气，因为她感到自己被耍了。
她会说：“我之所以同意看这部电影，是因为我觉得你对这部电影更感兴趣！”半睡半醒之间，我让她切换到她想看的那部电影。
“很好。”
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与我的妻子相识相知，当时我们都还只是耶鲁大学的本科生，自打那时起我就学会了一件事，“很好”并不真正意味着好。它的意思更类似于“我生你的气了，但我是个有礼貌的人，所以我不告诉你”。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先睡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才知道，克里斯汀由于不得不看了半部她并不想看的电影，在切到她想看的电影后，她也在电影播到一半时睡着了。她抱着又气愤又挫败的心情睡了过去，正如大多数已婚人士能够想象的那样，她把那个夜晚过得如此失败的原因全推到了我身上……而不是归咎于提供了数百万个影片选择的互联网和有线电视服务提供商Xfinity。嗯，我真想知道，是否还有其他夫妻像我们这样，说不定我们还能联合起来提起集体诉讼。
至少在我的例子中，太多的选择并非好事。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选择本身存在风险，这就是为什么缩小我们关注范围的信息过滤器是如此重要。事实证明，当面对数百袋薯片时，我们通常不会通过计算出哪一袋薯片的大小、味道、形状、价格和健康度最完美，来选出最能带来幸福感的那一袋，而是会因此陷入分析瘫痪状态。我们会开始犹豫，是否可以选择不买薯片。而一旦我们选了一袋薯片，又忍不住想，另一个选择是不是会更好。选择、焦虑和后悔就像3个好朋友，总是手拉手出现。
许多实验都证明了上述观点。在最著名的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在一家杂货店用两种不同的展示形式售卖果酱。一个展区提供了6种口味的果酱，而另一个展区则提供了24种口味。当口味选择更多时，会有更多的购物者停下脚步观望，约有60%的人会在路过24种口味的果酱展区时拿起一个看看，而在6种口味的展区，这一比例仅为40%。但更多的选择反而容易让人陷入分析瘫痪。在6种口味中拿起一罐的人里，有30%的人会购买，而在24种口味中拿起一罐的人里，这一比例仅为3%。由于有太多的选择，购物者反而无法从中找到最佳选项，他们的兴趣逐渐淡化，然后面无表情地继续前行了。此外，做出最后选择的3%的人还可能会一直怀疑，自己选了并不满意的口味。
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消费者中。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设置了不同选项，让学生可以通过撰写不同的论文来获取额外的学分。参与实验的学生被分为两组，一组学生有6个论文主题可选，另一组则有30个主题可选。也许是有太多的主题可选了，后一组中选择完成这项选修作业的学生相较前一组少了14%。
分析瘫痪还发生在消费和教学以外的领域。也许你会认为，人们在理财时最具理性、最有耐心，但事实上，他们此时也容易陷入分析瘫痪。提供退休储蓄计划的公司通常也会为员工提供一套共同基金计划用于投资，一名研究人员发现，每增加10个可选的共同基金投资配置方案，参与该计划的人数就会下降1.5%~2%。
选择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人们会更自由或更幸福，过多的选项会让我们的注意力系统负担过重，从而导致焦虑。 这就是为什么在动画《辛普森一家》中，超市被称为“巨怪超市”（Monstromart），并且配以这样一句标语：“一个让你感到受尽折磨的购物地狱。”
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是一位心理学家，其代表理论是选择的悖论。
一天，施瓦茨走进一家商店去买牛仔裤。店员问他，关于牛仔裤的版型，是想要紧身、修身、直筒、宽松还是超宽松的；在制作工艺上，是要砂洗、酸洗还是做旧的；是喜欢用拉链的还是纽扣的，水洗的还是原色的，具体又是哪种颜色。
施瓦茨决定全部都试试看。很快，他开始专注于寻找一条完美的牛仔裤，以至于这变成了一个需要投入一整天绞尽脑汁的复杂决定，他被迫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自我怀疑、焦虑和恐惧。在这么多可选款式出现之前，消费者也许只能买到自己并不是非常满意的牛仔裤，但至少他们能够在5分钟之内完成选择。而现在，由于没有一个信息过滤器来缩小注意力范围，施瓦茨在无数选择面前不知所措。施瓦茨当时的困境听起来就像我与妻子在选电影时的情境。
施瓦茨表示，试图做出最佳决策所要花费的成本往往大于收益。他进一步指出，过多的选择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他说：“执着于所有可能的选项只会带来糟糕的结果，引发焦虑、压力和不满情绪，甚至引发抑郁症。”
当我们面对过量的选择时，焦虑就会产生。但当我们的面前一个选择都没有时，焦虑也可能产生，这时候，我们就会想起，自己手中曾经有过近乎无限的选择，并由此开始怀念它们。我们意识到，面对所有的可能性，对于其中大部分选择我们可能连匆匆一瞥的机会都没有，对于另一些选择我们手握主动权却没有珍惜，这种对于错过和失去的恐惧被称为错失恐惧。
如果说信息过载定义了21世纪最初的10年，选择过载定义了第二个10年，我敢打赌，由错失恐惧引发的焦虑很大程度上会定义第三个10年。这源于我们互联互通的生活、社交媒体以及我们毫不费力就能获得的过量选择。 我们拥有的选择越多，意识到的选择越多，就越有可能为自己做出的选择感到后悔。 就像我与妻子的观影愁思中出现的情况那样，即使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找到最佳选择，但它的诱惑永远存在。
更多的选择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错失恐惧，而我们通过社交媒体、各种通信方式和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的高度互联互通的生活加剧了这一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指出，我们总是担心其他地方存在更好的选择，错失恐惧会导致持续性焦虑。在她的著作《重拾交谈：走出永远在线的孤独》（ Reclaiming Conversation: The Power of Talk in a Digital Age ）中，特克尔描述了卡蒂的感受。卡蒂是一名年轻女性，似乎正是错失恐惧的典型代表：在卡蒂和她朋友参加的派对上，总有人在发短信询问其他派对上的朋友，想知道自己参加的是不是最精彩的派对。正如卡蒂所描述的：“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更有趣的派对，也许附近街区其他派对上会有更酷的人。”回顾选择爆炸的问题，特克尔得出结论：“卡蒂和她的朋友做出的一切决定似乎永远都不能满足他们对最优解的幻想。”
如今，许多人的社交生活都建立在硅谷的“基础设施”之上，这些“基础设施”塑造了我们的行为动机。我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行为会在他人心中形成什么样的印象。人们越来越沉溺于虚拟互动，累积点赞变成了一场竞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一份报道描述了渴望加入“100俱乐部”的青少年，这里的“100”意味着他们的一个帖子要收集100个或更多的点赞量。为了收集点赞，人们总能有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来博人眼球。街头艺术家班克斯用一幅男孩哭泣的画描绘出这种焦灼的网络心态，男孩的头顶盘旋着没有评论、没有点赞、没有关注的符号“阴云”。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和埃默森·布鲁金（Emerson Brooking）指出，按照目前的速度，“在美国千禧一代里，平均每人会在其一生中创作26 000张自拍”，其中很多是为了收集点赞。他们接着特别指出：“2016年，一名劫机案的受害者达成了千禧一代的终极成就：在飞机上与劫机者进行亡命自拍。”人们是如此疯狂地热衷于收集点赞，以至于在大多数年份里，死于自拍事故的人数超越了死于鲨鱼袭击的人数。
我问过身边的一些年轻人，为什么愿意为了追求点赞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的解释是：随着发布自拍的人越来越多，点赞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了。因此，如果你能拍下一些极端疯狂的场景，例如，尽可能贴着飞驰的火车自拍、拿着拉开保险栓的手榴弹自拍、在潘普洛纳的街道上被公牛群追逐时自拍……并发布这些自拍，那么就能收获更多点赞。
你不要以为这些疯狂的行径只出现在年轻人中。2016年，51岁的奥利弗·克拉克（Oliver Clark）为了拍到自己与马丘比丘的完美合照，从大约40米的高处跳下后身亡。事实上，《华盛顿邮报》在一篇报道克拉克之死的文章中指出，在他去世前的24小时内，一名韩国游客从位于秘鲁北部亚马孙地区的戈克塔瀑布（Gocta Waterfall）约500米的高处坠落。文章还提到了其他自拍事故，包括一名日本游客从泰姬陵的楼梯上失足摔死、黄石公园的游客被野牛群顶伤，以及7名男子溺毙于恒河。
商人灵敏地捕捉到了人们对点赞的狂热追求。《华尔街日报》在一篇题为《请为我的旅拍图点赞，我雇了一位摄影师帮忙》的文章中指出，旅拍业态的繁荣迎合了那些致力于在互联网上打造完美人设的群体的需求。除了在旅行中为客户提供换装服务，许多机构还能提供专业打光服务来确保拍出理想的照片。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机构甚至可以创造出虚假的情景。文章指出，“从Instagram上看，巴厘岛天空之门被如画的风景环绕，倒映在平静的水面上。但那倒影其实并不是水面反射出的，而是由地面上的一面大玻璃反射的”。事实上，玻璃盖在灰色石头马路上，未铺玻璃的路上挤满了等待拍照的游客。
对他人的看法和自我声望的密切关注并不是新鲜事，但它被社交应用程序不断放大、无限加速并极致扭曲成一个新的形态，这些应用强调对社交互动和赞赏的即时的单一量化。人们在当前社交媒体的影响下，更加关注表象而非体验。虚荣是人类的本性，社交媒体为我们的本性提供了即时且令人沉迷的反馈。有医学证据表明，收到即时反馈就像注入多巴胺，这种感觉总会让人们欲罢不能。我们过分关注点赞带来的即时满足感，这使我们无法客观认识社交所带来的快乐。
然而，事先觉察到社交软件的不良影响并不能让我们免受其巨大力量的作用。我本人就曾是集赞行为的受害者。自2014年起，我每周撰写一篇关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评论性文章。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有趣的方式，能够汇总我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通过将其发布在网上，我与关注同样议题的人们产生连接与互动。但在2015年1月，我数十位忠实粉丝中的一位说服了我，让我在领英上发表观点。他说：“领英社区会喜欢你的评论性文章，你为什么要让读者在众多网络信息中发现你，而不是在一个成熟社群中分享观点？”
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所以我开始在领英上发表每周评论，阅读量从几十增长到大约100。2015年年中，每篇文章的阅读量大概在1 000左右，到2015年年底，我的读者已增至数万人。领英随之授予我“财经领域头号创作者”的荣誉，这使我在2016年度吸引了更多的读者。在那一年里，我的几篇文章收获了数十万浏览量和几千个点赞。很快，我发现自己开始绞尽脑汁思考哪些文章标题更能吸引读者、哪些话题更能收获点赞。结果，我也变成了通过迎合读者获得虚名的“摇尾狗”。原本，我只是想通过写作来帮助自己厘清思路，但现在，写作已经变成收集点赞、迎合他人看法和自我展示的工具。
那么，我做了什么来改变这一切呢？2016年，当我再度斩获领英财经领域头号创作者的荣誉后，我决定不干了。我选择了每月主动为我的文章订阅者写一篇反思性文章，而不是让大众喜好来推动我定期写作。当我不再关注自己的文章获得多少点赞或评论时，我便卸下了写作的负担，重拾了表达的乐趣。
如今，对那些寻觅真爱的人来说，放弃使用社交媒体可能并非明智之举，因为越来越多的恋爱都是发端于线上。社交应用程序有利于约会的整个动态过程的发展，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它以多种方式扩展人们的交际圈，从而建立具体且意义非凡的关系，让求爱之路便捷许多。和普通的虚拟线上交友不同，当两人的恋爱关系确立时，他们的关系便不再是虚拟的了。如果不使用线上约会应用程序，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偶遇自己感兴趣对象的场景只能局限于眼前的朋友圈、职场或当地酒吧。
让我们来看看现实的情况：许多美国人通过朋友介绍的方式来认识他们的另一半。2012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大约30%的夫妇是以这种方式认识的，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发展恋情的主要途径。另一种遇到潜在配偶的主要方式是借助工作之便，这一现象从20世纪60年代女性大量进入职场开始。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工作关系转为伴侣关系的夫妻数量一直在下降。
考虑到选择人生伴侣的重要性，上述数据实际上令人相当震惊。为什么这么说呢？正如在线评论员蒂姆·厄本（Tim Urban）在网站Wait but Why上所谈，选择人生伴侣是一项重大的承诺，不应随意做决定。事实上，厄本说，这个选择的真正意义在于找到“和你齐心协力育儿的队友、分享约2万顿美食的饭搭子、共度约100次假期的旅伴、下班和退休后最主要的朋友、专属的心灵治疗师，以及一个你会听到和提起约18 000次的人”。厄本总结道：“所以，选择人生伴侣是迄今为止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然而，社会舆论似乎倾向于污名化社交软件提供的这种便于扩大人脉圈以寻求更多未来伴侣备选项的方式。厄本指出，直到现在，大多数人仍然羞于承认他们是在交友软件上找到另一半的，相反，“认识伴侣的体面方式应该是随缘，在生活场景中随机偶遇，或是在生活的小圈子中被相互介绍给对方”。他指出，这种观点只会让你难寻真爱。厄本认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每个努力寻找人生伴侣的人，都应该尝试大量的在线交友、快速配对和其他通过系统匹配来增加候选人的方式”。
尽管上述逻辑听起来合情合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虽然社交软件能够让我们不再将目光局限于眼前的社交环境中，但过多的潜在匹配对象也会令人眼花缭乱，让我们在寻求最优解的过程中感到焦虑。这种倾向会让我们对伴侣产生不满情绪，认为一定存在更完美的对象。
在寻求最优解的过程中，我们总会轻易放弃“还不错的”，努力寻找“更好的”。这么做的结果就是产生更深的焦虑、更多的困惑，以及更多的对人际关系中琐碎问题的不适。正如一名交友软件用户所说：“这简直让人头昏脑胀……有那么多的潜在对象，我该选哪一个？”而另一名用户则坦言：“我有时会担心，我一生的挚爱使用的是另一款交友软件。”
事实上，一些关于线上约会的研究证实了上述情况。一项研究发现，通过网络结识的夫妻离婚的可能性是那些在现实生活中结识的夫妻的3倍。这可能源于前文所述的在线约会魔咒，即“是否还有更理想对象”的焦虑。阿齐兹·安萨里（Aziz Ansari）在其畅销书《现代浪漫》（ Modern Romance ）和《纽约时报》专栏中，通过很多案例探讨了在线约会带来的选择焦虑和错失恐惧。
人们用起手机来是如此专注，以至于危及生命安全。据《每日邮报》报道，43%的英国年轻人在看手机时撞到了人或物。而日本的情况更糟糕，一家手机运营商通过发布公益广告来警告人们不要在步行时使用智能手机。这则广告指出，66%的行人在使用智能手机时会撞到另一个人，而3.6%的行人会因为边走边发信息而从火车站台上摔下去。
这种与手机“难舍难分”的情况不仅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而且将负责公共安全的人员置于危险之中。2019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和应急响应安全研究所（Emergency Responder Safety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发现，71%的司机在看到事故发生时会拍照或录像，其中16%的司机承认，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甚至直接撞上了事故现场的急救员。同一项调查显示，当路过一个交通拥堵的事故现场时，60%的司机可能出于收获点赞的目的，会记录事故并将视频发布到社交媒体上，而66%的司机则会发送电子邮件与人分享。随时保持通信畅通和网络在线的需求正威胁着我们和周围人的生命，但我们依然如故。
即使你只是想尝试偶尔断联，以求在排山倒海的信息浪潮中松一口气，也会因此承受更大的社会压力。在现代生活中，人们不信任那些不常在社交媒体上自我展示的人。正如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所指出的，媒体总在暗示，如果不能在网上搜到你的个人信息，那么你就是一个和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怪人，或是有见不得人的事情需要遮掩。如此，你可能会因为不想接收通知而被整个社会排斥。
然而，当我们被突如其来的通知提醒干扰而分心时，我们的境况只会更加糟糕。卡尔·纽波特（Cal Newport）
在《深度工作：如何有效使用每一点脑力》（
Deep Work: Rules for Focused Success in a Distracted World
）一书中指出，面对一项对认知要求很高、需要长时间投入专注度的任务，如果我们不断受到干扰，就无法进入深度工作的状态。但不幸的是，我们当前所处的职场环境需要人们保持沟通，这就使员工陷入了矛盾的境地。每个员工平均每周会收到300多封电子邮件，需要每小时查看邮件36次，在处理新邮件后，需要花费16分钟重新将注意力聚焦到原先的任务上。此外，员工平均每天被打断工作56次，每小时切换20次任务，每天花两小时从分心中回过神来。
正如约书亚·罗斯曼（Joshua Rothman）2015年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的《分心的新理论》（ A New Theory of Distraction ）所述，在现代社会中，分心其实是一种普遍的技能。我们可以将分心视为一种维护控制权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无论是在谈话、看电影时，还是在街上散步时，我们都可以从可能困住我们的情境中重新获得自主权。但分心也有坏处，一项来自2013年伦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研究所的研究称，表现为不断使用电子邮件和其他社交媒体等行为的“失控的信息强迫症”会导致研究参与者的智商暂时下降10%，这是吸食大麻者的两倍！
选择过多会催生悔恨感，这与一些经济学家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完全相反。在现实生活中，人类无法像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如同机器人一般追求理性和效用最大化。事实上，我们一直都是非理性的，也正因如此，行为决策学家始终在努力理解人类是如何思考的，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
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研究发现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现象：选择的呈现方式会影响我们的决定。卡尼曼在其著作《思考，快与慢》（ Thinking: Fast and Slow ）中也描述了这种“框架效应”。相关研究对这个观点做出了佐证，例如，研究人员发现，受试者对标记为“含瘦肉量75%”的肉的评价普遍高于“含肥肉量25%”的肉。框架效应会对生活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包括器官捐赠和药物治疗。例如，如果在一个国家中，人们必须在意向同意书的方框内勾选同意后才能成为器官捐献者，那就只有4%~28%的人会勾选，从而成为捐献者；与之相反，如果同意书上的选项是勾选方框以放弃捐献，则会有86%~100%的人成为捐献者。这就是框架效应的影响。
在医学上，医生更倾向于选择用生存率而非死亡率来表示疗法的疗效。在一项实验中，医生以不同方式获知了对肺癌患者分别进行手术和放疗的预后信息。当医生获知，如果进行手术，“术后一个月内存活率为90%”，84%的医生就会选择手术而不是放射疗法。相反，当他们获知手术后“一个月内死亡率为10%”时，只有50%的人支持手术。两个选项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框架效应极大影响了专家医生的决定。
正如我们在这些案例中看到的，框架制定者限定了人们的视角，从而引导人们做出特定的选择。卡尼曼解释道：“医生，或许还有总统顾问，可以通过不歪曲、不隐瞒事实，仅仅对结果和意外的描述进行架构的方式，来影响患者或总统做出决定。”在一个选择过多的世界里，我们绝望地举手投降，希望有人能提出一些权威的优化策略，帮助我们框定选择范围。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研究还呈现了人们如何锚定与目标不相关的数字，进而产生决策偏差。在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在观众面前旋转数字轮盘，大声朗读随机选出的数字。然后，他们向听众提问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成员国中的占比。结果表明，听众的猜测倾向于围绕轮盘随机选择的数字，尽管他们知道这与被问的问题无关。例如，如果随机数是10，那么听众猜测答案的中位数是25%；如果随机数为45，那么听众猜测答案的中位数也会相应增长为65%。 人们倾向于从自己的所见所闻中获取信息，即使这些信息与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完全无关。 这种能够混淆我们决策的现象就是“锚定效应”。
锚定效应说明了管理焦点过程中存在的风险。无论我们视野中的基准线是什么，即使我们理性地知道不应该受它限制，但它仍会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最终选择。当获得新的信息时，我们会在某一基准线上上下浮动以便理解接纳新信息。但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我们的调整是有限的。如果有人问我们全球人均GDP是高于还是低于10万美元，即使我们收到的信息进一步表明，答案接近1.2万美元，我们也很难从最初心中预设的高基准线向下调整。因此，我们如何设定基准线决定了我们如何认知某事某物的高低、好坏，这些认知会推动我们做出选择。因此，那些我们向其寻求帮助或指引的人能够对我们做出的选择发挥极其重大的影响。
焦点管理者还利用了另一个认知偏见，那就是“损失厌恶”。在比较结果时，人们从损失中感受的痛苦比从同等收益中感受的快乐要多。正如卡尼曼、杰克·尼奇（Jack Knetsch）和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所指出的，在掷硬币赌博中，人们通常需要拥有赢得200美元的可能性，才能接受100美元的潜在损失。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行为是非理性的。
为了利用这些认知偏见，我经常在课程开始时告诉学生，班上所有人目前的成绩都是A。然后我告诉他们，除非在每项作业上都表现出色，为每节课做好准备，并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否则他们将失去这个A。虽然我的偏见样本很小，但我的技巧似乎奏效了，大多数学生都保持了良好的成绩。虽然我无法回答框架效应是否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确实发现，与我在使用这种方法前相比，学生表现得更加投入。
归根结底，人类并不能够像某些决策模型所假设的那样理性。事实上，现代人与理性经济人在许多方面都存在不同，但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我们如何做出选择。 通过进化形成的“认知拐杖”能够帮助我们又快又准地做出选择，但如果盲目遵循这种方法，我们也可能会被误导。
诺贝尔奖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指出，人类受限于“有限理性”，即我们的优化能力受到以下因素的限制：所掌握的信息、计算权衡的能力，以及做出决定的有限时间。在这些现实因素的制约下，达成绝对优化是几乎不可能的；然而，即便完美决策是不可实现的愿望，人们对它的追求也有增无减，由此造成了广泛的决策困境。西蒙的解决方案很简单：我们应该学会“知足”，而不是“永无止境”，这意味着即使可能会有更好的选择，我们也应该做出“足够好”的选择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在后文讨论基于目标的投资时，我们将会继续展开探讨。
选项的激增似乎并没有增强我们的满足感；相反，它似乎让我们更加焦虑、麻痹和悔恨。选择已经从一种对偏好的表达变成一场充满焦虑的戏剧，在这场戏剧中，即使是微不足道的选择，也会催生怀疑和遗憾。由此，这种选择悖论也推动了人们的需求，希望寻求解药以缓解痛苦。
我们为什么愿意将自己的决策过程外包给那些声称可以引导我们从海量数据中抓取最佳选择的人？ 我们拥有无限选择，本应牢牢掌握决策权，这却导致我们更加依赖他人。 这样一来，我们就放弃了一部分控制权。
· 在大多数行业中，人们往往更愿意为专精成果埋单，而非广博的观点。
· 选择的增加并不意味人们会更自由或更幸福，过多的选项会让我们的注意力系统负担过重，从而导致焦虑。
· 我们拥有的选择越多，意识到的选择越多，就越有可能为自己做出的选择感到后悔。
· 人们倾向于从自己的所见所闻中获取信息，即使这些信息与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完全无关。
· 认知拐杖能够帮助我们又快又准地做出选择，但如果盲目遵循这种方法，我们也可能会被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