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意的纹样

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之一是对幸福的期盼，这是非常入世的人生态度。我们在历史的早期虽然有过一段因尚鬼而产生的严厉造型，可是进入周代，工艺的纹样就趋于轻松与愉快，逐渐变为对美感与幸福的追求了。世上各种文明，只有中国人突破了神秘的气氛，达到这一境界。其损失为失去了悲剧的、威严的、艺术的可能性，可是却使中国人几千年来，苦中求乐，过着自求满足的生活。这是因为中国人发明了一种观念，那就是对幸福的定义——如意。

“如意”这一名词的来源，甚难查考，只知道“如意”这种器物来自印度，皈之一端加以手杖，用以搔痒。如意的观念与印度或佛教有无关系，情形尚不明确。可是我们明确地知道，追求幸福的观念早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汉代器物上刻的大多是祈福的字眼，其中充满了如意的期望。这与玉文化有什么关系呢？我没有说如意的观念一定是来自玉文化。我只能说，自玉的纹样演变中，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心灵自恐惧与敬畏，逐渐变为祈求与歌颂的一段历程。而可以为此证验的，是如意纹的出现。如意纹可能是中国所独有的纹样。

“如意纹”这个名称当然是后代加上去的，这并不是一个在学术上有共识的名词。学者喜欢用“云纹”，其意是指自然流畅的曲线，两端以卷曲收头。我不喜欢云纹的称呼，因为太牵强附会，缺乏文化的深意。令人以为古代的这类曲线是云的描述是没有根据的，只能说这种纹样被后世用作云的表现而已。即使如此，称那种云为如意云也比较恰切。

如意纹的产生可以很明确地从玉器上看出来。在商代末期，玉器的纹样上开始出现涡线，并且几乎舍弃了直线与折线，偏好半封闭的曲线。这些涡线或半封闭的曲线，其收头处为一圆点。这是一种纯图案的发明？还是有神明、精灵的意义？今天无可考据，却是成为中国式纹样的重要特色。这是如意纹的“开山祖师”。

到了周代，构成图案的线条开始分解，解析为一些阿米巴型的独立个体，再由这些个体组织成形。而每个个体都是一条半封闭的曲线，两端以涡旋或大点收头，这是后代云纹的直接来源。这种解体后的造型方式也就是前文中提到的一物多指的开始。周代的玉饰，原来都是一些带有恐怖感的神、兽，具有原始护身符的性质，可是用这些优美曲线来表现，其意义就软化与转化了。可怕的形状逐渐变成可爱的形状。这时候，一件玉器上会出现很多大小不等的端点或涡纹。到了东周初期，图案再度分化，造物的形状更加模糊了，只形成表面的纹饰，而整体造型则重新以轮廓的形式再现。这时候，表面的图案事实上则是一些涡纹的随意组成。

东周后期的发展则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谷纹与蒲纹乃至乳丁纹等，排列整齐的点子饰；另一个方向则为结合涡点与曲线，逐渐规律化为涡纹与C纹或S纹的结合后的图案。这时候同时出现了镂空雕饰。雕空之处呈现优美的规律化的曲线，如意纹的特点已经完全具备了。这就是如意纹诞生的过程。到了唐代，如意纹正式出现。在传统的资料中，北宋的《营造法式》上的图案，如意头已经发展得相当复杂了。

如意纹是什么样子呢？是两个带尾巴的涡点在尾尖相接而已！最简单的就是一个C字。早在春秋末期，S纹就出现在了兽形图案上，在战国最早出现成熟的涡头带S尾的如意纹是剑璏。图案中拿来当兽身脊背的（吴棠海先生的意见），不久就被当作花瓣了。正宗的如意纹为心形，所以非常亲切可爱，有花瓣与树叶的意味，在自然界随处可见。到后来，两臂增加一些波磔，在宋元间成为装饰流行的母题。《营造法式》上梁柱的装饰，如意头是主要图案；而女性衣饰的云肩，实际上是如意的造型。在元代珍贵的青花瓷器上，常有如意形出现。自此而后如意就与中国人的生活分不开了。称它为如意头，是因为如意原是一种器物，其头部的形状使用了这样的造型。其后云纹或灵芝的造型时常在中国的装饰中出现，是因为与如意纹相类。

称中国人为追求万事如意的民族应该是不错的，《中国吉祥图案》的日本作者在民国初年就觉察到这一点了。代表如意的图案是玉文化的产物，亦是不争的事实。以上举出的几个文化特质，都与中国人的艺术观念及中国人的行为有关。玉是中国人的护身符，死后又带到坟墓里，是命根子，其神奇性在《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故事里已广为流传。这样与生命结为一体的器物，对文化有形无形的影响当然超过其他文物。它无疑反映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尤其是温润与人格的关系。本文中有关温润的讨论是传统观念的一部分，是本文唯一非新创性的说法。自温润到圆融，中国民族性的发展，是我个人的观察。我尝试提出的几个艺术特质的观念，自认为经过几年的观察与思考，尤其在空间观念上，希望对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同好有点参考价值。但是我向来不认为艺术与空间的观念独立于文化与行为之外，因此在讨论中不自觉地把一些中国人的行为连上去了。这当然有待民族与社会学者的检视与批评。我一直相信物质文化是文化的象征，是精神文明凝集而成的证物。器物可以反映文化的精神，比起空谈理论要明确得多。

可惜的是，学者们对古代的文物并没有足够兴趣。有之，只限于考古学的范畴，其内容几乎是纯科学的，缺乏文化性的阐释。对于玉文化，中文著作除了考古图集之外，几乎都环绕在对真伪的辨识之中。至今没有人在文明的意义上有所阐发，我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写这篇文章，真正是抛砖引“玉”而已！

──台湾《联合报》副刊，1994/10/1 1、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