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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去看精神科医生
的人都应该检查一下脑子。
——塞缪尔·戈尔德温
几年前，一位大名人—我们暂且称之为康威先生—不情愿地带着22岁的女儿埃琳娜来见我。康威先生解释说，埃琳娜的成绩不知为何突然下降，所以她从耶鲁大学休学了。康威夫人点头称是，补充说埃琳娜的懈怠源于“缺乏动力、不自信”。
为应对女儿面临的问题，康威夫妇雇了一大批激励专家、人生教练和家庭教师。尽管配备了昂贵的顾问团队，但埃琳娜的行为还是没有改善。事实上，一位家庭教师甚至主动提出（考虑到康威先生的名人身份，他犹豫再三）“埃琳娜有问题”。康威夫妇认为这位教师的担忧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于是继续找法子帮女儿“摆脱郁闷”。
他们转向自然疗法和冥想，但这些方法也不奏效，于是又花大价钱试了催眠和针灸疗法。事实上，他们一直竭力避免去精神科看看，直到发生了“那件事”。
在乘坐纽约地铁前往上城区与母亲共进午餐的路上，一名身着假鳄鱼皮夹克的秃顶中年男子贸然与埃琳娜搭讪，接着诱使她下了地铁。埃琳娜没有知会母亲就放弃了午餐的约定，跟随他去了下东区的破旧地下室公寓。当男人正在厨房为埃琳娜准备酒水的时候，她终于接了母亲的电话，电话那头的母亲都快急疯了。
得知埃琳娜在哪里后，康威夫人用快捷键拨通了警察的电话。警方迅速赶到，把埃琳娜带回父母身边。埃琳娜没有抗拒母亲的突然干预；实际上，她似乎对这件事无动于衷。
康威夫妇很爱女儿，由衷地担心她的健康，这一点在他们来我在曼哈顿的办公室讲述这些事时显而易见。作为两个儿子的父亲，我能够很容易地理解他们的担忧—怕什么事会发生在女儿身上。撇开担心不谈，他们还明确表示对是否需要我的服务存有疑虑。康威先生一落座，第一句话就是：“我得告诉你，我真不觉得她需要看精神病医生。”
我所投身的职业仍然是医学里最不受信任、最令人恐惧、最受诋毁的专业。没有反心脏病学运动呼吁消灭心脏病医生，也没有反肿瘤学运动抗议癌症治疗，可反精神病学运动声势浩大，要求减少、限制，甚至剿除精神病医生。身为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系主任和纽约长老会医院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首席精神科医生，我每周都会收到充斥着尖锐批评的电子邮件：
“你们伪造诊断，只是为了让大型药企牟利。”
“你们把完全正常的行为称作疾病，就是为了合理化你们的存在。”
“精神障碍完全是无稽之谈，那叫多元心态。”
“你们这些江湖郎中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我敢肯定：你们的药会摧毁人的大脑。”
这些怀疑派人士不会指望用精神病学来 解决 精神健康问题，他们认为精神病学 本身 就是精神健康问题。世界各地的人都对“精神病医生”（shrink，这是我这个行业中最常见的贬称）满腹狐疑，觉得我们不过是自以为是的庸医。
我对康威夫妇的怀疑不以为意，开始对埃琳娜进行评估。我询问了她的病史，还问了她父母一些关于她的履历和医疗的细节。我了解到，埃琳娜是康威家四个孩子里年龄最大、最聪明，看起来潜力最大的那个。她的父母伤感地告诉我，埃琳娜的生活一直顺风顺水，直到在耶鲁大学读大二那年。
大一的时候，埃琳娜开朗、合群，受人欢迎。几个月内，埃琳娜慢慢不再同朋友和父母讨论联谊会以及中意的男孩子。她开始奉行严格的素食主义饮食，还痴迷于卡巴拉教
，坚信其中的秘密符号能带她了解宇宙。她时常逃课，成绩一落千丈。
起初，埃琳娜的父母并不担心这些变化。“孩子们需要空间来探寻自我。”康威夫人说。“我在她这个年纪也是按自己的节奏走的。”康威先生对此表示赞同。但接到耶鲁大学健康服务部打来的电话后，埃琳娜的父母终于开始担心了。
埃琳娜指控联谊会的女孩取笑她，还偷了她的一只金手镯。但学校管理人员询问埃琳娜所在联谊会的姐妹时，她们否认有任何霸凌行为，坚称从未见过那只手镯。不过，她们倒是
注意到
埃琳娜的行为愈发奇怪。有位教授甚至因为埃琳娜对一道试题的回答感到担忧。考题要求阐述詹姆斯·乔伊斯
的意识流技巧，埃琳娜答道，乔伊斯的文学风格是“一种向特定读者传达特殊信息的代码，通过宇宙的精神力量将智慧植入他们的头脑”。
之后，康威夫妇让埃琳娜休学了，开始给她安排私人教练和新时代的种种疗法，直到后来有位朋友推荐了曼哈顿的一位著名心理治疗师。这位社会工作者因推崇绝对非医学的精神疾病理论模式而闻名，她将心理问题称为“精神路障”（mental roadblocks）。治疗中，她倾向于使用一种自创的对抗性谈话疗法。她对埃琳娜的诊断是“自尊心失调”，随后开启了一系列昂贵的疗程，一周两次，以帮助埃琳娜移除路障。
持续了整整一年的对抗性疗法并没有带来任何进展。康威夫妇又找了一位整体治疗师
。他给埃琳娜开了通便、素食和冥想的方子。尽管他的努力创意十足，但埃琳娜还是情感疏离、精神混乱。
后来就发生了陌生的猥琐男子诱拐未遂的事件，这逼得康威夫妇不得不正视糟心的事实：女儿似乎对跟好色之徒回家的危险毫无察觉。此时，心急如焚的家庭医生恳求道：“看在上帝的分上，带她去看真正的医生吧！”随后，他们找到了我。
与埃琳娜的父母结束面谈后，我请求同他们的女儿私下交谈。他们离开了办公室，我独自与埃琳娜待在一起。她身材高挑，苗条，皮肤苍白，金色长发缠在一起，很久没有洗过了。之前，当我和她父母交谈时，她在走神，像一只懒散的猫。现在我直接与她交谈，她的目光随意地四处游荡，好像觉得天花板上的电灯比眼前问话的人更值得关注。
我不觉得受到了忽视，反而发自内心地担忧起来。我很熟悉这种空洞而漫不经心的凝视，一位同事称之为“注意力分散”。这表明埃琳娜关注的是脑海中的事，而不是房间里正在发生的事。思忖着埃琳娜注意力分散的情况，我问她感觉如何。她指向我办公桌上一张我妻子和孩子的照片。“我认识他们。”她的声音柔和又单调，像吊扇发出的嗡嗡声一样。我问她怎么会认识他们，她打断了我的话：“我得走了，我约了医生，要迟到了。”
我表示鼓励地笑了笑：“这就是你预约的会面，埃琳娜。我是利伯曼医生，你父母安排了这次会面，看看我是否能帮助你。”
“我没问题，”她淡淡地轻声答道，“我感觉很好，只是我的姐妹一直取笑我，还破坏我的艺术作品。”
我问起学校的情况，问她为什么休学，她突然说，她对学校不感兴趣了，她想探索神力的秘密源泉，拯救世界。她相信上帝在她父母的身体里安放了天使，以指引她完成这项神圣的使命。
“你的秘书也知道这件事。”埃琳娜补充说。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我进来的时候，她朝我微笑了。那就是信号。”
精神科医生将这种妄想归类为“自恋型”（将随机外部事件与自己联系起来）和“夸大型”（赋予平凡的事件超凡的目的），称其为施耐德症状—以德国精神科医生库尔特·施耐德（Kurt Schneider）的名字命名，他在20世纪40年代首次将其描述为精神疾病的特征性症状。初步看来，这一系列表现和行为强烈指向精神分裂症的诊断。这是最严重、最危险的精神疾病，也是我研究了三十年的疾病。
我害怕告诉康威夫妇这个消息，与此同时，我也感到震惊和悲伤：这个曾经活泼的女孩可能已经患上这种高度可治疗的疾病三年之久了，却一直在各种无用疗法间被推来搡去。更糟糕的是，因为竭力回避正规的精神疾病治疗，埃琳娜的父母将她暴露在真正的危险之下：首先，她可能因判断力受损而做出灾难性的决定。其次，现在我们知道，精神分裂症如果得不到治疗，还会逐渐导致不可逆的脑损伤，就像没有更换机油的汽车发动机一样。
我把康威夫妇请回办公室。康威夫人用手指敲着椅子，轻松地问道：“那么，您的结论是什么？”我告诉他们，只有经过进一步检查我才能完全确定，但看起来他们的女儿很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每一百人中约有一人患有这种脑部疾病。坏消息是，这种疾病严重、反复且无法治愈。好消息是，通过正确的治疗和持续的护理，她有很大机会康复，能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甚至重返校园。我知道接下来的部分会比较棘手：我直视康威先生和康威夫人的眼睛，力劝他们即刻送女儿入院。
康威夫人大声喊叫，声音中尽是反对和难以置信。她的丈夫摇头表示反对，咆哮道：“她不需要 住院 ，天啊。她只需要集中注意力，振作起来！”我坚持认为，埃琳娜需要持续的监护和治疗才能安全地恢复理智，并指出，如果不马上治疗，可能还会发生像地铁事件那样的危险情况。最后，他们缓和了态度，同意将她送入纽约长老会医院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的精神科病房。
我亲自监督了埃琳娜的治疗。我让人给她做了血液检查、脑电图、磁共振成像和神经心理评估，以排除病情的其他成因，然后开了利培酮。这是一种高效的抗精神病药物，副作用较小。同时，在社会化小组中，治疗师帮助她提高社交技巧。认知疗法增强了她的注意力和专注力。日常生活技能指导培训帮助她改善了卫生和仪表。经过三周的药物治疗和特别护理，埃琳娜渐渐不再关注宇宙符号，她的天性开始显现出来：开朗，聪明，有一种俏皮的幽默感。她为近来的行为感到尴尬，强烈渴望重返校园，回到纽黑文的朋友们的身边。
埃琳娜的病情得到显著改善，这证明了现代精神病学的力量，我迫不及待想看到她与父母团聚。康威夫妇非常高兴能把女儿带回家，我甚至看到康威先生在送女儿接受治疗后第一次露出笑脸。
但当我们的治疗团队与康威夫妇会面，讨论埃琳娜的出院计划和后续门诊治疗时，他们不相信埃琳娜的显著改善是因为她接受的医学治疗。果然，几周后，门诊告诉我埃琳娜不来了。我联系了康威夫妇，恳求他们让埃琳娜继续接受治疗，我坚称，如果不治疗，她肯定会复发。二人虽然对我的帮助表示感谢，但断言他们知道怎么做对女儿是最好的，对女儿的治疗他们自有安排。
事实上，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康威夫妇对精神科医生的反感可能会激起我的同情，甚至共鸣。那时我还在医学院，治疗我的第一批病人。当时，所有主要的精神病学机构都被意识形态和似是而非的科学所笼罩，陷入了伪医学的困境，一切要职均由弗洛伊德的信徒掌权。但康威夫妇为埃琳娜求医发生在21世纪。
今天的精神病学能够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科学、人道且 有效 的治疗，这在精神病学漫长又臭名昭著的历史上还是头一遭。我在精神病学发生历史性转折的关头出任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简称APA）主席。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在科学无涯的荒野里经历了漫长的漂泊后，精神病学终于在医学界占得应有的地位。在新研究、新技术、新洞见的助力下，今天的精神病学不仅有能力从阴影中崛起，还有义务站起来，向世界展示它复活的光芒。
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报告称，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患精神类疾病；比起其他任何一门医学专业，你更有可能需要精神病学的帮助。然而，和康威夫妇一样，有太多人蓄意回避这种已被证实可以缓解症状的疗法。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第一个承认：在遍布的对精神病学的污名中，有很多实属自食其果。如此多的人会尽其所能地避免去看精神病医生，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我认为，要让公众认识到精神病学已经摒弃黑暗，唯一的办法就是首先承认我们犯过的种种错误，毫无保留地分享我们是如何从不光彩的过往中走出来的。
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秉笔直书精神病学史。骗子也好，江湖郎中也罢，所有让人不安的疗法、荒谬的理论，通通如实记录。真正的科学的胜利不多见，名副其实的精神病学英雄更是凤毛麟角，这种状况直到近些年才得到改善。诸如心脏病学、传染病学和肿瘤学等兄弟专业的历史多是记叙稳步的进展，不时伴随一些重大突破，然而精神病学的故事则主要由错误的开端、长期的停滞以及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的状况构成。
但精神病学的完整故事不只是一部满是稀奇错误的黑色喜剧。这也是一个侦探故事，有三个深刻的问题推动着剧情发展，它们困扰着、召唤着一代又一代的精神科医生：精神疾病是什么？它从哪里来？还有，对所有宣誓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医学专业来说，最紧迫的问题是：我们如何 治疗 精神疾病？
从19世纪初到21世纪初，每一代新的精神病学侦探都挖掘出了新线索，错误地追逐着闪闪发光的红鲱鱼
，最终就精神疾病的基本性质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让精神病学在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间摇摆不定。钟摆的一端认为精神疾病是心理问题，另一端认为精神疾病是大脑问题。遗憾的是，没有哪个医学专业的基本假设经历过如此极端的波动，这种反复无常促成了精神病学“医学界害群之马”的名声，医生、患者嗤之以鼻。尽管有万般错误线索和死胡同，但精神病学的侦探故事最终走向了令人欣慰的结局，难以破解的谜团逐渐被阐明。
在本书中，你还会认识一些倒戈投敌之辈和卓识远见之人，他们勇敢地背离了当时的主流信念，为的是改变精神病学四面楚歌的境地。这些英雄高喊：精神病医生不是江湖郎中，而是一类独特的正经医生。
得益于这些开创性的胜利，今天的精神科医生终于明白治好精神疾病需要同时拥抱心理和大脑。精神病学不同于其他医学专业，它超越了单纯的身体医学，触及关乎人的身份、目的和潜力的根本问题。它建立在一种全然独特的医患关系之上，因为精神科医生往往能了解到患者的私人世界和内心最深处的想法—他们最隐秘的耻辱和最珍贵的梦想。这种关系的亲密性使精神科医生对病人的福祉负有重大责任，一种他们常常没能履行好的责任—但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再是这样了。现代精神科医生终于有办法帮我们摆脱精神混乱的迷宫，踏入清明、关怀与疗愈之地。世界需要一种有同情心的、科学的精神病学，我在这里告诉你，虽然没有太多的公开宣传，但这样的精神病学终于来临了。
我来和你分享分享，精神病学走到今天到底有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