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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目的是弥补上文论述的差距，即通过提供一种有利于实用技术评估和发展的理论依据，填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空白。在自然科学领域，这类理论被称为应用理论——一种介于纯自然科学理论与工程学之间的知识范畴。应用理论研究的是一般性概念，但可以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进行阐述。
本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与所处环境进行产品（服务）交换的复杂组织，研究它们适应动荡环境的过程，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在动荡环境中，有哪些组织行为模式？
·哪些因素决定了行为差异？
·哪些因素导致了成功？哪些因素导致了失败？
·哪些因素决定了行为模式的选择？
·组织从一种模式到另一种模式的转变过程是什么？
与大多数现有理论不同，本书将管理人员视为组织中具有影响作用的社会阶层，并将其作为研究对象。管理层既不像在微观经济学中那样被理想化，也不像在多数组织社会学理论中那样被忽略。相反，本书探讨了从强制到保守的不同的管理行为模式。如要揭示管理行为与实用技术之间的关联性，这是必不可少的。
应用理论的另一关键需求是对一系列组织行为进行分析，这些行为涵盖了从危及组织生存的消极形态到为组织带来最大社会效益的积极方面。同样，组织面对不同程度的环境动荡时必须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本书通过设定一个（或多或少带有主观性的）五级动荡标准来应对这一要求，并将此标准应用于评价不同的响应方式、组织文化及其应对能力。本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在环境、反应、文化和能力相互匹配时，组织将取得成功。
本理论是跨学科的，因为它寻求的是针对问题的合适视角，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学术领域。有两条研究途径可供选择：一条是尝试把现有各种学科的观点整合成结构严谨的理论体系；另一条途径则从“现实”问题出发，提炼出对于解释行为至关重要的特点，然后选择性地借鉴现有的各种理论洞察。
本书采用了第二条途径，因为在我职业生涯的一半时间里，我都作为经理和管理顾问，致力于研究如何应对各种动荡的组织环境。因此，我认为我的相对优势在于理解现实问题，而不是对各种现有理论文献的广泛了解。本书使用的核心概念及其关系均是从我从事管理工作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选定这些观点和关系后，我又从各门学科中寻找出相关的理论概念作为参考。
结果表明，最相关的学科之一是政治学——这是我学术背景最薄弱的学科。鉴于此，我很冒昧地照搬了许多理论，没有注明出处，也没有给予新的提升。我希望学术界的同行们能原谅这些过失，并以其对现实问题的相关性为标准来评价本书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基于是否正确地引用了既有的研究。
像所有理论一样，本书也存在两方面固有的局限，即探讨范围的有限性，以及研究深度的不足。
本书的研究领域仅限于探讨我们定义的组织的战略行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伴随而来的组织内部构造和动态变化的过程。与此相伴的另一种行为，我们称之为经营行为，它与组织内部资源的转换过程有关。本书通过分析经营行为对战略行为的影响，特别是经营行为通过组织惯性对战略行为的影响，间接地探讨了经营行为。因此，本书阐述的理论的适用性与战略行为对组织的重要性是紧密相关的。然而，在战略与环境关系相对稳定且环境动荡性较低的情况下，这里的理论并不适用。本书的研究可以说是对微观经济学或公司行为理论的补充，这两者都与竞争行为有关。
本书的研究表明，环境的动荡性和权力是影响战略行为的主要因素。但这两方面的研究深度都是有限的。它们被看作重要的外部变量：研究针对的是这两个变量的特定数值对战略行为的影响，但没有深入研究这些数值是如何确定的。研究中假设了某些动荡环境状态，但没有探讨导致环境从一种状态转变成另一种状态的机制，也没有研究构成环境要素的组织对这种转变的影响。组织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被视为开环的：只研究环境对组织的影响以及组织做出的反应，没有研究组织的反应对环境有何影响。
对权力机制的研究也遵循了相似的模式：假设一定的权力结构并研究它们的影响，但除了战略危机导致的管理变革这一例外情况，对权力转移的机制并未进行深入研究。
本书的另一个主要局限性是，它把每个组织视作在与环境的互动中，独立而非合作的个体。从历史上来看，这一假设对大多数相关组织都是适用的。但近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欧洲的实践已表明，不同组织间的合作行为也在塑造它们的环境，这样的事情将变得越来越频繁。
上述局限性就是我在写作本书时遇到的主要挑战：从研究战略问题的角度探讨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下如何适应挑战。目前（1977年），这个问题与10年前（即我的第一本书出版时）已大不相同了。那时的问题主要局限于组织与环境的经济联系。这些联系的变化是缓慢的，因此，组织内部构造的调整并不是主要问题。内部权力结构稳定且集中在管理层手中，在企业中尤为如此。环境对战略行为的社会政治影响微不足道。
今天，除了经济联系，社会政治因素与环境的互动及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已成为重中之重。新的动荡环境更加需要内部文化做出转变，权力也日益分散到不同群体中。
我已尽最大努力充分考虑这种新形势，并为我能预见的新情况做了准备。毫无疑问，就像上述所举的组织之间不合作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未来的情况会进一步限制当前理论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