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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政党政治下，政党对国家法治建设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即使是在党政关系较为松散的西方国家，执政党为了掌控法治建设主导权，都要以间接或直接的方式控制国家立法、执法、司法机构。“民主制中政党政府的出现，使政党能够同时对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施加影响，而且（至少在有的时候）还能影响到司法机构”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法治建设的领导，具有历史必然性、法律正当性、实质合理性。
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时期开始就领导人民探索新型法律制度和法治，在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人民全面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实现了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历史性变迁。对这一历史过程，习近平有透彻而清晰的总结，“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在江西中央苏区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不断健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发挥了重大作用”
。他得出结论说：“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的法治建设历史进程中形成的。
从1954年宪法起，我国宪法总结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使党的领导从实然上升为应然。习近平指出：“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在2018年修宪后，他强调：“这次修改宪法，在宪法序言确定党的领导地位的基础上，我们又在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强化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地位。”
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定海神针”
，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沿着正确方向顺利推进的前提条件。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党和国家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习近平在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在实践中显示出巨大优势时，首先强调的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优势”：“七十年来，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和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从原理设计和制度安排上都超越了西方法治。正是由于党的领导，形成了我国既有集中统一又有分工负责、既有配合又有制约、既有公正又有效率的法治领导体制，超越了西方分权型、对抗型、否决型的法治体制。西方法治的基本逻辑就是通过分权制衡来防止权力滥用，其缺陷在于分权制衡容易造成互相掣肘甚至互相对抗，形成所谓“凡是你赞成的我都反对”的“否决政治”，导致难以作出公共决策，甚至出现政治僵局乃至瘫痪状态。另一个缺陷是它容易变成一种分裂的力量。特别当这种法治移植到一些发展中国家、转型中社会后，分裂效应更容易被放大，出现政治对抗、社会分解、民族分离的局面。
习近平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当前，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都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法治领域改革面临许多难啃的硬骨头，迫切需要从党中央层面加强统筹协调。”
“法治领域改革涉及的主要是公检法司等国家政权机关和强力部门，社会关注度高，改革难度大，更需要自我革新的胸襟。”
随着法治领域改革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调整和制度体系变革，复杂性、敏感性、艰巨性更加明显，暗礁、潜流越来越多。只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统筹协调各方面力量资源，法治领域改革才能攻坚克难、闯关夺隘，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