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为什么能直接和安德的头脑对话?
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哪儿,这就像进食一样自然。
你们是怎么找到他的?我从来没和别人的头脑对话过,除非对方已经进入第三人生。
我们能通过安塞波还有与安塞波相连的电子设备找到他,也就是找到他的身体在太空中的位置。为了接触他的头脑,我们被迫探入混沌,构建了一座桥梁。
桥梁?
一种过渡用实体,一部分代表他的头脑,一部分代表我们的。
如果你们能接触他的头脑,为什么当初不阻止他摧毁你们?
人类的大脑是很奇怪的。没等我们理解在那里的发现、没等我们学会对那个扭曲的空间说话,我的全部姐妹和母亲就不复存在了。在茧中等待的那些年里,我们继续研究他的心灵,直到他找到我们。等他到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能直接和他对话了。
你们构建的桥梁怎么样了?
我们从来没想过这件事,也许它还存在于某个地方。
新品种的土豆即将死去。安德能看到叶片上泄露天机的棕色圆环,还有那些断裂的植株:茎部变得格外脆弱,就连最微弱的风都能将其压弯,直到折断。今天早上,它们还很健康。疾病的发作如此突然,破坏性又如此强大,罪魁祸首只可能是德斯科拉达病毒。
埃拉和娜温妮阿会失望的,她们对这个品种的土豆满怀期待。安德的继女埃拉正在研究一种基因,其作用是让生物体内的每个细胞产生三种已知可以抑制或杀死德斯科拉达病毒的化学物质;安德的妻子娜温妮阿则在研究另一种基因,其作用是防止细胞核被任何大于德斯科拉达病毒十分之一尺寸的分子渗透。在这个品种的土豆里,她们拼接了两种基因,等到早期测试显示两种特性都固定下来后,安德将种子带去了实验农场种植。他和助手们培养了整整六个星期,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
如果这种手法有效,它就可以应用在所有为卢西塔尼亚的人类提供食物的作物和动物上。但德斯科拉达病毒实在太聪明了,最终看穿了他们的所有计谋。但六个星期也好过正常的两三天,也许他们走的路是对的。
又或许,事态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安德刚刚来到卢西塔尼亚时,新品种的地球裔作物与动物可以在田地里支撑二十年,然后德斯科拉达病毒才会破译它们的基因分子,让它们分崩离析。但近年来,德斯科拉达病毒显然取得了重大突破,只用几天甚至几小时,就能破译来自地球的基因分子。
现如今,人类殖民者能够种植作物和饲养动物依靠的是一种能够立刻杀死德斯科拉达病毒的喷剂。有些人类殖民者希望对整颗行星使用这种喷剂,永远消灭德斯科拉达病毒。
对整颗行星喷雾很不现实,但并非不可能,之所以否决这个选项是有另一些理由:所有形式的原生生命的繁殖都彻底依赖德斯科拉达病毒,其中包括猪仔,也就是坡奇尼奥,这颗星球的智慧原生生命,他们的生殖周期与本星球唯一存在的那种树木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德斯科拉达病毒被摧毁,这一代坡奇尼奥就会成为最后一代,这就代表屠异。
到目前为止,人类村子米拉格雷的大多数居民都能不假思索地否决任何会导致猪仔灭绝的行为,但只是到目前为止。安德知道,如果另外几个事实广为人知,很多人的想法就会改变,比如:只有少数人知道德斯科拉达病毒已经两度适应了他们的化学制品。埃拉和娜温妮阿开发了好几种新版本的化学制品,等到德斯科拉达下次适应某种杀病毒剂的时候,她们就能立刻切换到另一种。同样地,她们还被迫更换了一次德斯科拉达抑制剂,后者的作用是阻止殖民地所有人类体内都存在的德斯科拉达病毒杀死宿主。这种抑制剂会添加在殖民地的所有食物里,确保每个人类的每一餐都能摄取。
然而,那些抑制剂和杀病毒剂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总有一天,就像德斯科拉达病毒学会适应地球裔的常见基因那样,它也将学会应对每一种化学药物。那样的话,他们有多少种新版本就都无关紧要了,德斯科拉达会在几天之内耗尽他们的资源。
只有少数人知道米拉格雷的现状有多么岌岌可危,只有少数人明白埃拉和娜温妮阿作为卢西塔尼亚外星生物学家的工作有多么事关重大,她们与德斯科拉达的比赛有多么势均力敌,而她们的落后又会带来多么毁灭性的后果。
幸好如此。如果那些殖民者真的知道,肯定会有很多人表示:如果德斯科拉达将我们击垮的那天无可避免,那我们就立刻消灭它吧。如果所有猪仔都因此死去,我们很抱歉,但如果要在我们和他们之间选择,我们会选自己。
安德当然可以从长远角度、从哲学的视角去审视,然后说:让一个小型人类殖民地消亡也好过抹消整个有知觉的种族。他清楚这种论点不会得到卢西塔尼亚上的人类的支持。他们自己还有他们儿女的生命正面临威胁,指望他们为并不理解甚至没几个人喜欢的种族而牺牲自己,那也太荒唐了。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也不合情理——只有认真保护自身基因的生物才有进化的可能。就算让主教本人宣布说神希望卢西塔尼亚的人类为了猪仔放弃生命,愿意听从的人恐怕也屈指可数。
我也不确定自己能否做出这种牺牲, 安德心想, 即使我没有儿女,即使我亲身经历过一个有知觉种族的毁灭 —— 即使那场毁灭的扳机由我扣下,我也知道自己会背负怎样可怕的道德重担 。 但我也不确定自己能坐视人类同胞死去,或是因为谷物被毁而死于饥荒,或是经历更痛苦的死法:死于卷土重来,能够在几天之内毁灭人类身躯的德斯科拉达 。
可是……我能赞同坡奇尼奥的毁灭吗?我能允许另一次屠异发生吗?
他拾起一根断裂的土豆茎,上面连着那些斑驳的叶子。不用说,他得把这东西带给娜温妮阿。娜温妮阿或者埃拉会仔细检查它,确认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又一次失败。他把土豆茎放进一个无菌袋里。
“代言人。”
那是安德的助手种植者,也是他在猪仔之中最好的朋友。
种植者是名叫“人类”的坡奇尼奥的儿子,安德亲手将“人类”送入了第三人生,坡奇尼奥生命周期的第三阶段。安德拿起那只透明塑料袋,让种植者能看到里面的叶子。
“确实死透了,代言人。”种植者的语气听不出丝毫情绪,刚开始和坡奇尼奥共事时,这是最让人不安的,他们不会表现出人类那样可以轻松且习惯性解读的情绪。这也是大多数殖民地居民接受他们的最大障碍。猪仔既不漂亮也不讨人喜爱,单纯只是古怪而已。
“我们会再试一次。”安德说,“我想我们离成功更近了。”
“你的妻子需要你。”种植者说。“妻子”这个词,即使在翻译成斯塔克语这样的人类语言后,对坡奇尼奥而言仍旧令人紧张,没法自然地说出口,种植者几乎是尖声喊出那两个字的。但“妻子”这个概念对坡奇尼奥的影响力格外强大:他们能在和娜温妮阿当面对话时直呼她的名字,可是和娜温妮阿的丈夫说话时,他们只会称呼她的头衔。
“我正要去见她呢。”安德说,“能麻烦你测量和记录这些土豆吗?”种植者一跃而起,安德觉得就像一颗爆米花。虽然在人类的眼里,他那张脸上毫无表情,那种笔直跳起的动作却暴露了他的喜悦。种植者喜欢摆弄电子设备,这既是因为机械让他着迷,也是因为这能大幅提高他在男性坡奇尼奥之中的声望。种植者立刻放下他从不离身的袋子,取出里面的相机和电脑。
“结束以后,麻烦你为这片隔离区做好闪燃的准备。”安德说。
“好的好的,”种植者说,“好的好的好的。”
安德叹了口气。如果人类向坡奇尼奥讲述后者已经知道的事,坡奇尼奥就会非常恼火。种植者当然知道德斯科拉达适应新作物时的正常流程:这种“受过教育”的病毒必须在隔离的情况下毁掉。没理由让整个德斯科拉达病毒群落都从这个病毒株的所学中获益,所以安德没必要提醒他的。但人类的责任感就是以这种方式满足的,甚至在明知不必要的情况下反复确认。
种植者忙碌起来,几乎没注意到安德离开田地。安德走进靠近城镇那一边的田地隔离棚,脱掉衣服,放进净化箱,然后跳起了净化之舞:高举双手,旋转双臂,身体转上一圈,蹲坐又站起,以免充斥棚内的辐射与气体遗漏身体的任何一部分。他用嘴巴和鼻子做了次深呼吸,然后像以往那样咳嗽起来,因为那种气体对人类只在勉强可以容忍的范围内。整整三分钟双眼灼痛,气喘吁吁,又从始至终挥舞双臂,蹲坐又站起: 这是我们对全能的德斯科拉达的敬拜仪式,我们就是这样在这颗星球无可争辩的生命主宰面前羞辱自己的 。
净化终于结束了。 我被烤得恰到好处, 他心想。等新鲜的空气终于涌入棚内,他从箱子里拿出还带着热度的衣物,重新穿上。等他离开隔离棚以后,那里会进行加热,直到每一处表面的温度都远远超过德斯科拉达病毒的耐热极限。在净化的最后一步,那座棚子里不会留下任何活物。等到下次有人进入棚子的时候,那里就会是彻底无菌的环境。
但安德忍不住觉得德斯科拉达病毒会找到逃脱的办法,就算没法穿过隔离棚,它们也能穿透仿佛隐形的堡垒墙壁那样围绕试验田的微瓦解屏障。按照官方说法,任何大于一百个原子的分子在穿过这道屏障时都会粉碎。屏障两侧的围栏能阻止人类和猪仔误入致命地带,但安德经常想象有人穿过瓦解屏障时的景象。由于核酸的破碎,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会立刻死去。也许身体可以在外观上维持完整,但在安德的想象里,他总是会看到那具身体在屏障的另一侧崩碎为尘埃,而且在落地前就会像烟雾那样被风卷走。
瓦解屏障最让安德不舒服的地方在于它是基于分子瓦解设备的原理制造的,它的设计目的是对抗飞船和导弹,而安德在三千年前指挥人类舰队时,正是用它毁掉了虫族的母星,星际议会送往卢西塔尼亚星的也正是这件武器。按照简的说法,星际议会已经尝试送出使用它的指令了。她封堵了指令,具体方式是切断舰队与全人类之间的通信,但未必不会有哪个过度焦虑的船长因为安塞波停止运作而陷入恐慌,于是在抵达卢西塔尼亚时动用那件武器。
说起来难以置信,但他们真的这么做了:议会发出了摧毁星球、进行屠异的指令。安德在《虫族女王传》里写下的文字都是徒劳吗?他们这么快就忘记了吗?
但这对他们来说不是“这么快”。对大多数人来说,那是三千年的岁月。安德写下了《“人类”的一生》,但它的内容尚未获得广泛的信任,人民对它的拥护尚不足以让议会不敢做出针对坡奇尼奥的举动。
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决定?也许是出于和外星生物学家的瓦解屏障完全相同的目的:将危险的感染隔绝在外,以免它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议会担心的也许是如何抑制行星叛乱,但只要舰队抵达,无论有没有接到指令,他们都有可能用“小大夫”作为解决德斯科拉达问题的最终手段:如果没有卢西塔尼亚这颗行星,就不会有那种能够自我突变,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智慧,又渴望消灭全人类及其造物的病毒了。
从试验田前往外星生物学家的新工作站的这段路不算长。道路蜿蜒越过一座低矮的小丘,绕过那座为本部落的坡奇尼奥提供父亲、母亲与生者墓地的树林,然后再通往人类殖民地围栏的北部大门。
这座围栏令安德痛心。它已经没有了存在的理由,毕竟人类与坡奇尼奥间的“接触最小化原则”已被打破,两个种族都可以自由通过这扇门。安德刚到卢西塔尼亚时,这座围栏带有某种力场,会让所有触碰它的人承受酷刑般的痛楚。在努力争取与坡奇尼奥自由沟通权的过程中,安德最年长的继子米罗被那种力场困住了好几分钟,从而导致了不可逆的脑损伤。但在围栏对受困的人类灵魂的所作所为之中,米罗的经历只是最痛苦也最直接的表现而已。这座屏障在三十年前就已关闭。这段时间里,人类和坡奇尼奥没有了任何需要屏障的理由,但围栏却留了下来。卢西塔尼亚的人类殖民者想要保持这样,他们希望人类和坡奇尼奥的分界线原封不动。
所以外星生物学实验室才会从河边的原址搬走。如果坡奇尼奥要参与研究,实验室就必须靠近围栏以及外面的那些试验田,让人类和坡奇尼奥不会意外遭遇。
米罗出发去和华伦蒂碰面时,安德还觉得他回来以后会为卢西塔尼亚的剧变而惊讶,还觉得他会看到人类共同生活、两个种族和谐相处的景象,但米罗只会发现殖民地几乎毫无改变。卢西塔尼亚的人类并不渴望其他种族的近距离陪伴,而例外寥寥无几。
幸好安德是在远离米拉格雷的地方帮助虫族女王复兴虫族的。安德原本打算帮助虫族和人类逐渐认识彼此,但他和娜温妮阿(还有他们的家人)只能对虫族在卢西塔尼亚星上的存在守口如瓶。如果人类殖民者连类哺乳动物的坡奇尼奥都不想打交道,那么得知类似昆虫的虫族就几乎一定会引发严重的异族恐惧症。
我有太多秘密了, 安德心想, 这么多年来我都在担任死者代言人,发掘秘密,帮助人们面对真相之光 。 现在,我告诉别人的部分还不到一半,因为如果我讲述全部真相,只会带来恐惧、憎恨、暴行、谋杀和战争 。
在离大门不远的外面矗立着两棵父亲树,一棵叫鲁特,另一棵叫“人类”。从大门这边看,鲁特在左手边,“人类”则在右手边。“人类”是个坡奇尼奥,曾要求安德在仪式中杀死他,以确保人类与坡奇尼奥的协议能够达成。然后“人类”在纤维素和叶绿素中重生,终于成了性成熟的成年男性,有了诞下子女的能力。
现在“人类”仍旧拥有崇高的声望,而且不只受到这个部落的猪仔尊敬,在许多别的部落里也是如此。安德知道他还活着,但看着那棵树,他根本无法忘记“人类”的死状。
安德可以毫不费力地将“人类”看作人,因为他和这棵父亲树说过许多次话,但他没法将这棵树视为他认识的那个叫“人类”的坡奇尼奥。安德也许从理智上可以理解,构成一个人身份的是意志与记忆,而意志和记忆又完好无损地由那个坡奇尼奥传递给了这棵父亲树,但理智上的理解并不总是代表发自内心的相信。“人类”现在显得那么陌生。
但他仍然是“人类”,也仍然是安德的朋友。安德在经过“人类”时碰了碰他的树皮,稍稍离开道路,走向那棵名叫鲁特的父亲树,同样触碰了他的树皮。他没见过身为坡奇尼奥的鲁特,因为鲁特死在其他坡奇尼奥的手中,早在安德抵达卢西塔尼亚星之前他的树就已经高大而繁茂了。因此安德对鲁特说话时,内心不会涌出失落感。
在鲁特的树下,那些树根之间放着许多细树枝,有些是别人拿过来的,有些是从鲁特自己的粗枝上落下的。这都是“说话枝”,坡奇尼奥用它们在父亲树的树干上敲打出韵律,父亲树则会不断重塑树干内部的空洞位置来改变声音,产生一种语速缓慢的语言。安德也会敲打那种韵律,虽然手法笨拙,但足够让那些树“说话”了。
但今天,安德不想对话。就让种植者告诉父亲树又一次实验以失败告终吧!安德可以回头再跟鲁特和“人类”说话。他要去和虫族女王谈谈,和简谈谈,也要和所有人谈谈,就算那些谈话结束距离解决令卢西塔尼亚的未来黯淡无光的那些问题也不会更进一步。因为现如今,问题的解决方法并不取决于谈话,而是取决于知识与行动——只有那些人知道的知识,只有那些人能做出的行动。安德没有只靠自己就能解决一切的方法。
他所能做的(从儿时的最后一仗结束后,他一直所做的)就是聆听和对话。在别的时候、别的地方,这样就足够了,但现在不行。各种各样的毁灭威胁正在笼罩卢西塔尼亚,其中一些还是安德亲手引发的。但到了现在,安德鲁·维京的任何行为、言语或是想法都无法解决哪怕一件。就像卢西塔尼亚的其余公民那样,他的未来握在那些人手中,安德和他们的区别只在于他知道所有的危险、所有失败或是错误的可能后果。哪一种人更不幸?是直到死亡的瞬间都一无所知的人,还是在几天、几周、几年的时间里亲眼看着自身的毁灭一步步靠近的人?
安德离开父亲树,沿着平坦的小路前往人类殖民地。他穿过大门,接着穿过外星生物实验室的门。埃拉最信任的坡奇尼奥助手(名叫“聋子”,但他的听力肯定没问题)立刻领着他去了娜温妮阿的办公室,埃拉、娜温妮阿、科尤拉、格雷戈已经等在那儿了。安德举起那个装着土豆植株碎片的袋子。
埃拉摇摇头,娜温妮阿则叹了口气,但她们表现出的失望还不及安德预想中的一半,显然她们有了别的主意。
“我猜我们料到了。”娜温妮阿说。
“我们总得试试。”埃拉说。
“为什么非得试?”格雷戈问。娜温妮阿最小的儿子(也是安德的继子)如今已有三十五六,是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但他似乎很喜欢在每一场家族谈话中唱反调,无论是外星生物学的问题还是粉刷墙壁的颜色。“我们引入这些新品种,无非是在教德斯科拉达如何绕过我们用来杀死它的各种策略。如果我们不尽快消灭它,它就会消灭我们。而且只要德斯科拉达消失,我们就可以种植普通的土豆,不需要做这些没意义的事。”
“我们不能消灭它!”科尤拉喊道,激烈的语气让安德吃了一惊。在心情最好的时候,科尤拉也不太愿意说话。对她来说,这么大声说话与她的性格不符。“我告诉过你,德斯科拉达是活着的。”
“我也告诉过你,病毒就是病毒。”格雷戈说。
格雷戈要求根除德斯科拉达,这让安德有些心烦。如此轻易提出会导致坡奇尼奥毁灭的建议,这不像他会做的事。格雷戈基本上是在男性坡奇尼奥之间长大的,比任何人都了解他们,也比任何人都熟悉他们的语言。
“孩子们,安静一下,让我来跟安德鲁解释。”娜温妮阿说,“我们——埃拉和我刚才在讨论如果那种土豆失败该怎么办,然后她告诉我——不,你来解释吧,埃拉。”
“这个概念很简单,比起尝试种植能够抑制德斯科拉达病毒生长的作物,我们应该去对付病毒本身。”
“没错。”格雷戈说。
“闭嘴。”科尤拉说。
“帮我们一个忙,格雷戈,请照你姐姐好言要求的去做。”娜温妮阿说。
埃拉叹了口气,说了下去:“我们不能直接杀死它,因为这样会杀死卢西塔尼亚星的所有原生生命。所以我提议我们尝试开发一种全新的德斯科拉达毒株,让它在所有卢西塔尼亚生命形式的生殖周期里继续发挥现存病毒的作用,又不具备适应新品种的能力。”
“你们能消灭病毒的那个部分?”安德问,“你们能找到?”
“不太可能。但我觉得我可以找到病毒在猪仔和其他‘动植物’体内活跃的所有部分,保存下来,然后废弃其他部分。接着我们可以加入初步的生殖能力,再安排一些会对宿主身体的恰当变化做出正确反应的受体,接着放进一个小小的细胞器里,一件德斯科拉达的替代品就完成了,既能保证坡奇尼奥和其他原生物种安然无恙,又能确保我们生存无忧。”
“然后你们再向所有原本的德斯科拉达病毒喷洒药物,把它们消灭干净?”安德问,“如果拥有抵抗力的毒株已经存在了呢?”
“不,我们不用喷洒药物,因为这种方式没法消灭已经融入所有卢西塔尼亚生物身体里的病毒。这里才是真正棘手的部分——”
“就好像其他部分很容易似的,”娜温妮阿说,“凭空制造一个新的细胞器——”
“我们不能直接给几个猪仔注射细胞器,就算是全体注射也不行,因为我们还得把这些注入所有原生动物和树木,以及草叶里。”
“这办不到。”安德说。
“所以我们必须研究出一种广泛递送这种细胞器的机制,并且同时彻底摧毁从前的德斯科拉达病毒。”
“屠异。”科尤拉说。
“这就是我们争论的原因,”埃拉说,“科尤拉说,德斯科拉达是有知觉的生物。”
安德看向他年纪最小的继女。“有知觉的分子?”
“它们有语言,安德鲁。”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安德问。他在努力想象基因分子——即使是德斯科拉达病毒这样复杂的长链分子究竟是怎么说话的。
“我从很久以前就怀疑了,我本来打算在确定之前什么都不说的,可是——”
“也就是说,她还不确定。”格雷戈得意扬扬地说。
“但我现在几乎确定了,在我们弄清楚之前,你们不能摧毁整个物种。”
“它们是怎么说话的?”安德问。
“当然和我们不一样,”科尤拉说,“它们会在分子层面互相传递信息。我最早察觉这点时,正好在研究德斯科拉达病毒具备抵抗力的新毒株为何传播得那么快,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取代所有旧病毒。我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前提就是错的。它们没有取代旧病毒,只是在传递消息。”
“它们会扔飞镖。”格雷戈说。
“这是我当时的原话,”科尤拉说,“我没能明白那是语言。”
“因为那不是语言。”格雷戈说。
“那是五年前的事了。”安德说,“你当时说,它们扔出的飞镖带有需要的基因,所有接到飞镖的病毒会修改自己的结构,将新基因包容在内。这很难说是语言。”
“因为它们不只在那个时候扔飞镖。”科尤拉说,“这些信使分子始终在进进出出,大部分时候根本不会融入身体。德斯科拉达的几个部分会阅读内容,然后传递到下一个毒株。”
“这是语言吗?”格雷戈问。
“还不是,”科尤拉说,“但有时某个病毒在阅读其中一支飞镖以后会制造新的飞镖,然后扔出去,正是这一部分告诉我它的确是语言:新飞镖的前半部分总是以一段分子序列开头,并且与它答复的那支飞镖的后半部分相似。它将对话线索结合在了一起。”
“对话。”格雷戈用讽刺的语气说。
“安静,要不就去死。”埃拉说。安德发现,即使在这么多年过后,埃拉的声音仍然具有阻止格雷戈嘴贱的力量,至少有时候可以。
“我追踪了一些对话,观看了大约一百条陈述和答复,大部分对话会在之后迅速消失,少部分会融入病毒的主体。但最有趣的部分就在于此:这种行为是完全自愿的。有时候某个病毒会拾起那支飞镖,然后留下,但大部分病毒不会这么做。有时候大部分病毒会保留某支特定的飞镖,但它们将消息飞镖融入的区域正是最难以确定基因位置的区域。之所以难以确定是因为它不属于病毒的构造,而是它们的记忆,病毒不同个体的记忆又天差地别。它们在接纳太多飞镖的时候,还倾向于清除一部分记忆碎片。”
“真是引人入胜,”格雷戈说,“但这不是科学。那些‘飞镖’以及随机的结合与脱落有很多种解释——”
“不是随机的!”科尤拉说。
“这些都算不上语言。”格雷戈说。
安德没理会他们的争论,因为简正通过他耳朵里珠宝似的收发器对他低语。与过去相比,她对他说话的次数少了很多。他仔细聆听,没有把她的发言视为理所当然。“这的确是个重大发现。”简说,“我查阅过她的研究了,其中的一些现象从未在别的亚细胞生物身上发生过。我对数据进行了许多次不同的分析,越是模拟和测试德斯科拉达的特定行为,就越看起来不像基因序列,反而更像语言。目前我们不能排除这种行为出于自愿的可能性。”
安德把注意力转回那场争论时,格雷戈正在说:“为什么我们非得把尚未弄清的一切归类为某种神秘体验?”格雷戈闭上眼睛,吟诵道,“我发现了新生命!我发现了新生命!”
“闭嘴!”科尤拉喊道。
“你们开始失控了,”娜温妮阿说,“格雷戈,请你努力保持理性讨论。”
“如果整件事都特别没有理性,那理性讨论就太难了。谁能想到微生物学家会爱上一个分子?”
“够了!”娜温妮阿语气尖锐地说,“科尤拉和你一样是科学家,而且——”
“她曾经是。”格雷戈嘀咕道。
“而且请你行行好,闭上嘴听我说完。她有权让我们听完发言。”娜温妮阿已经很愤怒了,但格雷戈一如既往地显得无动于衷,“你现在应该也明白,格雷戈,往往是那些起初听来极其荒谬和反直觉的概念,随后却让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你真觉得这属于那种特别重大的发现?”格雷戈轮流对上每个人的目光,“会说话的病毒?如果科尤拉知道那么多,那她干吗不把这些小怪物说的话告诉我们呢?”他用葡萄牙语替代斯塔克语(科学以及外交的语言)来发言,正是对话失控的征兆。
“这重要吗?”安德问。
“重要!”科尤拉说。
埃拉惊愕地看着安德。“这是治疗危险疾病和摧毁整个有知觉物种之间的区别,我认为很重要。”
“我的意思是,”安德耐心地说,“我们是否知道它们说的话,这重要吗?”
“不,”科尤拉说,“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理解它们的语言,但这不会改变它们有知觉的事实。而且病毒和人类之间有什么可说的呢?”
“‘请别杀死我们’,如何?”格雷戈说,“如果你能弄清怎么用病毒语说这句话,也许能帮上大忙。”
“格雷戈,”科尤拉用带着嘲讽的亲切语气说,“这句话应该是我们对它们说,还是它们对我们说?”
“我们用不着今天就决定,”安德说,“我们还有余裕等待一段时间。”
“你怎么知道?”格雷戈说,“你怎么知道明天下午,我们醒来时不会全身又痒又痛,呕吐不止,发起高烧,最后奄奄一息,就因为德斯科拉达病毒一夜之间找到了彻底消灭我们的方法?不是我们死,就是它们死。”
“我想格雷戈刚好向我们展示了必须等的原因。”安德说,“你们听到他谈论德斯科拉达的口气了吗?它在寻找消灭我们的办法,就连他也觉得德斯科拉达拥有意志,能做出决定。”
“这只是比喻罢了。”格雷戈说。
“我们都是这么说的,”安德说,“也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都能感觉到在和德斯科拉达打仗。不只是对抗疾病那么简单,而是好像我们有个聪明又神通广大的敌人,总能对我们的行动做出反击。在医学研究史上,没有一种病毒具备如此花样百出的反制手段。”
“那只是因为没有一种病毒具有如此庞大又复杂的基因分子。”格雷戈说。
“完全正确,”安德说,“这是种绝无仅有的病毒,所以它拥有的能力也许是我们在任何结构不及脊椎动物复杂的物种身上不可能看到的。”
有那么一瞬间,安德的话悬在空中,回应它的只有沉默;有那么一瞬间,安德猜自己在这场会议里起到了有益作用,作为空谈者赢得了某种程度的赞同。
格雷戈很快纠正了他的想法。“就算科尤拉是对的,就算她的话半点不假,德斯科拉达病毒个个都有哲学博士学位,还在不断发表关于‘给人类添乱直到他们死光’的博士论文,那又如何?我们要不要翻个身装死,因为打算杀光我们的病毒太聪明了?”
娜温妮阿平静地回答:“我认为科尤拉应该继续研究。我们应该给她提供更多资源,同时也让埃拉继续她的研究。”
这次反对的是科尤拉。“如果你们还要研究杀死它们的方法,我干吗还要费神去理解它们?”
“问得好,科尤拉。”娜温妮阿说,“反过来说,如果病毒会突然找到方法绕过我们的所有化学屏障,然后杀光我们,你又何必费神理解它们?”
“不是它们死,就是我们死。”格雷戈嘀咕道。
安德知道,娜温妮阿的决定很明智:同时保持两条研究线,等到弄清详情再做决定。另外,科尤拉和格雷戈都搞错了重点,都认为一切取决于德斯科拉达是否具有知觉。“即使它们有知觉,”安德说,“也不代表它们神圣而不可侵犯。一切都要看它们属于异族还是异种。如果它们是异族——如果我们能理解它们,它们也能理解我们,足以找出让双方共存的方式,那就没关系。我们会得到安全,它们也一样。”
“伟大的调停人打算和分子签订一份条约?”格雷戈问。
安德没有理会他的讽刺。“反过来说,如果它们试图毁灭我们,我们又找不到和它们沟通的方法,那它们就是异种——有知觉的外星生物,但顽固地敌视我们,又非常危险。异种是我们无法共存的外星生物,我们必然会和它们死战到底。等到那时,我们唯一的道德选择只在于是否该为了胜利不择手段。”
“没错。”格雷戈说。
尽管弟弟的口气得意扬扬,科尤拉还是听完了安德的话。经过仔细的考虑,此时她犹豫着点点头。“只要我们不以它们是异种为前提就好。”科尤拉说。
“就算那样,或许也有折中的方法。”安德说,“也许埃拉可以设法替换所有德斯科拉达病毒,又不会毁掉它们的‘记忆和语言’。”
“不!”科尤拉的语气又狂热起来,“你们不能……你们无权只给它们留下记忆却拿走它们的适应能力,这就像对它们全体做额叶切除术。如果必须打仗,那就打吧。杀光它们,但别在偷走它们意志的同时留下记忆。”
“没关系,”埃拉说,“这是办不到的。实际上,我想我给自己安排了不可能的任务。给德斯科拉达病毒动手术可不轻松。这和给动物检查和开刀不一样,我要怎么麻醉那个分子,免得它在切除到一半时自愈呢?也许德斯科拉达不怎么擅长医学,但也比我的分子外科手术水平强多了。”
“只是暂时。”安德说。
“暂时我们还什么都不知道,”格雷戈说,“除了德斯科拉达全力想杀光我们,而我们还在寻找对抗的手段以外。我可以静观其变一阵子,但不能一直等下去。”
“那猪仔呢?”科尤拉问,“对于我们该不该改造那种不仅赋予他们繁衍能力或许还在最开始将他们作为有知觉物种创造出来的病毒,他们是否也有投票权?”
“这东西想杀了我们。”安德说,“只要埃拉找到的手段既能消灭病毒又不妨碍猪仔的生殖周期,我就不认为他们有反对的权利。”
“也许他们会有不同的看法。”
“那或许就不该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做的事。”格雷戈说。
“我们不能把这里的研究告诉别人,无论是对人类还是对坡奇尼奥,”娜温妮阿严厉地说,“否则可能引发严重的误解,进而导致暴力与死亡。”
“所以我们人类成了所有其他生物的审判官。”科尤拉说。
“不,科尤拉,我们科学家是在收集情报,”娜温妮阿说,“直到收集足够之前,谁也没法审判什么,因此保密规则适用于这里的所有人,科尤拉和格雷戈都是。你们在我允许前不要告诉任何人,而我在情报充分之前不会给出允许。”
“在你允许前,”格雷戈无礼地问,“还是死者代言人允许前?”
“我是首席外星生物学家,”娜温妮阿说,“只有我能决定情报什么时候够充分,听懂了吗?”
她等待所有人表示赞同,他们都同意了。
娜温妮阿站起身。会议结束了,科尤拉和格雷戈几乎立刻就走了,娜温妮阿亲吻了安德的脸颊,领着他和埃拉离开了办公室。
安德留在实验室里,找到了埃拉。“有办法把你的替代病毒散播到卢西塔尼亚所有的原生物种身上吗?”
“我不知道,”埃拉说,“相比起来,用德斯科拉达病毒来不及适应或者逃逸的速度进入独立生物体的每个细胞还更难一点儿。我得创造出某种病毒载体,或许还得在一定程度上根据德斯科拉达本身来塑造它。在我见过的寄生生物之中,只有德斯科拉达入侵宿主太快又太彻底,所以我才需要病毒载体来代劳。真讽刺,我得首先从德斯科拉达那里窃取技术,才能弄清取代它的方法。”
“这并不讽刺,”安德说,“这就是世界运作的方式。有人告诉过我,对我们来说,唯一有价值的老师就是我们的敌人。”
“那科尤拉和格雷戈就该给彼此颁发高等学位才对。”埃拉说。
“他们的争论是有益的,”安德说,“能迫使我们权衡正在做的这件事的方方面面。”
“如果有人决定把这事透露给外人,那就算不上有益了。”埃拉说。
“这家人没有向陌生人透露家事的习惯,”安德说,“我是最清楚这点的。”
“恰恰相反,安德,你才最该清楚我们有多么渴望和陌生人说话,尤其在我们认为自己的需求强烈到需要证明其合理时。”
安德必须承认她是对的。刚来卢西塔尼亚时,安德好不容易才赢得科尤拉、格雷戈、米罗、金和奥尔拉多的信任,让他们愿意和他说话。但埃拉一开始就和他说了话,于是娜温妮阿的其他孩子效仿了她,最后则是娜温妮阿本人。这家人非常忠诚,但也同样坚强又固执,无比信任自己的判断。无论格雷戈还是科尤拉都有可能断定将秘密透露给他人对卢西塔尼亚,或者对人类、对科学最有利,于是把保密规则抛到脑后。
正如安德来这里之前,有关不干涉猪仔的规则被打破时那样。
太棒了, 安德心想, 又是个完全超出我掌握能力的祸端 。
离开实验室时,安德就像从前许多次那样,希望华伦蒂也在这儿,她才是擅长解决道德困境的那个人。她很快就会抵达,但能及时吗?安德理解也基本上赞同科尤拉和格雷戈双方提出的观点。最令安德苦恼的是,出于保密的需要,他甚至不能对坡奇尼奥甚至“人类”本人提起这个会对他们也对所有来自地球的殖民者影响深远的决定。但娜温妮阿是正确的,在他们找出应对手段之前就把事情摆到明面上,最好的情况也会导致混乱,最差的情况则是无政府状态和流血。坡奇尼奥现在很平和,但这个物种的历史充满了血腥的战争。
就在安德走出大门返回试验田的途中,他看到科尤拉站在“人类”的父亲树边,手里拿着细枝,正在说话。她没有真的敲打树干,否则安德早就听到了,所以她肯定想私下对话。这也没关系,安德可以绕个远路,免得离得太近碰巧听到他们的话。
但科尤拉对上了安德的目光,随即结束和“人类”的对话,快步沿着小路朝大门走去。不用说,这条路会让她从安德身边经过。
“在告密吗?”安德问,特意用了说笑的语气。只是当他说出那几个字时,科尤拉鬼鬼祟祟的表情让安德明白,她刚才究竟吐露了怎样的秘密。她的话语也证实了他的猜测。
“母亲对公平的概念和我不一样,”科尤拉说,“在这件事上,和你也不一样。”
他早就知道她会这么做,但他没想到她会在给出承诺后这么快就违反。“但最值得考虑的永远都是公平,对吧?”安德问。
“对我来说是这样。”科尤拉说。
她想要转身穿过大门,但安德抓住了她的手臂。
“放开我。”
“告诉‘人类’是一回事,”安德说,“他很有智慧,但别告诉其他人。坡奇尼奥中的某些男性,如果觉得理由充分,是可以相当有攻击性的。”
“他们不只是‘男性’,”科尤拉说,“他们自称为‘丈夫’,也许我们应该叫他们‘男人’。”她朝安德得意地笑了笑,“你的思想还没有你自以为的一半开明。”然后从旁挤过,穿过大门,进入米拉格雷。
安德走向“人类”,站到他前方。“她跟你说了什么,‘人类’?她有没有告诉你,如果消灭德斯科拉达会伤害你和你的同胞,她愿意用生命去阻止这种事发生?”
当然了,“人类”没有立刻回答,因为安德没打算拿起“说话枝”敲打他的树干,用“父语”进行交流。如果他这么做了,那些坡奇尼奥男性就会听到,然后跑过来。坡奇尼奥和父亲树之间不存在所谓的“私下谈话”。如果父亲树不想被人打扰,他可以无声地和其他父亲树对话——他们能以心灵交谈,就像虫族女王与充当她耳目与手脚的虫族对话那样。 如果我也是那种交流网络的一部分该多好, 安德心想, 纯粹思想构成的瞬间对话,能发送到宇宙的每个角落 。
但他还是必须说点什么,好抵消科尤拉那番话的影响——他清楚她说了什么。“‘人类’,我们在尽全力拯救人类和坡奇尼奥。可以的话,我们甚至会设法拯救德斯科拉达病毒。埃拉和娜温妮阿很擅长自己的工作,格雷戈和科尤拉也一样。但现在请相信我们,别告诉任何人。如果人类和坡奇尼奥在我们设法遏制危险之前就得知它的存在,后果会是可怕而暴力的。”
除此之外,安德没什么可说的了。他回到试验田,在夜幕降临前和种植者完成了测量,放火闪燃了整块田地。在瓦解屏障之内,就连大型分子都无法存活。为了确保德斯科拉达病毒忘记从这片田地学到的东西,他们做了所有能做的事。
有件事是他们永远做不到的,那就是摆脱他们自己细胞内的病毒,无论人类还是坡奇尼奥。如果科尤拉是正确的呢?如果屏障内的德斯科拉达病毒死前把它从新品种土豆那儿学到的东西“告诉”了种植者和安德体内的病毒呢?关于埃拉和娜温妮阿试图融入其中的防御体系?关于这个病毒株挫败他们策略的方法?
如果德斯科拉达病毒真的很聪明,有能向许多个体传播信息和行为习惯的语言,那么安德(或者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还有机会赢得最后的胜利吗?长远来看,德斯科拉达或许才是适应力最强的物种,是最有能力征服星球和淘汰对手的物种,比人类、猪仔、虫族或者任何定居星球的其他活物都要强大。这个念头伴随安德在当晚入睡,甚至让他在和娜温妮阿做爱时都心事重重,令她觉得有必要安抚他,就好像他而不是她背负着整个星球的命运。他想要道歉,但很快明白道歉也没有意义。何必再让她徒增烦恼呢?
“人类”听了安德的话,但无法赞同安德对他的要求。保持沉默?这可不行,毕竟人类正在创造可能改变坡奇尼奥生命周期的新病毒。噢,“人类”不会告诉那些不成熟的男性和女性,但他可以也愿意告诉整个卢西塔尼亚的父亲树。他们有权知道发生的事,然后共同决定该做什么,或者什么都不做。
夜幕降临前,每座森林里的每一棵父亲树都知道了“人类”所知的事:人类的计划,他对他们可信程度的判断。大多数父亲树表示了赞同,他们暂时会让人类存续,但在此期间,他们会仔细观察,为可能到来的时刻——人类和坡奇尼奥交战的时刻做好准备,但他们希望这种时刻不会到来。他们没有获胜的希望,但在人类杀光他们之前,也许他们能设法让一部分同胞逃走。
于是,在黎明到来前,他们和虫族女王——卢西塔尼亚上高等科技的唯一非人类来源制订了计划,做好了安排。等到下一个傍晚,离开卢西塔尼亚时要使用的飞船已经开始建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