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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厚土》结集，马悦然教授把它翻译成瑞典文，并由瑞典布拉别克出版社出版发行。1989年7月、1990年6月先后两次接到布拉别克出版社社长约翰先生的邀请，终于成行。此行还得到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简称SAS）的赞助。事隔一年，一切记忆犹新。
临行前才知道，去斯德哥尔摩恰好和谌容同乘一个航班，出远门能有个伴儿当然高兴。见了面我告诉谌容，有位眼科主任看了她的《人到中年》后说：“这人起码有五年以上的眼科临床经验。”谌容就笑了：“我就看了点儿书，去医院待了几天。”
1989年四五月间访问美国的时候，我只知道英文有二十六个字母，英语就是用这二十六个字母拼来拼去。急中生智就想了一个简便的办法，干脆一言以蔽之，就学一句：I don't know English（我不懂英语）。说不懂也不全是事实，还记了一个词：Orange Juice（橘子汁）。于是从中国到美国，除了空姐送的快餐之外，我就在飞机上喝了一路的Orange Juice，到了旧金山吃第一顿真正的美国饭，一咬牛肉牙倒了。和谌容在一起用不着出这种洋相，除了一般的会话之外，她好像精通所有关于食物的用语。SAS的服务是第一流的，一等舱的服务就更好。一路十小时的航程，空姐们不断微笑着把各种食物送到嘴边上：炸牛排、烤兔肉、煎鳕鱼，还有各式各样的面包、糕点、巧克力，然后就是法国香槟、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丹麦啤酒，再加上花花绿绿的各色果汁饮料。一路上我跟谌容学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的发音，等到下了飞机还是忘了怎么说。机舱是一个秩序良好的饲养场，所有的肠胃都被填得满满的，填满了肚子的脑袋就都开始昏昏欲睡，空了一大半的一等舱显得有点冷清。我睡不着，又找了一个挨舷窗的位子坐下。浓厚的云海遮断了飘渺的视线，眼前只有一派高远单一的青蓝色，只有一颗高远单一的太阳，一切琐碎的都被抹去，都被这大手笔的抽象升华为纤尘不染的纯粹，一个饱食的俗人无意间走到宇宙的门槛上，忽然就觉得有点不对头，有点坐不住。
十小时的航程中不断地向旅客们报告飞行状况，坐舱前面的电视屏幕上，隔一会儿就闪出一幅色彩鲜艳的地图，一道弓形的弧线标志出飞行航线，然后就是一连串的数字，飞行高度：10000米，时速：870公里，机外温度：—25摄氏度，飞机位置：东经102度15分，北纬45度28分……沿着这条航线我渐渐地朝着从来没有到达过的高纬度，朝着接近北极圈的北纬60度线飞过去。因为有七个小时的时差，那天过了两个早晨两个中午。向西飞行十小时在哥本哈根转机，又向北飞了一小时才抵达斯德哥尔摩，领了行李走出机场的时候已是傍晚了，而且正下着雨。正走着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隔着晃动的人头看见马悦然教授挥着一只烟斗在笑。走过去才知道马教授的夫人陈宁祖女士、斯德哥尔摩大学汉语系主任罗德弼教授都来了。因为访问日程不同，谌容随罗教授走，我随马教授老两口回家。
陈宁祖女士是四川人，见了面就爽快地告诉我：“你以后就叫我宁祖，叫他悦然，这样简单。”我试了试，不行。只好还是按我的习惯叫她陈老师。马教授一路上兴致勃勃地跟我讲《厚土》，讲他最近刚刚读过的曹乃谦的短篇，说他非常喜欢，正打算翻译乃谦的小说。我惊讶他对中国大陆文坛了解得如此迅速，马教授笑了：“我必须读很多才能有选择，就这样也还是读不完，中国太大了。”
淅淅沥沥的秋雨把城市弄得怪伤心的，借着灯光我觉得过了一些桥，和一些模糊的尖屋顶。早晨还在北京的家里和大哥一块喝大米稀饭，吃豆沙包子，一眨眼，到了一个叫斯德哥尔摩的地方，走在许多金发碧眼的洋人中间。自访美之后两年来经历的许多事情，也一眨眼被七个时区的距离远远地隔开，不由得就觉得有些虚假，有些陌生。有一刻，就有点神不守舍，怔怔地看着雨刷把许多泪雨从车窗上抹下去，听着车轮溅起沙沙的水声。
进了屋门宁祖就系起围裙张罗着弄晚饭，并且说知道我在飞机上吃了一肚子“洋荤”，只做点清淡的。果然片刻工夫饭做好了，热腾腾的一碗鸡汤面，上面浮了一层翠绿的菜叶，桌子上摆了两盘炒菜。马教授笑吟吟地拿出两个酒杯来：
“今天我们一定要喝一点。我有茅台，有泸州大曲。”
碰响了酒杯，马教授又说：“非常高兴你能来。”
我把酒喝下去，我更高兴，能到这儿来对我是种意外。
因为还要返回城里的旅馆，宁祖要我们快点用餐。喝下一口热汤，顿时觉得满肚子里乱七八糟的洋味道一下子都被理顺了。
宁祖问：“怎么样？”
我说：“到家了。”
因为时差的关系凌晨三点半就醒了，醒了无事就去洗澡，洗了澡还无事就打开窗帘，坐在台灯下边看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等着斯德哥尔摩醒过来。先是清扫车低声地在黑暗中开过去；然后，街对面的楼房在晨曦中清晰起来；再然后，便看见满天的浓云被海风驱赶着匆匆而过；渐渐的，从裂开的云缝中斯德哥尔摩醒了：金色的朝阳平静地照在它的脸上，塔楼的尖顶，深红的屋瓦，古色古香的街道，都静静地等着阳光走过来。我注意到这里和旧金山、纽约不同，这儿看不见一座那种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摩天大厦。平静的斯德哥尔摩躺在平静的阳光下边，静静地沉思着，没有一丝青春的躁动和炫耀。
斯德哥尔摩是一座由十四个岛屿七十座桥梁编织起来的城市，波罗的海深沉的蓝色为它定下清冷的基调，高纬度斜射的阳光又给这清冷抹上一层高远透彻的辉煌。
上午马教授接我去逛市容，并专门带我去他们住所附近的一座公园玩。说公园又不是公园，沿着山坡的森林、花坛走上去，除了驯鹿、灰熊、海豹一类的动物而外，公园基本上是一个散落的村庄。村庄里星散着木头的农舍、牛棚、场院、谷垛、水磨和风车，一切都是两三百年前的模样。房屋农具都是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农舍里摆着纺车、锄头、镰刀、马鞭、铁铲一类农具，壁炉里的松柴毕毕剥剥地烧着，穿着老式农家服装的姑娘，坐在粗笨的木凳上转着纺锤。所有这一切手工的劳作在瑞典都已变成历史了，都被当作文物收藏在这儿。说实话，看着这些文物并没有引起旅游式的愉快，我不知道中国的农民什么时候才能直起汗水淋淋的脊梁来办一个这样的展览。
下午还是逛市容，领路的是位老乡，叫郭川。郭川在这得了学位，已经做了大学讲师，有一份在这属于中等但却可以叫老乡们咋舌的收入。老乡带着我逛旧城，逛王宫，逛街头上趣味横生的小商店，走过许多桥，看见许多蓝色，和蓝色中的倒影，经过许多教堂和巍峨的古代建筑，我记不住那么多的名字，索性就不记，只记得如水的秋风把一座城市清澈地刮到视线中来。时间很充裕，不用急，我跟着老乡过了一座桥，又过一座桥，绕过一条街，又过一条街。累了就在街角上随便捡个椅子坐下来，看着零星的游人悠闲的来往。然后，老乡请我到一家日本餐馆吃鱼片，餐馆的名字倒是记住了，叫“将军”。走进门去，在楼梯拐角处撞见一个全身披挂浑身闪亮的“武士”，模样像是中国戏台上的武将，只是脱不尽日本式的做作和蛮横。吃了鱼片时间还早，又去看了几处地方，老乡指着一座楼房说：“这是一所老旅馆，当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流亡出国，曾在这个旅馆住了一年多。”听见这话顿时来了情绪，旅馆的第一层是咖啡厅，完全罩在新装的玻璃里面。于是我建议：
“走，和康有为坐一会儿。”
这大约是个五星级的旅馆，大厅里的装潢金碧辉煌像是王宫。我们拣了一个视野开阔处坐下，隔了一条马路和一道白色的石栏就是海水，向左可以看见钟楼高耸的老市政厅，向右隔着桥栏可以看见不远处的水面上停泊着一条洁白的大船，老乡说那是个青年旅馆，专门给在斯德哥尔摩度蜜月的新婚夫妇住的，收费极低，但是一次只能住三天。喝着茶，郭川说许多斯德哥尔摩人都知道康有为在这儿住过。我不由就想，不知这些人是否也知道康有为为什么会万里迢迢跑到这来住着；不知康有为住在这座旅馆里是一种怎样的心境；去国怀乡，孤旅天涯，一个孤寂的中国心灵却偏偏又游荡到如此高远的寂静中来。
想想真快，从1898年到现在已是九十二年，许多年前康有为住在这座旅馆里的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曾坐在窗前看着平静如画的斯德哥尔摩。山川依旧，往事如烟，九十年的岁月把康有为变成了一个依稀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只有一句话——“康有为在这儿住过”。
不知不觉中秋天的傍晚悄悄走了过来，如水的秋风之中，晚照涂金，满目堂皇，愈发衬出斯德哥尔摩的高雅和安宁，像一片蓄满了秋水的湖泊，明彻，清冷，却又印满了古老而辉煌的云阵。
我举起茶杯来提议：“以茶代酒，为康有为碰一次杯吧。”
于是，在那座金碧辉煌有如王宫的旅馆里，两个中国人轻轻碰响了茶杯。身边所有那些金发碧眼的人们都不会想到，这是为了康有为。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瑞典的一些学者就开始了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研究。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和地质、考古学家安德森两人，1926年共同建立了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并于1929年创办了该馆的学术刊物《通报》。从那时起，瑞典就成为欧洲研究中国文化、历史的重要中心之一。马悦然教授自1946年开始在斯德哥尔摩大学高本汉先生门下学习研究中文，至今已是四十多年，可谓穷经皓首，著作等身。为了了解中国，他曾在1948年到四川长期居住，并在峨嵋山的一座寺庙内幽居数月，向一位高僧学习中国古代诗歌。为了研究考查佛教，又去青海做过探险式的旅行。他曾专攻《谷梁传》《公羊传》《左传》，并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译为英文。历年发表的各种论文达二百多篇。他翻译成瑞典文的《水浒》已经连出三版，成了畅销书，并且正在翻译另一部巨著《西游记》。他还翻译过一部分唐诗宋词，翻译了沈从文的主要作品，和鲁迅、老舍的一些小说。他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社会背景》以及六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手册》。1986年9月在意大利都灵召开的第三十届欧洲中国学大会上，他当选为欧洲研究中国协会主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悦然教授把眼光转向中国当代文学，把许多年轻一代的诗人、作家介绍给世界。
到了斯德哥尔摩以后，马、罗二位教授，要我给“斯大”汉语系的研究生们做一次演讲。跑到这么一个汉学中心里来讲什么呢？我有点犯难。可又不能不讲。想了想，干脆就讲平日所说所想，就讲“我所理解的中国和中国人”吧。可这个题目太宽太大，又想了想，干脆就从中国人的粗话讲起。讲“粗话”也有一点原由，我那本《厚土》里用了不少粗话，可谓五花八门，品种齐全，为此还引来了一些批评。其实，关于“粗话”，我倒是有几分有意为之的。且不说粗话带来的语言氛围是任何一种规范、清洁的语言都不能替代的，只从行为学的角度看，中国人每日口头上操着的粗话，实在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种最深层的积淀。于是，我在“斯大”东亚图书馆清静文雅的阅览室里告诉研究生们：欧洲人敬上帝，中国人敬祖宗。欧洲人眼里上帝高于一切。中国人眼里祖宗高于一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乃是万世不变的天理。欧洲人骂人虽然也用猪狗一类的畜生，但骂人最痛的是“你这个犹大”，宗教意味甚浓。中国人也有猪狗一类的骂人话，但骂人最痛者莫过于“操你的祖宗”，而且在那个性行为的动词后边有全方位、多系列、超时空的对象，万变不离其宗，都以打乱或是参加被骂者的血缘伦理关系而达到对对手的侮辱。更有甚者，吕梁山的农民嘴上最喜欢用的那一句是“日你一万辈儿的祖宗”，二十年为一辈，一万辈就是二十万年，二十万年前的祖宗如何能“日”呢？不是泥土，也是化石了。可见这超时空、超物质、超生命的性扰乱，是为了从根儿上开始，所谓掘祖坟，所谓连根拔的意思。文质彬彬的教授和研究生们听了我的话哄堂大笑。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作家，我自信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的学者，怕是都难以像我这么地道地“寻根”。
但是被中国历代君王和圣贤们视为经天纬地、安邦定国的孔孟之道，就是这样不是靠书本而是靠粗话，在中国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的。被敬在大雅之堂由莘莘学子恭称为经典的准则，就是这样在民众的口头上泛流弥漫而成为俗语粗话，而成为民众中一种最普遍的日常行为，而成为全民族的潜意识，甚或无意识，而成为一种最深刻、最牢固的积淀。高兴骂，生气骂，男人骂，女人骂，大人骂，小孩也跟着骂，上至国家领袖，下至草民百姓，凭着“他妈的”这样一句国骂，你可以毫无疑义地在地球上确认一种文化标志，你可以毫无疑义地辨认出一群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群，从而走进一个有五千年传统的渊源久远的文化。
事有凑巧，白天刚刚在图书馆讨论了粗话，晚上马悦然教授请我在皇家歌剧院看瑞典皇家芭蕾舞团的传统剧目《天鹅湖》，天鹅公主奥杰塔是由团里最好的A角演员来扮演的。只有两张票，马教授让郭川和我一起去。柴可夫斯基作曲的《天鹅湖》，自从1877年在莫斯科首次公演，到现在已是一百一十三年了，一百多年里不知被多少人演了多少次，可是那天晚上，雍容华贵的歌剧院里还是座无虚席。《天鹅湖》的故事很简单：美丽的公主奥杰塔被恶魔掳去变成了天鹅，但公主与王子齐格费里德相爱，最后爱情战胜邪恶，公主恢复人形。按照中国戏剧的套子说，这是个才子佳人的故事，而且是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但这么一套就走味了，首先所谓才子配佳人事实上从来是以男性才子为潜在的中心，而且到头来总要弄个状元及第、榜上有名，因此也就有了一官半职的正统靠山。其次门当户对充满了对钱财、地位的权衡，所以是“婚姻”不是“爱情”。优美之至的《天鹅湖》讲的是优美之至的爱情，讲的是美丽战胜了邪恶。可是中国的情人们远没有这么幸运，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只能在死后变成彩蝶双双飞；中国的焦仲卿和刘兰芝，只能一个“举身赴清池”，一个“自挂东南枝”。想到这里，不由得又想起那些“粗话”，想起那个“一万辈儿的祖宗”。古往今来这个“一万辈儿的祖宗”，不知合情合理地杀了多少梁山伯与祝英台，不知逼死多少焦仲卿和刘兰芝，甚至包括唐玄宗这样的皇帝天子也在劫难逃。最可悲的是后世千千万万的焦仲卿、刘兰芝们终于默认了那个情理，在默认和麻木中度过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中国有句名言，叫作“哀莫大于心死”。可是在那个合情合理的牢房里，毕竟还有生命的呼号和奔突，我想中国人嘴头上骂人的粗话之所以如此的五花八门丰富多彩，之所以如此的举世罕匹，倒也不可不视为是一种潜意识的性反抗，一种无意识的性宣泄。人们常常可以在大街上、市场上、公共汽车上遇见对骂的场面，污言秽语喷口而出的当儿，你会看到平时麻木漠然的脸像被施了魔法，变得无比生动，那一刻间痛快淋漓的表演，可以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天才的演员。可那一刻，你也会痛彻心扉地感到在千百年的禁锢和压抑之下人的丑陋的扭曲，你也会眼睁睁地看到一种古老的衰落。
华丽的大幕拉开了，优美无比的音乐响起来，美丽善良的公主奥杰塔婀娜多姿地来到灯光聚照的舞台上，一个令人忘情的神话开始了。可那都是别人的优美与高雅。
第二天的上午还是在东亚图书馆的阅览室，我接受瑞典最大的报纸《每日新闻》记者的文学采访，还是由老乡郭川做翻译。既是文学采访，所谈自然不外乎是文学。谈创作经历，谈文学观念，谈中国大陆文学的现状和发展。都谈完了，记者说，现在咱们随便聊聊我不再做记录了。于是他问我：
“你刚才提到上山下乡运动和一代知青作家，那种经历虽然是痛苦的，但是它毕竟使你们成为了出色的作家，你是不是这样认为的？”
我听出来这是一个肯定式的提问，而且是一个几次出国都遇到过的问题。其实在国内也有许多人这样讲：是“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造就了一代知青作家。谢谢上帝！阿弥陀佛！如果有谁这么愿意“当”作家，我宁愿跟他换换，让他也去花十年工夫被“造就”上一次，而让我来做一个不曾被造就过的平凡的普通人。于是，我告诉记者：这个问题不是这样讲的，这个问题本身有一种逻辑的偷换。不错，“文革”和上山下乡的经历是使一些后来成为作家的知青刻骨铭心地体验了生活，体验了永生难忘的生命过程。但那并非是特别为了未来的作家们而设立的必修课。那是一场灾难，一场全民族八亿人的血泪交织的浩劫。是谁敢这样胆大妄为而又冷酷无情地宣布：幸亏因为“文革”我才当了作家？拿八亿人的灾难，拿上千万知青背井离乡家破人亡的惨痛经历来换几个作家不是太奢侈，太冷酷，也太可怕了吗？作为作家我崇尚文学，崇尚艺术，我甚至视文学艺术为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从来不相信有任何可以高于生命的文学艺术，不管那文学和艺术是多么地自认为伟大，自认为永恒。于是，我对记者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大师层出的，整整几十年汹涌澎湃的现代派、超现代派的艺术潮流。是否可以因此而肯定“大战”的某些合理性呢？是否可以为了再造就几个萨特、加缪或是海明威一类伟大的作家，而再来搞它两次世界大战呢？我又说，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瑞典都没有参加，瑞典也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不是照样产生了斯特林堡这样的大作家和英格马·伯格曼这样的国际性大导演吗？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是因为他原来就是作家，这不用谁来造就，更不用非要苦难来造就。如果一定要说苦难，那也只是作家自己内心的苦难造就了作家，有的人一生历尽艰辛但默默无语，有的人却因为一场猝雨而写下了历时千载的诗句。
那天的访问或说讨论因为这个话题而谈得很深入。记者告诉我他很忙，他已经定好了飞机票，明天他就将飞往海湾，因为在那儿一场二战以来的最现代化也最大规模的立体战争正迫在眉睫，作为新闻记者，他绝不能错过这个采访的机会，尽管为此而冒着生命危险也在所不辞。作为一个操笔墨生涯的同行，我钦佩他这种职业的献身精神，而且我相信，他肯定能为瑞典的公众迅速及时地做回出色的报道。但我也相信他将和我一样憎恨战争，憎恨制造了战争的罪人。我还相信，终究有一天会有几个出色的作家来描述这场战争，以此来一吐衷肠。但他们肯定会像我一样最不愿意听到这样的结论：幸亏因为有海湾战争你们才成为作家，是海湾战争造就了你们这些人——
把罪恶还给罪恶吧，
把苦难还给苦难吧，
把荣誉还给世俗吧，
我只想做一个普通的人。
我特别喜欢一位作家说过的话：我只关心自己是否写出好作品，我不关心自己是不是好作家——写好作品的是人，当好作家的是面具。
短短几天的交往让我和郭川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在徜徉街头或举杯共饮的时候，他吐露了许多心头的苦闷。他告诉我他想回国去，现在不回去，但总有一天他要回去。可是他的妻子不想回，为此他们两人在这个平静如水的城市里开始有了隔阂，为此他们在这远离热土的地方开始有了平静如水的苦闷。为了留在这里，郭川的妻子要买一部小汽车，郭川不想买，但为了妻子他最终还是同意了，他取出几乎是全部的存款买了汽车，现在他的妻子每天高兴地开着自己的汽车加入到那些川流不息的车流里去，但是郭川心里的苦闷却更多也更深了。
现在新一代的“知青”们，管出国留学或出国谋生叫作“洋插队”，他们当中许多人是曾经有过一次“土插队”的经历的，郭川就是其中的一个，生活赐予这一代中国人的磨难真不知有多少。说起这些苦闷的时候，郭川并不那么激动，或者说已经不会再那么激动了。生命毕竟经历了岁月，岁月毕竟磨粗了生命。郭川常常是闷闷地点起一支烟，说几句便停下来默默地吸几口烟，要么正说着，就倚在路边的栏杆上眯起眼睛，朝透彻平静的夕阳转过脸去，如水的秋风就撩乱了他的头发，我就有点想哭，我就有点心疼他……洋插队的知青中间有的已经是作家，有的将来肯定也会成为作家，我想当他们终有一天成就了文学的时候，绝不会为自己的经历而庆幸。
伴着车窗上一幅又一幅的风景画，我从斯德哥尔摩乘电气机车来到南方名城哥德堡。哥德堡是瑞典最大的港口城市，一下车便可以闻到海的气息，每年一度的盛大的国际书展就在这座海港城市举行。站台上一个文雅的大高个笑着朝我走过来，后来我才知道倪尔思先生曾经翻译过沈从文那些关于湘西的散文，难怪他笑得那么从容优雅。
到旅馆放下行李我们先赶到书展上去，巨大的三层展厅摆满了琳琅满目色彩斑斓的书籍，世界各地有数百家出版社都到这来“赶集”，都争奇斗艳地打出自己的招牌以招引顾客的注意。有些出版社还把一些著名作家专门请来签字售书，在一条长龙的前边我看见了畅销书作家阿瑟·黑利。倪尔思告诉我，所有这些长龙的前边都有一个畅销书作家，而且大都是写惊险、侦探小说的，看来中国外国都一样。在布拉别克出版社的展台上到处摆着一个红色的“25”，原来今天是他们出版社创办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日，倪尔思笑着说：“今天晚上恐怕要有好东西吃。”临来之前就听马悦然教授讲过，布拉别克出版社的社长约翰先生是位雄心勃勃精明强干的实业家。二十五年前他白手起家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二十五年后他的公司已经成为全瑞典最大的出版公司之一，建立了一套独特的邮销系统，有许多固定的客户。展台负责人拿过橱窗里的《厚土》给我看，我得承认那本书精美漂亮得出乎意料，甚至让我觉得它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出版社的人当场慷慨赠书，问我要多少，书太重，我只要了十本。回到旅馆的房间后，我当即抽出一本来为女儿在扉页上写下一句话：“笛安，爸爸把自己的第一本精装书送给你作礼物，我希望有一天能和你一起到这个美丽的国家来看看。”没想到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只对后半句话感兴趣，我回国后她时不时地就要问一句：“爸爸，咱们什么时候去瑞典呀，明年暑假？”
就像那个别出心裁的展台一样，晚上约翰先生安排了一场别出心裁的晚宴。几辆大旅游车拉着客人们在城市里转来转去，大家都在猜想不知是到哪个大饭店去，没想到汽车在一座码头仓库前面停下来，客人走下车，海风刮着，海浪哗哗地扑到堤坝上，弄得人有点纳闷：到这干什么来呀？仓库的门一打开，立刻有欢快的音乐响起来，临时搭起来的小舞台上一支四人小乐队且舞且唱，一个印着布拉别克出版社“25”周年字样的白围裙送到客人手里，并且要大家都系好，另外每人又送了一份报纸，接着一盘一盘的香槟酒在人群里传开来。可是主人还没有露面，人们还是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等到人们在香槟酒里把悬念酿足了的时候，忽然房间的一扇墙打开了，一架叉车变戏法一样开出来，叉车上用布拉别克出版社的书箱摆成一个讲台，约翰先生在人们的惊笑声中笑吟吟地举起一支话筒：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你们到这里来参加我们的晚会。我之所以选中这间仓库来举办这次晚宴，是因为小的时候我自己常常到这里来玩。我喜欢大海，喜欢渔船，喜欢鱼，我曾梦想着做一个渔夫……”
一个常到海边来玩耍的孩子如今成功了，可他还是情不自禁地回到海边来重温童年的梦想，重新提起那些当初和他一起卧薪尝胆、甘苦与共的朋友们。
在约翰先生的身后，整饰一新的仓库里摆满各色美酒，摆满各种水果，摆满了几乎所有的可以从大海里捕捞来的海鲜。觥筹交错、笑语喧哗之中，坐着我这个唯一的从中国来的客人。热心的倪尔思给我一面一一介绍酒和食物，一面一一介绍座位周围的客人。渐渐地我明白，这间大屋子里的酒和菜，这间大屋子里的客人都是第一流的。瑞典学术界、教育界、文学艺术界的泰斗名流济济一堂。临座的一位考古和历史学家听说我是从中国来的，非常高兴地和我攀谈起来。我才知道他领导和组织的一支考古队，最近刚刚在哥德堡港口附近的海底打捞起一条古船，这条船是二百多年前在一场风暴中沉没海底的，船上装满了从中国运来的瓷器，由于有约翰先生以及其他人的大力赞助，这次打捞终于获得成功。现在这条船已经成为哥德堡和全瑞典的新闻，甚至因此而为本市带来了许多新奇的旅游者。他们正打算在清理考查结束之后，为这条船办一个专门的博物馆，以供人们参观。刚才发给每人一份的报纸上就有这条船的专题报道。正说着，屋子里响起一阵瓷片碰撞的清脆的响声，有两位服务人员捧了两只大竹筐正挨桌走过来。我看到每个人都从筐里取出一两片闪光的瓷片，然后嬉笑着和自己的邻座比较着看谁的更好看。我对英语单词还有一个记忆，我知道当“中国”讲的“china”还有一个意思是瓷器。于是当那大竹筐哗哗脆响着转到面前时，我从筐里取出几片“中国”来，把它们放在掌心里——都是很平常的青花瓷，在中国是属于那种随处可见的东西，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好奇。可是两百年前的一场风暴把它们沉进卡特加特海峡黑暗的泥沙里，当两百年后它们被人从海底打捞上来的时候，变成了一场奇迹，只是这奇迹已经变成了古董，变成了许多破碎的残片。竹筐从我面前又转走了，听着瓷片清脆的响声，听着“中国”哗哗的叹息。我相信那间大屋子里，只有一个中国人听懂了一首无词无调的古歌。
在哥德堡参加了书展，和倪尔思非常愉快地相处了两天，我又起程继续南下到赫尔辛堡。先期抵达的马教授夫妇，到火车站接我去他们的南方别墅，安排我住在由出版社预定的“海岸”旅馆。马教授告诉我这一带的海岸风景区，过去曾是德国王室常来避暑的地方。我不知当年德国王室们在这里是怎样享受的，但我却忘不了在南方的三天，那三天总有一种住在家里的温暖。老两口每天都带我出去参观、拜访。马教授是在那里出生的，在那一带有许多他们的老朋友、老邻居——画家、雕塑家、陶瓷艺术家、手工编织艺术家，每天出去拜访这些人的家庭，跟他们很随便地攀谈，听他们随手拿起自己做好的或正在做的艺术品很轻松地讲几句，然后再尝尝他们亲手制作的最地道的南方的茶点，有时候还会举杯邀饮。串门回来就吃宁祖做的中餐，面条、饺子、馄饨、米饭，然后就坐在灯光下，每人一杯热茶闲坐聊天。他们听我讲吕梁山，讲自己的文学经历和体验，讲我的文学朋友。我听他们讲瑞典，讲南方，当然讲得最多的还是中国。马教授特意挑出几本书来让我看看台湾作家的作品，于是，回到海岸旅馆伴着隐隐而来的海潮声，我又认识了几位新同行。可我当然明白，这三天的时间是他们停下手头的工作专门为我而拿出来的，唯其如此才更感它的可贵。有一天傍晚，和老两口坐在屋前的草坪边聊天，渐渐地看着眼前的夕阳静静地沉下海去，一抹残红安详地洇染了青蓝洁净的天空，洇染了渐渐围上来的暮色，房子背后高坡上那架巨大的风车，慢慢变成一个剪影。看着这青天，碧海，绿草，红屋，和一架在海风中讲故事的老风车，不由就又生出那种虚幻感，不由就又想，怎么就会走到这幅画里来了呢？
布拉别克出版社的社址不在哥德堡，而是在赫尔辛堡附近的一座小城里。按照事先安排好的日程，我们一行三人又去出版社参观他们的包装流水线，和由电脑自动控制的书库。参观之后，中午在出版社的餐厅和约翰先生共进午餐，吃牛排和土豆。牛排是那种切开以后还带血色的，我有些不大行。但是土豆行，在吕梁山吃过六年土豆，用知青的话说“早就练出来了”。那时候粮食不够吃，土豆是折合成口粮分给社员的，只是老乡们不叫土豆，更不叫马铃薯，叫山药蛋。几乎一年四季都得吃它，既当菜，又当饭。见面打招呼一个问：“吃啥饭？”另一个就骂起来：“日他先人，山药蛋！”可骂完了还得吃，除了玉茭面、小米子之外，能吃的就是山药蛋。地窖里的山药蛋世世代代不知填饱过多少饥肠辘辘的肚子。看见我爱吃土豆，约翰先生告诉我，那位用意第绪语（一种日耳曼语）写作的以撒·辛格先生也曾在这张餐桌上吃过饭，他也特别爱吃土豆，于是等到他过八十岁生日的时候，约翰先生就做了一个黄金的马铃薯送他当礼物。约翰先生当然不会知道我的能吃土豆是“练出来”的不是“爱”出来的，他当然更不会知道，吕梁山上种土豆的农民提起这东西来会骂大街。要是他们知道有人用黄金做了山药蛋当礼物送人，不知又该怎么想。世界真大，世界也真小，有些事情有些人会千年万年永不相知，永不见面，可有些时候却又如此不可思议地汇聚在一张狭窄的桌面上。吃完饭，约翰先生叫人拿来签名笔，要我在餐厅的一面墙上签名留念。那面雪白的墙上写满了各种各样的文字，但约翰先生说：“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你一定要用中文签名。”于是，我在那面墙上留下一个中国人的名字，留下一行中文记载的时间：李锐，一九九〇年九月十八日。
三天一眨眼过去了，马教授夫妇又把我送到火车上。我的下一站是隆德，要去隆德大学东语系访问两天，又要和一些陌生人讲那个永远也讲不清楚的“我所理解的中国和中国人”。宁祖不放心，怕我错过站，又托一位同行的越南小伙子提醒我，他也是去隆德大学的。在车窗口上我一直望着他们直到车开出很远。
等到我和那位小伙子半通不通攀谈起来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是个中国人。他们家1949年从广州迁到河内，1954年法国人撤退前又举家迁往西贡，1975年越南南、北双方统一，不久以后，他与家人终于和许多华侨一样沦落成难民漂泊四海。当年瑞典出于人道主义曾接受了五万越南难民，这样，他的家才算终于停止了迁徙。一番攀谈感慨万千。这个小伙子从祖父、父亲嘴里学来的中国话久已不用，差不多忘光了。越南话也用不上，也正在忘光。他现在已经学会了瑞典话，上了中学，又考进了著名的隆德大学，学的是电子专业。为了生存下去，人类真有不可预量的勇气和毅力，像一群远飞的候鸟，跋山涉水不畏艰辛地寻找生命的栖息之地，浑身尘垢，满腹凄凉，有些成功了，有些死去了。在这可歌可泣的追寻之中，不知有多少刻骨铭心的往事变得依稀难辨，变成了永远的过去。没有永恒，也没有永生，生命之针只给生命指示着可以活下去的再生之地。
哥本哈根是北欧最大的航空和航海的交通枢纽。从哥本哈根向西飞行三十分钟跨过一个窄窄的海峡，就到了日德兰半岛上的奥尔胡斯市。在北欧五国中丹麦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因为它的日德兰半岛是与欧洲中心部分的大陆相连的。丹麦产生了存在主义哲学创史人索伦·克尔恺郭尔，丹麦产生了本世纪最伟大的原子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最为丹麦人引以为豪的是他们拥有一个全世界的孩子都知道的安徒生，安徒生给了孩子们一个只属于他们自己的美丽的世界。
奥尔胡斯大学东亚学院汉语系安排我住在一位年轻的中国画家的家里。在奥大有许多中国留学生，听说来了老乡很多人都来聚会聊天，所以在奥尔胡斯的五天，夜夜长谈，每天都熬到凌晨三四点才睡觉。有的朋友还专门带着酒和吃的来当夜宵。有一天又到了凌晨一点，酒喝了，菜也吃了，大家还不尽兴，四五个人又提议到街上的昼夜酒吧去。于是画家领路，一伙人乘兴而去。正走着，碰见一个衣衫不整的老头儿。他大概听出这是一伙中国人，于是照直走过来，从随身斜背的书包里取出一叠传单，一面每人一份地分发，一面说：“请你们把这带回中国去，请你们不要扔掉，这是我用自己的退休金印刷的。”因为在国外常常会碰到这样散发广告的人，我以为这也是广告。可画家笑了，他说这可不是广告，这是红卫兵传单。红卫兵？有这事儿？画家就又笑，说这老头儿是奥尔胡斯的一景，他是个退休老工人，可不知为什么他认准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最伟大的革命，他常对人说他现在没有钱，如果有，他一定要到中国去，他打算向中国人民呼吁：你们不应当放弃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应当把那场革命进行到底。因为去不了中国，他就自己花钱印了传单在奥尔胡斯到处散发，而且从不放过任何一个从眼前走过的中国人。有的时候，他的胳膊上还戴着一个红袖章，那也是他自己制作的。画家说没想到今天这么晚了老头儿还在进行“革命”工作，也许他是刚刚从酒吧出来的。听画家这么说我直发傻，没想到会在丹麦碰见这么一位“文化大革命”的真传弟子。我真想告诉他，“文化大革命”要是真在丹麦搞起来，别说十年，连一天你也受不了！
街角上的那个酒吧间是属于那种人人都去的大众场合，还没进门就看见一股股的烟气卷出来，震耳欲聋的摇滚乐撞得人脸都疼。几个小伙子围着一个喝醉了的中年妇女，听她高举酒杯以标准的美声唱法引吭高歌，女人还没唱完，邻座的一个男人像喊号子一样和了一句，于是满酒吧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在鼎沸的人群中我们找到角落里的一张空桌，每人要了一瓶啤酒，接着又要了一瓶。刚才的酒和现在的酒加在一起就有了几分酒兴。受那位女“歌唱家”的感染，一位女同学说：“咱们也唱吧。”大家都知道她干别的都是业余，唱歌才是她的本行。于是说，你先来。女同学就唱：
小板凳排一排，
小朋友们坐上来，
遵守秩序排好队，
大家坐好就开车，
轰隆隆隆隆，轰隆隆隆隆
轰隆隆隆隆，哞儿——
一阵开怀大笑从中国人当中传出来，旁边的客人们肯定不会知道这伙中国人一下子回到了幼儿园时代。女士开了头，我们便一人一首地唱下去。有人唱俄罗斯民歌《三套车》，有人唱《苏三起解》，还有人唱“文革”时的流行歌曲毛主席语录歌，轮到我，大家说还是来段山西民歌吧。于是我就唱：
家住那个太谷住城西，北门外就搭起了台台，唱起了戏……
一时间歌声笑声不断，大家全都忘了身处何地，全都不知“今夕是何年”。不知不觉的，我们发现酒吧里的人开始在用一种特别的眼光看着我们，像是在看一群什么异类。过了一会儿，一个有些醉意的老头儿朝我们走过来，拉过一张椅子坐在我的旁边，对着我举起他的手来指着说什么，我告诉他“I don't know”，于是女同学就来当翻译，老头儿说：“几点了？……你们看看几点了……为什么你们还不走？你们的爸爸妈妈呢？他们不要你们了？……你们打算在这待多久，一年，两年，……为什么你们不走……”我只能翻一句听一句，可是其他的朋友们都听懂了。有位朋友终于忍不住站起来喊道：“你凭什么这样做？你有什么权力要我们走？……”他一直在说英语，脸色惨白浑身发抖，终于他喊出一句我能听懂的中国话来：“你他妈混蛋！你从这滚开！”立刻有许多人围上来，立刻形成了两个团体，酒吧的侍者慌忙跑来插到中间，把那个醉醺醺的老头儿拉走了。一阵骚乱平静了，我们又要了啤酒，可是一切都不对味儿了，坐不住，也喝不下，我的手也有点抖。朋友们都说：“李锐，没事儿，你别往心里去。这种事我们在外边待长了都木了。”我就笑了：“没事儿，咱们这拨人经过‘文化大革命’没有怕的了。”于是，就还喝酒。可还是不对味儿。画家说，咱们走吧。于是，大家都站起来。
走到街上画家不让人走，非要让大家再回他那儿坐一会儿。回到家画家又拿出一瓶法国红葡萄酒来说，来，再喝！于是，每人一杯都再喝。喝了一会儿，就有人说，明天一早李锐还要上路，咱们走吧。说完了，没人动。又喝。喝了一会儿又有人说，明天一早李锐还要上路，咱们走吧。说完了，还没人动。还喝。最后天快亮了，朋友们说，行，李锐你走吧，系里有人送你，我们就不去了。然后就握手，就再见。剩下的人各回各屋。我的杯里还有酒，端起杯子想起女儿来。有一次，我对女儿说，这个世界上好人少，坏人多。女儿问，谁好谁坏？我说，小孩儿都是好人，大人都是坏人。女儿说，我不信，爸爸也是大人，爸爸就不坏。我说，你不懂，连爸爸在内大人都是坏人。他们打仗、杀人、说谎、自私、贪心，破坏地球，做点好事唯恐别人不知道，做了坏事千方百计不承认，然后就待在电视里谈判。可是有一样，再坏的大人他也得生小孩，再坏的大人生下来的小孩也是好人，所以，这个世界就没法全都变成坏人。女儿说，你说的乱七八糟都是什么呀，我都听不懂了，反正我是小孩，我是好人。那次的讨论就这么中断了，我知道也压根讨论不下去了，再说就该说上帝，说亚当、夏娃，说盘古开天、女娲造人，说存在主义……说把这个世界搅乱了的大人们为自己的恶行所编出来的种种托辞和好听话……不过我想也许安徒生和我想的一样，不然他怎么会一辈子在那个儿童的世界里沉得那样深呢。
酒杯里剩下的半杯酒在灯光下晶莹剔透，像一块半圆的红宝石，我把红宝石一口饮干，和衣躺在沙发上，窗帘的缝隙中已经透进微弱的晨光来。算下来正是女儿吃午饭的时间。
和老乡们一连五天的彻夜长谈之后，我迷迷糊糊地飞到奥斯陆。出海关的时候，一位年轻英俊的警官一句接一句地向我提问，大概是英语、法语、德语、挪威语都使上了，可我就是没反应，最后终于半睡半醒地凑出一句英语来：I’m go to University of Oslo（我去奥斯陆大学）。显然他的英语水平很高，不管多难听的“外地口音”都听得出来，他立刻明白了我的话抬手放行。奥斯陆大学东亚系主任罗特维先生从机场接我到旅馆，又带我去学校办了些事情，然后问我剩下的时间计划做什么。我说，睡觉，我已经连续五天都是只有三两个小时的睡眠了。于是，睡了一个下午，起来吃了一点东西，接着又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才算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奥斯陆。打开地图，看见北纬60度线刚好划过城市，再向北6度34分就是冷冰冰的北极圈了。
罗特维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专家，而且主攻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研究，他正在写一部关于瑞金“苏维埃政府”时期的专著，他告诉我，他找到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材料。罗特维先生三十年前来过中国，那时候整个中国大陆热得像一座土高炉，正搞超英赶美的大跃进。由于终年埋在历史文件之中，罗特维先生的汉语口语说得很慢，常常需要停下来选择一下字眼，但我还是跟着他兴致勃勃地去逛街。我们去了皇宫，又去了国家艺术博物馆。几次出国我曾专门参观了许多艺术博物馆，经验告诉我肯定又有精彩节目了。果然，在那儿我遇到了梵高和爱德华·蒙克，听见了蒙克那举世闻名的《呐喊》。
蒙克作于1893年的这幅油画也有人把它译为《尖叫》，我觉得《尖叫》更为贴切，看见画面你才会觉得这个有点象形意味的“尖”字，像一把锋利的刀子，挑起整幅画面的线条朝你直刺过来。早在马蒂斯、毕加索还没有长大或者还没有成名之前，作为表现主义画派的大师，蒙克以他无比敏锐的眼睛，发出对工业社会的第一声震耳欲聋的呐喊。与传统视觉的最后一代大师印象主义画家不同，表现主义画家蒙克和后期印象派画家梵高不再画“美”，也不再做科学的奴隶，宣称自己可以用“科学的准确性”把视觉所见描绘到画布上。西方世界最敏感的灵魂们，在表达“人”的痛苦历程中，毅然决然地颠倒了世俗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那个世界，当他们把那座自己传统的金字塔倒转过来，又像西西弗斯那样把这巨大的石头推上山顶的时候，那些彬彬有礼的绅士和淑女们全都认为自己看见了疯子和世界的末日。但是不管世俗是怎样反感叫嚣，前行者们索性竖起彻底反叛的大旗，面对所有的文明人。1905年在巴黎，马蒂斯和他的伙伴们干脆自称是“野兽”，到了1907年毕加索终于带着他震惊世界的《亚威农的少女》，带着他要摧毁现世的立体主义，雷霆万钧地横扫了欧洲和北美。那个从公元前五百年就被伟大的古希腊神庙和石雕建立了的美的典范，后来又在16世纪被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提香、科雷乔、丢勒等一大批巨匠推上最辉煌顶峰的美的传统，终于被“野兽”们彻底地摧毁了。造反的“野兽”们簇拥着自己“审丑”的大旗，奔突在人类文明的大地上，他们决心要把这块大地重新涂染一遍。
好像是为了印证这些前行者的预言，欧洲人发动了一次世界大战还不够，紧接着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列被西方人花了许多个世纪才建造起来的漂亮而优越的文明列车，又被他们自己推下悬崖摔得粉身碎骨。我一直存了一个愿望，总想亲身体验一下两次大战以来，所谓西方现代派艺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可自己又是个一句外语也不懂的“国际聋哑人”，所以我只好尽量去寻找那些不用语言的直观艺术，只好看画展，看雕塑。在肯尼迪艺术中心，在萨克尔（SACKLER）博物馆，在华盛顿国立画廊，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现代艺术博物馆，我贪得无厌地追逐着它们，甚至一直追到许多人都不去的私人美术学校，追到SOHO街区那些七拐八拐的私人画廊里去。我想看放在博物馆里的现代派艺术，更想看那些活在艺术家们手下生生不息的正在涌流的艺术。可惜，我没有去过我最想去的法国。我还是看得太少。
在这些画家中我喜欢马蒂斯，他的作品流露着一种中国式的简约之美，一种深沉的平静，看他的作品不用费劲，你自己就会流淌进去。我也喜欢梵高那种冰冷而强烈的辉煌，他会把一张椅子画得令人终生难忘。当然我也喜欢毕加索。但我不喜欢晚年的毕加索。在毕加索那儿有种黑色的毁灭，看了阿莲娜·S.哈芬顿的《毕加索传》，我更坚定了这种看法。这种黑色的毁灭说得难听点，有些残忍的味道。看了他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作的壁画，看了他1965年所作的《撒尿的女人》，你分明会感到当年那道雷霆万钧撕天裂地的闪电不见了，有的只是无可奈何地摔落在泥土里的雷霆掀起的尘埃，毕加索在“审丑”的征途上终于走到了自己的终点。西方二元论哲学和试验室科学的传统，给予了西方人穷究万物、穷究宇宙的智慧和辉煌的成果，但这无穷的动力有时也会把漂亮优越的文明列车推向可怕的渊底。两次世界大战是证明，毁灭人类的核武器是证明，毕加索的衰落也是证明。较之中国人，西方人更有一种对天才的迷狂和崇拜。毕加索证明了自己的天才，于是在他身边便匍匐着无数的崇拜者，每个人都担心自己因为不认识天才、不知道天才而被他人判定是蠢材，而被抛出那列漂亮而优越的列车；就像当年他们每一个人都曾胆战心惊地唯恐被上帝所遗弃一样。
但是毕加索毕竟是毕加索，在他九十一岁临去世前的一百一十七天，他画了自己一生中最后一幅自画像，没有故意的张扬，没有故意的反叛，没有故意的“先锋”，也没有故意的毁灭，但它集中了一个人生命最后的力量，那张脸堆满了孤独、迷茫、满心的疑问和对自己九十一年生命历程深情的张望。毕加索衰老的脊梁靠在地狱之门上，对人类，对世界，对他曾经喜怒哀乐过的那颗星球，投去最后的目光……当年那座曾经是鲜花盛开彩云缭绕的高山，如今荒凉了，铅华褪尽，只留下裸露的岩石和一望而知的孤独的寂静。如果有一天，真的有外星人来到我们这颗星球上，他们一定也会像我一样一句“外语”也不懂，但是他们肯定会在这张面孔上一眼看出人类千百年来孤独迷茫的心灵。
时过境迁，这些当年的“野兽”和“叛逆”都已经登堂入室，荣坐在人类艺术殿堂的宝座上，人们在四处建立他们的纪念碑，建立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艺术博物馆，世界各国的艺术馆都以能收藏他们的作品为荣耀，当年的野兽如今终于变成被关在笼子里供人观赏的珍奇动物。正如康定斯基所说的，那些“高高矗立的大理石像说明，已经有大批人到达了现在受人尊敬的那些人生前孤独地站立的位置”。当年独创的勇气，如今已经变成了人人都穿的时装；当年孤独的呐喊，如今已经变成人人都哼的流行歌曲。更有甚者，一些亿万富翁们在画商的怂恿下，正在争相以天文数字的高价来抢购他们的作品作为私人收藏。最新的记录是一位日本人创下的，为一幅梵高的《加赛医生肖像》，他出了八千二百五十万美元。我女儿告诉我一则她从书上看来的幽默，说是有位病人得急病住了医院，医生量过体温后告诉他：四十一度五。病人忙问：“医生，世界纪录是多少？”这些动辄花几千万美元买画的人，就颇有点像这位病人，他关心的只是“世界纪录”，他不知道他花八千万美元买回来的仅仅是一幅画的所有权，剩下的全都留给梵高了。这列漂亮优越的文明列车经过修整之后，现在又开动起来了，富翁们的勇气和鉴赏力只限于把现成的纪念碑搬到自己的车厢里来，以标榜比别人更漂亮更优越而已。当年的体面人用冷漠、麻木、拒绝把贫病交加的梵高逼死在奥维尔的麦田里，他们给予梵高一生的报酬只有可怜的四百法郎；如今的体面人却打算用金钱埋葬梵高；但是悭吝者和挥霍者的鉴赏眼光是一样的，他们看见的都是时髦，他们衡量艺术的尺度都是金钱。
我想我们写小说的人不妨也听听这个笑话，那样，我们也许就可以更关心文学，而不是更关心时髦。从国立艺术博物馆走出来，罗特维先生带着我穿街过巷，我问他去哪，他笑着想了想：“我们去看一些不穿衣服的人……人像。”然后又补充说：“裸体。”于是跟着他走进了奥斯陆最著名的佛哥那公园（Frogner Park），走进哥斯塔·威哥兰（Gustav Uigeland）所创作设计的裸像天地之中。从公园入口的甬道开始，两旁是一座挨一座的等人大小的人体铜像，丰满健康，周身都是趋向圆弧的流畅奔放的曲线。有嗷嗷待哺的婴儿，有蹒跚学步的孩子，有联手飞奔的姑娘，有亲吻拥抱的情侣，有缓步而行的家庭，有力举千斤的男子，有垂髯沉思的老人，一个生命所能经历的一切，整个人类所能呈现的天然体态，都被气势磅礴地一一呈现。在这两排长长的铜像的尽头，是一座洁白的花岗石的“祭坛”，“祭坛”上层层升高的白色花岗石雕刻的一簇簇人群，环拥着一座通体由裸体的男女们缠绕盘旋而成的石柱，那个冲天挺立的石柱，分明让人想起了文明的曙光尚未到来之前，原始祖先们的生命图腾的崇拜。没有掩饰，没有做作，没有美化也没有丑化，没有宗教化也没有世俗化，没有人生苦短的哀叹，也没有前途难卜的焦虑，没有故意的先锋，也没有故意的传统，有的只是天然的呈现。
我一时无语，默默地朝着碧蓝的天空昂起头来，仰望着这座矗立在北纬60度线上的生命的纪念碑。
第二天又是去东亚系搞讲座，又是那个讲了一路的老题目。因为没有讲稿，只写了一页纸片的提纲，所以留下许多自由发挥的余地。来听讲的都是教汉语的老师和研究生。我讲从粗话里可以看到中国人基本的社会价值观，我讲从一副对联可以看到中国人对待自然和宇宙的态度，这副对联今年春节就贴在我邻居家的门口，写的是：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你看它是何等的睿智而优雅。我讲一些诗人把中国的农村描写成恬静的田园，他们说“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他们说“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我又讲一些诗人把中国的农村描写成人间地狱，他们说“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他们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然后我说，这并非中国诗人黑白不分头脑发昏。其实，居高临下的“悯农”与优美和谐的“田园”，是他们诗魂一体的两面。由此我又讲到，中国诗人千古不绝的“乡愁”，不管是贬谪千里，还是官场得意，不管是远在他乡，还是荣归故里，他们都要思乡。那个“家乡”，那种无穷无尽的“乡愁”，早已在千年的吟唱之中抽象升华成他们精神与灵魂的家园。在这个“家园”里，他们或浅吟低唱，或洪钟大吕地咏叹了两千五百年。但是，自从清朝人曹雪芹写了《红楼梦》，中国文人的这个精神家园就消失了。曹雪芹说“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大家都还傻乎乎地不相信。皇帝还要把它列为禁书，举国上下全都反对他这个国产的第一位“现代派”，读他的书就是犯罪。接着我又说，可自从近代以来，自从你们文明的欧洲人烧了圆明园以来，中国人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就永远地丧失了自己的家园，他们才明白曹雪芹的话原来不是胡说。辛亥革命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人重建自己精神家园的壮举。他们一下子全都集中到那座被烧毁了的圆明园的废墟里，又翻又找，最后大多数人决定把所有的碎砖烂瓦全都扔出去，办一个新式的农场。扔了几十年才发现这是一个魔园。那些所有坍塌的墙壁，折断的梁柱，原来都是活的。每搬出一件，就又会有新的长出来。有的东西连搬也没搬，只动了动它，就大大小小的，生出一大片。就像《一千零一夜》里的童话故事，他们搬呀搬呀，有的人灰心了，离开了；有的人入魔了，搬着搬着忘了自己原来的目的，变成了古董收藏家；有的人心力交瘁终于累死在墙角下。渐渐地，所有的人都忘了时间，忘了地点，忘了他人，也忘了自己。仿佛只有这么永不停顿地搬下去才能活着。到最后这个历尽艰辛的搬动本身成了人们唯一的行为，也是唯一的精神寄托。在这个全人类文明史上最悲壮、最漫长，也最艰辛的劳作中，这一群黄皮肤黑头发的人别无选择，只能这样生生不息地搬下去。搬到最累的时候，他们也许会汗流满面地坐下来，也许会想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很短，只有三十七个字：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这群劳作不止的人们知道，这个故事很古老，这个故事是他们唯一的安慰，是他们每一个人的墓志铭……
与西方的西西弗斯不同，西西弗斯是神，神是不死的。夸父是人，人是要死的。西西弗斯们以不死来抗拒痛苦。而死，却是对夸父们的永远的安慰。
在讲了这一切之后，我又讲了一件真事。有一次，我坐在电视机前看见一个节目，播放的是美国著名的百人合唱团的大合唱。这个合唱团是属于一个宗教团体的组织，他们名扬四海，到世界各地去演唱。但是那一天，他们却唱的是一支中国歌曲，唱的是九百年前北宋时期一个叫范仲淹的诗人写下的词，曲牌叫作《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非常著名的诗，它著名是因为它刻骨铭心地唱出了中国诗人的乡愁，因此而经历九百年的岁月仍在中国流传。可是那一天，我看着那些金发碧眼的人，听着那些原本是歌唱上帝的歌喉，却在苍凉动人地歌唱着中国人的乡愁，不由得就有眼泪涌出来。那一刻，我相信能产生这样诗歌的人群该是不朽的。那一刻，我猜想能够理解和表达这种诗句的人们，或许是可以沟通的。应听众的要求，我把这首词用普通话翻译了一遍。我知道我在做一件最蹩脚、最愚蠢、最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但我只有勉为其难斟字酌句地讲下去，正讲着，我觉得我的声音有点难以控制，我看见坐在对面的一位金发女士在哭，有两行和中国人一模一样的眼泪，正从她白皙的脸上淌下来……
有的时候，人们有幸会在一瞬间，在一行诗里，共度岁月千年。
讲完课以后，罗特维先生在大学精美的教师餐厅里，请我品尝北欧人最爱吃的生鱼片。饭后艾皓德先生热情地开车送我去游览市容，他建议我们去山顶上看看奥斯陆。能够登高望远来度过此行的最后一个下午，当然十分高兴。有汽车代步，我们很快来到山顶。在一座古香古色的木楼酒吧里小憩片刻之后，我们又回到专供观景的平台上。
从山顶上远远望下去，顿觉天宇辽阔，山脚下的湖泊，奥斯陆云集的楼宇，交错如织的公路和街道尽收眼底，被秋霜染红了的树林漫山遍野地向你拥来，飒飒低语着撩起愁思万缕。在中国，秋天是怀念和伤感的季节，一颗“心”上放了一个“秋”字，就是愁。就是被中国诗人不绝如缕咏叹了千百年的情怀。不由得我又想起刚刚在课堂上讲过的范仲淹来：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该回家了。
那儿有我的亲人，我的朋友，那儿有我的事业，那儿有我的欢乐和幸福，那儿有我的痛苦和愤怒。在那块过分古老的土地上，有我终生不舍而又无以倾诉的中国灵魂的歌哭……
1991年9月7日于太原
原载于《收获》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