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4-1 乒乓球世界冠军孔令辉是那么的全神贯注
应激刺激引起的生理反应,使个体的唤醒水平提高;应激刺激引起的心理反应,使个体的焦虑水平提高。而唤醒与焦虑的变化,与运动员的比赛表现和比赛成绩密切相关。我们在通常意义上感觉到的情绪对运动成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唤醒、焦虑的变化与比赛表现的关系上,本章将对此进行讨论。
唤醒、焦虑与运动成绩的关系是体育运动心理学家最钟爱的研究课题之一,这一领域产生的理论假说,不但对运动心理学家的研究具有推动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假说对运动员的比赛心理准备往往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些理论假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提出的早期理论,用以解释动机水平与操作成绩的关系,具有高度概括化的特点,适用范围十分广泛。第二部分是运动心理学家提出的现代理论,用以解释唤醒、焦虑与运动成绩的关系,对竞技运动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很早就对动机水平与操作成绩的关系产生了兴趣,下面将要讨论的倒U形假说和内驱力理论,应该是运动心理学的高频词。这两个理论的特点之一是,将两个变量或多个变量的关系函数化,或者说定量化。心理学家曾经希望通过建立两个变量甚至更多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使心理学也像物理学那样,在量化和实证的基础上得到发展。
倒U形假说(inverted U hypothesis)是人们在唤醒水平与操作成绩关系的研究中讨论得最多的理论。这一理论来自最初的耶克斯—多德森定律(Yerkes & Dodson,1908)。将近100年以前,耶克斯和他的学生多德森通过大白鼠完成各种难度工作任务的经典实验提出:“需要精细知觉辨认和复杂连接的工作技能,在较弱刺激下容易获得。相反,对简单工作的习惯建立,需在强刺激下才易形成。”可以看出,这一定律是以活动的动机水平为出发点的。以后麦尔莫(Malmo,1959)和斯潘斯等人(Spence & Spence,1966)都指出这一定律同样可以说明唤醒与操作成绩的关系。
图4-1 唤醒水平与工作效率的关系
倒U形假说的第一个理论预测涉及唤醒水平与操作成绩的关系,即人处于较低的唤醒水平时,工作效率较低;处于中等唤醒水平时,工作效率最高;处于较高唤醒水平时,工作效率下降(图4-1)。
倒U形假说的第二个理论预测涉及工作任务性质对唤醒水平与运动成绩关系的重要作用。马霍尼(Mahoney,1979)提出,单一力量性任务如举重,可从高水平的唤醒或焦虑中获益,而许多认知性任务,像高尔夫球,即便是中等水平的焦虑体验也会造成不利影响。兰德斯(Landers,1980)假定,适中水平的唤醒会有助于涉及高信息加工、复杂运动整合以及低能量代谢等任务的操作,这同样得到了使人信服的研究证据的支持。奥克斯汀(Oxendine,1970)总结了有关唤醒水平与任务性质关系的研究,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高唤醒水平是耐力、力量和速度性运动项目取得最佳成绩所必要的。
第二,高唤醒水平会对复杂运动技能活动,精细肌肉活动,要求协调性、稳定性以及一般注意力的运动活动产生干扰。
第三,对所有运动任务而言,稍高于平均水平的唤醒比平均水平或低于平均水平的唤醒更合适。
据此,我们可以假设,完成体能成分为主的任务时,最佳唤醒水平(optimal arousallevel)要求处于较高位置;技能成分越多,最佳唤醒水平要求处于越低的位置。比如,以力量和速度为主的体能性项目,应有较高的唤醒水平;协调配合、小肌肉群精细调节占主要成分的运动项目,应有较低的唤醒水平(图4-2)。短跑属于典型的体能性项目,在赛前和赛中的唤醒水平需要相对较高的唤醒水平才能创造佳绩。射击属于典型的技能性项目,赛前和赛中需要相对较低的唤醒水平,才能一鸣惊人。
图4-2 不同体育项目的最佳唤醒水平参考点
引自马启伟、张力为,1996,99页
内驱力理论(drive theory)最初是由赫尔(Hull,1943)构想出来以解释复杂技能操作的,后来得到了斯潘斯等人(Spence & Spence,1966)的修正。该理论推测操作成绩(P)是内驱力状态(D)与习惯强度(habit strength)(H)的乘积,即P=D×H。Hull把内驱力定义为一种所有行为均含有的普遍的和非特定的活动冲动,并将内驱力与文献中的生理唤醒相提并论,因为后者易被科学地测量。
图4-3 内驱力理论对唤醒水平与操作成绩关系的预测
习惯则与正确的和错误的反应所占的优势情况有关,习惯强度是完成专门技能任务时正确反应与错误反应的等级序列。根据这一理论,内驱力的增强(唤醒增高)将使优势反应出现的可能性增大。所谓优势反应(dominant response),是指那些习惯性的、唤醒水平升高时极易诱发出的行为反应。如果优势反应是正确的(即处于技能掌握的晚期),唤醒水平(arousal level)的增高会引起操作成绩的提高;如果优势反应是错误的(即处于技能掌握的早期),唤醒水平的增高会引起操作成绩的下降。实际上,内驱力理论认为,唤醒与运动成绩之间实质上是一种线性关系。随着唤醒水平的提高,操作成绩也会提高(Mahoney & Meyers,1989)(图4-3)。
我们举个跑步的例子来说明内驱力理论的预测。一般来说,头向前的正向跑步是人们的正确反应,是一种熟练掌握了的生活技能,而头向后的逆向跑步(倒着跑)则是人们的错误反应,是一种不熟悉或不熟练的生活技能。如果在大街上突然遇到煤气爆炸,你受到威胁,唤醒水平陡然升高,这种情况下,你如果采用正确反应,或者应用熟练掌握的技能,正向奔跑,求生的欲望(唤醒水平提高)会使你的速度大大提高。但是,如果令你采用错误反应,或者应用未熟练掌握的技能,逆向奔跑(其实,你根本奔不起来),求生的欲望(唤醒水平提高)则会使你绊倒(跑步效率下降)。
公式 P = D × H 意味着,在D(内驱力或者唤醒水平)提高时,P(操作成绩)是提高还是下降,要取决于H。如果H为正(习惯是正确的),则P提高;如果H为负(习惯是错误的),则P下降。
但是,要想确定一种行为习惯是正确反应还是错误反应,往往较为困难。例如,篮球运动员训练中定点罚篮的命中率达到了89%,这种行为应该算作正确反应还是错误反应,似乎不太容易界定。有鉴于此,对该理论的实证研究不多(Cox,2002)。希望对该理论有更多了解的读者,可参阅考克斯(Cox,1990)在1990年编写的《运动心理学:原理与应用》。
竞技运动的发展吸引了众多运动心理学研究者的注意,他们对动机水平与操作成绩关系的早期理论感到不满意,希望发展出更好的理论来预测和解释唤醒、焦虑与运动成绩的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运动心理学家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并得到了丰硕的成果。
苏联学者汉宁(Hanin,1989)在20世纪80年代以现场研究即在赛前赛后对状态焦虑的测量为基础,提出:每个个体有一个自己的理想机能区段(Zone of Optimal Function,简称ZOF;或者Individual Zone of Optimal Function,简称IZOF)。当焦虑水平处于这一区段内时,可获得最佳操作成绩。该理论否定中等唤醒水平较之低或高的唤醒水平更有利于操作,而是强调个体差异。汉宁认为,不同的运动员有不同的最佳状态焦虑,即运动员能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竞技水平的焦虑水平。
评估最佳状态焦虑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系统地测量每个人赛前的操作活动焦虑水平和赛中实际发挥水平;第二,如果比赛发挥了水平,则在赛后测量运动员赛前或赛中体验到的焦虑,这叫回顾式测量。应用第二种方法时,要指导运动员评价在最成功的比赛之前的感受,或者评价最充分最自然地发挥自己的竞技水平时的感受。
汉宁在相关研究和临床实践中使用了最佳焦虑水平的回顾式评估方法。结果表明,最佳状态焦虑水平变动范围很大,250名优秀运动员的分值范围从26分到67分不等,不同样本的均值从39分到43分不等。如果确定了最佳焦虑水平个体差异(individual differences)的范围,则可建立最佳功能区(ZOF),这样,就可以评价比赛没有充分发挥水平之后运动员报告的状态焦虑水平距最佳功能区的误差。在运动员最佳赛前状态焦虑水平分值上加减4分(大致等于赛前分值的半个平均标准差),便确定了最佳功能区的上下限(Hanin,1989)。
例如,图4-4显示了两名划艇运动员赛前赛中状态焦虑的分数。赛前状态焦虑的测量在比赛前一周进行,目的是将测得的分数与最佳的状态焦虑水平(ZOF)比较。尽管两名划船运动员的状态焦虑大致相同,但教练员却明显地面临着完全不同的任务,即设法提高一个人的赛前焦虑水平,同时降低另一个人的焦虑水平。另外还需要尽量减少焦虑水平高低不同的两名划船运动员之间的接触。
图4-4 赛前赛中的状态焦虑同最佳功能区的比较
引自Hanin,1989
最近,汉宁似乎希望将自己的理论加上“个人”一词(个人交流,1996)。或许个人最佳功能区更能体现他的理论观点的特征。因此,我们在大题目中的最佳功能区理论之前加上了“个人”这个重要的修饰词,即为个人最佳功能区理论(individual zone of opti-mal function theory)。最佳功能区理论的特点一是个人化,二是定量化,三是生态学效度较好。它注重个体差异,从比赛实际出发,通过长期跟踪测试及对测试结果的相关分析,显得非常实用。它为教练员提供了一些实际的参照点,由此可确定控制赛前赛中焦虑的方法,以便使运动员在比赛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竞技水平。
1987年,哈迪和法基(Hardy & Fazey,1987)在突变理论的数学模型的启发下,提出了一个关于运动操作的突变模型(catastrophe model)。突变模型认为(图4-5),认知焦虑对运动成绩表面的动态变化起决定作用。当认知焦虑较低时,操作成绩与生理唤醒的关系类似一条柔和的倒U曲线;当认知焦虑较高时,操作成绩与生理唤醒的关系变得复杂了,呈现了突然性的跳跃。哈迪和法基(Hardy & Fazey,1987)在突变模型中假设:
图4-5 哈迪和法基关于焦虑与操作关系的模型
引自Hardy,1990,p.88
第一,生理唤醒及相应的躯体性焦虑反应并不必然对成绩不利。不过,当认知焦虑较高时,它显然与突变反应有关。
图4-6 高认知焦虑条件下会出现的滞后
引自Hardy,1990,p.89
第二,随着认知焦虑的增加,发生“滞后”现象,即当生理唤醒增加和降低时,成绩变化的曲线是不一样的。而在低认知焦虑情况下,则不会发生“滞后”(图4-6)。
第三,中间水平的成绩大多不是出现在高认知焦虑条件下;更确切地说,在高认知焦虑下成绩是双形式的,而在低认知焦虑下成绩则是单形式的。
第四,使用某种统计方法(如Guastello,1987;Oliva,Desarbo,Day & Jedidi,1987),使这种“灾难性突变”与现实生活中的资料明确吻合是可能的。
突变模型指出了实际工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其中首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认真对待认知焦虑。因为在认知焦虑较高时,对过度生理唤醒的惩罚是非常严重的。只有严格地控制和减少认知焦虑,才能保证有稳定的好成绩。不过,也不能忽视针对生理唤醒的放松。事实证明,善于调整认知焦虑和生理唤醒至适宜水平的人才可能成功。因此,就运动领域而言,运动员们必须掌握针对认知和生理两方面的应付策略和放松技术(庄锦彪,1992)。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正是当前运动心理学研究者对运动员进行心理技能训练和心理咨询的关注重点。
但是,也应当看到,采用机械模型来说明运动行为,存在一个生态学效度问题。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论,检验该理论的实证研究也很少,也就是说,该理论要得到普遍的承认,还需获得更多的证据(张力为、符明秋,2000)。
突变模型是相对比较复杂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不容易。但是,Hardy等人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实验,实验结果支持了哈迪和法基(Hardy & Fazey,1987)的第二项假设。你如果有兴趣,不妨也尝试按照以下描述进行重复实验,看看得到的结果是否一致。结果的可重复性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则。
为了证明关键的假设2,哈迪(Hardy,1990)对8个篮球女运动员进行过一项研究。他把认知焦虑作为控制变量,用《竞赛状态焦虑调查表Ⅱ》( CSAI-2.Martens,Burton,Vealey,Bump,Smith,1982 )测定。将心率作为生理唤醒程度的指标,并且确定最高心率为每分钟190—200次,最低心率为每分钟150—160次。被试的任务有两种:一种是往返跑达到一定的心率;一种是往返跑达到最高心率后再减缓下来,其间都进行定点投篮。记分的方法是:空心球5分,擦筐进4分,擦板进3分,擦筐不进2分,擦边不进1分,不及边筐且不进0分。结果表明,在高认知焦虑条件下两种任务所得的分数曲线相差极大(图4-7),而在低认知焦虑条件下的分数曲线接近重合(图4-8)。对图4-7和图4-8进行比较,不难看出它们的相似性或一致性,因此,该实验结果支持了哈迪和法基(Hardy & Fazey,1987)的第二项假设。
图4-7 高认知焦虑条件下的成绩
引自Hardy,1990,p.93
图4-8 低认知焦虑条件下的成绩
引自Hardy,1990,p.94
1981年,摩利斯等人(Morris,Davis & Hutchings,1981)提出了关于测验焦虑的多维理论。他们认为,由于认知焦虑和躯体焦虑的不同特点和不同变化模式,使得认知焦虑对操作成绩的影响比躯体焦虑更为经常,也更为严重。躯体焦虑主要影响的是竞赛者最初的操作表现,这时竞赛者仍然感到紧张,但躯体焦虑对操作成绩的影响并不大。相反,认知焦虑对操作成绩的影响更大,因为在竞赛过程中,竞赛者对成功的期待可能会随时改变。而许多领域的研究表明,对成功的期待对操作成绩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如Bandura,1977;Feltz,1982;Feltz,Landers & Raeder,1979;Rosenthal,1968;Weinberg,Gould & Jackson,1979)。
1982年,马腾斯等人(Martens,Burton,Vealey,Bump & Smith,1982)迅速将此思路移植到运动领域,提出将竞赛焦虑分为认知状态焦虑(state cognitive anxiety)、躯体状态焦虑(state somatic anxiety)和状态自信心(state confidence)。认知状态焦虑指在竞赛时或竞赛前后即刻存在的主观上所认知到有某种危险或威胁情境的担忧。它是由对自己能力的消极评价或对比赛结果(成绩)的消极期望引起的焦虑,主要以担心失败、对自己讲一些消极的话,以及不愉快的视觉想象为特征。躯体状态焦虑指在竞赛时或竞赛前后即刻存在的对自主神经系统的激活或唤醒状态的情绪体验。它是直接由自主神经系统的唤醒引起的焦虑,通过心率加快、呼吸短促、手心冰凉而潮湿、胃部不舒服或肌肉紧张感的提高表现出来。状态自信心指在竞赛时或竞赛前后运动员对自己的运动行为所抱有的能否取得成功的信念。
根据三个维度各自的性质以及它们各自随时间而变化的模式,多维焦虑理论(multidimensional anxiety theory. Martens et al.,1982;Martens,Burton & Vealey,1990)对每一个维度与操作活动的关系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图4-9)。首先,由于认知焦虑的特征是将自己的注意从对与任务有关的线索转移到与任务无关的线索和社会评价上,因此,当认知焦虑提高时,操作活动水平相应降低,两者呈线性关系(图4-9A)。其次,以前的研究已经发现,当积极的成功期望增加时,自信心增强,而且,积极的成功期望对操作活动有显著影响,故随着自信心的增强,操作活动水平提高,两者也呈线性关系(图4-9B)。最后,多维焦虑理论指出,以生理特征为主的躯体焦虑与操作活动的关系是倒U形的(图4-9C)(季浏、符明秋,1994)。
图4-9 多维理论对认知焦虑、自信心、躯体焦虑与操作成绩关系的不同预测
多维焦虑理论提示,认知焦虑和躯体焦虑可能会对运动成绩产生不同的影响,教练员需要分门别类地进行分析,运动员也需要采用不同的策略加以应付。特别是认知焦虑,由于它与运动成绩呈现负的线性相关,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尽量降低认知焦虑。我们随后就会看到,这种观点很快就受到了有力的挑战。但毫无疑问,它提示我们,认真对待认知焦虑的主导思想是很重要的。采用认知焦虑和躯体焦虑分别预测运动成绩,比仅用生理唤醒预测运动成绩会具有更好的生态学效度。
20世纪90年代,琼斯和斯万(Jones & Swamn,1992;Swamn & Jones,1993)在多维焦虑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焦虑方向理论(anxiety direction theory)。该理论认为,以往测量竞赛焦虑只是测量运动员焦虑体验的强度,如CSAI-2,这是不够的,这种思路不能全面了解竞赛焦虑的实际情况。应当重视运动员对焦虑体验的方向解释,即他们是将竞赛焦虑体验为积极的、对运动成绩具有促进作用的,还是反之,将竞赛焦虑体验为消极的、对运动成绩具有阻碍作用的。同时,还应重视运动员焦虑体验的发生频率,即某种强度的焦虑体验是经常出现,还是不经常出现。琼斯和斯万假设,运动员不但在竞赛焦虑体验的强度上具有差异,而且在方向和频率上也具有差异,且后两种差异更为重要,与操作成绩和运动水平的关系更为密切。
琼斯和斯万的焦虑方向理论仍旧是以多维焦虑理论及其CSAI-2为基础提出并进行检验的,因为是新近提出的,所以实证研究数量也有限,但是他们的思路仍值得借鉴,即将焦虑本身看做是比马腾斯所设想的更为复杂的多维构念(张力为、符明秋,2000)。当然,这并不是说将焦虑看得越复杂越好,或从焦虑引出的维度越多越好,任何复杂性都应有其理论基础,并能够经得起实证检验。
是竞赛焦虑的强度与运动水平的关系更为密切,还是竞赛焦虑的方向与运动水平的关系更为密切?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琼斯和斯万(Jones & Swamn,1995)采用《竞赛状态焦虑量表》( CSAI-2;Martens et al.,1982 )的特质测量修订本(Albrecht & Feltz,1987)对板球运动员进行了一项研究。在该项研究中,他们对竞赛状态焦虑量表-2(CSAI-2)进行了修订,把焦虑方向(即对焦虑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看法)也包括进来。CSAI-2量表是一份包含27道题的量表,测量认知焦虑、躯体焦虑和自信。量表的每一道题都有4级的答案(1=一点也不,2=有一些,3=一般,4=非常)。在修订后的CSAI-2中,要求运动员确认他所感知到的情绪对以后的运动表现是促进还是抑制。方向量表要求运动员在一份7级量表(-3,-2,-1,0,+1,+2,+3)中确认自己的焦虑强度对比赛表现或水平发挥有抑制作用(负分)还是有促进作用(正分)。
结果表明,优秀板球运动员与一般板球运动员在认知焦虑和躯体焦虑的强度分数上无差异,但与后者相比,前者认为这两种焦虑对运动成绩更具有促进作用;两组运动员的自信心无差异(表4-1,表4-2)。另外,在一般板球选手内部,那些将竞赛焦虑体验为更具阻碍作用的人,其认知焦虑的强度更高。但在优秀板球选手内部,则无此趋势(表4-3)。
表4-1 板球运动员特质性认知焦虑、躯体焦虑、自信心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表4-2 板球运动员的技能水平与对焦虑进行解释的方向之间的关系
表4-3 认知焦虑强度、躯体焦虑强度和自信心的平均数、标准差及两因素交互作用的F比率
总的来说,上述6种理论均有实证研究结果作支持。现在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哪一种理论可以取代另一些理论。但是,就研究者的兴趣和实证研究的数量来说,似乎倒U形假说、最佳功能区理论和多维焦虑理论更具魅力。
对于教练员和运动员来说,以下一些要点是需要特别重视的:
第一,运动项目不同,场上任务不同,需要的最佳唤醒水平也不同。
第二,最佳唤醒水平或者最佳焦虑水平也会因运动员而异。
第三,应当注意对认知焦虑的控制。
第四,控制认知焦虑的一个重要方法,可能是改变运动员对焦虑作用的认识。焦虑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产生消极作用,也可能产生积极作用。
1.关于唤醒水平与操作成绩关系的早期理论有倒U形假说和内驱力理论,具有普遍适用性;现代理论则有最佳功能区理论、突变模型、多维焦虑理论和方向频率观点,具有运动特殊性。早期理论没有涉及焦虑问题,现代理论均涉及焦虑问题。
2.所有关于唤醒、焦虑与运动成绩关系的理论都具有量化和实证的特征。目前,对倒U形假说、个人最佳功能区理论和多维焦虑理论的实证检验更多。
3.倒U形假说预测,个体处于较低的唤醒水平时,工作效率较低;处于中等唤醒水平时,工作效率最高;处于较高唤醒水平时,工作效率下降。倒U形假说还预测,对于需要精细肌肉协调性的复杂运动任务而言,最适宜的唤醒水平可能较低一些。
4.赫尔的内驱力理论推测,操作成绩(P)是内驱力状态(D)与习惯强度(H)的乘积,即P=D×H。内驱力的增强(唤醒水平提高)将使优势反应出现的可能性增大。如果优势反应是正确的,唤醒水平的增高会引起操作成绩的提高。如果优势反应是错误的,唤醒水平的增高会引起操作成绩的下降。
5.汉宁的个人最佳功能区理论强调个体差异,认为每个运动员有自己独特的理想机能区段。焦虑水平处于这一区段内时,可获得最佳操作成绩。
6.哈迪和法基的突变模型预测,认知焦虑较低时,操作成绩与生理唤醒的关系状似一条柔和的倒U形曲线;认知焦虑较高时,生理唤醒提高到一定程度时,操作成绩会呈现突然性的大幅度下降。
7.马腾斯等人的多维焦虑理论将竞赛焦虑分为认知状态焦虑、躯体状态焦虑和状态自信三个方面,并预测,认知状态焦虑与操作成绩呈正线性关系,状态自信与操作成绩呈负线性关系,躯体状态焦虑则与操作成绩呈倒U形关系。
8.琼斯和斯万的焦虑方向理论认为,运动员竞赛焦虑体验的强度不是最好的运动成绩相关变量,相比之下,竞赛焦虑体验的方向(积极性或消极性的解释)和频率对于运动成绩可能具有更好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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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唤醒、焦虑与操作成绩关系的早期理论和现代理论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2.突变模型和多维焦虑理论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在什么地方?
3.在PsychINFO或Psychlit中查阅一下本章讨论的6种理论的论文数量,哪种理论的论文数量更多?为什么?
4.设计一项研究,检验倒U形假说的第二项预测:不同的运动任务,倒U形曲线不同。
5.你更赞同哪种(些)理论?为什么?
6.上述理论对运动员赛前的心理准备和赛中的心理调节有什么指导意义?
1.张力为、符明秋(2000):焦虑、唤醒与操作成绩关系的重要理论。见张力为、任未多(主编):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进展(249—284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该文全面介绍了焦虑、唤醒与操作成绩关系的理论假说,列举和分析了相关研究证据。
2.Gould,D. & Krane,V.(1992). The arousal-athletic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T.S. Horn(Ed.),Advances insport psychology(pp.119—142). Champaign,IL:Human Kinetics.该节集中讨论了焦虑、唤醒与运动成绩的关系。
3.Hanin,Y.L.(1989). Interpersonal and intragroup anxiety in sports. InD. Hackfort & C.D. Spielberger(Eds.),Anxiety in sports:An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pp.19—28). New York:Hemisphere.该节介绍了最佳功能区理论,讨论了竞赛焦虑与运动成绩的关系。
4.Hardy,L.(1990). A catastrophe model of performance in sport. In J.Graham & L. Hardy(Eds.),Stress and performance in sport(pp.81—106).New York:Wiley. This chapter reviews the catastrophe model of anxiety and per-formance.该节介绍了突变模型的理论及相关研究。
5.Jones,G. & Swamn,A.B.J.(1995). Predispositions to experience debilitative and facilitative anxiety in elite and nonelite performers. The Sport Psychologist,9,201—211.这篇论文阐述了促进性焦虑和阻碍性焦虑与运动水平的关系。
6.Martens,R.,Vealey,R.S. & Burton,D.(1990). Competitive anxiety insport. Champaign,IL:Human Kinetic Publishers.该书介绍了多维焦虑理论,还介绍了《运动竞赛焦虑测验》和《竞赛状态焦虑量表》的研制过程和两个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讨论应用这两个量表进行研究的成果。同时,提供了这两个量表。
7.Woodman,T. & Hardy,L.(2001). Stress and anxiety. In R. N. Singer,H. A. Hausenblas & C.M. Janelle(Eds.),Handbook of sport psychology(2 nd ed. pp.290—318).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该论文介绍了应激与焦虑的概念、来源、测量方法,讨论了应激、焦虑与操作成绩关系,分析了相关领域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