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的道路往往曲折

20世纪初叶的中国，急于改造旧中国的人们，特别是充满热情、敢想敢干的学生，组织了多种多样的社团，研究和运用流行的救国理论，在广大乡村和城市中大胆开展社会实践，试图从中找到挽救中国的良方。

五四运动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探索救国方案和研究宣传新思想的潮流。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成为流行语，甚至一些军阀、政客也以谈论社会主义为时尚。

然而，当时人们眼中的“社会主义”，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如新村主义、互助主义、工读主义等等，甚至无政府主义一度在中国更流行。

一些进步青年就像小马过河一样，在比较和实验中探寻真理，选择自己信仰的主义。

1918年6月，受新村主义思潮影响，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寄居长沙岳麓书院时，曾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踏遍岳麓山的各个乡村，想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他们在这个新村里自学，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自己挑水拾柴，把蚕豆和大米煮着吃。但是，这一实验很快就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情而中断了。

后来，毛泽东曾设想了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新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厂、公共医院、公共剧院等等；以后，把这些一个个的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

这是不是有点儿“地球村”的感觉呢？这个设想，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十分超前的。

然而，在北洋军阀的残酷统治下，中国乡村的封闭落后与这种理想社会的现实差距岂止隔了十万八千里？

不过没关系，既然田园新村建设有困难，富有热情的革命青年又把目光投向城市。

1919年底，28岁的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发表了《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提出在全国各大城市建设“工读互助团”的设想。这个倡议得到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思想界和教育界名人的广泛支持。

不到半个月，北京大学、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师范学校和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近就开设了4个工读互助团，经营日用品、食堂、缝纫、刺绣、洗衣等项目。

不久，武昌、上海、南京、天津、广州等地先后成立工读互助团，试图按照“人人做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过“共产的生活”，然后“用工读互助团去改造社会，改造社会的结果，就是一个顶大的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的社会”。

恰在此时，毛泽东率领代表团来到了北京，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撤换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在此期间，毛泽东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还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对新村式的改良表现出了热情。同时，在与李大钊的频繁接触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白天四处奔波，晚上在一盏小油灯下伏案读书。他读了许多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介绍共产主义的图书。

毛泽东对各种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都进行了研究，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那些未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和透彻了解的问题，他是不肯轻易地做出判断的，所以在给好友的信中，他说自己对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

在社会时尚潮流的影响下，青年毛泽东于1920年5月在上海亲身体验了工读互助团的生活。他和几个同学租了几间房子，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承担了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经过亲身实践，他很快察觉到这种团体生活有难以克服的现实弊端，便停止了实验。

同样，各地的工读互助团也很快遇到了很多无法克服的困难。办食堂的，因为“事少人多，入不敷出”，连组织社团的8个人自己都没得饭吃；开洗衣局的，“办了两个多星期，仅仅收入七十几枚铜子”。

特别是一些青年学生，加入工读互助团就是想躲进“世外桃源”过共产生活，企图以此脱离家庭、脱离学校、脱离婚姻。这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争论，各地的工读互助团也随之解散。

事实教育了人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寻求救国救民的新出路。

然而，马克思主义要从当时流行于中国的种种“主义”中脱颖而出，为我们的革命前辈所认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1919年7月，曾经参与发起新文化运动的胡适发表了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主张用实用的态度，一点一滴地去改良社会；认为谈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用处。这种观点听上去很务实，但根本错误就是李大钊、陈独秀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共同的理想和主义，不对社会做根本变革，具体问题就没有根本解决的希望。

后来，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也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没有知识，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只能发展资本主义，靠实业富国。这种观点似乎既务实又重长远，却正如李大钊、蔡和森等指出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想把中国作为剥削的对象，并不会允许中国发展真正强大的实业和成为强大的国家。

无政府主义者则更为激进和具有迷惑性。他们主张“灭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实现“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的“十三无理想”，追求“社会上唯有自由，唯有互助之大义，唯有工作之幸乐”的社会目标。这个主张听上去很革命、很美好，却因为在现实中根本实行不了而成为严明组织纪律的阻碍，涣散了革命斗志。

真理越辩越明。通过多次论争，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进一步了解，一批青年人逐步认清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中国社会的必然选择，从而坚定地集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 m3JPG7bwyt92TKNd1sRDQw+yb6wCMC//z7sgwqUb/9fzqVKZntBAWI5D57t0S4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