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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正读懂《洛神赋》中那份华丽外衣之下所包裹的深沉悲哀与失落，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曹植本人以及他所身处的那个英雄辈出、却又动荡不安的特殊时代——“建安时代”。这是一个旧的秩序（东汉王朝）正在土崩瓦解，新的秩序（三国鼎立）尚未完全建立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战争、瘟疫和死亡是这个时代最常见的主题。但同时思想的禁锢被打破，个体的价值被发现，一种慷慨悲凉、雄健有力的“建安风骨”也应运而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光芒万丈的高峰。而曹植正是这个时代最耀眼的文学“宠儿”。
曹植（公元192年～232年），字子建，是曹操的第三个儿子。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可以说“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他天资聪颖，十余岁时就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下笔成章，从不需要打草稿。这种惊人的文学才华让他的父亲，一代雄主曹操，对他喜爱异常，甚至一度动了要将他立为“太子”的念头。
那时的曹植是何等地意气风发。他不仅仅是一个文人，他更渴望能够像他的父亲一样建功立业，驰骋疆场。他曾在诗中写下“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豪言壮语。他身边也围绕着一群当时最顶尖的文人雅士，比如著名的“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他们常常在一起宴饮赋诗、高谈阔论，形成了一个以曹氏兄弟为核心的光彩夺目的“邺下文人集团”。
这个时期被称为“建安文学”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学一扫东汉末年那种萎靡、浮夸的文风，而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刚健有力的气质，后世称之为“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的内核是一种对生命、功业和宇宙的深沉“悲凉感”。因为这些文人亲身经历了汉末的巨大动乱，目睹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他们对生命的“短暂”和“无常”有着比任何时代都更深刻的体会。同时他们又都怀抱着一种强烈的、想要在有生之年“建功立业”、实现个人价值的“使命感”。这种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抱负之间所产生的巨大张力，就构成了“建安风骨”中那种既慷慨激昂又沉郁悲凉的独特艺术魅力。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丕的“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以及曹植自己的“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霞”，都是这种时代精神最真实的写照。
然而命运却和年少的曹植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虽然才华横溢，但在政治的权谋和心计上却远远不是他哥哥曹丕的对手。他生性率真、任性，不拘小节，嗜酒如命。这些在太平盛世或许是文人的“风流”，但在那场关乎生死的“储位之争”中，却成为他致命的“弱点”。
著名的“司马门事件”成了他政治生涯的“滑铁卢”。他在醉酒之后擅自乘坐王室的马车，在只有帝王才能通行的“司马门”内肆意驰骋。这件事情让曹操勃然大怒，也让他对这个曾经最宠爱的儿子彻底失望了。
最终在公元220年，曹操去世，曹丕顺利继承了王位，并很快就“代汉建魏”，成为魏国的开国皇帝——魏文帝。
从这一刻起，曹植的人生就从云端的顶峰瞬间跌落到了尘埃的谷底。
他的哥哥曹丕对他这个曾经的强大“竞争对手”充满了猜忌和防范。曹丕不仅在政治上对他进行残酷的打压，将他软禁在封地，不许他参与任何政事；更在精神上对他进行百般的折磨。民间流传甚广的那个“七步成诗”的故事，虽然其真实性存疑，但它却非常形象地反映了曹植在当时那种动辄得咎、命悬一线的悲惨处境。
他从一个曾经渴望“勠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充满政治抱负的王子，变成了一个被严密监视、形同囚徒的失意“藩王”。他的封地在十余年间被频繁更换，每一次的迁徙都像一次流放。他身边的亲信被一一剪除。他空有一身的才华和抱负，却报国无门，只能在无尽的孤独苦闷之中，通过诗赋的创作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愤与不平。
而《洛神赋》正是在这样一种极度压抑、极度失意的人生背景之下所创作出来的。这篇赋作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此时距离曹丕称帝仅仅过去了两三年。曹植刚刚从京城朝见了皇帝哥哥，然后在他返回自己那如同“牢笼”一般的封地——鄄城的途中，路过了洛水。
我们可以想象他当时的心情是何等复杂与悲凉。他想起了自己年少时在邺城与父亲和兄弟们一同宴饮赋诗的那些意气风发的岁月；他又看到了自己当下这个被猜忌、被囚禁、壮志难酬的狼狈现实。
就在这样一种巨大的“失落感”的笼罩下，他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位如梦似幻的绝美“洛水女神”。这位女神美丽、高洁、充满神采，她仿佛是曹植内心所有那些最美好的、理想化的“向往”的化身。他与她相遇、相知，却又因为“人神殊途”的、无法逾越的“礼法”，而最终只能黯然别离。
这场人神之恋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曹植自己人生悲剧的一次深刻“艺术投射”。那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洛神”，不也正是他那个曾经触手可及、但如今却永远失去了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的一个象征吗？
理解了曹植从“七子之冠”的顶峰跌落到“失意藩王”的谷底的这段大起大落的人生，我们才能真正读懂《洛神赋》中那份深入骨髓的、名为“求不得”的巨大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