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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继关系上，本书与我之前出版的三本著作有关。其中一本肯定是我在1965年出版的《公司战略》（ Corporate Strategy ）。《公司战略》是一种规范性的逻辑分析，讨论工商企业应该如何调整以适应环境。在写那本书时，我就意识到，我的研究缺乏相关规范理论体系来检验假设的有效性以及理论的适用条件。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缺陷的严重性。那本书一直很畅销，但许多与我的观点相类似的理论在实际应用中都令人沮丧，战略规划的推广一直很缓慢，直至10年后的今天，才逐渐有了真正的战略规划的实践。
在此期间，观察家们自然开始质疑原有理论体系的有用性。我本人一直坚信，只要应用于适宜的组织环境中，原有的理论体系依然可以行之有效；相反，如果将其应用于不适宜的组织环境中，这些理论就会格格不入。
我和几位同事在1976年出版的书《从战略规划到战略管理》（ From Strategic Planning to Strategic Management ）中，提出了使战略规划与组织环境相匹配的解决方案。在过去的10年里，我在努力提高战略规划适用性的同时，一直在研究一种解释理论，用于检测各种战略管理方面的建议。本书就是这项研究的成果。
第二个理论起源，我认为是西尔特（Cyert）和马奇（March）合著的《公司行为理论》（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 ）这本书。它可能是迄今为止，对构建管理行为多学科理论最重要的著作。本书在几个方面有别于西尔特和马奇的理论。如前所述，他们研究经营问题，而我们研究的是战略问题。他们的研究着重于工商企业，而我们关注的是更大规模的环境服务型组织。他们研究的是保守型公司，而我们研究的范围涵盖了从保守型到进取型的一系列组织。他们假定单一的行为模式，而我们则探讨一系列行为。他们研究的环境可以通过平滑推断来预测，而本书的研究不仅包括可推断的环境，还包括不连续的环境，以及动荡水平会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的环境。
第三个理论来源是A.D.钱德勒（A.D.Chandler）所著的《战略与结构》（ Strategy and Structure ）一书。它引入了公司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新观念。钱德勒的研究建立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本书则是理论性的，提出了预测性的假设。本书与钱德勒的著作一样，基于一个基本的假设：环境、外部战略行为和内部“结构”是相互关联的。
多年来，许多人给我提供了宝贵意见，并以不同方式影响着这本书。他们是鲁塞尔·阿科夫（Russell Ackoff）、彼得·布罗登（Peter Broden）、德里克·F.钱农（Derek F.Channon）、伊恩·克拉克（Ian Clark）、皮埃尔·达武（Pierre Davous）、罗杰·德克莱尔（Roger Declerck）、克劳德·福舍·博·赫德伯格（Claude Faucheux Bo Hedberg）、罗杰·希克曼（Roger Hickman）、莱斯·梅特卡夫（Les Metcalf）、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安德鲁·佩蒂格鲁（Andrew Pettigrew）、本特·斯蒂姆内（Bengt Stymne）、皮埃尔·塔巴托尼（Pierre Tabatoni）和菲力普·迪·伍特（Philippe de Woot）。同时，我也衷心感激在欧洲战略管理研究“俱乐部”的许多朋友和研究人员。
书稿的准备工作由四人完成，他们付出的超乎寻常的努力令本书增色不少。内德·西科（Ned Sickle）和莱斯·伍埃斯切（Les Wuescher）编辑了原稿，佩吉·菲尔普斯（Peggy Phelps）整理了初稿，杰西·戈维斯（Jessie Goveas）准备了完成稿。
最要感谢的人是我的妻子斯基普（Skip）。她鼓励我，并熬过无数个清晨与我进行“枕边长谈”，很多关键性想法和概念就是在这种时刻推敲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