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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在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名医巨擘，他们在继承前人学说的基础上，又在不断地创建新的理论、积累更丰富的经验。医家在阐述自己的学术理论及临床经验的过程中，自然会展示他的学术继承性，或者明确其师承授受的关系，这样就会出现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局面，不同的学术流派也会逐渐形成。
学派是指一门学问由于学说地域或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可分为学术性医学流派和地域性医学流派，一者以学术见解划分，一者以地域划分。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曾明确指出：“凡学派之成立，必有其内在的联系，否则，便无学派之可言。所谓内在联系，不外两端：一者，师门授受，或亲炙，或私淑，各承其说而光大之。一者，学术见解之不一致，各张其立说，影响于人。”就上述两方面而言，中医学术流派远在春秋战国之际便已逐渐产生。
中医药学有着悠久的历史。谢观将其发展演变的轨迹总结为：“吾国医学之兴，遐哉尚矣。《曲礼》：‘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孔疏引旧说：‘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女脉诀》，又云《天子脉诀》。’此盖中医学最古之派别也。其书之传于后世者，若《灵枢经》则《黄帝针灸》一派也，若《本经》则《神农本草》一派也，若《难经》则《素女脉诀》一派也。”
三世是中医学由经验的不断累积并逐渐上升为理论、分别总结整理而成的典籍。它还代表着三个不同专业的逐渐形成。这也是有关医学流派的最早记载。
《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医经七家，计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白氏旁篇》《黄帝外经》《黄帝内经》。现仅存《黄帝内经》一家，由《素问》和《灵枢》两个部分组成，各81篇。其书为古代劳动人民从临床实践中不断提高认识总结出来的，是经过相当长的时期、经由若干医家汇集而成的。现在，中医运用的基础理论，仍以《黄帝内经》为主要依据，因而这部古典医籍，颇受历代医家的重视。
《汉书·艺文志》所称的医经家，实即医经学派。《汉志》所称医经家研究的内容都是关于中医学基础理论的问题。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医经各家，虽皆以研究《灵枢》《素问》为指归，但就其实质来说，仍不外于对中医基础理论的探讨。根据研究方法不同，医经学派可概括为校订疏证诸家、分类研究诸家和专题发挥诸家三派。
《汉书·艺文志》载有经方11家，计《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30卷，《五脏六腑疝十六病方》40卷，《五脏六腑瘅十二病方》40卷，《风寒热十六病方》26卷，《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23卷，《五脏伤中十一病方》31卷，《客疾五脏狂颠病方》17卷，《金创疭瘈方》30卷，《妇人婴儿方》19卷，《汤液经法》32卷，《神农黄帝食禁》7卷。所谓经方，即经验方，是前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经验的积累。
《汉书·艺文志》所载经方11家，现均已遗佚无存，但从《外台秘要》中可查到虽方书佚逸而保存下来的经验方约50个，可见唐代经验方流行之盛况。在宋以前，经方学派是指使用经验方的医家；而宋以后，由于张仲景《伤寒论》的盛行，凡用仲景方治病者，亦称为经方家，即形成经论方一派，与以前之经验方的含义迥然不同。由于经论方的出现，后世凡非仲景之方，悉名时方，以后则渐有时方派之称。因此，对经方学派的认识，应有两种。但要看到，经方与时方，均能治病，其疗效的高低，取决于医者的正确运用与否，故不能以经方时方分优劣，应当取长补短，正确运用。
刘完素，字守真，约生于宋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以阐发火热病机，善治火热病证而著称，是河间学派的创始人。刘完素的代表著作为《素问玄机原病式》。他创见性地以五运六气来概括《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的病机十九条，并说：“识病之法，以其病气归于五运六气之化，明可见矣。”六气之中，火居其二，病机十九条之中，火热居其九。他通过“兼并同化”的理论，力倡“六气皆能化火”之说，并著《宣明论方》。其用药亦多寒凉，故对热病的方治而自成体系者，自河间始也。
刘完素有弟子穆大黄、荆山浮屠、马宗素等。荆山浮屠一传于罗知悌，再传于朱震亨。火热为阳，阳气久盛则必伤阴精，故朱震亨论治疾病多以补阴为主，而开后世滋阴一派的先河，于是河间之说至震亨而渐变。张从正阐发河间六气病机之旨，认为“风从火化，湿与燥兼”，但无论其为风为火，或湿或燥，总是不应留在人体的邪气，邪留则正伤，邪去则正安，故其治法以攻伐去邪为宗。河间之学传至张从正，又为之一变矣。
以刘完素为代表的河间学派，是以阐发火热病机为中心内容的一个医学流派，始于研究外感病之火热病机，继而演变为研究内伤之阴虚火旺病机。它促进了中医病机学说的发展，也为后来温热学派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易水学派以张元素为代表，是以研究脏腑病机及其辨证为中心内容的一个医学流派。张元素对“五运六气”极有研究，但他与刘完素的论点却有很大程度的不同。他并不以“亢害承制”为研究运气的中心，仅以其盛衰变化的现象来分析病理反映，研究治疗方法；亦不以“六气皆能化火”之说来阐发病机，所以他并不强调火热之为病。相反，他是以脏腑的寒热虚实论点来分析疾病的发生和演变。他这种脏腑议病之说，是继《灵枢》《华氏中藏经》之后，受到钱乙“五脏辨证”的影响而来的。
李杲传元素之学，在其辨脏腑虚实议病的启示下，阐发《素问》“土者生万物”的理论，创“脾胃论”和“内伤说”。其论脾胃的要点有四：“人赖天阳之气以生，而此阳气须化于脾胃，一也；人赖地阴之气以长，而此阴气须化于脾胃，二也；人赖阴精之奉以寿，而此阴精必源于脾胃，三也；人赖营气之充以养，而此营气必统于脾胃，四也。”脾胃之病，又多由于虚损，因此，病因方面，则重视内伤。他在《内外伤辨惑论》中提出，病因有天地之邪气与水谷之寒热两种，临床注意于水谷内伤的发挥，惯于运用补中、升阳、益气、益胃诸法，自成补土一派。
易水学派始于张元素，先后传于李杲与王好古，李杲之学传于罗天益。私淑李杲之学者，有薛立斋、张景岳、李中梓诸家。赵献可又私淑薛立斋，传献可之学者，有高鼓峰、董废翁、吕晚村诸人。李中梓之学一传沈朗仲，再传马元仪，三传尤在泾。易水学派的师承关系，大体如此，而以张元素、李杲、张景岳、薛立斋、李中梓、赵献可六大家为著。
张元素在《灵枢》《素问》《华氏中藏经》脏腑辨证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证实践，以脏腑的寒热虚实来分析疾病的发生与演变，探讨脏腑的虚实病机，在当时的诸医学家中是最有成就的。其制方遣药，又发明性味归经及引经报使之说。李杲创立“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认为脾胃为元气之所出，相火为元气之贼，“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因而发明升阳泻火和甘温除热的用药法度，后世称其为补土派的先导者。张景岳则信服张元素、李东垣之学，倡“阳非有余，阴常不足”论，制左归丸、左归饮、右归丸、右归饮诸名方，而为阴阳两补之巨匠。薛立斋为明代一大临床家，学术思想源于张元素、李杲，复遥承王冰、钱乙之说，重视肾中水火，因而临床多脾肾并重。李中梓重视先后二天，既酷似东垣，又酷似介宾。赵献可虽私淑薛立斋，但对肾命水火说，独具匠心，提出“两肾各一寸五分之间”为命门，并对六味丸、八味丸大加阐发，广泛应用，以肾命概括脾胃。至于王好古，师事张元素、李杲，而于阳虚的三阴证独有发挥。
总之，易水学派以探讨脏腑病机为核心，特别留心于脏腑精气虚损的一面，以脾肾虚损最为突出。易水学派临证治疗，多偏于温补，故时人又称为温补学派。
伤寒学派是以研究和阐发张仲景《伤寒论》的学术思想而兴起的学术派别。作为一个学术派别，其产生于明代，但对《伤寒论》的研究早在西晋时代就已开始，至唐宋时代蔚然成风。
汉唐之际，伤寒流行，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正如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所言：“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据王焘《外台秘要》所载，研究伤寒病者除仲景以外，先后有华佗、王叔和、葛洪、巢元方、崔知悌、张文仲、陈廪丘、范东阳、陈延之及孙思邈诸家。其中，唯张仲景对伤寒病的辨证论治、理法方药自成体系，最为突出，至今仍流传于世，指导临床实践。
从现存的文献来看，自王叔和《脉经》起，医家便开始对仲景的《伤寒论》进行研究了。但是受当时条件所限，《伤寒论》的流传并不广。孙思邈直到晚年著《千金翼方》时，才见到《伤寒论》，对其评价甚高。他用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研究方法，将其收于《千金翼方》中，此书成为唐代仅有的研究《伤寒论》的著作。
宋金时期，研究《伤寒论》的风气已逐渐兴起，其中以成无己为最。成无己用《内经》诸说发明其理论，著《注解伤寒论》一书；许叔微对临床方证深入探索，著《伤寒九十论》；郭雍之集世说以补入其中，著《伤寒补亡论》。以上各家虽然各抒己见，但仍未形成研究《伤寒论》的学派。
研究《伤寒论》形成学术派别，实由明代方有执错简重订说始，自此对《伤寒论》的研究方法不断丰富，对六经实质等问题的研究与争鸣亦逐渐深入。方有执认为王叔和编次《伤寒论》“颠倒错乱殊甚”，必须“重考修辑”，并著成《伤寒论条辨》；喻昌则起而应之，言方氏“改叔和之旧，以风寒之伤营卫者分属，卓识超越前人”。此后，张璐、程应旄、周扬俊、黄元御、吴仪洛、章楠等，均指王叔和之非、议成无己之误，以错简为说，于是形成错简重订派。
另有一派医家的观点与上述诸家相反，认为王叔和的编次基本保留了张仲景《伤寒论》的原貌，故不必改弦更张，而成无己的注释，经论结合，融会贯通，堪称注释《伤寒论》的典范，以“尊王赞成”为主导，持此观点的医家有张遂辰、张志聪、张锡驹、陈念祖等，可称作维护旧论派。
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伤寒学派可分为按方类证派、以法类证派及分经审证派。按方类证派以柯琴《伤寒来苏集》、徐大椿《伤寒论类方》为代表，以法类证派以钱潢《伤寒溯源集》、尤怡《伤寒贯珠集》为代表，分经审证派以陈念祖《伤寒医诀串解》、包诚《伤寒审证表》为代表。
由于历代医家对《伤寒论》的不断深入研究，并与自身的临证经验相结合，使伤寒学说的内容不断丰富、发展，学术水平不断提高，同时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中医学理论体系，为中医学水平的整体提高作出了突出贡献。
温病学派是由研究外感热病的病因及病理发展、变化规律及辨证论治的医家组成的一个学术流派。温热理论肇自《内经》，由河间学派所派生，经过明清两代许多医家的不断发明创造，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温热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刘完素提出火热病机及论治方法，其言：热病只能作热治，不能从寒医。其后，马宗素、镏洪、常德等详阐其说，使温热病辨治逐渐从《伤寒论》的范畴中分离出来，在治疗上突破了辛温解表、先表后里的原则，为明清温病学派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第二个阶段，明末吴有性在辨治温疫病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著成《温疫论》。他认为，温疫系存在于天地间的一种异气所感，由口鼻而入，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特异性，与伤寒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外感病，应加以鉴别；同时提出温疫邪伏膜原的理论，其传变不仅是单一的表和里，而是较复杂的表里分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辨证论治体系，创立达原饮、三消饮等名方，对温病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开创了温疫学说的新局面。
第三个阶段，清代温病学家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探讨了温热病的发生、发展和辨治规律，在众多医家中，以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四大家为代表。
叶桂为温病学奠基人之一。他打破了历来按照《伤寒论》六经辨治外感病的框架，在《温热论》中提出了卫气营血辨证论治体系，系统阐述了温病的病因、病机、感染途径、侵犯部位、传变规律和治疗大法，发展了温病的诊断方法，极大地丰富了温病学的内容，为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薛雪在研究前人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著《湿热条辨》，对湿热病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都有所发展。他认为湿热病是由内、外两种病因相合而致，其病理变化是以膜原为枢机，脾胃为重心；治疗上实行湿热分治、三焦分治，颇有特点，扩大了温热病的病因学和治疗学范围。
吴瑭所著《温病条辨》一书系统阐述了温病的三焦辨证，确立了新的辨治体系，并将叶桂卫气营血的辨证方法概括其中；辨析了伤寒与温病之不同，力主温病完全脱离于伤寒而自成体系；系统总结了治温大法，创清热养阴诸法，组成著名方剂，使温病学从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等方面趋于完善。吴瑭学说的创立对总结前人治温思想及使温热学说推向高潮作出了卓越贡献。
王士雄的《温热经纬》是温病学说集大成之作。此后，温病学派趋于成熟。
汇通学派即主张并致力于将西方医学与东方医学汇聚沟通的学术流派。自西方医学传入我国之后，开始接受西说的诸家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观点这一股思潮，进而出现“中医改进说”及“中医科学化”的主张，但皆因无正确的思想做指导，故无甚成就。
明万历年间，由利玛窦编著的《西国记法》传遍中国，其中对神经学进行了讲述，西医学由此开始在中国传播。天启元年，日耳曼人邓玉函，来我国澳门，做第一次解剖术，继又译著《人身说概》二卷。天启二年，意大利人罗雅谷者来华，经澳门遍历绛州、开封、北京，译著《人身图说》。在此期间，西方医学的解剖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药物学等，都逐渐进入国内。但这些医学知识，多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提斯诸人之说，与中医学相较，颇为逊色，故其在我国医界的影响并不大。
清道光年间，英国医生合信于1848年在广州设立医院其后，其先后译著《全体新论》《博物新编》《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等书。这些书籍较明代所传大有进步，故其流行极广，影响极大。赵学敏、王学权、王清任诸家，虚心学习，以彼之所长，补我之不足，不分畛域，择善而从，开汇通论之先河。
汇通中西诸家中，以王宏翰、朱沛文、唐宗海、张锡纯四家最为突出。王宏翰从基础理论方面汇通。朱沛文主张汇通应以临床验证为准则。唐宗海虽谓中西应取长补短，归于一是，但为其才能所限，故汇而未能通。张锡纯的衷中参西，仅局限于在临床上中西药物的综合应用，虽有一定实践意义，终成就有限。
民国时期，恽树珏、陆彭年两氏，一主张改进中医学，一主张中医科学化。恽氏认为中医学的改进，当以中医学说本身为主体，特别要重视对《内经》的研究，尽量用现代科学知识来阐明它。陆氏所谓的科学化，即以西医理论来解释中医，凡符合者属科学，不符合者即斥为不科学，因而走向是西非中，重西轻中的歧途。
汇通学派诸家虽成就较小，但其勇于接受新知，锐意进取，取长补短的精神是值得后世学习的。我们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积极科学地探索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为中医学注入新鲜血液。
吴门，今江苏省苏州地区的古称。吴门医派，又称吴中医派，其称谓最早见于明代杨循吉所著之《苏谈》。该书专有一篇章名为《吴中医派》，以记录吴门医派之渊源。吴门医派以“儒医多，御医多，医学世家多，著作多，温病学说发源地”等特点而著称于中医流派之林。
唐代以前，吴门医学以道医为主，如周代的沈羲、汉代的负局先生。至唐代，吴门医家见于史志者有唐开元年间的纪朋和周广。据史料记载，宋代之时，吴门医派约有医家13人，如沈良惠、庄季裕、李公、葛应雷、颜直之、滕伯祥等。至元代，吴门医派进一步发展，约有医家58人，如刘岳、倪维德、王国瑛、葛应泽、陆文圭、葛乾孙等。吴门医派在经历了宋元时期的发展之后，于明代进入繁荣时期。明代276年的历史中，吴门医派约有392人存于史籍文献，而存世著作则有68部。
清代吴门医派的鼎盛源于温病学说的兴起，更因吴门在清代名医辈出，张璐父子、喻昌、李中梓、叶桂、薛雪、柯琴、曹沧洲、陆懋修等名医活跃于清代各个时期。清代295年历史中，吴门医派约有医家693人，存世著作多达388部。
吴门医派对中医的学术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它在全国众多中医流派中有着明显的特色与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创作发行了中国第一本医学期刊——《吴医汇讲》，阐释湿热病的病因病机与辨证论治之法，促进了温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积极参与学术交流探讨，促进了伤寒学说的学术分野，推动了伤寒学说的发展；编著了具有医学和历史双重文献价值的《琉球百问》。
孟河原为常州武进县的一条运河。此河为唐朝常州刺史孟简所拓疏，为纪念孟简之功，故取名为孟渎，镇因河而得名。孟河医派，是清末民初继吴门医派之后，江苏出现的又一学术流派。孟河医派主要以费、马、巢、丁四大医学家族为代表，因费伯雄、马培之赴京为皇族治病而扩大影响，后又有大量孟河医家东行行医，散播学术思想，进一步扩大了孟河医派的影响力。1916年，丁甘仁等人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培养中医人才，为近现代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孟河医派起源于明末清初。孟河医派以费、马、巢、丁四大家族最为人称道，在其早期亦有法氏、沙氏、杨氏、贾氏等医学世家。孟河医家大多遵循费伯雄提出的“醇正和缓”的临证思路，推崇李杲温补脾胃、朱丹溪壮水养阴之法，主张和治、缓治，提出“立论以和缓平正为宗，治法以清润平稳为主”之说。同时，孟河医派继承吴门医派的学术思想，融伤寒温病为一体，突破伤寒与温病分立的格局，创立寒温融合的辨证体系。
孟河医派在近代中医遭遇困境的时期，以“昌明医学，保存国粹”为指导思想，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及神州医药总会等，推动中医教育的改革，广泛培养中医人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医临床、中医教育的复兴播下种子。昔年孟河医派创办的学术团体、《中医》杂志，也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医学术的传播和交流。
金陵是南京的古称，山峦环抱，湖川偎依，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金陵历来医家云集，清末民初有“三卿一石”（随仲卿、朱子卿、武俊卿、王筱石），民国时期有“金陵四大家”（张简斋、张栋梁、杨伯雅、随翰英），以上述诸医家为代表的医学流派，被世人称为金陵医派，其中以张简斋的影响为最。
张简斋精通《内经》医理，博采众长，有着极为丰富的临床经验，兼通各科杂病，诊断正确，用药大胆，勇于创新。张简斋在承袭张氏医理宗学的基础上，结合明代王肯堂、吴鞠通温病学派及清代叶桂（天士）学术思想，自成体系，先后提出温病治疗思想和原则，在“下虚受风”的证治和治病顾护脾胃方面有独到经验和学术见解，临证治疗，每收奇效。张氏在学术思想上，根据“人以胃气为本”“胃者水谷之海”，以及“得谷者昌，失谷者亡”等经旨，提出“胃以通和为贵”的学术主张。在处方用药时，他也处处照顾到胃，常以二陈汤做衬方使用。同时，张氏医术也是重视养生保健康体的国医医术。
张简斋亲授弟子不下百人，为金陵医派培养出大批人才。已故南京市中医院院长傅宗翰、濮青宇，已故名医侯席儒、汪六皆、曹渭渔都是张简斋的嫡传弟子，当代著名的中医肾病专家邹云翔也是张氏在重庆时的私淑弟子。名中医丁泽民、谢昌仁，《江苏中医》杂志原编辑张义堂都是张氏早年国医传习所的师传弟子。他们继承了张简斋传授下来的中医理论，弘扬了张简斋的中医学术思想，使金陵医派得到传承与发展。如今南京市中医院的多位名老中医，均为他们的弟子传人。他们中多已成为国家级、省市级名老中医，学术成就硕果累累。
山阳医派是产生于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的一个地域性医学流派，学派形成于清代乾隆、道光年间。因楚州区为当时的山阳县，故名山阳医派。
淮安作为文化名城，历史上文人通医者颇多，或先儒后医，或亦儒亦医，如枚乘、张耒、杨介、韩达哉、刘鹗、胡烺等多精通医理。为吴鞠通《温病条辨》作序的汪廷珍，即通医学。汪廷珍，字瑟庵，江苏山阳人，为乾隆年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著有《实事求是斋诗文集》。吴鞠通在《温病条辨·自序》中云：“吾乡汪瑟庵先生促瑭曰：来岁己未，湿土正化，二气中温厉大行，子盍速成是书，或者有益于民生乎？”可见，汪氏对运气学说及温热病理论有很深的认识，他所作的序文一如医家之论。
山阳医派临证各科门类较为齐全，历史上出现了不少著名的专科医家。如宋代有“小儿医”王鉴；明代有“妇女科”卢续祖、“大河外科”王拳；清代有儿科医家叶志道，温病学家吴鞠通、李厚坤、张治平等。山阳医派重视医学的传承，清代以来，通过家传师授而培养的传人弟子众多，遍布全国各地。如汪筱川自言：“予生徒有百余人，行医各处。”
淮安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医学的兴盛。淮安历代名医辈出，上可追溯至汉代，至清代发展至鼎盛状态。据统计，淮安历代名医约有230人，在学术上各有建树；医学著作有80多部，尤其是清代著名温病学家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影响巨大，山阳医家奉之为圭臬。这些使当地医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造就了大批著名医生和医学世家，形成了以吴鞠通为宗师，以淮安为中心的山阳医派。在清末民初鼎盛时期，山阳医派与常州孟河医派齐名，有“南孟河，北山阳”之说。
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位于江阴市东部，东接新桥镇、张家港市，南邻祝塘镇，西至周庄镇、祝塘镇，北靠张家港市。华士古称花市，逐步演变为华市、华墅。华士坐拥白龙山、砂山，故又称龙砂。华士历史悠久，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出现过许多著名的文人、医家，龙砂医派就发源在这里。
太极河洛思想和五运六气为宋代两大显学，张仲景的伤寒学也于北宋时期成为医家经典。宋代的这些学术特色经过宗师陆文圭的传承阐扬，深刻影响了龙砂地区的医家，形成龙砂医学流派学术思想的核心。陆文圭之后，龙砂地区名医辈出，如元代晚期出了名医吕逸人，明代嘉靖年间有名医吕夔与其孙吕应钟、吕应阳等，吕夔祖孙四代中有三人“隶籍太医院”，成为“一门三御医”。
清代初期，龙砂地区的医家有姜、叶两家世医，姜氏最为著名。姜氏家传医学九世，历盛200余年。二世姜礼著作有《风劳臌膈四大证治》《仁寿镜》《本草搜根》《春晖堂医案》等。乾隆、嘉庆时期的龙砂地区已是医家荟萃，形成了名医群体，影响也远远超越了江阴及其周边地区。清光绪年间，苏州医家姜成之收集到龙砂地区清代早中期的戚云门、王钟岳、贡一凡、孙御千、戚金泉、叶德培、姜学山、姜健八位医家的医案，对其进行汇编出版，书名题为《龙砂八家医案》，自此龙砂医派基本形成，为后世江阴各医家名流名家的产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后的晚清一代宗师柳宝诒、吴达，以及稍后的张洵佳、曹颖甫、朱少鸿、承淡安等江阴医学大家无不受到龙砂医派的影响。
龙砂医学流派是以江阴龙山、砂山地区为源头，由元代著名学者陆文圭奠定文化基础，经明、清两代医家的积累，不断向周边地区发展而形成的在苏南地区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流派。该医学流派延绵数百年，医家众多，虽学术风格不尽一致，但都重视和善于运用《内经》的运气学说，重视《伤寒论》经方，依据《内经》《伤寒论》去研究和阐发温病的病机治则，基于肾命理论运用膏方养生治未病，这也是该医学流派多数医家的共同特色。
清代末年，江苏镇江大港镇有一个姓沙的名医世家，家中有好几代都在行医，在医界被称为大港沙派。大港沙派最出名的医生是沙石安。其精通医术，著有《医原记略》《疡科补苴》《外科金不换方》等著作。沙石安的祖父沙晓峰是孟河名医，后来由于沙家的子孙繁衍，一部分仍旧留在孟河继续行医，其余的分成两支：一支迁到镇江的大港，另一支迁到苏北的淮阴。直到如今，在这三处还有沙家的后裔在开展着中医的业务。
大港沙派精擅内、外、喉科，尤其在外科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大港沙派在内科方面擅长治疗温病，因此大港沙派主张在外疡初起时用治疗温病的辛凉清解剂来内消。在排脓引流方面，除了一般用刀切开，大港沙派还擅长使用火针。同时，大港沙派治疗外科疾病用药简单，多运用价格低廉之药物。
大港沙派传至当代仍有继续，江苏省名老中医、镇江中医院主任医师沙一鸥即为大港沙派传人。
“澄江针灸学派”是以近现代针灸大师、中国工程院首批学部委员承淡安先创始人，以首批国医大师程莘农院士及邱茂良、杨甲三、邵经明、高镇五、谢永光、留章杰、苏天佑等众多承门弟子为支撑的针灸学术流派，为近现代针灸理论体系的构建、新中国针灸教育模式的确立及针灸临床与实验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其诸多门人更将中国的针灸远播海外，推动了针灸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因承淡安祖籍江苏江阴古称澄江，故而其弟子门生自诩为澄江针灸学派，以承门之后为荣。
澄江针灸学派以承淡安为代表。其于1930年在苏州望亭镇创办了中国医学教育史上最早的针灸函授教育机构——中国针灸学研究社；次年他反复修改在苏州中医学校任教期间编撰的针灸学讲义，取名为《中国针灸治疗学》，并于1931年6月公开出版发行。1931年，承淡安又先后出版《经穴图解》《经穴大挂图》《百症赋笺注》《经穴歌诀》等著作。1933年，承淡安在《承门针灸实验录》的基础上独立创办了我国最早的针灸学专业刊物——《针灸》杂志。
澄江针灸学派是以融通中西医学为特色的现代针灸学术研究群体，自1930年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创办开始就集聚了一批有识之士，如广西针灸名师罗兆琚、江苏南通针灸名家孙晏如，以及出生于中医世家又是西医科班优秀毕业生的张锡君，亦有邱茂良、赵尔康、留章杰、曾天治、陈应龙等承淡安的门生，他们经过半个世纪的共同研究、共同努力，在东西方医学冲突和交融的社会背景下，使近现代针灸学得到了复兴和飞跃发展。
承淡安及其开创的澄江针灸学派，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苏州望亭镇为起点，以无锡为转折点，历经百年沧桑，辗转传播，为中国的针灸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更奠定了中国近现代针灸教育的基础。其门人传至今日已有五六代，他们的足迹已遍布全世界，为中国针灸乃至世界针灸事业的繁荣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新安医学最早见于《歙县志·王漾酣传》。书中云“乡试两次未遂，乃弃举子业，研习经史子集，独精于医，声名益著，远近求医者皆归之，称‘新安王氏医学’”，意即赞誉王漾酣承家传医业医名之著，与新安地域其他医家诊治风格不同，或与新安域外的医家医术不同。明确提出新安医学，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徽州辖县部分县成立新安医学整理小组及安徽中医学院设立新安医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点开始的。
对新安医学的范畴，目前普遍认为包括有明确文字记载为新安籍医家，以及外地人供职、游历、迁寓新安，有明显的行医、著述医书活动者，因为考虑到他们与新安的医学文化有互相影响的关系，故应视为新安医学的组成部分进行研究。
新安医学是中医学重要组成部分。唐代以后，徽州文化开始昌盛，医学文化也逐渐兴起。到明清时代，徽州名医辈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大好形势。据统计，自宋代至清末，新安医学共有名医466人，其中197人撰写了355部医学著作，其中包括诸医家学术己见、临证经验、经典医籍整理研究等，并创建学术团体机构，为中医学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龙江医派是近代我国北方新崛起的中医学术流派，是黑龙江省独特的历史、文化、经济、地理、气候等诸多因素作用逐渐形成的、具有鲜明地域和黑土文化特色的医学学术流派，其以高仲山、马骥、韩百灵、张琪为代表人物，尤以高仲山为最。龙江医派在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创新，薪火相传，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色和临证风格。
自清至20世纪30年代的黑龙江省中医学分为六系：龙沙系、松滨系、呼兰系、汇通系、三大山系、宁古塔系。20世纪30年代初，高仲山来黑龙江创业，他结识了左云亭、刘巧合、安子明、安世泽、高香岩、王子良等中医名宿，于1937年成立了中医学术团体哈尔滨汉医学研究会，并被推选为会长。1945年，高仲山被推选为新成立的哈尔滨市国医学会会长。他先后创立了哈尔滨市中医进修学校、黑龙江省中医进修学校、牡丹江卫生学校、黑龙江省中医学校，为创立黑龙江省中医药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础。1959年，黑龙江省政府创建黑龙江中医学院，高仲山负责具体事务，担任副院长。
高仲山多次到全省各地“访贤”，会集凝聚全省中医界之精英，逐渐形成新时代的黑龙江名中医群体，包括马骥、韩百灵、张琪等名医，以及龙江医派众多杰出医家，如于盈科、于瀛涛、白郡符等。他们在黑龙江省特有的地域环境和文化背景下，互相撷取交融，在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骨伤科、针灸科等方面，各成体系，各有学术经验特点，并有论著传世，蕴成了气质独特的龙江医派，凸显了其在北方地区的优势。
在中医地域学术流派中，岭南医派是比较独特的一支。岭南地区离华夏主干文化的诞生之地，同时也是中医基本理论的奠基之地黄河流域相距甚远。由于古代交通不便，文化传播较慢，岭南的中医药发展长期落后。直至民国时期，陈伯坛、黎庇留、谭彤晖、易巨荪等医家发展学说，后岭南地区兴办教育，师承与学校教育相结合，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中医人才，如司徒玲、靳瑞、邓铁涛、刘仕昌等，岭南的中医药的发展才逐步提升。
岭南医派被正式提出，是在20世纪80年代。1986年，邓铁涛在广东医史分会成立大会上的学术报告——《略谈岭南医学之特点》提出：由于五岭横亘于湘赣与粤桂之间，形成一个特殊地理环境，不仅气候风土人情与中原有异，人的体质、疾病亦不尽相同，遂逐渐形成了研究岭南地区多发疾病为主要对象的岭南医学。
随后，多次广东医史分会学术会议均以岭南医学研讨会为主题，并得到我国南部及东南亚地区中医学者的响应，学者们纷纷前来参会，形成了研究岭南医学的良好氛围。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岭南医学研究方面已经涌现出了许多成果，出版了《岭南医学史》《岭南医籍考》《岭南医学与文化》《岭南医药启示录》等专著。2012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命名的首批中医学术流派工作室中，广东的岭南罗氏妇科流派、岭南皮肤病流派、靳三针疗法流派入选。这里的“岭南”一词主要指广东省，与传统的“岭南”范畴不同。
岭南医家重视气候、地域和人群多湿热的特点，各科临证治法常合以清热、祛湿、利湿、化湿和渗湿等法；同时，重视调补脾肾和利湿并举，强调岭南多发疾病的预防，如服用防瘴养生方药、脚气病的药酒预防等；突出饮食养生观，粥食、凉茶、糖水、草药入膳等承载了养胃、清补、祛湿、降火等思想。
江西旴江流域涉及16个市县，千百年来，涌现出了千余位闻名于世的杰出医药学家。20世纪80年代，杨卓寅把这个医家群体命名为旴江医学。旴江医学与安徽的新安医派、江苏的孟河医派、广东的岭南医派齐名，均为我国重要的地方医学。旴江医学因仕人达医的历史背景、底蕴深厚的文化背景、交通便利的区域背景而形成，因尊医尚德的传统美德、政府重视与发达的印刷业、精良独特的制药技术、浩如烟海的医家著述而发展，因广为流传、影响深远、整理挖掘、传承创新而重兴。
旴江医学具有医学人物众多、医家著作丰富、医学理论渊源、专科特色鲜明、炮制技术精湛等特点。据考证，宋、元、明、清四代，有传略可考的医学人物达2016人。其中，陈自明、席弘、危亦林、李梴、龚廷贤、龚居中、喻昌、陈当务、黄宫绣、谢星焕、鲁之俊等人为旴江流域的代表医家。旴江医学流传后世的著作达815部，涉及整理注释《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经典医著，以及医学基础理论和内、外、妇、儿、五官、骨伤、针灸等临床医学各方面，如《世医得效方》《本草求真》《本草炮制药性赋定衡》《万病回春》《寿世保元》《医学入门》《古今医鉴》《证治要义》《红炉点雪》《外科精要》《妇人大全良方》《幼科百效全书》《秘授眼科百效全书》《神应经》等。
旴江医学的人物，其一是多数人出生在世医家庭，幼承庭训，家学渊源。如陈自明家三世业医，危亦林家医传五代，龚廷贤的父亲龚信是太医院的御医，龚居中、谢星焕等的家庭几代都以医为业。他们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加上自己的主观努力，寻师访友，博采勤求，终于攀上医学科学的高峰。其二是旴江流域人文荟萃，文风鼎盛，旴江医学人物，也受到当时当地文人的影响，许多医家在文学方面功底深厚，造诣高深，因而都能著书立说，流传后世，传承学说思想。
除上述医派外，还有永嘉医派、钱塘医派、海派中医、闽台中医、八桂医学、三湘医学、长安医派、川派中医、绍派伤寒等众多具有地域特色的医学流派。中医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在不同的经济文化背景中会产生不同的疾病谱、不同的诊治思维、不同的用药风格，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素问·上古天真论》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显然已经认识到上古之人与今时之人的区别，而岐伯对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明确指出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人们生活习惯的不同，体质、疾病都有很大区别。
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中，每一位医家和每一个学说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哲学思想、社会发展、政治环境、文化氛围，医者的社会地位、文化程度、思想观念等因素综合影响着医疗实践活动。比如宋代理学、清代朴学等都对当时的医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国家政治的统一与分裂，社会环境的安定和动荡，往往也都影响着医学的发展。
而地理环境对医学的影响，古人的认识更早。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东方生风”“南方生热”“西方生燥”“北方生寒”“中央生湿”，指出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发病病邪。而《素问·异法方宜论》中则明确指出不同地域人群的不同体质，如东方“天地之所始生”“其民皆黑色疏理”；西方“金石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皆华食而脂肥”；北方“天地所闭藏之域”，故“脏寒”；南方“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可见，不同地域可以形成不同的地理、气候、物产、生活习俗等，同时不同地域也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体系，势必对人体生理、病理产生影响，以及对治疗方法、工具创造性发明产生影响，这也许是地域性医学流派形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