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索夫与《战略管理》
——在哲学家墓碑前的思考

里克·安索夫，美国阿兰特国际大学助理教授

本文为纪念大卫·赫西而创作。

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曾说：“一切皆始于哲学，也终于哲学。”我们或许可以补充一点，哲学的历史在许多方面可以看作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理论家之间的长期斗争史。持系统理论观点的哲学家寻求永恒的知识原理，并以此为基础，探索更好地理解和管理世界的方法。与这种观点相对立的是不同程度的哲学怀疑论者，他们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不可控制的，因而其中的知识和经验也是短暂的、瞬间即逝的，并且总是依赖于特定的时间、背景和文化环境。

对上述两种观点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欣赏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们的思想精华。例如，笛卡儿（Descartes）（1644/1985）宣称“我思故我在”，或康德（Kant）（1781/1943）援引辩证法推理（比如，坚持将某物认为是“热”的，必然意味着对“冷”的先验理解）。而如今的人们普遍会将这种思考视为哲学家们对无用之事的琐碎冥思。

然而，这些基础真理并不是为了打发时间而做出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对概念的探索，这些概念应该是可靠的，哪怕最固执的怀疑论者也无法对其进行指责。可以说，这些基本真理是对从公元前5世纪的智者派 （Kolenda，1990）到当代的解构主义者和社会建构主义者（Derrida，1972；Gergen，1994）的有力回击。这些学派认为人类无法获取基本真理，也无法根据它们而更好地理解并系统地管理这个世界，更不用说商业企业了！对后现代怀疑论者来说，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根本没有永恒的真理。按照这一观点，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实际上并不是它的真实面目，而是它在特定时刻被诠释的样子，由我们的感官所感知和构建，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Culler，1982）。文化的多样性、个体经历与感知的差异性，以及两者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导致用于描述这个世界的范畴和概念的定义也随之不断变化，所以，这些范畴和概念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而只是文化的产物，它们总是可以被改变、重新解释，甚至于更强烈地解构。这个过程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例如在管理学领域，明茨伯格（Mintzberg）（1988）对战略的概念提出质疑：“人类的本能驱使我们坚持为各种概念进行定义。但也许我们在自欺欺人，假装‘战略’这样的概念可以被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定义。而事实上，战略这个词在不同情况下却有不同的含义。”

可是，如果像“战略”这样的术语尚且无法明确定义的话，那么要用这类概念来对更复杂庞大的体系进行解释就更难以想象了，比如战略管理理论某些方面的内容。但是管理学怀疑论者并没有就此止步（Sandberg，2001）。根据哲学怀疑论的观点，任何被当作理论基础或人们行为依据的概念，都不过是叙述性的人工产物，最多只适用于它们被创造出来的特定文化、背景和时间。 此外，所有这些叙述都只是故事，不可能有事实基础。就像舍斯特兰德（Sjostrand）（1997）所说：“某些学者认为虚构叙事和事实叙事之间并无区别。”然而，在没有客观基础来判断一个叙述比另一个叙述更真实或更虚假时，所有故事都是平等的。不然我们也不会理解为什么要费心收集这些故事了。换句话说，在这种冷漠哲学的指导下，对这个世界的所有解释的价值都是相同的，没有客观方法可以确定哪种观点更为精确。总之，你可以对这个世界发表任何看法，因为一切皆有可能。社会建构主义者还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方法，让我们可以获得超越当下观点的认识（Ansoff，1996；Harré，2002）。无论如何，葛根（Gergen）（1994）一语道破了这种后现代怀疑论者观点的影响及其在社会科学知识和理论中的“应用”：“正如解构主义者所努力证明的那样，当我们仔细审视那些看似清晰、精确和令人信服的理论时，它们的逻辑结构往往会崩溃，表达的意思也会变得含混不清。”

这种解构过程打着丰富文化内涵的幌子，对过时陈旧的科学观点提出异议（Sandberg，2001），但是它并没有促进理解，反而引来了无休止的反驳。最后，我们也不清楚社会建构主义者及其解构理论何以比其他方法更受青睐。葛根（1994）认为，它们“没有根据，没有站得住脚的合理逻辑，与其他观点理论相比也不具有任何竞争优势”。事实上，现代管理层如何努力解构商业世界才是真正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挑战制度和改变文化

安索夫在早年生活中经历了许多复杂的动荡变化，因此，如果他成为管理哲学怀疑论者也不足为奇。但或许因为他受过自然科学的训练，并有作为管理者的实践经验，安索夫摒弃了怀疑论者的观点，他主张用系统化的方法解决问题。于他而言，变化与复杂性并不是用来恐惧的，而是用来征服的。

1918年，安索夫出生于苏联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他目睹了20世纪一场伟大革命的到来。1924年，为了维持生计，安索夫一家迁居莫斯科。因为他们在图拉曾拥有一家小型俄式茶具厂，因此备受当时政府的怀疑。这种怀疑态度对安索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他断然拒绝成为罗姆·哈勒（Rom Harre）所说的文化傀儡 ，不愿被动接受来自周围文化的束缚。其次，这使他具有更彻底的革命精神，即拒绝盲目服从任何制度，并对任何自称完善的制度持坚定的怀疑态度。安索夫认为：

我完全无法接受那些支配我学习、生活及工作的制度。这让我充满了要超越制度，让制度认可并奖励我的冲动。这种冲动也促使我勇于挑战现存制度的文化，并不断寻求创新变革（Ansoff，1992）。

当时，新的苏维埃国家需要高技能的劳动力。聪颖的安索夫很快成为一名优秀学生和少年先锋队队员，1936年，在美苏关系短暂的友好时期，安索夫家族抓住机会离开了苏联，来到美国。安索夫的抱负与才干在这里得以施展。在纽约，他用一年时间读完了中学。安索夫能讲俄语、德语和不流利的英语。语言及文化的差异并没有给安索夫带来不可逾越的理解障碍，使其成为后现代的自我主义者及怀疑论者。他重视并尊重不同文化，以批判的态度吸收各种文化的精华。

1948年，安索夫在史蒂文斯理工学院获得了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并在布朗大学获得了应用数学博士学位。最终，他进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担任管理工作。在此，他负责领导多样化的工作小组。作为管理者，他对经营状况欠佳的工程分部进行了整改，使其扭亏为盈。随后，安索夫进入学术界。1969年，他创建了范德比尔特大学管理研究生院。他不顾重重阻力，坚持面向国际办学。他还通过研究证明，利用战略规划进行多元化经营的公司，要比那些依靠临时性方法管理的公司表现得更好。结合其在该领域作为管理者的成功经验，这项研究使安索夫相信公司的系统化管理是公司成功的关键（Ansoff，1992）。从1983年起，除在美国国际大学商学院担任杰出教授17年外，安索夫还担任世界各地许多大中型公司的顾问，并得到高度认可。

必要的多样性和复杂动态系统的管理

关于安索夫思想的全面阐述可参阅《植入战略管理》（Ansoff，1984）一书。该领域的专家们也已经对战略管理及其历史地位做出了全面的评价。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安索夫著作中的一些关键概念，让更多读者受益。

战略管理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控制论和复杂动态系统管理中所获取的思想，特别是安索夫（1984）对W.罗斯·阿什比（W. Ross Ashby，1957）提出的必要多样性原则理论做出的修改。简而言之，要有效地控制任何系统的输出，就必须使系统的控制机制数量与系统中必须考虑的因素数量相对应。阿什比以摄影为例，指出新闻摄影师每张照片的拍摄效果都取决于对距离、光线等许多变量的控制是否得当。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如果使用预先设置固定光线距离的相机进行拍摄，就很难获得理想效果。要拍出好的照片，相机必须提供多种功能的控制设置。环境变化越大，相机所需的调节设置也越多。最佳的相机功能设置应取决于拍摄照片时所处的特定的环境条件。

凭借其能适应不同环境的必要多样性原则，战略管理也被称为一种权变理论（Ansoff，1984）。这种理论认为，组织的成功，尤其是工商企业的成功，不能只依靠某种单一的、静态的理论或方法，而应根据权变理论，综合考虑组织目前所处环境的复杂程度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然后采取相应措施。要确保最佳表现，随着这些环境复杂程度的变化，组织的计划及实施方针也必须随之调整。此外，由于运营环境的动态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此，组织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盲目依赖过去曾为组织带来成功的战略，因为这些战略并不能确保组织在未来同样获得成功。相反，组织要主动积极地监测环境变化，并准确评估其动荡水平，即环境的变化频率和类型（Ansoff，1992）。有了这些不断更新的信息流，理想情况下，管理者就能制定并实施针对特定动荡水平而设计的适当计划和程序。如果这些计划和程序与环境中的实际条件相匹配，组织将会获得更大的成功；如果不匹配，组织的成功概率将会降低。安索夫将此称为战略成功的假设。

因此，在战略管理理论中，成功的组织是动态的。组织的内部配置随其所处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最佳配置将取决于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因素，包括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种类、淘汰时间的长短、竞争的强弱。例如，在今天，一家成功的个人电脑公司和成功的自来水公司很可能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制度特征。当然，这种情况未来可能会发生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似乎日益复杂和变幻莫测，这或许使得一些人渴望回归简单和哲学上的怀疑主义。但安索夫却不以为然，他沉醉于各种复杂性间的微妙差别，通过他的战略管理哲学，全球的组织都可以采用一种动态的分析和控制方法，这使世界变得更加易于管理。

作者按语

里克·安索夫是阿兰特国际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心理学和统计学助理教授，该校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他出版和发表的论文涉及心理学和科学哲学的多个领域。他的联系方式是：profansoff@yahoo.co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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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off, H. I. (1992) ‘A Profile in Intellectual Growth’, in A. G. Bedeian (ed.), Management Laureates: A Collection of Autobiographical Essays . Greenwich, CT:JAI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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