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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离大战 爆发尚有十年，我下榻在里维埃拉 的一家小旅馆里。那天，我们的餐桌上爆发了一场激烈讨论，不知不觉间，讨论竟变成粗暴的争执，甚至快到了相互谩骂和羞辱的地步。大多数人想象力匮乏，凡不直接触及他们，不能像尖楔般强行夯击他们感官的事件，他们一概无动于衷。可一旦事情发生在眼前，直接触动他们的情感，哪怕是小事一桩，也会立即激发他们超乎寻常的热情。某种程度上，平日里他们的漠然置之，会被一种不得体的、过火的激烈态度取代。

这次，在我们这个地道的市民气的晚餐桌上，情况正是如此。大家本来会在这种场合心平气和地闲聊，无伤大雅地开些小玩笑，吃完饭后通常立即四散而去：德国夫妇，热衷于摄影，会外出郊游拍照；稳重的丹麦人去忙着沉湎于无聊的钓鱼；高贵的英国夫人去看她的书；意大利夫妇去蒙特卡洛 碰运气；而我则去花园的椅子上无所事事地躺着，或去工作。然而这次，我们彻底沦陷于这场痛苦的争论中，谁也不愿离席。要是我们中有人突然一跃而起，那绝不是像往常一样准备礼貌地起身告辞，而是在头脑发热的盛怒中——正如我方才所述——索性采取的近乎暴躁的态度。

然而让我们这一小桌人如此不快的事，确实足够离奇。我们七人借住的这家小旅馆，虽说外部看来是幢独栋别墅——哦，从窗户望出去，岩石嶙峋的海岸，景色多么迷人！——但实际上，它不过是皇宫大饭店的侧翼，收费较低廉，以花园与之相连，因此我们这些住在侧楼的人，与大饭店的客人常来常往。前一天，大饭店里发生了桩不折不扣的桃色事件。中午十二点二十分，一位年轻的法国人乘午间列车到了饭店（我必须确切交代他到达的时间，因为时间对这桩绯闻的重要性，不亚于它对激发我们热烈讨论的主题）。他要了间面朝大海的房间：这本身即可说明，此人景况颇为优渥。然而，令他引人注目的不仅是他内敛的雅致，更是他非凡的、极具魅力的俊美：少女般的瘦长脸上，金色的短髭丝绸般抚摩着感性温柔的嘴唇，白皙的额上卷着柔软的波浪状棕发，柔情似水的双眸，每一瞥都像在给人爱抚——他气度温和、热切、和蔼可亲，却没有任何矫揉造作和惺惺作态。如果说从远处看，他让人联想到大型时装店橱窗里代表男性美、手握精美手杖的玫瑰色蜡人，那么仔细一瞧，任何对他先入为主的纨绔印象均会消失，因为在他身上（极为罕见！），亲切动人与生俱来，就像从他皮肤里长出来的一样。他以同样谦逊诚恳的态度，问候每一个他路过的人。而观察他在各种场合无拘无束地时刻准备展示他的优雅，实在令人赏心悦目。例如他会疾步上前，为某位走向衣帽间的女士提前拿取大衣，他会对每个孩子投以友善的目光，并说上几句俏皮话。他证明了自己既擅长交际，又细致入微——简言之，他一看就是个蒙福之人。这类人从久经考验的感觉中生出自信，深信他们能以潇洒的外表和青春魅力让他人感到愉悦，并将这份自信转化为全新的优雅。对于住在大饭店里，占绝大多数的年老多病的客人来说，他的临在，无疑是种祝福——他迈着青春的胜利步伐，裹挟着轻盈清新的生命之风，正如他的优雅像件礼物，奇妙地赠予一些人，他本人也不可抗拒地步入众人的心田，赢得了所有人的好感。他来了才不过两小时，就和里昂来的心宽体胖的工厂主的女儿们——十二岁的安妮特和十三岁的布兰奇打起了网球，而她们的母亲，精致细腻、性格内向的亨丽埃特夫人，看着两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儿不经意间卖弄风情，与年轻的陌生人眉来眼去，脸上不禁露出轻柔的微笑。晚上，他在我们的棋桌旁观局一小时，期间还悠闲地讲了些精彩的逸闻趣事，随后又陪亨丽埃特夫人，在她的丈夫像往常一样，和一位生意上的熟人玩多米诺骨牌时，去露台上长时间散步。深夜，我注意到他在办公室的暗影里，与大饭店的女秘书交谈，其态度之亲密令人生疑。第二天早上，他陪着我的丹麦同伴去钓鱼，同样显露出他在钓鱼方面的绝学，之后和里昂来的工厂主长谈了番政治，又证明了他是个能言善道的人，因为至少，人们听见这位胖先生爽朗的笑声盖过了阵阵海浪的轰鸣。午饭后——我有必要为了说明情况，准确地交代他在各个阶段的时间分配——我又看见他和亨丽埃特夫人在花园里喝了一小时黑咖啡，和她的女儿们打了一次网球，还在大厅里和那对德国夫妇攀谈。下午六点钟，我去寄信，在火车站遇见他。他急匆匆朝我走来，像是非道歉不可似的跟我说，有人突然叫他回去，但两天后他会再回来。晚饭时，他确实没有出现在餐厅，但这不过是见不着他的身影而已，因为各个餐桌上的人们都在议论他，大伙儿都在纷纷夸赞他轻松乐观的生活态度。 OltFnvn940A0++Q7MiVbHbFIJUheWN9aXVfXHvj1GXhhMHqi+RWq7VLZGjA7Oq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