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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的深度会让我们失去视角的广度。
考虑到当下的数据泛滥、选择爆炸以及人们对错失完美决策的持续性恐惧，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人们为何会依赖专家、技术和规则了。我们将思维、信念和希望外包给那些比我们懂得更多的人，并希冀他们能够指引我们做出最佳选择，这是一支抒忧解恼的安慰剂。那些在我们感兴趣的领域钻研已久的人显然比我们更了解如何决策，所以为什么不听从他们的指点呢？
让我们静下心来，思考一下专注的意义。谁不欣赏和赞美专注呢？这是完成任务的关键，它能够让你克服拖延症，抵制短视频的诱惑，以及屏蔽同事、朋友和家人的持续干扰。事实上，在我输入这段文字时，我正将文档设置为焦点模式，这样我便只能看到自己输入的文本了。在当今复杂多样的社会环境中，数据和消息不断涌向每个人，专注为我们提供了应对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专注也许是人类应对21世纪复杂生活的关键。
我们对专注史无前例的高需求同样存在明显的缺点。通过将注意力聚焦于某个领域，我们过滤了大量数据，但也忽略了许多信息。在盲目专注的过程中，我们对潜在风险和机遇视而不见。为了在21世纪里屹立不倒，我们需要注意自己的焦点。专注就像时间和金钱，是一个需要刻意管理的变量。专注和忽略往往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注意力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领域的过度专注意味着对其他领域的注意不足。科研人员用研究证实，我们越是专注于某件事，就越有可能忽略其他与该焦点无关的事情，这种现象被称为无意视盲（inattentional blindness）。
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弗·查布利斯（Christopher Chabris）和丹尼尔·西蒙斯（Daniel Simons）
制作了一段视频，视频中两队人一边无序地四处走动，一边相互传递篮球，其中一队穿白色T恤，另一队穿黑色T恤。这项测试要求参与者计算篮球在穿白色T恤的球员之间到底传了几次。大多数研究参与者给出的结果都较为精准，这意味着他们数了一两次就得出了正确的传球数。但这并不是实验的重点，实际上，心理学家对人们数传球次数的能力并不感兴趣，相反，传球的目的是吸引参与者的注意力。大多数参与者都上钩了，他们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球上。
其实，这项研究的真正目的是调查人们是否会受专注蒙蔽。在这个实验中，大约一半的参与者都落入了这个小陷阱。你可以看到，大约在视频播放到一半的时候，一个穿着大猩猩服装的学生走进了现场。她停在球员中间，面对摄像机捶胸顿足一番后离开现场。大猩猩出现在实验场景中的时长略少于10秒。
视频结束后，研究人员询问参与者观察到了多少次传球，以及他们是否注意到现场出现了异常情况。他们甚至被问到，是否观察到有其他球员出现。最后，参与者被问到，相互传球的球员中间是否出现过大猩猩。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参与者中，大约有一半的人表现出诧异和震惊。没错，大约有50%的参与者没有看到大猩猩。当我第一次看这个视频时，我也没有注意到大猩猩。
到底发生了什么？居然有一半的人没有看到一只大猩猩进入实验现场，停下来，面向镜头，拍打胸脯，然后离开，这是真的吗？
是的，这是真的。因为专注于传球次数并将注意力集中在计数上，所以参与者的认知和视觉系统几乎没有多余的能力来观察意料之外的事情。还记得我在前文中提出的观点吗？专注反而催生了我们的忽视，这项实验中，参与者对传球计数的高度专注导致了对大猩猩的忽略，这正是对我的观点的验证。
这些发现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数十个研究团队的成功复验，研究人员对各行各业的人进行了类似的实验。大约一半的人看不到大猩猩的出现。人类的注意力总和似乎是恒定的，对它进行分配是一场零和博弈。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Émile Durkheim）所指出的：“如果将注意力集中在一小部分事物上，你就会对更多的其他事物视而不见。”
后来，查布利斯和西蒙斯在他们的视频中引入了一个转折点，用来验证人们的注意力有限的假设，并探索多任务处理对注意力的影响。他们要求研究参与者将空中传球的次数与反弹传球的次数分开计数，这意味着在整个观察过程中，人们必须持续进行两类计数。结果显而易见，这项任务所需的额外注意力导致70%的参与者忽略了大猩猩，比前一个实验结果所示比例更高。简单地说就是，你越专注，越容易忽略其他事情，同时产生更多的盲区。
有趣的是，多任务处理能力可能存在性别差异。发表在《BMC心理学》杂志（ BMC Psychology ）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不同任务之间快速切换时，男性在速度和条理性上都稍逊于女性。这项研究分别在两项测试中对比了女性和男性的反应。在一项关于在计数和形状识别的任务之间切换的模拟测试中，研究人员对120名女性和120名男性的表现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当这些任务混合在一起时，男性处理速度显著低于女性。在第二项测试中，研究人员让47名男性和47名女性在8分钟之内完成一系列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多任务测试，比如在地图上定位餐馆、接听电话、找到丢失的钥匙等，研究结果表明，在压力状态下，女性比男性更有条理。
当我和妻子分享上述事实时，她笑着说：“这对你来说是个新鲜事吗？”她在为我们的孩子计划本周活动的同时，通过短信管理着40人的团队，为她的3名外籍员工办理了签证，并协调处理了某个价值数百万美元建筑项目的诸多细节。然而，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综合多方考虑，最好不要把有限的注意力同时分配给多个任务。据估计，只有2%的人能够同时处理多个任务而不影响表现。
不管是否身处多任务处理的环境中，我们越是高度专注，就越容易忽略其他事情。 在医疗健康领域，这个问题可能会让医德高尚的医学专业人士违背希波克拉底誓言。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生殖健康领域和医学界对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的关注。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检测是一种简单的血液测试，一些研究表明，它可以提前数年筛查出潜在的前列腺癌。医生将手指伸入男性直肠检查前列腺的做法叫作直肠指检，与其相比，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检测不仅可以减少不适感，而且能实现早期发现和预防性护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检测会流行起来。除了侵入性较小，它还能够让医生和患者都只需关注前列腺特异性抗原评分这一变量。很快，人们都将这个被认为具有预测性的变量作为判断依据，减少了对其他重要因素的关注。
然而，问题就此产生了。通过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检测，被测人可能会被预测出11年后才可能切实病变确诊的潜在前列腺癌，从而产生进一步侵入性活检的需求，而这伴随着其他意外风险和副作用。对许多人来说，治疗过程比疾病本身更令人痛苦。对早期筛查结果的过分关注引起了更多的诊断需求，一旦被发现存在罹患前列腺癌的风险，大多数患者都希望立即接受治疗。保守观察以观其变的策略在心理上极具挑战性，特别是在众多案例中，许多人的康复新生都离不开早发现、早治疗的就医策略。
在《过度诊断》（ Overdiagnosed: Making People Sick in the Pursuit of Health ）一书中，医生H.吉尔伯特·韦尔奇（H. Gilbert Welch）、丽莎·M.施瓦茨（Lisa M. Schwartz）以及史蒂芬·沃洛辛（Steven Woloshin）记录了大量证据，证明前列腺癌的确诊与其早期筛查直接相关。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检测做得越多，活检就越多；活检做得越多，确诊的癌症就越多；癌症越多，相应的治疗就越多。我们越专注于寻找某种东西，发现的就会越多。同时令人惊讶的是，我们也越来越忽视治疗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然而，过度诊断的代价是非常真实的：“每个人都知道癌症筛查的潜在益处，即你可以避免死于癌症。但相对而言，很少有人会去了解可能的危害，那就是你可能被诊断并治疗了一种原本永远也不会发生的癌症。”过度治疗的危害可能非常严重。
韦尔奇在他的著作《更少的药物，更多的健康》（ Less Medicine ， More Health ）中解释说，我们可以把各种各样的癌症想象成圈养的兔子、海龟和鸟。兔子蠢蠢欲动，随时准备跳出来，你要在它们逃跑之前把它们抓住。兔子就是潜在的通过早期治疗可以干预的致命癌症。最危险的癌症就像鸟，当你开始寻找它们时，它们早就已经逃得没影儿了，你对此无能为力。其余的都像海龟，它们哪儿也去不了，是惰性的非致命的癌症。早期筛查对兔子这样的癌症是有用的，但对如海龟这样不太可能造成威胁、如鸟一般可能无法治疗的癌症则没什么用。不同癌症的致命程度也不同。
前列腺癌往往是“圈养的海龟”，这意味着筛查可以发现许多潜在危险，但对挽救生命来说意义不大。请考虑一些基本事实：前列腺癌的死亡率约为3%，死于前列腺癌的患者年龄中位数约为80岁。然而，前列腺癌的终生诊出率约为16%，被诊断为前列腺癌的患者年龄中位数约为69岁。显然，这两个数据之间存在脱节。许多被识别出的癌症其实并不重要。韦尔奇和他的同事总结道：“罹患前列腺癌最快的方法就是去做筛查。”问题就在这里，在许多情况下，对前列腺癌进行筛查和识别的意义不大。许多被确诊患有前列腺癌的人可能死于其他原因。如果寻求治疗，就可能引发副作用，比如阳痿和尿失禁，鉴于这一事实，付出的代价是否会超过不确定的治疗收益呢？
我读过关于上述主题最有趣且最有说服力的文章来自研究人员在《欧洲泌尿学》（ European Urology ）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该研究调查了在底特律死于事故的男性中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基本上，他们的研究对象是男性，其死因是随机的，这给他们的研究带来了巨大的说服力。研究表明，前列腺癌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几乎呈线性增长。在20多岁的男性中，患有前列腺癌的人数占比为9%，40多岁的男性中患者占比为40%，而70多岁的男性中这一比例超过了80%。但癌症本身其实可能并不可怕，事实上，这项研究数据似乎表明，大多数死亡的男性似乎都患有前列腺癌，但很少有人死于前列腺癌本身。
此外，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人们对癌症早期识别的期待会催生出更激进的筛查行为。虽然标准前列腺活检包括6次采血和6个样本，但在实际检测中，有人甚至会使用11、12甚至13个样本。请猜一下，更饱和的筛查方式会引发什么结果？答案是测出更多前列腺癌。事实上，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选取通过三次不同活检被诊断为未患前列腺癌的患者，对他们进行包括32次同时采血取样在内的饱和活检，结果显示，14%原先被诊断为未患癌的个体被标记为患有前列腺癌。
《过度诊断》一书的作者认为，有超过100万的男性被过度诊断，并因此承受癌症带来的焦虑。韦尔奇、施瓦茨和沃洛辛认为，在所有希望通过前列腺癌筛查而避免死亡的男性中，30%~100%的男性会由于过度诊断和不必要的治疗而受到伤害。
请允许我重申一遍，这样你对阅读的专注就不会让你盲目地过滤掉这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了。30%~100%的男性会接受不必要的治疗，而这一切都是由于过度关注筛查和早期诊断。
2010年，发现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的顶尖科学家理查德·埃布林博士（Dr. Richard Ablin）在《纽约时报》专栏发表文章，题为《关于前列腺的重大错误》（ The Great Prostate Mistake ），该文后来被人们广泛引用。埃布林博士直言：“这项筛查的准确性并不会比掷硬币某面朝上的概率更高……而且它无法区分两种类型的前列腺癌，一种是致命的，另一种是非致命的。”
埃布林博士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他就这个主题专门出版了一本著作，名为《巨大的前列腺骗局》（ The Great Prostate Hoax ）。埃布林博士说，这本书旨在向每一个因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检测结果而经历不必要的手术，并因此遭受痛苦副作用的人致歉。人们被不必要的阳痿破坏了婚姻，被可避免的尿失禁损害了自尊，前列腺癌的过度诊断还导致数百万人焦虑不安，心灵伤痕累累，它令人冲动地决策无关紧要的问题。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我们会如此依赖一个狭隘的指标，让它能够影响万千民众的生命呢？这是因为人们想要通过一个简单的过程来解决复杂的问题，人们以症状为切入点，即先关注到一个问题，然后试图通过预测性筛查来预防它。医学界过分关注前列腺癌的早期识别，以至于未能充分考虑许多已识别癌症的潜在无关性。他们过度专注于捕捉试图逃离栅栏的动物，以至于没有意识到自己捕捉了很多原本就不会逃出去的海龟。当然，这个捕捉系统有时确实会成功捕获到一只兔子，但在所有被捕获的动物中，这可能只占1%~3%。
我们能否回到初衷，仅将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检测用于监测癌症发展进程，而这种癌症的确诊则是由于患者出现明显症状或不适体征？仅仅狭隘地关注检测数据，我们便失去了现代医学的审慎性。除非癌症本身会致命，否则“罹患癌症”本身并不可怕。对男性的前列腺癌进行不必要的治疗必然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但其收益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医生和患者应减少对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检测数据这种单一指标的聚焦，更全面地考虑患者的健康、生活和治疗并发症的潜在风险。 专注的深度会使我们失去视角的广度。 常识告诉我们，对情况的判断需要考虑其发生情境，但正如篮球场上的大猩猩所表明的那样，专注也会蒙蔽我们的双眼，让我们错过自己眼皮子底下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少即是多。
无论在什么样的机构和组织中，聚焦于领导者制定的规范都会让我们陷入盲目遵循的误区。对管理者决策的拥护和追随并非坏事，这能够提高团队的效率，实现决策的延续性、流程的扩展性和管理的可控性。但若盲目拥戴这个系统，无论是将其嵌入技术中，还是体现到规则中，都可能引发有悖常理的滑稽之举，反而导致人们最终违背这个系统的初心和使命。
许多官僚主义恼人的荒谬情况通常可以用彼得原理来描述，该理论是劳伦斯·J.彼得（Laurence J. Peter）与雷蒙德·赫尔（Raymond Hull）在1969年提出的。彼得和赫尔认为，管理者对下属的提拔决策往往来自对下属在当前工作中优秀表现的片面关注。那些被提拔的人在他们升入的新职位上会表现得更好吗？根据彼得原理，在一个等级制度中，每个人都趋向于超越他的理想位置，上升到他所不能胜任的职位，也就是达到彼得和赫尔所说的“彼得高地”。因为人们只有在当前职位上表现不佳时才会得不到晋升，官僚体系最终会充斥着能力不足、无法很好完成工作的人。如果他们能胜任当前职位或者表现优秀，他们就会得到提拔。一旦到达“彼得高地”，他们就会在此度过余下的职业生涯。
那么，到底为什么要不断提拔能力不足的员工，这个过程又是如何进行的呢？这都是因为决策者往往聚焦于员工在当前职级上的工作表现，却没有想象或预测他们在晋升之后是否能够适应新的高位。同样，不适应当前职级的员工也可能会错过晋升机会，无法晋升到适合自己的工作高位。在实践过程中，员工往往会更注重培养匹配当前职位的技能，却很少考虑培养在下一个职级中所需要的能力。人力资源部门和培训项目应该考虑个人在下一阶段工作中所需的技能，而非当前的工作。
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灾害的应对失误就是彼得原理的实例。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对新奥尔良市的人道主义救援非常糟糕，美国国会对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调查。毫无疑问，部分原因在于领导者的经验和能力不足。这位领导者此前是国际阿拉伯马协会（International Arabian Horse Association）的裁判专员，工作表现非常出众，因此被提拔到责任更大的职位，即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局长。的确，他在此前的领域绝对称得上是一名称职的专业人士，但应急响应需要跨越不同地域和辖区，协调不同机构和司法当局，这对他来说不堪重负难道是无法预见到的吗？
从根本上讲，彼得原理探讨的其实也是焦点管理的问题，它讨论管理者如何聚焦于个体在当前位置上的工作表现，并以此作为标准来评估其未来的潜力。但若我们细细思量，便可知其实这并没有意义，因为评估标准应当基于未来的职位要求。同样地，这也可能意味着，一些在当前职位上表现不佳的人如果得到提拔，反而可能会在新的位置上大放异彩。
在抓住和维持进入赌场之人的注意力方面，博彩业具有极强的管理手段，但有趣的是，对单一目标的极度关注曾导致世界上最大的博彩公司之一错过了该行业历史上最大的发展机会，当时巨大的亚洲市场向全球博彩公司开放。
在这个部分，我将对比美国凯撒娱乐公司的前身哈拉斯娱乐公司与拉斯韦加斯金沙集团这两家公司的领导团队采取的不同战略，来说明关注点的差异是如何导致结果的巨大差异的。2005年，哈拉斯娱乐公司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彩公司之一，坐拥凯撒宫大酒店、哈拉斯赌场酒店、里约套房赌场酒店和巴黎大酒店等拉斯韦加斯标志性酒店。与此同时，拉斯韦加斯金沙集团拥有威尼斯人酒店，并刚刚在中国澳门开设了一处产业。加里·洛夫曼（Gary Loveman）曾是哈佛商学院教授，他管理着哈拉斯娱乐公司，拉斯韦加斯金沙集团则由精力充沛的实业家谢尔登·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经营。洛夫曼专注于深耕现有的哈拉斯客户，而阿德尔森则采用了更广泛的经营视角来拓展客户。
我的博士论文以哈拉斯娱乐公司为研究对象，对该公司体贴入微的客户服务策略进行了探讨。他们深谙如何实施其忠诚奖励计划，为数千万客户提供区别化的待遇。洛夫曼通过深入研究零售业，制定了一项重点战略：与其通过投入大量的成本打造壮丽奇观来吸引新客户，不如将公司的重点放在从现有客户的钱包中掏出尽可能多的钱上。哈拉斯的经营策略就是通过服务最优质的客户来维持他们的忠诚度。从前台、荷官到赌场负责人，集团内的每个成员都学会了根据客户的忠诚度等级来区分并服务客户。洛夫曼的聚焦策略成效斐然，忠诚奖励计划让哈拉斯公司取得了亮眼的业绩，引起了私募巨头的注意，并于2007年被收购。
与此同时，阿德尔森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战略，他将关注点放在了增加客户数量上。他并不关注如何压榨现有客户的钱包，相反，阿德尔森试图增加进入自己赌场的人数。为了实施这一战略，阿德尔森将重点放在让人们尽可能多地踏入自家产业的大门，而不是留住忠诚的、有时甚至沉迷到无可救药的赌徒。阿德尔森还着眼于全球布局，并在亚洲市场向外国博彩公司开放许可时抓住机会，参与竞标并获得了在中国澳门和新加坡开发博彩产业的特许权。
时代洪流滚滚向前，哈拉斯娱乐公司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完成了破产重组，并更名为凯撒娱乐公司。虽然破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该公司在其市值最高时实施的杠杆收购所带来的沉重债务负担而引发的，但错过亚洲的巨大增长机会也是破产原因之一。自此，阿德尔森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尽管造成现状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特别有力的解释在于公司的不同关注点。虽然凯撒娱乐公司非常专注于从客户的钱包中拿走更多钱，但拉斯韦加斯金沙集团却开发了数百万个新钱包。2005年，世界上最大的博彩市场在拉斯韦加斯；而今天，亚洲市场的规模已经数倍于拉斯韦加斯。洛夫曼和凯撒娱乐公司的战略团队对亚洲新兴市场的机遇视而不见，这是否可以归咎于他们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现有客户身上？阿德尔森看似不那么专注的战略让他的团队发现并抓住了一个巨大的机会。
虽然焦点管理很重要，但我们也需要理解，我们所依赖的专家往往只专注于自己的领域。因此，我们需要意识到，他们提供的建议和指导具有局限性。而且，最新的研究表明，专家在其专注领域的预测精度并不比非专家更高。在一项长达数十年的研究中，社会科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请专家做出预测，然后对其预测结果进行检验。泰特洛克的研究发现既出人意料，又极具启发性。通过将专家、普通人以及简单统计模型三者做出的预测进行比较，泰特洛克发现，专家的表现并不比普通人好很多，而所有人都输给了简单的统计模型。
人们对专家的需求越大，专家就越自信。泰特洛克甚至发现，业余预测者的预测更准确，但他们不会像专业预测者那样对自己的预测结果充满信心。 专业会提高一个人的自信，但也会降低他的判断水准。 也许彼得和赫尔在彼得原理中的解释是正确的：是不是因为许多专家已经达到了彼得高地，所以他们的建议是毫无意义或无关紧要的？
克里斯托弗·瑟夫（Christopher Cerf）和维克托·纳瓦斯基（Victor Navasky）在《专家证词》（ The Experts Speak: The Definitive Compendium of Authoritative Misinformation ）一书中汇编了大量专家过分自信、毫无根据且在今天看来令人忍俊不禁的例子。例如，《商业周刊》（ Business Week ）在1929年11月2日报道说，华尔街崩盘不会导致大萧条，因为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劲”。美国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总裁肯·奥尔森（Ken Olsen）在1977年声称：“人们没有理由想要在家里拥有一台电脑。”杰夫·雅各比（Jeff Jacoby）在波士顿《星期日环球报》（ Sunday Globe ）上就错误的预测发表了看法，他建议人们：“真正的智者正要教会你如何进行思考。如果你愿意，请洗耳恭听，但也要记住，他们很有可能是错的。”微软前CEO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在iPhone问世之际说了一句戏谑名言：“iPhone是世界上最贵的手机，它对商业客户没有吸引力，因为它没有键盘。”
坚持狭隘的焦点可能代价高昂，转移焦点可能带来巨大的益处。 在商界，局外人的观点往往更有价值，因为核心管理团队之外的人士可能会提出新的想法，并就团队正在做出的关键假设提出质疑。 事实上，2017年进行的一项针对战略调整的公司展开的商业分析发现，在所有帮助公司成功完成战略转型的CEO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他们的经验似乎与转型的业务无关。最具魄力的变革型领导者可能在其当前所处的行业中没有任何经验，比如重塑了零售业的杰夫·贝佐斯就是一名来自金融业的领导者。
在《巴菲特最推崇的8大企业家特质》
中，作者威廉·N.小桑代克（William N. Thorndike Jr.）描述了一系列非传统CEO的商业故事，其中包括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董事长兼CEO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的精彩故事。1963年，格雷厄姆46岁，丈夫去世后，她出人意料地接任了华盛顿邮报公司的CEO，一跃成为《财富》500强公司唯一的女性CEO。从1971年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到1993年她卸任董事长，华盛顿邮报公司股东的年复合回报率为22.3%，而标准普尔指数为7.4%，同行均值仅为12.4%。华盛顿邮报公司的同期回报比标准普尔指数高出18倍，比同行高出6倍多。接手新工作后，她花了几年时间适应这个职位，包括熟悉业务和她的团队。4年后，格雷厄姆做出了第一个重大人事决定。
在格雷厄姆接管华盛顿邮报公司4年后的1971年，尽管尼克松政府威胁要注销该公司的广播许可证，格雷厄姆还是决定登出披露五角大楼文件的系列新闻报道。1972年，在格雷厄姆的全力支持下，《华盛顿邮报》开始调查共和党竞选活动中的不当行为，最终导致尼克松辞职，并因此被授予普利策奖，这是在格雷厄姆领导下，《华盛顿邮报》斩获的18项普利策奖中的第一项。当沃伦·巴菲特还是一个无名之辈时，格雷厄姆就把巴菲特引入了董事会，开始极具前瞻性地购买自家公司的股票，并通过在其他行业开展收购业务，推动公司实现了业务多元化。
20世纪80年代初，麦肯锡建议华盛顿邮报公司停止回购计划，格雷厄姆在遵循麦肯锡的建议两年后恢复了理智，在巴菲特的帮助下，重新实施回购计划。当她在1993年卸任时，华盛顿邮报公司是同类报业企业中业务最多元的，其收入和利润几乎一半来自非纸媒。正如局外人可能会给公司的经营管理和战略决策带来不同的焦点，那些在焦点管理问题上挣扎的人们其实也可以有高水平的表现。
我们忽略的一些信息可能对飞跃式进步具有关键作用。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奥运会选手迈克尔·菲尔普斯、企业家华特·迪士尼、捷蓝航空公司（JetBlue）创始人戴维·尼尔曼（David Neeleman）、女演员乌比·戈德伯格（Whoopi Goldberg）、商业大亨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和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他们都被诊断出患有注意力集中障碍，这些杰出人才都缺乏注意力管理技能。那么，他们的注意力集中障碍是否反而有助于形成突破性思维，从而推动科学、体育、艺术、商业和政府事业的发展呢？所有这些可能性都有可能会被我们对高度专注的执着所扼杀。
管理焦点并非易事。我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有选择性的，是我们认知系统的基本部分。但注意力也会使人盲目，这就要求我们对注意力进行风险管理，同时必须了解自己知识和感知的局限性。过于专注会让你的视野变得狭隘，从而忽略很多东西，其中一些可能是有用的。但如果专注不足，你就会成为一个浮躁浅薄的多面手，一个懂而不精的人。所以这里的关键是，我们要以适合自身发展目标的方式，积极和有意识地管理我们的焦点。
我们不仅需要管理自己的焦点，而且要管理我们所使用的技术的焦点。 面对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技术，我们必须睁大眼睛，看清楚算法和人工智能对我们焦点实施的微妙、隐蔽而有影响力的管理，从而避免陷入无技术寸步难行的焦点泡沫之中。当我们决定外包决策时，我们就放弃了做出关键决策。
请想一下，以前那些在实体书店里选购图书的体验与今天常见的在线选购方式有多么大的不同。当然，在线搜索比在书架上乱翻更容易。事实上，算法甚至会给你推荐其他你可能会感兴趣的图书。不用费力寻找，你可能会感兴趣的同类产品就出现在你面前，这真是太棒了，对吧？但在书架上翻翻找找可能会让你从不同主题的书中发现新的东西，从而实现差异化思维，而在线算法只专注于根据你的搜索结果即时显示出你的偏好。两者没有孰好孰坏之分，但如果我们不知道在线搜索在带来益处的同时也会引发损失，我们就很容易错过其他可能性。
与之类似，我也是阅读纸质刊物的强烈支持者。为什么？因为在线新闻推送和信息门户网站都在强势地管理我们的焦点。通过分析我们的点击行为，它们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导到我们感兴趣的话题上，就像在线选购图书时，它们会通过推荐与我们类似之人所购买的图书这一方式来管理我们的焦点。然而，在翻阅纸质的报纸或杂志时，我们不得不浏览各种各样的标题，这会使我们接触到广泛的话题和新闻，它们没有经过基于算法的焦点过滤器的筛选。 选择通过未经过滤的信息源来获取信息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它可以让我们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观点和视角，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信息茧房。
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中，我们将再次探讨焦点管理的主题；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狭隘的焦点和孤立的思维过程是如何将我们一步步导向我们试图规避的负面结果的。
· 专注和忽略往往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注意力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领域的过度关注意味着对其他领域的注意不足。
· 专注的深度会让我们失去视角的广度。
· 专业会提高一个人的自信，但也会降低他的判断水准。
· 在商界，局外人的观点往往更有价值，因为核心管理团队之外的人士可能会提出新的想法，并就团队正在做出的关键假设提出质疑。
· 我们不仅需要管理自己的焦点，而且要管理我们所使用的技术的焦点。
· 选择通过未经过滤的信息源来获取信息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它可以让我们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观点和视角，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信息茧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