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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由于人们生活压力的增大及饮食习惯的改变等因素，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及病死率均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经济负担，还给患者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开展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工作十分重要。
心脑血管疾病属于常见的慢性病范畴，多发于中老年人群，近年来有年轻化的趋势。其发病较隐匿，病因复杂，病程迁延不愈，常造成心、脑、肾及血管等多个靶器官的结构或功能损害，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据估计，2012年花费在心肌梗死、颅内出血及脑梗死方面的治疗费用达500亿人民币。针对广东的一项调查发现，包括高血压、肥胖、高脂血症及血糖异常在内的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一直在上升，在2010年达到24.5%。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糖尿病患病率为11.6%，而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高达50.1%。2008年我国在2型糖尿病（T2DM）上的直接财政负担约为9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我国糖尿病的防治成本将达到1320亿美元。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在生活方式方面，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肥胖等因素使心脑血管疾病发病显著增加。由于心脑血管疾病的致残率与致死率处于持续增高趋势，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与防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可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目前正处于爆发的潜伏期，如不加以科学有效的防控，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居高不下。可见，针对心脑血管疾病防控的研究刻不容缓。
中国居民心脑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尤其是心脑血管病危险因素暴露水平持续上升，导致中国心脑血管疾病负担持续加重。但同时，中国在社区人群心血管病防治工作方面已进行了4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积累了人群防治工作经验，主要在高血压人群防治工作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和实际成效。自21世纪初，导致国民死亡的头号杀手——脑卒中死亡率增长趋势明显趋缓，并于2009年前后出现年龄标化死亡率拐头向下趋势。
心脑血管疾病主要指心脏和脑部血管（主要为动脉）发生病变（多为动脉粥样硬化）所引起的心脑供血不足，导致脏器结构与功能受损，甚至死亡，包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和脑卒中（包含缺血性脑卒中与出血性脑卒中）等。近年来，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该类疾病在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人群，以及不同时间段的发病情况有较大的差异，这与相关危险因素的控制及人们的重视程度均有密切的关系。
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导致血管管腔狭窄或斑块破裂出血、血栓形成，以不同程度地阻塞管腔而引发心肌缺血的一组心脏病。它分为稳定型心绞痛和急性冠脉综合征（ACS），后者包含不稳定型心绞痛、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与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冠心病和脑卒中都是中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病，其高致死率与致残率给患者和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已成为全社会沉重的医疗负担。
中国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据报道心血管疾病现患人数3.3亿，其中脑卒中1300万，冠心病1139万，心力衰竭890万，肺源性心脏病500万，心房颤动487万，风湿性心脏病250万，先天性心脏病200万，外周动脉疾病4530万，高血压2.45亿。
在城乡居民疾病死亡构成比中，心血管疾病占首位，2020年分别占年农村、城市死因的48.00%和45.86%，即每5例死亡中就有超过2例死于心血管疾病。从2009年起，农村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超过并持续高于城市。2020年，农村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为336.13/10万，其中心脏病死亡率为171.36/10万，脑血管病死亡率为164.77/10万；城市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为291.04/10万，其中心脏病死亡率为155.86/10万，脑血管病死亡率为135.18/10万。
2005年，中国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为309万，2020年增长至458万；年龄标化死亡率从2005年的286.85/10万下降至2020年的245.39/10万；2020年中国心血管疾病过早死亡率负担较2005年下降了19.27%；缺血性心脏病、出血性脑卒中和缺血性脑卒中是中国心血管疾病死亡的三大主要原因。
2003—2020年，脑血管病死亡率整体呈增长趋势。根据《2021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0年中国城市居民脑血管病死亡率为135.18/10万，占城市总死亡人数的21.30%，位列城市居民全死因的第三位；农村居民脑血管病死亡率为164.77/10万，占农村总死亡人数的23.53%，位列农村居民全死因的第二位；中国居民脑血管病死亡率男性高于女性，农村高于城市。
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2019 ，GBD 2019）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脑卒中的年龄标化发病率为200/10万，其中缺血性脑卒中为144/10万，出血性脑卒中为44/10万，蛛网膜下腔出血为11/10万；与1990年相比，2019年脑卒中年龄标化发病率下降了9.0%，其中缺血性脑卒中增加了35.0%，出血性脑卒中和蛛网膜下腔出血分别降低了53.0%和39.0%。
基于GBD 2019结果，2019年中国脑卒中年龄标化患病率为1468.9/10万，其中缺血性脑卒中为1255.9/10万，出血性脑卒中为214.6/10万，蛛网膜下腔出血为81.4/10万；与1990年相比，脑卒中年龄标化患病率上升了13.2%，其中缺血性脑卒中增加了33.5%，出血性脑卒中和蛛网膜下腔出血分别降低了31.9%和21.9%。
2019年，我国人群脑卒中年龄标化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率为2412.5/10万，较1990年大幅下降41.6%；年龄标化寿命损失年（YLL）率下降了45.7%，但年龄标化健康寿命损失年（YLD）率上升了15.9%。
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加快、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及生活方式或饮食结构改变等，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危险因素逐渐增多。弗雷明汉（Framingham）心脏研究确立了心脑血管病危险因素，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吸烟、糖尿病、总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收缩期高血压等。近年的研究显示除了这些传统危险因素，一些新的指标如肥胖、代谢综合征、炎症反应标志物等与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发展均有密切的关系。
高血压是最为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据有关资料统计，全球高血压患者超过10亿，每年均有700余万人死于与高血压相关的疾病。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变和不良生活方式的增加，以及人口的老龄化，高血压的流行趋势进一步加剧。据中国高血压调查数据显示，2012—2015年，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粗率已达到27.9%（标化率23.2%），这就意味着，每四个成年人里，就会有一个高血压患者。2015年中国18岁以上人群中已有2.45亿高血压患者，2017年中国有254万人死于收缩压升高，伤残调整寿命年超过5%。高血压已经成为中国面临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病和猝死的重要原因之一。高血压是脑卒中，无论是缺血性还是出血性脑卒中的重要危险因素。研究表明，高血压的不同亚型反映血管的不同的生理过程和不同的临床意义：单纯收缩期高血压（ISH）反映患者动脉僵硬度增加，单纯舒张期高血压（IDH）反映患者外周小动脉血管的阻力增大，而混合型高血压（SDH）反映患者同时具有动脉血管僵硬度增加与外周小动脉血管阻力增高。研究提示，收缩期高血压、舒张期高血压，以及平均动脉压水平均与脑卒中的发病危险性呈线性相关。对妊娠期妇女研究发现，在妊娠期出现高血压病史的患者，其产后发生高血压、脑卒中的比例明显高于妊娠期无高血压病史的患者，进一步表明高血压与脑卒中发病的关系密切。我国为脑卒中高发国家，这与我国高血压发病率较高密切相关，高血压已成为我国居民致死致残的头号杀手。高血压也是冠心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无论收缩压或舒张压升高均可导致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高。国外研究显示，40~70岁人群，血压在115/75~185/115mmHg范围内波动，较理想血压（小于120/80mmHg），收缩压每增加20mmHg或舒张压每增加10mmHg，心血管疾病的患病危险性增加一倍，血压在正常高限范围（130~139/80~85mmHg）的人群患病危险性则增加二倍。美国的一项研究还显示血压高于160/90mmHg者较其他人群患冠心病的危险性高2.3倍。Framingham心脏研究针对5209例年龄在30~60岁的男性人群进行长达16年的随访观察，结果提示冠心病的发病率随血压的增加而升高，血压与冠心病发病的关系犹如血压与脑卒中的关系一样，存在连续的对应相关性，无明显的拐点。此外，高血压与心室肥厚、心律失常及心力衰竭都有明确的相关性，高血压患者较无高血压者发生心力衰竭或因心力衰竭死亡的危险性明显增高。
可见，高血压作为心脑血管病最重要的危险预测因素应重点关注，控制高血压，治疗高血压，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防控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发展，有效降低心脑血管病的致残率与致死率，减轻心脑血管病对人类健康的危害。
吸烟是心脑血管病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我国男性吸烟率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目前处于平台期，但年轻女性略有增加，总计烟民3.5亿，被动吸烟者5.4亿。近年来15岁以上人群戒烟率略有增加，但控烟任务仍相当艰巨。控烟是效费较高的预防心血管病的手段。
研究表明吸烟危害健康，烟草燃烧时产生的各种化学物质会损伤人体的多个系统组织。对于心脑血管系统，吸烟已成为独立的危险因素。研究显示吸烟者较不吸烟者更易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其冠心病、高血压、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均显著高于不吸烟者。据有关统计，因心血管病死亡者中，有30%~40%与吸烟有密切的关系。吸烟的数量多少与心血管病的发病有明显的量效关系。我国首钢工人冠心病前瞻性研究中发现高胆固醇患者若吸烟数量增多，其冠心病的发病率也相应升高。观察脑卒中的发病情况可见吸烟者发生中风的概率是不吸烟者的2~3.5倍；如果高血压患者吸烟，则中风的危险性升高近20倍。
被动吸烟对人体的危害也是极大的。被动吸烟的人群较广，妇女、儿童深受其害。加拿大一项研究显示被动吸烟的人群占其总人口的25%~30%，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可能更高。有研究提示，与不吸烟者或未暴露在吸烟环境中的人群比较，暴露在吸烟环境者血管动脉粥样硬化病变进展的速度加快；高血压或糖尿病患者被动吸烟更是雪上加霜，心脑血管并发症及死亡率将显著上升。因此，各个国家和政府都在提倡戒烟，尤其是在公共场所禁烟，以减少吸烟对本人或他人健康的危害。
临床上血脂异常包括血清总胆固醇（TC）增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增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降低、甘油三酯（TG）增高，以及混合型血脂异常。
LDL-C占血液中胆固醇的60%~70%，它主要将肝脏生成的胆固醇转运至外周组织，血浆中LDL-C水平增高是极其有害的。LDL-C水平升高将引发LDL-C聚集在动脉血管壁并发生氧化，氧化LDL-C是导致动脉壁损伤和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罪魁祸首，它促进炎症反应、凝血及血管收缩。氧化LDL-C吸引血液中的单核细胞浸入血管壁，引发后续的巨噬细胞、泡沫细胞、脂质条纹及血管壁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血管壁粥样硬化斑块可导致血管腔狭窄，或斑块破裂引起血栓形成，导致器官缺血或梗死，发生心绞痛、心肌梗死、缺血性脑卒中、外周血管缺血病变等，甚至死亡。
高胆固醇血症与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关系密切，研究显示血浆胆固醇水平与心血管病危险性的关系是连续性的。心血管疾病防治指南及美国国家胆固醇教育计划（NCEP）成人高胆固醇血症检查、评估和治疗的第三次报告（ATP Ⅲ）将LDL-C作为降低胆固醇治疗的首要目标之一。要把LDL-C控制在何种水平较为适宜主要取决于个体患冠心病的危险性大小。根据ATP Ⅲ，冠心病的危险因素主要有吸烟、高血压（血压＞140/90mmHg）、HDL-C降低（＜40mg/dL）、早期冠心病家族史（一级亲属中男性≤55岁，女性≤65岁发生冠心病）及年龄（男性≥45岁，女性≥55岁）。若个体已患有冠心病（如心肌梗死、心绞痛），有冠状动脉介入或旁路移植手术史，存在心肌缺血证据，存在冠心病等危症（糖尿病、冠状动脉以外的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如外周血管疾病）病史，或存在2个及以上冠心病危险因素且其未来10年冠心病发生风险＞20%，则处于冠心病高危状态，LDL-C水平应控制在＜100mg/dL；若患者本身患有冠心病或糖尿病，属于极高危人群，LDL-C水平应达到＜70mg/dL；若危险评估属于中危人群（伴有2个或2个以上的危险因素，未来10年冠心病发生风险在10%~20%），则LDL-C水平应达到＜130mg/dL。若各种危险层次的人群未达到相应的要求，应采取治疗性生活方式改变（如体力活动、饮食调节等），甚至启用降胆固醇药物干预以使胆固醇水平达标。
多项研究均表明LDL-C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预测因素，以他汀类药物降低胆固醇能显著降低冠心病的发生率并改善患者临床预后。在一项冠心病一级预防研究中，于无明显临床冠心病且具有平均胆固醇水平的人群中以洛伐他汀干预，较安慰剂组能显著减少这类人群的急性冠状动脉事件，研究发现这与显著降低的LDL-C水平密切相关。在二级预防研究中，最经典的4S临床研究（the Scandinavian Simvastatin Survival Study）显示针对冠心病患者，采用每日予以辛伐他汀20~40mg较安慰剂组能降低主要冠状动脉事件发生率34%，减少冠状动脉病变死亡率42%，总死亡率下降30%。进一步研究表明每降低LDL-C水平1%，则主要冠状动脉事件危险性下降1.7%，每降低TC水平1%，则主要冠状动脉事件危险性下降1.9%。
研究显示我国人群的TC与LDL-C水平相对低于西方国家，但胆固醇水平的升高仍然与我国冠心病、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病危险性提高有密切关联。对我国首钢男性职工冠心病危险因素前瞻性研究发现，胆固醇水平增高，冠心病发病率也随之增高，当TC在200~239mg/dL与TC≥240mg/dL时，其冠心病发病率分别是TC＜200mg/dL时的1.9倍与3.2倍。胆固醇水平增高，冠心病死亡率也是显著上升的。可见，高胆固醇血症尤其是LDL-C、TC水平升高是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LDL-C是冠心病调脂治疗的首要靶标。
若个体的TG水平升高，达到200~499mg/dL，则需要评估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non-HDL-C，包括LDL-C、VLDL-C）的水平，应将non-HDL-C作为调脂干预的第二靶标，其降低目标为高于LDL-C治疗目标30mg/dL。
HDL-C水平与冠心病的发病呈负相关，它具有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目前认为其保护心血管的主要机制是通过逆转胆固醇的运输途径，即将外周血管壁或组织中巨噬细胞、泡沫细胞中的胆固醇经血液转送回肝脏并代谢，阻抑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形成。新近研究显示HDL-C水平低下的发生人群占相当的比例。在欧洲一项8545例血脂异常的人群调查发现HDL-C水平男性低于40mg/dL、女性低于50mg/dL的发生率分别为33%和40%；在墨西哥全国范围内调查20~69岁的人群共15607例，其HDL-C低于35mg/dL人群在男性中占46%，在女性中占29%。如此高的低HDL-C发生率及其与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性已引起人们的重视。Framingham心脏研究10年冠心病危险评估认为低HDL-C属于危险因素，估计超过40%的冠状动脉事件是发生在低HDL-C的个体中。
苯扎贝特心肌梗死预防研究（the Bezafibrate Infarction Prevention，BIP）主要是检测调脂药物苯扎贝特及安慰剂对冠心病患者心脏事件的影响，结果显示总体上两组间心脏事件无显著性差异，将患者的HDL-C水平分级后发现在HDL-C水平较低组之间比较，苯扎贝特组的心脏死亡率明显低于安慰剂组，进一步分析提示苯扎贝特治疗每提升HDL-C 5mg/dL，则心脏死亡危险性降低27%。赫尔辛基心脏研究（the Helsinki Heart Study）也显示吉非罗齐治疗血脂异常者，其冠心病发生率降低与HDL-C升高及LDL-C下降有关，而与TG变化无关。HDL-C升高1%可使冠心病发病危险下降2%~3%。
尽管HDL-C降低与心血管病危险性增加有关，但目前尚无临床试验研究提出HDL-C治疗的靶目标值，在此方面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甘油三酯主要由甘油与自由脂肪酸组成，主要存在于乳糜微粒和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中，一些研究显示甘油三酯水平升高与冠心病发病危险增加相关。但也有研究提示尚不清楚甘油三酯是否为冠心病的独立预测因子，或是否应将其列为血脂干预的靶标之一。汇总多个临床研究结果，认为高甘油三酯血症与冠心病危险性增高有关，且独立于LDL-C或TC水平的变化。然而这种相关性较弱，在男性人群中更是如此。
超重/肥胖是心血管疾病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2018年中国居民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数据显示，中国≥18岁成人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33.3%和14.1%。
肥胖被认为是人体内因热量摄入过多而消耗太少引起的能量不平衡的结果。由于肥胖易引起多种疾病、危害健康，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肥胖人群在美国、欧洲和中东地区较多，尤其是儿童、青少年肥胖人群的剧增十分令人忧虑。近年来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不合理的饮食结构、缺乏体力活动等，我国患肥胖的人群也越来越多，已引起人们的关注。
肥胖状态其实是一种低程度的全身性炎症状态，由各种不同的炎症介质诱发，其中核心的成分是脂肪组织。脂肪组织具有内分泌功能，脂肪细胞和脂肪组织产生大量的激素和细胞因子，参与了炎症与肥胖的生理和病理过程，在与肥胖有关的炎症与疾病并发症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肥胖个体中有大量的巨噬细胞浸入脂肪组织，其中M1型巨噬细胞分泌大量的肿瘤坏死因子（TNF）、白介素-6（IL-6）以促进炎症反应。
观察表明向心性肥胖（腹型肥胖）与心血管疾病的危险性有密切关系，它的临床意义比体重指数增高还大，向心性肥胖对血压、血糖、血脂及胰岛素抵抗均有不利影响。研究显示在高血压患者中有65%~78%的患者是因肥胖而引起。高血压中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激活与胰岛素抵抗有紧密的关联。肥胖患者体内的炎症细胞（如巨噬细胞等）与分泌的致炎性因子如TNF-α、干扰素-γ（IFN-γ）等也促进了动脉粥样硬化及不稳定性斑块的形成，易发生心血管事件。由肥胖引起的高血压通过调整饮食结构，增加运动以减轻体重，血压也可下降或恢复至正常水平。肥胖本身与糖耐量受损、空腹血糖受损有关，其发生糖尿病的概率较不肥胖者显著增加。此外，肥胖或超重者发生冠心病、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对危险性明显高于体重正常者，在这些人群中，有32%的冠状动脉事件与53%的脑卒中事件是和肥胖相关联的。腰围的大小是反映向心性肥胖的指标，腰围越大，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就越高。
糖尿病是以血糖、血脂、蛋白质代谢紊乱为特征的一组代谢疾病，其主要病理生理机制是胰岛素分泌障碍与胰岛素抵抗。糖尿病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密切。糖尿病不仅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而且因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尤其是冠心病的概率较非糖尿病人群显著升高，未来10年发生心肌梗死的机会与已患冠心病者相似，因此，ATP Ⅲ已将糖尿病列为冠心病的等危症。
心血管疾病是糖尿病的重要并发症，也是其主要的死亡原因。研究显示60%~70%的糖尿病患者最终死于心血管并发症。与非糖尿病者比较，患有糖尿病的人群发生冠心病、心肌梗死、脑卒中、外周血管病变、肾脏病变的危险性高2~4倍。血糖增高促进血管动脉粥样硬化，易引起大血管和微血管病变，是心脑血管病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英国一项关于2型糖尿病的前瞻性研究（UKPDS），显示强化糖尿病的综合治疗，尤其是降糖、控制血压，对降低心血管并发症、减少死亡、降低脑卒中与微血管病变的发生率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近年来研究发现糖耐量受损的人群占相当的比例，一些人群空腹血糖正常，但在餐后或口服葡萄糖负荷剂量后血糖升高十分明显，这种糖耐量下降提示该类人群未来发生糖尿病的可能性很大，这实际上是一种糖尿病的前期状态。研究表明糖耐量下降是心血管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它与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关系比空腹血糖更加密切。
心脑血管疾病的其他危险因素还有高盐饮食、运动不足等。近年来，我国居民整体膳食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但仍存在不合理的膳食特点：谷类食物摄入量明显下降，而脂肪摄入量明显增加；食盐摄入量（平均每天12g）大大超过膳食指南推荐每天小于6g的标准；蔬菜水果摄入量较少。缺乏体力活动可导致超重或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血糖升高，并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
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可改变的因素，如年龄、性别、家族史及种族因素；二是可改变的因素，如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体重超重或肥胖、代谢综合征、静坐的生活方式、炎症标志物，以及血管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等，这些因素与心脑血管疾病发病危险增加有密切关系。干预可改变的危险因素，有助于减少心脑血管疾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病危险性。本节重点介绍近年来中医药在干预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以及亚临床靶器官损害方面的研究进展。
高血压的界定仍然是在坐立位保持松弛状态下测量收缩压≥140mmHg或（和）舒张压≥90mmHg。如以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则高血压定义为大于25%的血压值超过140/90mmHg。近期，美国高血压协会（ASH）公布高血压新定义，认为高血压病是一种由多种病因相互作用而导致的复杂性、进行性心血管综合征，血压仅仅是高血压病的一个生物学标志，高血压或血压升高并不完全等同于高血压病。但无论如何，高血压在人群中出现的比例较高，而且呈持续上升趋势。据统计，全球每年共有700多万人死于与血压相关的疾病，约占全球死亡原因的13%；约9200万人因高血压致残；总体上有54%的脑卒中和47%的冠心病发病与高血压直接相关。高血压实际上已成为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因此应高度关注。高血压的治疗主要强调生活方式干预与药物治疗。
坚持体力活动或锻炼有利于血压正常的个体减少患高血压的风险。对高血压患者，坚持锻炼有助于降低血压、减少发生心脑血管病及其并发症的危险。体力活动以有氧运动为宜，坚持每日运动一次，每次至少30分钟，以中等强度的活动为佳，如快步行走、游泳等。
测量身高、体重和腰围，并计算出体重指数。高血压患者保持正常体重、防止超重或肥胖一方面可降低血压，另一方面也可减少其他危险因素的发生，如血脂异常、胰岛素抵抗、血糖异常，以及脂肪肝等，降低发生心脑血管病的风险。
吸烟（包括主动吸烟及被动吸烟）是心脑血管病的重要因素，要提倡戒烟。酒精摄入量也要有所限制，过量的饮酒易出现血脂紊乱、脂肪肝等，增加患心脑血管病的危险性。
建议高血压患者多食水果、蔬菜、低脂肪的食物，以及谷类食物、富含可溶性纤维的食物，要特别注意不要食用含饱和脂肪酸或胆固醇较多的食品；要控制食盐摄入，每日不超过6g。2010年，加拿大高血压教育计划指出为了更好地预防和治疗高血压，建议钠的摄入量为：50岁或50岁以下的年轻人每日不超过1.5g，50岁至70岁者不超过1.3g，大于70岁者每日摄入1.2g即可。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抗高血压药物的种类主要有：利尿剂、β受体阻滞剂、钙通道阻滞剂（CCB）、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RB）、α受体阻滞剂。治疗原则一般是先用单药治疗，治疗过程中密切观察药物的不良反应，出现不良反应应换为其他药物。若一种药物治疗不能满意达标，可考虑联合用药，此时，通常是利尿剂或钙通道阻滞剂联合ACEI或ARB或β受体阻滞剂，而ACEI与ARB不主张联用。如果患者收缩压或舒张压分别高出目标值20mmHg或10mmHg，开始治疗时即可用两种药物联合以控制高血压。
这些药物在应用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治疗都能显效，少部分患者可能因用药依从性差，或患者本身肥胖、吸烟、大量饮酒等，或同时服用有相互作用的其他药物等原因，降压效果不甚满意，应分析具体原因。
脑心同治理论代表方药脑心通胶囊是纯中药复合制剂，是由黄芪、丹参、川芎、当归、赤芍、红花、桃仁、醋乳香、醋没药、鸡血藤、桑枝、桂枝、牛膝、地龙、全蝎、水蛭16味中药配伍而成，具有益气活血、化瘀通脉之功效。研究表明与降压药硝苯地平比较，脑心通胶囊对老年收缩期高血压患者能有效降低其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而硝苯地平组血脂水平变化不明显；对患者内皮功能的改善作用也是脑心通胶囊治疗组较硝苯地平组显著；更重要的是对血压影响的观察，研究发现脑心通胶囊能降低患者的收缩压与舒张压（收缩压平均降低20mmHg，舒张压平均降低5mmHg），其降压效应与硝苯地平相似。脑心通胶囊对代谢综合征中血压增高指标也有显著的降低效应。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变化有其特殊性，多数患者因血管壁僵硬度增加，往往表现为单纯收缩期高血压。对这类患者，近期也有研究提示脑心通胶囊在原用吲达帕胺降压治疗基础上能使患者的血压水平进一步改善，且血液流变学指标的改善也较为明显，加用脑心通胶囊治疗较单用吲达帕胺治疗老年性单纯收缩期高血压更为有效，值得临床进一步观察研究。
血脂异常是心脑血管疾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十分常见。我国1983—2002年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人群较西方人群的血脂水平偏低，血脂异常的发病率也较低。但近10年的研究观察发现，我国人群血脂异常的发病率有明显增高趋势，尤其是城镇居民。这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体重超重或肥胖等因素密切相关。目前我国人群中血脂异常的知晓率低、治疗率低，而经治疗达标者更是少数。
对血脂异常进行正确干预能有效改善患者的预后，这在心脑血管疾病的一级与二级预防中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已有多个临床治疗指南指导临床医师如何有效控制血脂异常，尤其是要根据患者的危险分层，强化血脂干预以保证血脂水平达标。血脂异常中最为关键的目标是控制LDL-C和TC，它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危险关系密切。
临床上常用的药物为他汀类调脂药物，如辛伐他汀、普伐他汀、洛伐他汀、阿托伐他汀及瑞舒伐他汀等，这类药物主要抑制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HMG-CoA）还原酶，通过竞争性抑制内源性胆固醇合成限速酶（HMG-CoA还原酶），阻断细胞内甲羟戊酸代谢途径，使细胞内胆固醇合成减少，从而反馈性刺激细胞膜表面（主要为肝细胞）低密度脂蛋白（LDL）受体数量和活性增加，加速血清胆固醇清除、降低血清胆固醇水平。他汀类药物还可抑制肝脏合成载脂蛋白B-100，也有一定的降低血清TG、升高血清HDL-C的作用。
他汀类药物主要用于高胆固醇血症或混合型高脂血症。大多数患者可能需要终身服药。他汀类药物的不良反应主要是转氨酶增高，其中部分为一过性，并不引起持续性肝损伤，因此定期检查肝功能是必要的，尤其是在用药的前3个月。如果患者的转氨酶检查值高出正常上限的3倍以上，应该综合分析患者的情况，排除其他可能引起肝功能变化的因素，如果确实是他汀类药物引起的，则应考虑停药。其另一个不良反应是肌痛，该不良反应出现概率低，但后果严重，如果患者服药后有肌痛症状，应做常规体格检查，并查血清磷酸肌酸激酶。另外，该药物还可能引起胃肠道的不适等。发生他汀类药物的不良反应虽不常见，一旦出现则会引起严重的临床问题，如肝功能损伤或肌溶解所致的肾功能不全，这都需要临床密切观察、早期识别并及时处理。
中医认为高脂血症属于血浊范畴，主要是由于脾胃运化失职、心肾温煦不足、肝胆疏泄失常、小肠分清别浊异常、大肠传导失职等因素，引起机体气血津液代谢失常、膏脂运转异常所致。研究发现一些中药对血脂异常有很好的调节作用。中药水蛭对家兔动脉粥样硬化有明显的抑制效应，它能显著降低家兔高脂血症模型中TC与TG的水平；赤芍也能明显降低家兔高脂血症模型的TC、TG、LDL-C的水平，升高HDL-C水平。
赵步长教授等研制的脑心通胶囊作为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常用的中成药，对血脂异常有显著的临床疗效。这种复方制剂无论从基础研究还是临床观察方面都显示其对血脂异常及动脉粥样硬化有显著的干预效应。有研究观察脑心通胶囊对冠心病伴血脂异常患者的作用，将90例冠心病合并脂蛋白异常血症的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45例）和治疗组（45例），两组的基础治疗相同，治疗组则另加脑心通胶囊治疗4周，观察两组患者血脂、内皮素及临床症状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在降低TC、TG、LDL-C、脂蛋白（a），以及血浆内皮素水平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且在升高HDL-C水平方面也较对照组显著，表明脑心通胶囊能有效调节冠心病合并脂蛋白异常患者的血脂水平、降低内皮素并改善血管内皮功能。脑心通胶囊也能调节脑梗死患者的血脂水平。有研究采取随机分组的方式将86例脑梗死患者分成对照组（40例）及脑心通治疗组（46例），两组均采用常规治疗，而脑心通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脑心通胶囊，持续用药2个月，检测评估两组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血脂的变化与神经功能改善情况，结果显示加用脑心通胶囊治疗组较对照组的血液流变学指标明显改善，TC、TG、LDL-C的水平显著降低，HDL-C水平明显升高，且神经功能明显改善。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往往也存在血脂水平的异常，脑心通胶囊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也能有效降低LDL-C水平、降低TG的血浆浓度。对老年冠心病患者，有研究显示脑心通胶囊也能明显调节患者血脂水平、改善血液流变学指标。其将120例老年冠心病患者随机分成脑心通胶囊治疗组和复方丹参滴丸治疗组（各60例），两组的基础治疗相似，都不使用可能影响血脂和血液流变学的药物，在基础治疗之外，两组分别加用脑心通胶囊治疗和复方丹参滴丸治疗，疗程4周，观察两组冠心病患者治疗前后血脂与血液流变学指标的变化；结果显示两组在治疗后血脂水平降低、血液流变学指标改善，但脑心通胶囊治疗组在调节血脂异常、改善血液流变学指标方面作用力度更强，表明脑心通胶囊用于老年冠心病患者，其临床效果优于复方丹参滴丸。脑心通胶囊与降脂药非洛贝特片对照研究其对高血脂患者的影响，脑心通胶囊治疗组92例，非洛贝特片治疗组90例，观察疗程8周，结果表明两种药物均能显著降低TC及TG水平，而脑心通胶囊降低TG的力度大于非洛贝特片治疗组；从总的临床有效率来看，脑心通胶囊治疗组也高于非洛贝特片治疗组。载脂蛋白B是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LDL-C的主要蛋白成分，参与胆固醇、TG的代谢，它作为LDL受体的专一性配体，与LDL相互作用，促进血液中LDL进入细胞并堆积，诱发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而近来研究发现脑心通胶囊对动脉粥样硬化性急性脑梗死患者的血清载脂蛋白B有影响，该类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脑心通胶囊治疗15天后，与不加脑心通胶囊者比较，其血清载脂蛋白B水平降低更为明显，表明脑心通胶囊有一定下调坏的血脂成分、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作用。可见，在干预血脂异常方面，脑心通胶囊作为一种中药复方制剂，可发挥多种作用以调节血脂，改善血脂的异常程度，保护心血管功能。
丹红注射液作为一种中药注射剂，具有活血化瘀、通脉舒络之功能，能显著改善心脑血管微循环系统功能，改善血液流变学指标，并能改善血液脂质异常。有研究用丹红注射液治疗缺血性脑卒中患者50例，治疗观察15天，结果显示与治疗前比较，丹红注射液治疗能使患者血液流变学指标明显好转，血液TC、TG水平显著降低，具有明显的调节血脂异常的作用。
糖尿病的发病率由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肥胖的流行而有明显增加的趋势。我国有糖尿病患者约9200万人，糖尿病前期人群也有1.5亿，可见糖尿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多项研究表明糖尿病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糖尿病得到良好的控制，则并发微血管病变或大血管病变的危险性显著下降。
糖尿病患者的治疗应是综合性的。要重视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如戒烟限酒、降低体重、坚持有氧运动、注意合理的饮食习惯。保持这些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助于更好地控制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糖尿病患者应注意血压的监测与控制。非糖尿病患者若有高血压，将血压控制在140/90mmHg以下为宜，而糖尿病患者的血压水平应不超过130/80mmHg。若达不到此标准，应启动严格的生活方式干预或加用降压药物治疗。对有糖尿病的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应首选ACEI或ARB。若血压仍不能达标，则应考虑加用利尿剂。当患者肾小球滤过率正常时可选用噻嗪类利尿剂，若有肾功能低下，可选用袢利尿剂。
糖尿病患者常伴有血脂代谢障碍，因此，要高度重视患者的血脂控制。糖尿病患者合并血脂异常者，首先应调整饮食结构，如要减少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和胆固醇的过度摄入，增加ω-3脂肪酸、植物固醇/甾醇的摄入，增加体力活动，控制体重。糖尿病患者伴有明确的心血管疾病者，无论其血脂水平是否异常，都应该使用他汀类药物治疗。若已有血脂异常，尤其是胆固醇水平升高者，更应考虑选用他汀类药物干预以确保血脂水平达标。合并有心血管疾病的糖尿病患者，其LDL-C水平应控制在＜70mg/dL；无明确心血管疾病的糖尿病患者的LDL-C水平应控制在＜100mg/dL；若用最大耐受量的他汀类药物治疗仍未达到上述标准者，则至少要确保LDL-C的水平较治疗前水平降低30%~40%。其他血脂指标为：TG＜150mg/dL，男性HDL-C＞40mg/dL，女性HDL-C＞50mg/dL。
糖尿病患者还应评估其是否需要抗血小板治疗。若糖尿病患者无其他明显的心血管危险因素，表明其为心血管疾病低危的糖尿病患者，可暂不应用阿司匹林抗血小板治疗。糖尿病患者无论为1型还是2型，若有心血管危险因素增加，如男性大于50岁、女性大于60岁，并至少合并一项其他危险因素（如高血压、吸烟、高血脂、蛋白尿或心脑血管病家族史），则应启动阿司匹林一级预防措施；若已合并有心血管疾病的糖尿病患者，应常规应用阿司匹林二级预防。
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在糖尿病综合治疗中十分重要。应用的药物主要有磺脲类、双胍类、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噻唑烷二酮类胰岛素增敏剂及胰岛素等，其治疗目的是调节血糖在正常范围，防治糖尿病的急性与慢性并发症。近年来出现大量关于控制糖尿病这一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强化控制血糖水平以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临床研究。毫无疑问，糖尿病患者良好的血糖控制对预防或延迟微血管病变是有益的，但在糖尿病患者中仅控制血糖以期达到改变发生心血管疾病的结局仍存在一定问题。近来的几个研究结果存在差异性。ACCORD研究（控制糖尿病心血管风险行动）采用随机、多中心、双重2×2析因设计，入选10251例2型糖尿病患者，分析强化血糖控制与强化降压治疗对心血管事件的影响，强化血糖控制组的糖化血红蛋白目标为＜6%，常规治疗组糖化血红蛋白目标为7%~7.9%，结果中期分析时发现强化治疗组总体死亡率风险较常规治疗组增加，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也增加，故试验研究中止。ADVANCE研究（糖尿病及血管疾病行动——培哚普利与格列齐特缓释片对照评估）入选11140例2型糖尿病患者，这些患者存在大血管或微血管病变，强化降血糖治疗以使糖化血红蛋白目标为＜6.5%，随访5年分析显示强化治疗组较常规治疗组的减少大血管病变和微血管病变的混合终点事件有优势，但两组间大血管事件与总体死亡率无显著差异。UKPDS研究是较早开展的对2型糖尿病患者采用强化降低血糖与常规治疗并比较两种治疗方法对心血管事件的影响，结果提示强化干预组患者发生心肌梗死及全因死亡的危险性降低更明显。针对1型糖尿病（T1DM）患者，DCCT研究（糖尿病控制与并发症研究）入选1441例1型糖尿病患者，进一步证明强化血糖控制也有利于减少1型糖尿病患者心血管事件，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卒中及死亡发生的危险性显著降低。纵观多个糖尿病临床试验研究，持续良好地控制血糖对延缓糖尿病患者的大血管及微血管病变可能是有益的，对于无明确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更是如此；但对老年、糖尿病病程较长或已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强化血糖控制未必能对大血管及微血管病变并发症发生的危险性有所影响。已有多个临床试验研究控制血糖至靶目标对糖尿病患者慢性并发症的影响，但临床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表明在糖尿病的防治方面还有许多环节有待进一步探索。
中医认为糖尿病属消渴证，常因阴虚燥热所致。历代医家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治疗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脑心通胶囊由16味中药配伍而成，其中以黄芪为君药，大补元气、以促血行；以水蛭、当归、丹参、川芎、地龙为臣药，以达到活血祛瘀、活血止痛、通利血脉、通行经络的作用。现代医学研究显示，无论是糖尿病还是心脑血管疾病都存在胰岛素抵抗现象，胰岛素抵抗在糖尿病发病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研究考量了经脑心通胶囊治疗急性脑卒中患者后，其体内胰岛素抵抗现象的变化。研究者将100例急性脑卒中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常规治疗）和脑心通胶囊治疗组（常规治疗加脑心通胶囊治疗），并以性别、年龄相匹配的健康人群50例作为健康组，治疗并观察2个月，结果显示急性脑卒中患者存在胰岛素抵抗现象。在急性期，与健康组比较，脑心通胶囊治疗组和对照组的空腹胰岛素和空腹血糖均较高，计算出的胰岛素敏感指数较低；但在治疗2个月后再次检测发现，与健康组比较，对照组的空腹胰岛素和空腹血糖仍均较高，计算出的胰岛素敏感指数仍较低，而脑心通胶囊治疗组仅有稍高的空腹胰岛素和空腹血糖，胰岛素敏感指数稍有降低，与健康组相比无显著性差异；在急性期，脑心通胶囊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其空腹胰岛素、空腹血糖和胰岛素敏感指数均无显著区别，但治疗2个月后，脑心通胶囊治疗组的空腹胰岛素、空腹血糖水平降低，胰岛素敏感指数升高，差异有显著意义。该研究表明脑心通胶囊有助于改善糖尿病或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胰岛素抵抗现象。而丹红注射液是由中药丹参和红花按现代科学技术提取而成的复方制剂，其中主要成分有丹参酮、丹参酸、丹参酚酸、红花黄色素、红花酚苷和儿茶酚等，二药配伍具有抗凝、抗氧化、抑制炎症反应、改善微循环、保护血管内皮功能、稳定粥样硬化斑块等作用。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中微血管病变是最重要的病理生理学改变，研究初步显示丹红注射液活血化瘀、改善微循环的作用对糖尿病的发病机制有一定的临床效应，但这方面研究观察的病例数还不多，其临床疗效及作用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总之，脑心通胶囊和丹红注射液对糖尿病的微血管病变机制有干预效应，但在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临床获益方面仍需要大规模、多中心、随机对照的临床研究予以评价。
亚临床靶器官损害在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它主要包含心室肥厚、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MT）≥0.9mm、血管壁结构与功能异常（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僵硬度增加），以及微量白蛋白尿等。观察发现有相当比例的人群在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作用下，虽然尚未发展成具有明显临床表现的心脑血管疾病，但其体内的血管或其他靶器官如心脏、肾脏等已有不同程度的病理损害，对这些处于危险因素与心血管事件之间的中间环节事件若不加以积极控制，则后续发生临床疾病或心血管事件的危险性将显著升高。
已有研究显示左室肥厚与心脑血管事件发生危险性增高有密切关系，对高血压伴有左室肥厚的患者选用合适的降压药物，一方面控制血压，另一方面延缓或逆转左室肥厚的发生，对降低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危险性很有益处。IMT增厚或颈动脉斑块的形成是体内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标志，检测的IMT越厚或斑块越严重，发生脑卒中事件的风险性就越大。有研究显示降压药物钙通道阻滞剂（CCB）及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均能有效地控制血压，但在治疗2年后随访发现，CCB治疗组逆转IMT的效应明显优于ACEI组。在LIFE研究中，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RB）氯沙坦与β受体阻滞剂阿替洛尔分别用于高血压患者的治疗，随访4年后结果显示此二药控制血压的效应是一致的，但对IMT进行评估检测，氯沙坦有显著延缓IMT进展的作用，而阿替洛尔的效应十分轻微。在INSIGHT研究中，长效CCB硝苯地平控释片于随访5年时已能逆转IMT；而另一组用利尿剂治疗者，其IMT却有增加的趋势。可见，同属降压药物，虽控制血压作用一致，但对动脉硬化斑块的影响却存在较大区别。微量白蛋白尿是早期肾损害的信号，多与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等危险因素导致的肾脏微血管损伤有关。临床上选用一些能保护肾功能、无肾功能损害作用的药物治疗有助于控制或延缓肾脏靶器官的功能衰竭。
在亚临床靶器官损害的防治中，有关中药的干预评价不多，但近年来这些问题已引起医学界的重视。中医药多为复方制剂，其作用环节往往是多层面的，而亚临床靶器官损害的发生发展变化也受多因素影响，推测开展中医药防治的研究是有价值的。研究显示步长制药开发的脑心通胶囊对左室肥厚、IMT、颈动脉硬化斑块，以及早期肾功能损害有一定保护作用。有文献报道，观察脑心通胶囊对老年高血压伴糖尿病患者的左室肥厚指标的影响，将90例患者随机分成脑心通胶囊治疗组、培哚普利治疗组及非洛地平缓释片治疗组，每组30例，均治疗观察12个月。结果显示，治疗后3组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有下降，脑心通胶囊治疗组治疗后左室室间隔厚度、左室厚壁厚度、左室质量与左室质量指数均显著下降；培哚普利治疗组左室室间隔厚度、左室厚壁厚度无明显变化，但左室质量与左室质量指数显著下降；而非洛地平缓释片治疗组这几项指标无显著改变；组间比较发现脑心通胶囊治疗组的左室质量与左室质量指数下降较培哚普利治疗组更为明显。该研究提示脑心通胶囊治疗老年高血压伴糖尿病患者除有降压作用外，还能显著逆转左室肥厚，对降低心血管事件有潜在的益处。在将204例颈动脉硬化患者随机分成尼莫地平治疗组和尼莫地平加脑心通胶囊治疗组（每组102例）的研究中，结果显示治疗3个月后，与单用尼莫地平治疗组比较，联合用药组临床症状总缓解率显著增高，且IMT也明显降低，该研究表明加用脑心通胶囊干预对降低IMT有一定价值。另有一研究显示用脑心通胶囊治疗有利于缩小IMT，且随访患者1年，其脑血管事件也较对照组显著减少。脑心通胶囊对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影响在几个研究中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其中一项研究将100例经超声证实有颈动脉或椎动脉斑块的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与干预组，对照组为常规治疗基础上加阿司匹林治疗，治疗组为常规治疗基础上加脑心通胶囊治疗，治疗时间为6个月，分别于3个月和6个月时应用超声评价斑块的性质、大小、数目等，并随访6个月时主要心血管事件。结果显示在治疗6个月后，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的软斑块数量、斑块体积大小均显著降低，软斑块转成硬斑块的例数也较多；两组在6个月至1年间主要心脑血管事件（急性脑卒中、急性心肌梗死、不稳定型心绞痛、再住院率）比较，治疗组显著减少。这些观察或研究初步显示，脑心通胶囊对心脑血管亚临床病变患者的治疗是有一定临床意义的，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2012年5月，卫生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人社部等15个部委联合制定的《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2012—2015年）》发布，随后制定了国家心血管疾病防治行动计划和方案，为全国慢性病防治指明了方向，为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提出了具体策略和措施。
心脑血管疾病是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慢性疾病之一。传染性疾病病死率得到良好控制后，心脑血管疾病及其并发症所引起的病死率将成为首要死亡原因，其高死亡率、高致残率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医疗重负，有效防治心脑血管疾病已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心脑血管疾病的核心问题是动脉粥样硬化、不稳定性斑块形成、斑块破裂或血栓形成。从发病到出现临床事件，再到出现临床后果，有多个环节可采取相应手段予以干预。
每个个体面对不同的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需要及时干预，否则可能加速血管动脉粥样硬化，最终引发临床心脑血管疾病。在出现危险因素到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形成过程中加以干预，即一级预防，可以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心脏或大脑的血管若已存在动脉粥样硬化病变，但无斑块破裂或血栓形成，尚未出现临床事件，在这个过程中进行有效干预使其不发生斑块破裂或血栓事件，则有望减少临床心肌梗死、心绞痛、脑卒中或猝死的发生，即二级预防。
心脑血管疾病常见的危险因素有年龄、性别、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吸烟、超重或肥胖、代谢综合征、缺乏体力活动、饮食结构不合理，以及精神因素等。对个体来说，年龄、性别因素是无法改变的，但其他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都是可以避免的。可以通过有效地治疗高血压、高血脂及糖尿病等疾病以降低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性；此外，努力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如戒烟限酒、保持合理的饮食结构、坚持体力活动或锻炼、保持健康体重、调整好紧张的精神与心理因素等，都有助于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降低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若已患心脑血管疾病，则需要正规、有效地治疗，严格按照医生制定的最佳治疗方案进行干预并定期随访，保证各项指标达标，治疗重点在于防止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再次出现心肌梗死、脑卒中等心血管事件。
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并预防其并发症，除常规治疗外，对患者，尤其是高危人群进行危险性分析与预判也十分重要。一项全球急性冠脉综合征注册研究中以一个回归模型预测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住院期间至出院后6个月内发生死亡事件或死亡与心肌梗死复合终点事件的危险性大小。其研究表明有九个危险因素能独立预测期间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的死亡事件或死亡、心肌梗死复合事件。这些危险因素包括年龄、充血性心力衰竭、外周血管疾病、收缩期高血压、心功能分级（Killip分级）、入院时血浆肌酐水平、入院时心肌标志物、入院时心脏骤停，以及心电图ST段改变的导联数。可见，通过这些危险因素可以预测个体发生心血管事件危险性的大小，重点监测筛查出的高危人群，强化治疗减少危险因素，这样有针对性地防控能显著减少或避免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
传统的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如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吸烟、年龄、性别等与心脑血管疾病发病及其并发症有密切的关系，其他一些新的危险因素如超重或肥胖、缺乏体力活动、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炎症等也与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及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有较高的相关性。不同个体的危险因素存在差异，某些人群可能同时存在多个危险因素。
近年来，受人们不良生活习惯等的影响，特别是饮食结构不合理、缺乏体力活动，超重或肥胖的人群比例增高，肥胖引发或伴有高血脂、高血压、胰岛素抵抗及血糖代谢异常等症状，心脑血管疾病发病危险性日渐增高。这些同时具备的多重危险因素，成为现代社会流行的生活方式病。
心脑血管疾病主要是由血管动脉粥样硬化或血栓形成引发心、脑等器官血管事件，这种血管的异常改变也会在其他脏器引起临床事件，因此，动脉粥样硬化性血管疾病其实是全身性的。目前临床医学分科较细，虽在专业发展上有其独特的地方，但由于分类过细，学科间的合作减少，使其抵御疾病发生发展的综合能力有所削弱。心血管疾病涉及全身性问题，各种危险因素相互作用且与许多学科联系紧密，如在临床层面它与心血管外科、心血管内科、血管介入治疗科、内分泌科、糖尿病专科等都有密切的关联；此外，心血管疾病的防治与基础医学研究、预防医学研究存在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因此，单靠心血管内科或神经科的单兵种作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各个相关学科联合作战，需要全社会与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才能够全方位地干预心脑血管疾病，减少血管并发症的发生，提升人类健康水平。
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策略是预防为先。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提高，目前针对临床心血管疾病的手段更加科学、有效，在降低并发症、减少死亡等方面显示出卓越的成效。然而这些措施主要用于疾病后期的干预，并不能逆转疾病的发展进程，尤其是现代治疗手段虽然不断进步，但所花费的治疗费用也在不断攀升。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居高不下或呈持续上升趋势，提示我们对疾病的干预模式要有新的调整，要强调预防为主，在疾病的源头实施有效干预。
心血管疾病的一级预防是针对出现的危险因素进行干预，减少或防止发生临床心血管疾病；二级预防则是对已出现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进行干预，防止发生临床并发症或死亡事件，这些预防措施在现代心血管疾病防治策略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是要对心血管疾病进行全程防控，尤其是从疾病的源头进行干预，则急需将预防策略前移，对易出现危险因素的群体加以关注和干预，从根本上杜绝危险因素，即加强健康生活方式的指导与监督，这就是所谓的早期预防（primordial prevention）。摒弃不良的生活方式、加强体力活动、遏制超重或肥胖的流行是当下最为迫切且重要的策略。这种早期或初始的预防措施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危险因素和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危险性。
心脑血管疾病是现代生活方式病，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研究显示无论在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还是在临床治疗中都要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的生活方式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无论是主动吸烟还是被动吸烟，对身体都百害而无一益。吸烟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病危险性的独立预测因素。因此，要提倡不吸烟，已吸烟者要戒烟。大量饮酒也对健康无益，长期大量的酒精摄入，可引起脂肪肝、血脂异常，对心血管健康不利。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少量饮酒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有一定的抗动脉硬化作用。
饮食量要合理，热量的摄入与消耗要平衡。过量摄入或消耗过少，易引起体内脂肪形成过多，出现超重或肥胖；饮食结构不合理，如大量摄入脂肪性食物，或摄入过多甜、咸的食物，都易出现高血压、高血脂等危险因素。近年来，许多青少年喜食西式快餐如麦当劳、肯德基等，长期食用这些油炸食品对健康和血管功能是非常有害的，甚至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政府和各级医疗机构要鼓励居民多食用新鲜蔬菜水果或纤维性食物。因此，应合理安排饮食结构，控制总摄入量。
加强体力锻炼，保证持续可行的有氧运动。运动本身可以消耗过多的脂肪，降低体重，这对肥胖者是很有用的。此外，运动能降低血压，甚至减慢心率，对心血管功能有保护作用。运动也可以改善胰岛素抵抗，减少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危险。科学的有氧运动要求每周至少运动5次，每次至少30分钟，每次运动至微微出汗即可。
通过合理饮食，加强体育锻炼或规律地运动，保持良好的体重，这对腹型肥胖者尤为重要。
长期的精神刺激，如紧张、应激等情绪变化会引起一系列生理反应，如心率加快、血压升高、炎症反应等，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甚至还可激活体内凝血系统、促进硬化斑块破裂，出现急性血栓事件。研究提示，人们在情绪激动时，可出现大脑活动的不均质性，并可能减少大脑组织的血液供应，同时还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如心房颤动。
情绪低落或抑郁也与心血管疾病密切关联。研究发现抑郁与冠心病的相关性是双向性的，即冠心病易导致患者抑郁，而抑郁本身也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抑郁在冠心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已有研究显示抑郁能显著增加冠心病患者心脏猝死及所有原因的心脏死亡率，抑郁患者难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且治疗依从性也较差。
在生活中倡导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才能减少不良情绪对心血管系统的负面影响，更好地提高生活质量。
心脑血管疾病作为一类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目前已成为导致居民死亡或残疾的主要原因，如何更加有效地防控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降低疾病的致死率与致残率仍然是临床医师面临的重大挑战。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机制十分复杂，有许多因素参与其中。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手段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主要体现在药物治疗不断更新、介入与外科手术治疗不断规范合理及治疗模式的转变等，西医学干预成为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的主线。尽管先进的医疗技术不断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但仍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动脉粥样硬化及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涉及多环节、多靶点的相互作用，仅应用西药这一干预方法难以满足临床的需求。而我国的中医药正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地创新与发展，尤其是中医药的现代化与循证医学的研究，使中医药防治疾病的机制与作用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事实上，中医药在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方面的研究已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并在临床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攻克心脑血管疾病这一重要课题上，中西医结合将会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符合我国的医疗卫生政策——主张中西医并重，联合防治疾病的策略。
考量心脑血管疾病的现代防治理念与策略，从中医的视野来看中西医之间有许多本质的关联。心脑血管疾病的现代预防策略主张预防为主，特别是强调早期预防（主要是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以确保人群规避危险因素，这一思路与中医“上医治未病”十分吻合，中医也强调要做好预防工作、防病于未然。现代医学注重心脑血管疾病的整体防控，如根据器官、系统建立起来的心血管病防治中心、脑血管病防治中心，以及对患者的整体护理等，无不显示出对人的整体的关怀，与中医整体观的指导思想一致。西医也十分关注对心脑血管疾病多重危险因素的控制，并积极研发复合制剂的药品以期能多管齐下，达到多方位同时干预的目的，这也与中医的综合干预思路及中药复方配伍的应用策略不谋而合。这些现象表明在应对心脑血管疾病的策略方面，中、西医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的有效整合将在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中发挥更加卓越的作用。
具体策略：①关口前移，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利用媒体广泛宣传慢性病防治知识；卫生部门定期发布健康核心信息；科学合理膳食，推广低盐、低脂、低糖、低热量的健康食品；积极营造运动健身环境；切实加强控烟工作，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②及时发现并管理高风险人群。扩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内容和覆盖人群，加强慢性病高风险人群（血压偏高、血糖偏高、血脂偏高和吸烟、酗酒、肥胖等）的检出和管理；各级卫生机构对35岁以上人群实行首诊测血压制度。③规范防治，提高慢性病诊治康复的效果。推广慢性病防治适宜技术；遵照指南或规范，对各级医务人员进行培训。④明确职责，加强慢性病防治有效协同。建立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专病防治机构、二级和三级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慢性病防治中的分工和分级管理机制，明确职责和任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负责慢性病防控措施的执行与落实。⑤抓好示范，提高慢性病综合防控能力。⑥共享资源，完善慢性病监测信息管理。⑦加强科研，促进技术合作和国际交流。总之，我国心血管病主要危险因素的持续增加，导致心脏病和脑卒中的发病人数持续增多，心血管病已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采取具有中国特色的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以遏制心血管病的增长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