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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业社会的基础是大量的组织，它们的首要任务是为其环境提供商品与服务。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这些组织通常被划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工商企业，其资产归私人所有；另一类是“非营利”组织，其资产属于社会公众。从历史上看，人们普遍认为，这两种类型的组织表现出了明显不同的行为特征。
工商企业被视为商品的生产者，对内讲求高效运作，对外追求积极进取的企业家精神，一心一意地追求利润。公众所有的组织被看作服务的提供者，往往会出现内部官僚主义盘根错节、办事效率低下，外部厌恶风险的情况。工商企业所追求的利润和效率的目标，在非营利组织中被提供“公共服务”这一模糊概念代替。
如今，这两种类型的组织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对工商企业的研究表明，单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企业只是少数。大多数企业在不同程度上也会面临官僚主义带来的困扰，而以前它通常只存在于非营利组织中。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偶尔也展示了令人惊叹的效率和进步，“阿波罗计划”就是例证。
随着人们对这两种组织固化的行为模式有了相似的认知，人们对它们的期望也开始趋于一致。每当它们的行为违背社会道德，对公众健康造成威胁或带来负面社会影响时，“私营部门”会面临越来越大的约束其逐利行为的压力。同时，人们也会强烈要求私营企业通过实际行动参与非营利活动，为公众提供服务。
在公共领域中，随着社会面临的教育、健康、社会福利服务、交通、生态环境、空间资源等一系列问题的增加，非营利组织越来越多地从事以前只有工商企业才会开展的商业性活动。与此同时，政府预算增加及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不断增大，使得非营利组织内在的低效率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因此，公共部门迫切需要效仿工商企业的高效运作模式，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压力。
社会的运行日益复杂，加上不断变化的社会价值观念使我们相信，过去的组织形式不再符合当今社会的需求。在欧洲，这种认识导致企业的地位发生改变，从英国的资产国有化，到德国的公众和工人参与战略决策，再到最近瑞典实施的“全面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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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在美国，许多组织则尝试通过创立所谓的“混合型”组织，赋予公有机构“商业化特色”。比如，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纽约海关、Comsat
（管理卫星通信的公司）、Amtrak
（管理美国东北通道客运交通的国营企业）、纽约邮政局和福特政府提议的能源公司。每个组织都是同时具有“公营”和“私营”特征的混合型组织。例如，纽约邮政局和Amtrak都具有“营利”的法律地位。
因此，私营的营利组织和公营的非营利组织两者之间的界限已变得不再明显，它既不能解释行为，也不能用于设计新的社会反应形式。
在本书中，我们统一将工商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定义为“环境服务型组织”（Environment-serving organization）来进行研究。环境服务型组织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有些作者把这些组织称为“目的型”组织，主要理由是这些组织的生产过程是其成员共同的、有目的的活动的集合。正如我们要详细讨论的那样，这些组织的“目的”不一而足，从积极优化到被动维持现状。基于这个原因，“环境服务型”这个名词看起来更适合于描述这类组织。我们提到此类组织时，将简称其为ESO。
本书将深入探讨所有ESO的共性特征，并辨析它们之间的差异。我们会注意到，在极端情况下，工商企业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我们也会发现，在相同变量的中间地带存在大量重叠。我们还将看到，随着当前社会趋势的发展，这些重叠的部分正在逐渐增加。
ESO包括工商企业、医院、大学、教会，以及政府中提供服务的机构，比如邮政局和机动车驾照登记局。在当今社会，这种类型的组织雇佣了大量劳动力。然而，像非正式社交俱乐部以及没有为外部客户提供具体产品或服务的立法、司法及监管部门等，就不属于环境服务型组织。
ESO在物理学中被称为“守恒组织”。在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的同时，它们也在消耗资源，包括原材料、资金以及管理者的时间。一旦这些资源没有得到有效补充，ESO就会开始“走下坡路”，直到结束经营——也就是商业语言中的“破产”。
资源的补充有两个来源：一是与环境的商业交易，将产品卖给消费者；二是补贴交易，即某些外部机构无偿为ESO提供资源。
在ESO中，传统工商企业的特点是完全依赖商业交易。但如今有些企业（如国有企业）具有非营利组织不完全依赖市场的特点。它们可以从政府获得补偿，以维持亏损的商业交易。
现在我们提出将ESO视为特定类型组织的基本假设。后面的许多推论都直接源自该假设。
在面临灭亡的威胁时，任何环境服务型组织（ESO）都会集中全部精力寻找生存战略。
生存驱动源于心理、社会和系统性的根源。它反映了个人对自身安全的追求，社会群体之间相互依赖和忠诚的关系，以及复杂官僚系统按照既定模式持续运作的惯性趋势。
在没有生存威胁的情况下，ESO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存在显著差异：有些组织（传统工商企业）通过商业交易追求最大限度地增加净资源，有些组织（大多数“现实世界”的企业）坚定地寻求与其他参与者的互惠互利的交换，还有些组织（典型的非营利组织）主要依赖补贴，在商业交易中长期遭受着亏损。我们将证明，与法律上的营利性身份相比，ESO对商业收入或补贴收入的相对依赖程度对其发展有着更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