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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正式进入就业市场是在一个经济动荡的时期。2002年，我在华盛顿大学完成了本科学业。而就在两年前，互联网泡沫破灭，数万亿美元的投资和数千家公司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这无疑摧毁了整个经济。尽管当时就业机会非常有限，我的同学们毕业后都没有找到实习或工作的机会，但是我对即将开始的未知冒险兴奋不已。
我在华盛顿大学同时主修国际研究和斯堪的纳维亚研究两个专业，并在校内的欧盟中心兼职。在那里，我的工作主要是帮助组织会议，向学生和社区宣传有关欧洲政治和商业的知识。欧元于1999年问世，但直到2002年，也就是我读大四的时候，才被创始国正式启用，所以我的一篇毕业论文的研究主题就是欧元。
我在校内欧盟中心的日常工作并没有那么光鲜，我和另外5个人共用一间狭小的办公室，空间仅比一个大衣柜稍大些，这份工作却让我从一个超越学术的视角了解了全球经济。正是这份工作唤醒了我内心想要融入这个世界的渴望，并以某种方式推动着这份渴望不断滋长，哪怕我们正处于全球金融危机之中。我的同事们都致力于学术研究，他们打开了我的世界，让我认识到学术和全球政治是如何转化为塑造文化和社区的政策的。
以前，每当讨论这些问题时，我在校内欧盟中心的第一任领导菲尔·谢克尔顿（Phil Shekleton）就会变得非常紧张，他总是用手狠抓自己的头发。因此，当工作结束的时候，他看起来就像一个疯狂的科学家。这份工作让我开始从全球角度看待个人贡献。当时我的工作头衔显得微不足道，甚至可以说都没有头衔，而且工资也少得可怜，为此我不得不在学习的同时还要在苏塞罗图书馆兼职，负责整理书籍。
我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对世界面临的重大经济和政治问题拥有专业的见解。我很幸运，克里斯汀·英格布里森（Christine Ingebritsen）和洛塔·加维尔·亚当斯（Lotta Gavel Adams）两位教授看到了我的潜力。虽然我在大一那年表现平平，但他们仍愿意指导我。我虚心向他们求教，寻求他们的指导，让自己最终达到了大学生应具备的学术水平，并且学术水平越来越高。当我结束在华盛顿大学的4年学习时，我获得了耶鲁大学杰克逊国际事务研究院的最佳毕业论文奖。我在大学的这种转变给了我信心，让我相信自己或许可以实现学术梦想。尽管如此，我仍觉得在读博之前，还需要在实际的工作环境中积累几年工作经验。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有一次，我就自己毕业后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咨询了校内欧盟中心新主任的意见。他问我是否想过申请去亚马逊上班，因为他的妻子在那里负责招聘工作。我当时给了他否定的回答，因为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在雷德蒙德长大，大多数朋友的父母都是科技公司的高管，虽然他们收入不菲，但在我看来，他们的生活总是按部就班，毫无生趣。然而，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使西雅图的经济遭受重创，我的大多数同学在毕业时都没有找到工作，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尝试各种机会。我没再多想就向亚马逊投递了简历。谁能料想到我竟然接到了初级助理职位的第一轮面试通知。
如今回想起来，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竟能够在那看似初级的工作机会中看到潜在的价值和成长的机会，即使这个机会与我在学术领域的职业抱负相去甚远。 很多人在职业生涯初期没有意识到，那些最终能给人带来成就感和回报的工作，在最初的工作描述中往往并没有显得特别理想或吸引人。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明白，这看似初级的工作有可能让我接触到一些作为初级员工永远无法接触到的东西。这个职位为我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这家公司运营机制的机会，让我能够洞悉公司的成长和成功需要具备哪些必要条件。
当我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潜在的工作机会时，我发现初级行政职位非常符合我的长期成长计划。我当时完全不知道如何当好一名助理，但我知道不断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是值得的，我将不得不面对大量的学习和曲折的成长过程，这一切将让我做好准备去迎接未来的理想工作。
亚马逊的面试次数和节奏都令我头昏眼花。我连续接受了公司所有高级助理的面试。我一整天都在公司，甚至在午餐时间还参加了一场面试，也就是说我午餐什么都没吃。显然我为这些面试所做的准备偏离了方向，我只对一些常见的、典型的面试问题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没有仔细研究公司的现状，没能了解公司在当时面临的挑战，也没有准备任何问题去问面试官。
事实上，我是很幸运的，因为我在大厅等待面试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个展示牌上列出了亚马逊当时开展业务的5个国家。在接下来的面试中，一位面试官问我是否使用过亚马逊，是否知道公司在哪些国家和地区开展和扩张业务。我回答得非常自信，面试官丝毫看不出我是刚刚才知道答案的，我在面试前一天才创建了自己的亚马逊账户，还没有买过任何东西。面试结束后，我回到家，虽然感到筋疲力尽，但同时又充满了活力，因为我在亚马逊遇到了很多了不起的人，也听到了很多他们正在进行的创业项目。在那个环境中，我找到了归属感。
3个月过去了，我没有收到亚马逊的任何后续消息。
当我正在寻找其他工作机会，为未来攻读博士学位做准备的时候，惊喜地接到了通知第二轮面试的电话。这一次，我做了充分的准备，阅读了我能找到的每一篇关于亚马逊的文章，我可以自信地对公司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经历的成长、面临的挑战，以及具备的优势发表观点并提出问题。这次面试我的是公司的几位高级副总裁。我记得自己当时很困惑，他们为什么要花时间面试我这个资历很浅的初级求职者呢？
其中一次面试是在一间昏暗的办公室里进行的，那里只有一台满是代码的显示器，角落里一盏奇怪的彩色旋转夜灯发出微弱的光芒。我不知道的是当时面试我的高级副总裁被分配的任务是找到我的崩溃点，看看能否让我哭出来。幸亏我认识很多技术人员，我早已习惯了这种尴尬的互动。我当时只是觉得这位高级副总裁身上有技术人员特有的性格特征，因此我尽量让自己不受他的影响。
又过了3个月，我还是没收到亚马逊的任何消息。于是，我觉得亚马逊不会给我工作机会了，但就在那时，电话又响了，亚马逊的招聘人员通知我过去参加最后一轮面试。当时，我已经找到了一份研究助理的工作，因而对此并没有欣喜若狂。在电话里，我对亚马逊的招聘人员说，他们已经了解了我的20个关键数据点，应该知道亚马逊到底想不想要我，因此没有必要再让我接受一轮折磨人的面试。我不喜欢他们一直这样踢皮球，不做决定。招聘人员立刻为这漫长的面试过程向我道歉，并向我保证这将是最后一轮面试。
然而，她没有告诉我，这次的面试官是贝佐斯本人。
我当然愿意参加最后一轮面试，因为我发现亚马逊拥有一群满怀抱负、爱岗敬业、充满热情的人。我想像他们一样，我想学习他们在某些领域的优势。尽管我感觉这已偏离了我的学术目标，但这次工作经历的价值显而易见。
我能感觉到亚马逊的与众不同，它面对的是其他公司从未尝试过的挑战。我确信自己在那里工作会学到很多东西，那是我在其他地方永远学不到的。在读博之前，我工作的全部目的就是获得真实的商业经验，而在亚马逊工作似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完美途径。于是，我去参加了最后一轮面试。
在10月的一个清晨，我轻松地走进面试的会议室。突然，会议室的门开了，贝佐斯走进来并坐下，他在进行自我介绍之前，就发出了标志性的爽朗笑声。我立刻认出了他，因为他的面孔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当地媒体上。
一开始，我满脸疑惑，以为自己走错房间了，贝佐斯应该是来面试工程师或高级主管的。可是我没有走错，他就是来面试我的。
面试一开始，贝佐斯便承诺他只会问我两个问题，并且第一个问题是一个“有趣的”脑筋急转弯。听他这般说，我深吸了一口气。他站起身来，从白板墙上取下一支笔，打开笔盖，他说他要出一道数学计算题。后来我才发现这是他的私人会议室，我当时吓坏了。贝佐斯说道：“我要你估算一下整个西雅图的玻璃窗数量。”
以前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我停顿了片刻，让自己冷静下来，我提醒自己想想他提问的动机是什么。我告诉自己，他想了解我的思维方式，他想看我如何把一个复杂的问题拆分成一个个小的、可处理的步骤。
我心想，我能回答这个问题。
我概括地指出我将从西雅图的人口数量开始计算。为了便于计算，我预估该市有100万人口，谢天谢地，我居然猜对了。我接着假设，每一个人都拥有一座房子，一种交通工具，在一间办公室工作，或在一所学校上学，而所有这些地方都有窗户。所以，我建议应根据这些窗户所用玻璃的平均数量来进行估算。接下来，我就根据这个思路开始计算。
我深入分析了每一种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和异常现象，以及这些异常现象产生的原因等。我感觉自己好像讲了几个小时，与此同时贝佐斯在白板上写满了数字，而实际上，我只讲了10多分钟。我记得当他写下估算的最后数字时，我感到一阵激动。他把这个数字圈起来，对我说：“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正确的。”
贝佐斯接着问了我第二个问题，他想听听我为自己确立的职业目标。以我现在对贝佐斯的了解，我明白他当初为什么只问了我这两个问题。通过这两个问题，他想了解我的潜力，看看我是否有毅力、勇气和动力跟随他的步伐前进，他想知道我是否足够勇敢，愿与他一起飞跃，不断提升。面试结束时，我们双方都知道虽然我只是一个初级助理职位的申请者，但为了成功，我愿意做任何事情。
就这样，我的面试结束了，疲惫且兴奋地结束了。
贝佐斯当场就聘用了我。我们两个人的办公桌只相隔不到1米，在整个公司里，我的桌子离他的桌子最近。
过了好多年，我才完全明白贝佐斯给我这个机会，助我实现突破的原因。贝佐斯身边的人，毫无例外需要的是他的管控，而不是他的激励。他的团队成员往往都雄心勃勃，勇于创新，信念坚定，而这些品质弥补了他们在任何专业知识方面的欠缺。在这种环境下，贝佐斯只需要用他的领导力来引导我们的能量，而无须试图激发我们身上的能量。
我终于明白，贝佐斯和亚马逊早期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这种孜孜不倦地追求卓越的精神。
励志演说家吉姆·罗恩（Jim Rohn）有句名言：我们能取得的成就正是与我们相处时间最长的5个人所取得的成就的平均值。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准确。换句话说，我们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我们的个人生活，因为我们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作中度过的。 在工作中，我们受到激励，去追求更高的目标，接受新的挑战，获得更多的满足感，但我们也可能因为工作而耗尽精力，导致精神崩溃，从而失去快乐和活力。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周围的同事。
入职亚马逊以来，我每次做出工作变动的决定都是基于未来同事的素质，以及他们能把我变成什么样的人。早年的这一点智慧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幸福感，使我的人生得到更好的发展。
在我的生命中，上天给予我最大的恩赐就是能够和世界上最聪明的总裁们共事，一点一点地学习他们是如何深入思考、采取行动、实施激励并做出决策的。入职亚马逊的经历是我第一次对自己进行奥运级别的挑战。我当时对未来一无所知，只知道这次经历要么成就我，要么毁灭我。我愿意投资自己一次，看看最终的结果。
从早年的那次入职经历开始，我就一直希望自己成为那种需要被管控，而不是被激励的人。我一直在寻找那些能够挑战、支持并激励我去做一些远超自己能力的事情的团队，那些能给我的工作带来更多满足感的团队。当然，这让我感到工作负担异常沉重，也让我常常害怕自己不具备完成任务的能力。与此同时，我感到这种不断提升自身的需求，不仅可以控制，而且很刺激。
我遇到的具有真正变革精神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他们总愿意投资自己。如果他们在前进的路上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岔路口，而这个岔路口恰恰能更好地引导他们学习想学的一切，并能为世界做出贡献，那么他们会欣然放弃儿时的梦想。他们愿意放弃儿时的梦想，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梦想容易被动摇，事实上，恰恰相反。
非凡的人为了体验真正的满足感，愿意放下家庭和社会对他们的期望，甚至放下童年的梦想。即使当他们面临自我认同危机时，他们仍愿意转变。 这是真正的勇敢，这也预示着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将获得长久的满足感和影响力。
贝佐斯就是这么做的。德邵基金（D.E.Shaw）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对冲基金公司，总部位于美国纽约。贝佐斯在这家公司工作了4年，担任第四任高级副总裁。在他30岁那年，他鼓起勇气辞去了这份高薪工作。贝佐斯有千万条理由留下来，继续享受他辛勤工作带来的丰厚回报。没有任何外部因素值得他放弃这一切，冒着巨大的风险去创办自己的公司。
1993年，贝佐斯向他的领导提出了一个想法，他想建立一家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书店。他看到了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巨大发展潜能，他脑海中浮现的是一间不受物理空间限制的书店，是一个能容纳数百万册图书的虚拟书店。贝佐斯着眼的是未来，思考的是突破和变革。那些着眼现在的人，他们只会解决当前的问题，因此他们只能产生较小的影响力，而贝佐斯解决的是未来客户的需求。
众所周知，德邵基金拒绝为贝佐斯的想法投资。于是，他果断辞去了金融领域的工作，冒险投身于互联网这个疯狂的新事物中。很显然，他最终取得了成功，但这需要他承担巨大的风险，用自己的未来去投资，他确信自己有能力弄明白他从未做过的事情。在此之前，没有人这样做过！
我从来没有想到，在接下来的10年里，自己也会有多次相似的经历。在这段充满未知的旅程中，我的第一步就是离开工作了3年的亚马逊，并开始我的读博生涯。我很享受在亚马逊的工作，也很珍惜和贝佐斯一起工作的时光，但进入学术界是我的梦想。我为此感到非常痛苦，为什么一个梦想的开始必须建立在另一个梦想的结束之上呢？
直到现在，人们还会问我：在亚马逊终于开始盈利、股价开始上涨的时候离开亚马逊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当贝佐斯听到我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为博士研究生时，他表现出的热情兴奋让我确信我的决定没有错，没有什么比投资自己更值得的了。想要改变人生，与其通过实现别人的梦想来赚钱，还不如冒险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贝佐斯正是这样做的。
在亚马逊工作的最后一天，我带着相机去了公司。我想在交出工作证之前，和贝佐斯拍一张合影，但我差一点儿就没有勇气向他提出这个请求。我很感激自己做到了，因为那张照片是我现在最珍贵的东西之一。我离开办公大楼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不舍的泪水。
我开着装满箱子的红色本田思域离开西雅图时，我哭了。在驱车南下伯克利的两天路程里，我在车上放着《哈利·波特》第四部的有声书，却一个字也没听进去。虽然承受着巨大的心痛和对未知的恐惧，我仍然坚信我想像贝佐斯一样，不想因为自己的胆怯，不敢冒险追逐梦想而在未来后悔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