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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继荣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发展。著有《国家治理及其改革》《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政治学十五讲》等，主编《发展政治学》等，主持翻译《民主的模式》等。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MPA）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作为一门与现实政治高度契合的学科，政治学从一开始便 与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休戚相关 。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政治学”是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词，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政治学与我们的生活有何关系？以政治为志业或者以政治学为研究专业的人，应该具有怎样的理想和情怀、承担怎样的时代责任？
现实世界存在两种逻辑——野蛮世界的逻辑和文明世界的逻辑。人类的进步就是一个从野蛮世界向着文明世界进化的过程。野蛮和文明，就是自我和他我、暴力和协商、成王败寇和规则至上的对决；这种对决存在于人际互动、社会交往、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人性本源存在野蛮和文明两种秩序导向，道德、法律、规则，作为文明逻辑的要素，与野蛮逻辑长期斗争，好不容易才形成今天这样的文明格局。
读政治学，绕不开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我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了解这个人。在霍布斯看来，人类初始的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war of all against all）。这是因为，人们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大体相当，因而具有产生达到目的的希望的平等，当这种希望不能满足时，就会成为仇敌。这样的状态其实不只是原始世界才有的状态，而是时刻都可能存在的状态。事实上，如果每个人的“自我”都无限扩张，将“他者”看作是对抗性的存在，主张自我对一切权利的“应得”，那么必将导向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这正是野蛮世界的底层逻辑。
相反，在一个文明世界里，“我”不仅是“自我”，也是在“我们”中的存在，文明的发展正是“我们”的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当穷人、奴隶、妇女被逐渐纳入民主的政治体系，当全球文明倡议照亮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每一次“我们”的扩大，都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因此，如果说野蛮世界的底层逻辑是诉诸暴力、导向冲突、寻求无限扩张的“我”，那么，文明世界的底层逻辑便是诉诸道理、导向合作、寻求不断扩大的“我们”。
说到文明世界，必须再多说两句。在一个文明世界中，规则和制度产生的外在约束是重要的，它们能够停止纷争，让人们从战争状态走向和平状态。但是，单有外在的约束还不够，一个文明世界还必须有内在的德性。内在的德性就是对同类的尊重和关怀，它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共情和感通，发源于孟子所说的“孺子将入于井”时人人皆有的“怵惕恻隐之心”。人类的美好社会无不以这种内在的德性为支撑，近到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一起打保龄球”的社区团结，远到对异国他乡战争、灾害等人类苦难的感同身受、倾囊相助，直至民胞物与、天下大同的情怀，都是内在德性的展现。应当说，这种德性是文明世界的生命所在。一切外在的制度、机制都要在这种德性的润泽和滋养之下，才能焕发其活力，发挥其效能。拥抱文明，告别野蛮，归根结底，是要让更多人拥有这份德性，这也正是政治学这个学科的根本使命所在。我们不仅期望每一位研究和学习政治学的人，拥有幸福的生活、成功的事业，更期望大家能够明白文明的道理，光大这份德性，做到为政以德，为富而仁。 文明世界和野蛮世界各有逻辑，认清文明世界的底层逻辑，将世界推入文明轨道，是政治学人的责任 。
政治学教给大家的不仅仅是政治知识和管理技能，更重要的是让大家看清世界的本质，认同并践行文明世界的底层逻辑，让外在的制度更加完善、内在的德性更加充盈。用合作代替冲突，用文明对抗野蛮，这就是现代社会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我们听到太多颟顸说法，也见过太多残酷现实——竞争、冲突、斗争、拔刀相见；但切不要以为那是人类行为的全部，决不能认为把对方搞死、成王败寇就是政治学的真谛。政治学教科书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冲突斗争政治学，一个是合作包容政治学。冲突还是合作，是政治学人可以选择的立场，基于不同的立场，构建不同的观念和理论，形成不同的行动方案。在政治学的学术传统中，存在两种讲法——（1）政治学研究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和冲突，于是，不少人会把政治学理解为研究如何在竞争中克敌制胜；（2）政治学研究人与人之间如何互信并建立合作，所以也有不少人把政治学解读为研究怎样的机制保证人与人和平共处，建立互信合作。前者的主题是竞争，后者的主题是合作。零和博弈，还是利益共享，基于两种不同的哲学，形成两种不同的政治观念。
现代化、全球化、网络化的趋势，将人类世界变成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诚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言，“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形成需要共同的价值、共同的规则、共同的行动来支持“共享发展”，而不是“独领风骚”。
现实世界存在隔阂、矛盾和斗争，需要有一种反制的力量。政治学不应该播撒仇恨，制造隔阂，鼓励分裂，挑动冲突，而是消弭裂隙，消除矛盾，促进和解，推动合作。因此，从根本上说，政治学并不是传授克敌制胜的技巧，而是研究促成社会合作的门道。
政治学的古典思想家强调，“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就是说，人总是以群体的形式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也坚持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要过社会生活的，也就是说，人只有在和别人的社会交往关系中才能确立自己的存在。这些观点表明，人要过社会生活，所谓社会生活就是集体生活。通俗地说，抱团、结社、组党，这是人之本性。既然要抱团，那这些“团”都有哪些形式，它们如何形成，如何组织，如何发展；这些“团”的组织机制怎么样，权力结构又如何；需要有怎样的规则和机制，哪些事情要禁止，哪些事情要激励？
政治学是关于人的集体生活如何组织、如何安排的学问 。这种集体生活包括小到几个人组成的工作、学习、生活、兴趣小组，中到几十人、几百人组成的团体、机构，大到以政府为核心的国家，以及地区合作的跨国组织，乃至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国际机构，比如联合国。
集体生活（公共生活）需要集体行动。集体行动关涉几个问题：一个是组织，一个是决策，一个是执行。不同的人要组织在一起，需要有明确的组织目标和良好的组织机制，以防止机会主义行为；之后，要形成合理的集体决策，就要有民主与科学的公共决策，以防止某些人的独断专行和“霸王条款”；决策一经形成，要付诸集体行动，还要保证有效执行，防止徒劳无功。这就使国家-社会、政府-市场、自由-秩序、政治-行政、精英-大众、制度供给-政策供给的关系问题纳入政治学科的范畴，使之成为它的基本问题。
政治学也被理解为专门研究“治国理政”的学科。当今的世界被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分割。这些国家和地区各自占有一个特定的地域，拥有一定数量固定的居住人口，形成各自独立的政府，而这些政府又被不同党派所执掌，它们推行不同的政策，实施不同的管理方式。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治理大都为不同的党派所“承包”，有的长期承包，有的短期承包。国家治理的水平有高有低，有好有坏，治理得比较差的国家通常被称为“失败国家”。当然，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治理失败，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但却偏偏有治理失败的国家。因此，政治学还专门研究以国家为单位的“集体”的流变兴衰。
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政治纷争。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人们思考政治问题，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意见，而这些意见的立场又大不相同，包括世界主义立场、区域主义立场、国家主义立场、民族主义立场、社会主义立场、个人主义立场。这些不同立场所追求的目标大不相同。世界主义立场追求世界大同，区域主义立场追求地区繁荣，国家主义立场追求国家强盛，民族主义立场强调民族独立，社会主义立场追求社会自治，个人主义立场强调个人权利至上。不同立场的人持有不同的观点，追求不同的目标，这也成为政治现实分歧和冲突的主要根源。
政治学研究经常从国家治理者的视角提出问题：施政的理念是不是恰当，要不要革新？组织制度是不是合理，要不要改善？政策激励是不是恰当，要不要变革？在日常生活中，社会大众也大体依照上述问题，用自己的方式来检测和评估国家治理状况。政治学经常反思公共理念，反思组织制度，反思公共政策，目的在于促进更好的治理效果。
政治学促进国家治理改善大体通过三个通道：第一，面向公民，希望通过政治教化和启蒙来实现公民教育，塑造良好公民。第二，面向社会，经常倡议“社会建设”，目的在于改造社会，实现社会和谐和更好的社会治理。第三，面向国家，希望制度变革与完善，推动政府改革，打造良政，实现善治。
政治学历史悠久，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关于政治、政治组织、政治生活的思考非常丰富，因此形成了古典理论、现代理论、当代理论。古典理论关注政治的组织形式，强调良政善治；现代理论关注政治的合法性，强调国家的建构；当代理论关注政治的有效性和公共生活的有效性，强调国家治理。
政治学追求良政善治 ，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它们提供了不同的国家治理方案，比如古典共和主义主张建立一种混合主义的中道政治，强调公民美德对于良政善治的重要性；现代制度主义强调自由、民主、法治、共和的制度保障；现代公共政策学派看重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落实；现代公共选择学派则关注个人理性和集体行动。为了梳理这些不同的理论和实践，政治学科内部形成了不同的专业方向。
今天，政治学内容被分为几大板块：政治思想主要研究不同时代的人们的政治价值和政治主张；政治制度主要研究政权运行的方式与方法；政治行为主要研究不同主体的政治活动和行为取向。从学科划分来看，政治学科又被分为政治理论、国家政治、比较政治、国际政治、外交政策等不同的领域。大学分科十分细致，政治学一级学科下面包括很多不同的二级学科，细分成不同的专业。如果有同学关心自己未来大学的专业选择，就要了解学科的划分，明白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最后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
一个国家的发展总是与学术和思想的进步分不开。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中国现代化进程已经走过180多年。如果把这180多年分成三个阶段，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同状况。在清朝统治的最后70年中，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王朝帝国，不断遭受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挑战。帝国治理无方，使中国国家安全和领土领海权益受到极大伤害。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最终由于辛亥革命（1911年）而画上句号。之后是38年的中华民国，国家又陷入内部分裂、外敌入侵的状态，各派政治势力为了争夺国家的统治权而斗争。这个过程最终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国民党败退台湾而终结。
应当承认，中华民国的建立推进了中国国家现代化进程，但终因传统守旧势力强大、社会利益分化严重、缺乏足够强大的主导和整合力量，国家未能完成统合任务，因而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贫穷落后、人民艰难困苦的局面。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预示一种不同于以往国家现代化方案的探索开始。这种方案从农民和工人等广大劳苦大众的立场出发来解决问题，放弃为“病入膏肓”的中国寻找“良药”的努力，直奔“建造一个新中国”的目标。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70余年，实现了国家政治转型、经济起飞、社会发展，目前正在努力追求面向现代化的治理变革。
1980年中国恢复政治学独立学科地位，之后，中国政治学也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为国家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论证。回顾40余年学科历史，中国政治学的重要贡献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说明：
第一，国家现代转型需要创新政治经济理论，这种政治经济理论既不同于以往自由市场理论，也不同于计划经济理论。在国家转型的政治经济理论构建方面，中国政治学人打破传统理论教条的禁锢与限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提供了论证；同时，创新思想和理论，为社会主义市场机制运用以及政府机制运行提供了论证。今天，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有机配合，已经被确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第二，国家现代转型需要构建政府创新理论，这种创新理论应该为政府改革提供方向。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几乎每隔5年就要推出一轮政府改革，经过不同主题和不同目标的政府改革，最终将“计划型政府”和“发展型政府”两种模式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府模式。在此过程中，政治学参与政府职能和作用的讨论，围绕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等问题，探究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式，讨论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以及放管服改革等议题，提出有效政府与有限政府的理论，为中国政府改革提供论证。
第三，国家现代转型需要构建转型政治发展理论，这种政治发展理论能够以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为基础，以解决国家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为导向，摒弃制度解构和制度移植的简单结论，广泛吸纳民主转型理论、政治稳定理论、政治参与理论、政治合法性理论、社会建设理论等理论的合理要素，提供合乎本国发展规划、解释和引导本国实践的概念和命题。中国政治学致力于构建政治理论体系的探索，建立了区别于以往阶级分析这种单向度线性理论框架的多元化多视角多维度的政治学理论模型；并且，以治理变革为核心，突破基于政体理论的自由民主改革定义的局限，将中国的改革定义为“治理改革”，从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国全面改革实践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同时，以中国实际和实践为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中国故事和经验为内容，形成了对中国国家治理的系统性解释，阐释了治党-治政-治民的任务，并对政党治理（党的领导及其制度）、贫困治理、环境治理、腐败治理、社会治理等中国治理实践的经验进行理论总结。
第四，国家现代转型需要构建符合国际准则同时适合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外交理论与国际战略。中国政治学从战略高度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聚焦大国关系和国际互动的历史及现状，分析国际贸易、意识形态、地缘政治、产业竞争等要素对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力求突破现实主义零和博弈逻辑，阐释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和政策路径，在国际学术界清晰表明中国立场，系统总结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地区合作的经验，围绕全球治理的政治逻辑，在国际组织决策、气候政治、贸易政治、发展政策等重点领域开展前沿性研究，构建了基于中国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