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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差额与资本跨境流动的自由程度密切相关。在过去的20多年里，美国经常账户出现赤字的同时金融账户表现为盈余状态，而中国至少在过去10多年中，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都呈现为盈余状态。但是这两个国家的情况，可能并不能反映多数国家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对于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而言。
资本流入可以显著促进经济的发展。资本流入可以用于新项目或新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这些举措进而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于国内资本持有者来说，投资海外经济体可能会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使资产组合多元化以分散风险，并促进国内企业的商业发展。
尽管如此，资本自由流入和流出可能会潜在地破坏一个经济活动的稳定性。虽然资本自由流动的好处几个世纪以来已为人所知，但其负面影响同样众所周知。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建者在推动和要求资本自由流动方面非常谨慎。他们支持并要求对经常账户交易——外汇、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实行资本自由流动，但并未要求对金融/资本账户交易——外国直接投资和股权投资——实行同样的自由跨境流动。
经验表明，与经常账户相关的资本流动波动性可能更大，资本会根据短期利率差异和预期汇率进行跨境流动。这种波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实体经济运行隔离的，不会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的投资、就业或长期经济增长。较长期的资本流动则更多地反映了经济基本面的预期，包括经济增长前景和对政治稳定的看法。
然而，考虑到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困境时，问题的复杂性变得显而易见。回想一下第2章提到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它指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同时维持固定汇率、允许资本在国内外自由流动，并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一直采用近乎固定（软锚定）的汇率制度，实行严格独立的货币政策，同时限制资本的跨境流动。随着经常账户交易（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和进口）的增长，与经常账户相关的资本管制逐渐放松。然而，如果这些国家经历过短期资本流动的显著波动，其汇率锚定或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可能会受到影响，当局往往会迅速恢复资本管制。
在过去的30多年中，资本开放水平的提升使得更多国家面临政治压力，即要求它们向国际资本进一步开放其金融账户。然而，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使得这种趋势戛然而止。即使是那些采取出口导向型贸易策略并因此成功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小型经济体，在经济危机和金融传染时期，仍然容易受到突如其来的资本外流的破坏性影响。
在结束对国际收支的讨论之前，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资本流动的历史以及资本流出（或资本外逃）对国际收支危机的影响。资本能否一直自由地进出一个国家？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外国投资者在其他国家拥有财产、收购企业或投资股票和债券的能力一直备受争议。
图3.7（在第2章中首次出现）对过去150多年来资本流动的历史阶段进行了划分。该图将上述历史划分为五个不同的汇率时期，分别介绍它们对资本流动（或其缺乏）的相关影响。这些汇率时期不仅反映了第2章中讨论和详细介绍的汇率制度，还反映了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这段时期内政治经济信念和政策的演变。
图3.7 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和时期
古典金本位制时期（1870—1914年）。 尽管这是一个资本更加开放、贸易和资本开始更加自由流动的时代，但这个时期主要由工业化国家主导经济，这些国家依赖古典金本位制来维持对体系的信心。
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1923—1938年）。 在这一时期，经济大国重新采取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国际贸易受限，几乎没有资本的跨境流动。这一时期带来的破坏性结果包括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大萧条，以及不断升级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争端，这些争端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固定汇率制时期（1944—1973年）。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以美元为基础的固定汇率制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促进了经济复苏，国际贸易的规模逐渐扩大，跨境资本流动更加开放。许多人认为，正是国际贸易规模和资本流动速度的迅速发展，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失败——全球资本无法再被控制住。
浮动汇率制时期（1973—1997年）。 在浮动汇率制时期，工业化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分歧日益加剧。工业化国家（主要货币国家）由于资本流动性，转向或被迫接受浮动汇率。新兴市场国家（次要货币国家）在开放对外贸易的同时，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并保持对经济和货币的控制，继续对资本流动施加限制。尽管存在这些限制，这个时期最终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结束。
新兴市场时期（1997年至今）。 在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带领下，新兴经济体试图逐步向全球资本开放市场。然而，正如不可能三角给工业化国家的忠告那样，资本日益增长的流动性要求它们放弃管理货币价值或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当代最具挑战性的是，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受到非经常账户资本流动（投资组合资本或“热钱”流动）的巨大影响，随着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这些货币升值或贬值的幅度变得更大。
2008—2014年，所谓的全球资本流动的双刃剑效应越发明显。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始于美国，迅速蔓延到全球经济，拖累了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然而，在金融危机后，全球资本开始流向新兴市场。虽然这些资本助力了新兴市场的快速经济复苏，但正如一位记者所说，这些资本是“带着行李箱”来的。新兴市场货币升值的压力逐渐增加，部分地削弱了它们的出口竞争力。然而，资本会像它流入时那样，又突然流出。2013年年末，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将减缓货币供应的增长，并允许美国的利率上升。资本再次流动，这一次是从新兴市场流向像美国这样的传统工业化国家。
资本管制是指限制或改变资本流入或流出一个国家的速度或方向的措施。资本管制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规定哪些主体可以进行哪些类型的资本交易以及交易目的——谁可以投资、投资的对象是什么、什么时候可以投资、在哪儿投资以及为什么投资。
从很多方面来看，新闻界和学术界普遍认为资本已经能够自由跨越国界，这不过是他们的偏见而已。资本自由跨境流动，更多的是例外而不是规则。多年来，美国对资本流入和流出政策相对开放，而同一时期有的国家却相对封闭。当涉及资本流动时，世界各国充斥着各种要求、限制、税收规定和文件审批。
资本管制的动机多种多样，其中大部分与以下两种情况有关：①保护国内货币和金融体系免受外部市场的影响；②出于政治动机，涉及所有权和使用权。如表3.2所示，在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方面，都可能存在资本管制。尽管资本管制可能带有负面含义，但如果一个国家希望维持固定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就需要控制资本流动，这是不可能三角理论所要求的。
表3.2 资本管制的目的、方法及例子
资料来源：“An Introduction to Capital Controls，”Christopher J.Neel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1999，p.16.
㊀德国的巴尔德存款计划是一项实施于1972—1974年的资本管制措施，旨在应对国际资本流动对德国经济的影响。这项计划的核心是通过征收存款准备金限制外国资本的流入，以控制过度的资本流入对本国货币和经济的潜在负面影响。具体而言，计划要求进入德国的外国资本必须在德国中央银行开设一个无息账户，并将一部分资金存入这个账户作为准备金。这些准备金的存放期限通常较长，且不计利息。通过这种方式，德国政府希望提高短期和投机性资本流入的成本，从而减缓资本流动对德国货币（当时为德国马克）的升值压力，保持经济的稳定。——译者注
资本管制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这与贸易限制的形式类似。它们可能仅仅是对特定交易征税，可能限制特定资本交易的数量或规模，也可能完全禁止某些交易。资本管制往往遵循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二分法（dichotomy），即经常账户交易与金融账户交易。
在某些情况下，资本管制旨在阻止或挫败资本流出以及货币贬值。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马来西亚就是一个例子。当马来西亚货币受到攻击，资本开始流出马来西亚时，政府实施了资本管制，以制止短期的资本流动（无论是资本流入还是流出），但并不妨碍或限制对国内的长期投资。所有与贸易有关的外汇申请都会被批准，允许与经常账户相关的资本继续流动。但是，对于进入或离开货币市场或资本市场投资所需要的外汇申请，政府实施了限制。而那些希望投资马来西亚实物资产（而不是金融资产）的外国居民，则不会受到限制。
在资本流入的情况下，也可以实施资本管制。因为大规模的快速资本流入会导致货币升值（从而损害出口竞争力），还会使货币政策复杂化（资本涌入货币市场，银行存款增加迅速）。20世纪90年代的智利就是一个例子。当时智利稳定的政治经济新面貌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对此，智利政府实施了存款准备金制度（encaje program）
，对短期（不超过一年）资本流入征税且施加限制，同时限制国内金融机构发放外汇贷款的能力。这一政策虽然被认为实现了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稳定和防止智利比索急剧升值的目标，但也给智利的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
在资本管制用于防止国内货币升值方面，所谓的“荷兰病”（Dutch disease）就是一个例子。20世纪70年代，随着荷兰天然气工业的迅速发展，人们开始担心大量资本流入会推高对荷兰盾的需求，导致其货币大幅升值。荷兰盾的升值可能会损害荷兰的其他制造业，造成它们相对于天然资源行业的衰落。这是近年来一些资源丰富但规模相对较小且出口部门相对较小的经济体面临的挑战，包括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尼日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开发，这仅仅是其中的几例。
国际金融历史上多次出现的一个极端问题是资本外逃，这也是资本管制旨在解决的问题之一。定义资本外逃可能有些困难，最常见的定义是出于对国内政治和经济状况以及政策的反对或担忧，资本迅速外流。尽管资本外逃不仅限于负债累累的国家，但是可兑换货币的快速甚至非法外流会给当事国带来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许多负债累累的国家都面临严重的资本外逃，这加剧了它们的债务偿还问题。
将资金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有多种机制，有些合法，有些则不合法。使用常规的国际支付机制（银行转账）进行转移是最简单、成本最低的合法方式。大多数经济健康的国家允许其货币自由兑换，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显然资本外逃并不是一个问题。相反，托人转移现钞（如装在行李箱私自运输现钞）的成本更高，对许多国家来说，这种转移是非法的。原因可能包括：①国际收支平衡的有关要求；②使毒品交易或其他非法活动的资金流动难以识别。
还有其他“更具创意”的方式。其中一种是通过携带古董或贵金属进行资本的跨境转移。 洗钱 （money laundering）是指跨境购买资产，并以隐藏资金流动和所有权的方式管理这些资产。资金转移的另一种方式是国际贸易中的 虚假开票 （false invoicing），即低开出口发票或高开进口发票。在这种做法中，发票金额与实际商定的付款金额之间的差额被存入双方商定的某家银行中。此外，正如全球金融实务3.4所示，有时最好的防火墙可能是当局的监管制度。
近年来，中国私营实体的海外投资增长迅速，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关注。政府担心，这些资本流向海外，并非在寻求有吸引力的外国投资，而是在逃离中国经济运行，规避当局的相关监管措施。
一家希望在海外投资的中国公司必须经过一系列监管审批。首先，它必须向负责制定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中国商务部提交申请。其次，该公司还需要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交第二份申请，该机构负责全国的宏观经济规划。如果这些申请获得批准，该公司要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提交第三份申请，该局负责审批将人民币兑换成外汇（通常是美元）以进行交易。
由于中国政府对资本外逃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加，许多公司递交的申请没有得到反馈。这些申请既没有被否决，也没有被批准。这种“资本悬置”（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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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bo
）导致几项并购计划失败，从收购澳大利亚的矿业公司到好莱坞的电影工作室。
尽管有很多好处，但是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仍然担心国际资本流入的激增可能会给它们的经济带来问题。许多国际资本流动被认为是暂时性的，反映了利率差异，当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利率恢复到正常水平时，利率差异可能至少会被逆转一部分。在这种背景下，资本管制再次成为新闻焦点。
令人担忧的是，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可能导致汇率超调（或者仅仅是强劲升值，极大地增加了经济管理的复杂性），或者引发资产价格泡沫，这可能会加剧金融脆弱性、增加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更广泛地说，在危机之后，政策制定者重新审视了这样一种观点：不受约束的国际资本流动本质上是不是一种基本上积极的现象，所有金融流量是否都是理性投资/借款/贷款决策的结果。对于外国投资者可能表现出的跟风行为和过度乐观情绪的担忧日益增加，即使国际资本流动从根本上是合理的，但人们认识到它们可能会造成经济泡沫、资产繁荣和萧条等间接损害。
——“Capital Inflows: The Role of Controls，” Jonathan D.Ostry，Atish R.Ghosh，Karl Habermeier，Marcos Chamon，Mahvash S.Qureshi，and Dennis B.S.Reinhardt，IMF Staff Position Note，SPN/10/04，February 19，2010，p.3
传统上，人们对于资本流入的主要担忧是它们持续时间短暂，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流出，并且这是政治与经济不稳定的新兴市场的特征。但如前所述，近年来最大的两次资本流动危机均发生在最大、最发达、最成熟的资本市场——美国和西欧。
无论是2008年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金融危机，还是随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都发生在长期被认为是最成熟、结构最复杂且最“安全”的市场。如今，世界各国都在密切关注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之后，国际资本流动将会发生何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