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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理论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为解释和证明国际贸易的合理性提供了基础，这一理论假设国际贸易处在一个享有自由贸易、完全竞争、无不确定性、无信息成本和无政府干预的模型世界中。该理论起源于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在1776年出版的开创性著作《国富论》（ The Wealth of Nations ）中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斯密试图解释为什么劳动力在生产活动中的分工以及随后产生的国际商品贸易会提高所有民众的生活质量。斯密的理论基于绝对优势的概念，每个国家专门生产它独特适合的商品。这样，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更多的商品。因此，每个国家都专注于生产它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各国总体上能生产更多的产品，同时进口那些比国内生产成本更低的商品。
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一书中，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试图将斯密提出的基本观点进一步进行逻辑推演。李嘉图指出，即使一个国家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都拥有绝对优势，它可能在一种商品的生产上相对于另一个国家更为高效。李嘉图将这种情况称为比较优势。根据这一理论，每个国家在两种产品中各自拥有比较优势，两国通过完全专注于一种产品的生产，并与另一国交换另一种产品，便都能从中受益。
虽然在19世纪，国际贸易可能比较接近比较优势模型，但由于种种原因，今天的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各国不仅只专注于生产其特定生产要素下最能高效生产的产品，相反，出于各种政治和经济的原因，政府为了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发展、在国防等相关产业实现自给自足以及保护农业部门等弱势行业，干预了市场，影响了比较优势的正常发挥。政府干预的方法有征收关税、实行配额制度和其他非关税限制措施。
至少资本和技术这两种生产要素，现在能够通过直接方式在国家间流动，相比于通过商品和服务交易这一间接方式更为容易。这种直接流动发生在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和附属机构之间，也可通过贷款、许可协议和管理合同
（management contract）在无关联企业间进行。甚至劳动力也可以在不同国家间流动，例如从北非和中东向欧盟的移民，随后这些移民又可能在欧盟各成员国之间流动。
现代生产要素远比简单的理论模型中的生产要素多得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布局时，跨国公司会考虑包括管理技能、合同纠纷解决的法律体系、研发竞争力、当地劳动力的教育程度、能源资源、对品牌商品的消费需求、矿产和原材料供应、资本获取渠道、税收差异、基础设施（如公路、港口和通信设备）等多种因素。
尽管
贸易条件
（terms of trade）最终由供需关系决定，但确定这些条件的过程与传统贸易理论中的描述有所不同。实际上，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寡头垄断市场中的管理性定价机制
决定的。
随着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潜力释放，其比较优势会随时间而转移。例如，在过去的150年中，棉纺织品生产的比较优势已从英国转移到美国，然后依次转移到日本和中国。然而，传统的比较优势模型并未涵盖某些其他重要问题，比如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的影响、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差异化产品的角色，以及规模经济的问题。
尽管现实世界与纯粹的比较优势理论有一定差距，但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原则仍然有效。只要能够妥善解决利益公平分配的问题，满足消费者、生产者和政治领导层的期望，世界越是靠近真正的国际专业化生产，全球的生产和消费水平就越能提升。然而，完全的专业化生产在实际中是一种极端且不切实际的情况，就如同完全竞争在微观经济理论中所处的极端地位一样。
比较优势理论依然有效，它解释了特定国家为何特别适合出口对全球供应链至关重要的商品和服务，这些供应链服务于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然而，21世纪的比较优势更多基于服务业，以及通过电信和互联网实现的跨境服务便利化。但是，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仍然源自其劳动力技能、资本获取能力和科技水平的综合。
全球外包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从马尼拉的金融后台办公室到匈牙利的信息技术工程师，现代电信技术正将商业活动带去劳动力所在地，而不是将劳动力迁移到商业活动发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