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7-1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欧洲冠军杯上拜仁队哈桑·萨利和哈米季奇庆祝进球)
人格(或个性)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但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应用这个词才是比较准确的呢?首先,是在评价人的行为的时候;其次是当谈论的不是某个人行为的偶然特点,而是这个人行为经常的、习惯的特点的时候;第三是当谈论到某个人对世界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时候,才应用人格这个词。比如,一个运动员在老师提问的时候总怕问到自己,一到比赛前就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时常担心自己说出不得体的话或做出不得体的事,比赛失利后很久都不能平静下来,遇到为难的事总是举棋不定,这些行为表现成为他在不同情境中稳定的、一致的行为模式时,我们就可能认为他具有容易焦虑的人格特征。再如,另一个运动员有十分广泛的兴趣和爱好,很健谈,常说笑话给人听,朋友聚会时总是手舞足蹈,尽情享受,结交陌生人时总是很主动,十分喜欢出外比赛和社交活动,我们就可能认为他具有偏于外向的人格特征。
人格是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含义十分丰富。有人将它理解为人类思维、情感和活动的性质、特色和遗传基础;有人将它理解为情绪、智力和性格(如诚实、勇敢等)的混合;带有更多行为主义色彩的心理学家则认为,人格不是一种内在的东西,而是对人的有组织的典型行为的外在观察模式(参见彭凯平,1989,365页);还有人将人格理解为一个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带有一定倾向的、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这些特征构成了一个人和其他人所不同的精神面貌(全国九所综合性大学《心理学》教材编写组,1982)。这里,“总和”意味着人格反映了人的心理特征的各个方面,标志着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异同之处;“稳定”意味着人格一旦形成,会在极广的时空范围内不断显露出来,使得在不同条件下预测人的行为成为可能。本章将介绍心理学家对运动员进行人格评价的不同看法,讨论人格评价工作在运动员心理选材和心理咨询中的意义,分析运动员与一般人的人格差异以及不同运动项目、不同运动任务、不同运动水平与运动员人格的关系,预测运动员人格研究的发展趋势。
人格(personality)是个人独特的内在的动力组织及其相应的行为模式。心理学中关于人格的研究有4大学派,即心理动力学派、行为主义学派、人本主义学派和特质学派(Gleitman,1991)。目前广为流行的各种人格测验主要是特质学派(trait approach)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产物。特质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尔波特(GordonAllport,1897—1967)、卡特尔(Raymond B.Cattell,1905—)和艾森克(Hans J.Eysenck,1916—1997)。
在研究运动员的人格时,运动心理学家更多的是沿着特质学派的思路进行探索的。所谓特质(trait),是个体有别于他人的基本特性,是人格的有效组成元素,也是测定人格时常用的基本单位。下面,我们对特质学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做一简要介绍。
阿尔波特认为,人格是可以测量的心理现象,测量的最小单位是特质。特质构成了一个人完整的人格结构,体现了人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它使一个人对不同事物以相同的方式进行反应,因而使每个人具有独特的行为一致性。有的运动员一到比赛时就产生过分的情绪紧张,从而导致失利。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不良后果呢?是焦虑这种人格特质。阿尔波特(1937)曾将人格分为共同特质(common traits)与个体特质(unique traits),其中,个体特质又分为首要特质、中心特质和次要特质。
卡特尔是美国心理学家,主张特质理论。他把特质看做是人格的积木,并将其分为表面特质和根源特质。表面特质(surface trait)是彼此关联的、可以通过观察得到的行为或特征的集合。例如,受的教育越正规,看的电影就越少。这种观察到的资料是表面的东西,解释不了什么。它们是简单的一类特性组合在一起,这样的特性可能有许多根源。根源特质(source trait)是决定表面特质、支配个人一贯行为、作为行为或特征根源的基本人格因素,它们是个体人格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每一表面特质由一个或多个根源特质引起,一个根源特质能影响到几个表面特质。为了寻找和确定这些根源特质,卡特尔首先从字典中收集了17953个描述行为的形容词。他认为,如果能够收集到描述行为的全部词汇,就可以了解整个人格体系。通过对同义词的分析,他把这些词汇简化为4504个“真正”的特质,再进一步简化为171个特质词。又通过统计学的因素分析,得出31个表面特质和12个根源特质,在其后的工作中又发现和补充了4种特质,构成了总共16项人格因素(表7-1)。他还设计了《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问卷》,以测量这16种人格因素。卡特尔认为,每个人身上都具备这16种人格特质,只是不同的人表现的程度不同;人格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量上的差异。
表7-1 卡特尔的16种人格因素
英国心理学家艾森克在人格理论方面的贡献可与卡特尔相提并论。他们都采用因素分析法来研究人格结构,都发展了人格特质理论。艾森克与卡特尔有两点不同:一是他比卡特尔强调的特质维度少;二是卡特尔强调根源特质,而艾森克则更强调较高层次的次级表面特质。艾森克提出人格的三个基本维度,即外倾性、神经质、精神质。人们通常用首写字母E(extraversion,外倾性)、N(neuroticism,神经质)和P(psychoticism,精神质)来代表这三个维度。他还编制了《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简称EPQ),专门用于测量这三个基本特质维度的个体差异。与《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问卷》相比,《艾森克人格问卷》(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 )在美国人格心理学研究中的成果相对较少,但在运动心理学文献中它却显得非常重要(Cox,1985)。
尽管卡特尔通过因素分析得到了16种人格特质,艾森克通过因素分析得到了三种人格特质,且在心理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多年来特质学派人格心理学家对于应当用哪些人格维度和多少人格维度来解剖和描述人格,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Vernon,1964)。
经过漫长的探索,诺曼(Norman,1963,1967)等一批人格心理学家似乎逐渐达成了共识,认为人格维度有5个。1949年至1981年的人格维度研究表明(John,1990),以下五大特质因素是这些研究的共同归宿:神经质(neuroticism)、外倾性(extraversion)、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随和性(agreeableness)和意识性(conscientiousness)。为便于记忆,可将这五大人格特质因素的英文首字母构成OCEAN一词,意为“人格的海洋”,中文可称大五人格(Big Five Personality)。
五因素模型的效度证据主要来自以下6个方面的研究成果:第一,跨文化的一致性;第二,自我评定与他人评定之间的一致性;第三,与动机、情绪及交往技能量度的一致性;第四,人格障碍诊断的功能;第五,遗传影响;第六,跨时间测量的稳定性。大五人格的发现与确认,被认为是“人格心理学发展的转折点”(McCrae & John,1992,p.177)。
目前,许多人格心理学家倾向于采用科斯塔与麦克雷编制的《NEO人格问卷修订本》( NEO-PI-R;Costa & McCrae,1992 )来测量这5大特质因素。该量具包括240个条目,每一条目有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5级选项。除了可以计算5个特质因素分数以外,还可计算每个因素包括的6个亚因素分数(表7-2)。
表7-2 五因素模型的主因素和亚因素
体育科学和心理科学的研究者在进行运动员人格研究时,探索的主要问题有:运动员是否存在别于一般人的人格特质?不同性别、不同项目、不同水平的运动员,其人格特质是否有所不同?是否能够利用人格特质来预测运动成绩?是否能够利用人格特质来预测选拔运动员?训练竞赛是否能够改变运动员的人格特质?体育锻炼是否能够改变运动员的人格特质?他们大量使用了《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问卷》和《艾森克人格问卷》。主要原因是,这两种测验具有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较好的心理测量学特征,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遍承认和广泛应用。此外,这两种测验相对而言也比较简短,并有了中国修订本和比较常模。
1980年,摩根(Morgan,1980a)在一篇题为《运动人格学:轻信还是怀疑》的论文中指出,许多体育运动心理学家对于人格研究的有效性采取了一种较为极端的态度:有些研究者认为通过人格特征的测验,可以准确预测运动成就,因此,他们积极主张利用人格测验结果预测运动成就(Ogilvie & Tutko,1966);另一些研究者则对此持怀疑主义态度,他们对人格测验的预测功能不以为然(Rushall,1973;Kroll,1970;Martens,1976)。摩根(Morgan,1980b)和凯因(Kane,1980)则采取一种中间态度,他们认为,如果人格研究设计合理,则在运动员人格特征和运动成绩之间可发现微弱的但可靠的相关。
关于运动员人格研究的轻信态度和怀疑主义的争论进行了许多年,考克斯认为(Cox,1994),这种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人格特征不是预测运动成绩的强有力的预测指标,但它仍不失为一个预测指标。以我们对人格本质的认识,没有理由期望在人格特征与身体技能间会有一个高相关。一个人的人格特征在众多影响运动成就的因素中只是一个因素。
在第一章中我们曾经提到,在竞技体育领域,选材包括心理选材是一个受到高度关注的科研方向。所谓心理选材,是指采用心理学的指标和方法,将具有发展潜能的人选入运动员训练体系的过程。了解运动员的人格特征,区分不同项目运动员之间的人格差异,可以使我们在科学的基础上预测运动员的行为,为运动员的选材提供参照系。以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表明,人格受遗传因素影响(Buss & Plomin,1984;Floderus-Myrhed,Pedersen & Rasmuson,1980;Zucherman,1987),这一研究结果不但支持了人格特质理论,也为将人格作为选材指标提供了逻辑依据。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体育运动心理学工作者进行了一些运动员人格特征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谢三才等人(1984)对射击运动员的研究,邱宜均等人(1984)对短跑运动员的研究,姒刚彦等人(1984)对跳水运动员的研究,吴友莹等人(1986)对体育专业大学生的研究,方兴初等人(1986)对上海地区世界冠军和世界纪录创造者的研究,孙波等人(1986)对女子柔道运动员的研究,周工等人(1987)对划船运动员的研究,余敏克等人(1987)对摔跤运动员的研究,邓壮等人(1988)对无线电测向运动员的研究,丁雪琴(1990)对足球运动员的研究,秦志辉(1990)对男子足球运动员的研究,任丙男等人(1990)对男子乒乓球运动员的研究,卞薇(1991)对女排二传手的研究,魏运柳(1991)对女子无线电测向运动员的研究,石岩(1992)对324名运动员的研究以及张力为等人(1994)对女子游泳运动员的研究等。这些研究多采用16PF作为测量工具(石岩的研究采用的是《感觉寻求量表》和《艾森克人格问卷》),所得结果全面描述了运动员的人格特点,有些研究还比较了不同项目运动员和不同性别运动员的人格差异,对运动员的心理诊断和心理选材工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是,也应当看到,仅是全面描述出优秀运动员的人格特征,还不能解决选材的全部问题,比如,在多个与众不同的人格特征中,哪个或哪些特征是更重要的?这些人格特征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遗传的影响,但毫无疑问,也会受到环境影响,长期的运动训练和比赛是否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运动员的人格?运动员的这些人格特征同运动成绩有什么关系?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然是与将人格特征作为选材指标有联系的。
心理咨询是一种通过辅导达到教育目的和学习目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通过面对面的交谈,咨询员根据受辅者的背景和需要,帮助受辅者了解自己,认识环境,解除困惑,完善人格,体现潜能。而针对运动员的心理咨询往往是学校代表队和专业运动队加强训练、准备比赛的迫切需要。
在对运动员进行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咨询员首先需要全面地了解和把握咨询对象的背景情况,如发展状况、心理状况、训练比赛状况、人际关系状况以及健康状况等。人格测验(personality test)是常用的一种分析和掌握咨询对象心理状况的工具。使用人格测验来了解运动员的人格发展情况,费时少,也比较准确,因此,人格测验可以用来作为帮助运动员进行心理咨询和心理调节的依据之一(石岩,1992)。当然,通过同运动员的长期接触,如观看训练和比赛,进行咨询等,也可以逐步了解运动员的人格特征,但费时较多,也缺乏量化评价。
尽管人格测验和评价有以上好处,但在使用过程中亦应注意:
第一,不要滥用人格测验。人格测验是为了帮助咨询员进行诊断和分析,如果通过与咨询对象的交谈对其问题已形成明确的看法,就可以放弃不必要的人格测验。过多的心理测验容易破坏咨询过程的自然气氛,妨碍咨询顺利进行(张人骏、朱永新、袁振国,1987)。
第二,处理好利用人格测验了解情况和利用交谈了解情况的关系。通过人格测验了解情况不能代替通过交谈了解情况。通过交谈了解运动员情况往往更为自然,更为细致,更有针对性,但费时较多。
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几篇综述性论文,试图澄清人格特征与运动成绩的关系。大多数论文分析的结果是:人格特征与运动成绩的某些方面存在相关关系。大多数作者还指出,这种相关不一定是因果性的。比如,即便从统计学的意义上发现了运动水平与外向性格存在可靠相关(Kane,1980),也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认为一种特殊的人格特征作为原因,引发了运动成绩的提高(张力为,1991;Cox,1994),这是一般的统计学常识。
考弗尔和约翰逊(Cofer & Johnson,1960)曾对不同运动群体的人格研究进行了综述,但却有意识地避免从中归纳出任何运动员的人格特征。与此相反,奥吉尔维(Ogilvie,1968,1976)在回顾了许多运动员人格问题的研究之后,提出有8种人格特征同运动成绩紧密相关。这8种人格特征是:情绪稳定、意志坚强、自觉、自律、自信、低焦虑、信任感和外向。库伯(Cooper,1969)曾对1937年至1967年所进行的此类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运动员具有非常明显的成就定向特征,还具有外向性、支配性、自信、竞争性、低焦虑、低强迫性、能忍痛等人格倾向。1973年,哈德门(Hardman,1973)对1952年至1968年间进行的27项研究进行了总结,这些研究均采用16PF作为测试量具,共计42个样本。他发现,参与体育运动的现象同高智力、容易激动、好强固执、热情投入、权宜敷衍、畏缩退却、处世多疑和紧张性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哈德门发现,在二级因素中,参与体育运动同低焦虑和独立自主性相关,参与体育活动与外倾性的关系因运动项目不同而有所不同。实际上,在对哈德门的结论进行认真分析后不难发现,只有一级因素中的高智力同参与体育活动有着稳定的高相关。
迄今为止,似乎还是摩根(Morgan,1980b)对于运动成绩和人格特征关系的综述研究最具广泛性和深刻性。在1968年举行的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上,凯因(Kane,1970)曾提出具体数据,表明人格特征可以说明参与体育活动所有方差中的20%。也是在这届大会上,拉什尔(Rushall,1970)却提出,人格特征并不是预测运动成绩的强有力指标。摩根的立场(Morgan,1980b)实际上是倾向于凯因的意见而不同意拉什尔的观点。当然,摩根并不是认为可将人格作为预测运动表现的精确指标,而是认为,如果能够同其他因素如生理因素和环境因素一起考虑,人格特征对于预测运动表现是有作用的。他坦率地承认,运动表现的总方差中,有50%—75%的方差不能得到人格特征的解释。尽管如此,他指出,这同时意味着25%—50%的方差可以通过人格特征加以解释。摩根以下述这段话作为对自己观点的总结:
本综述研究表明,在许多心理状态和人格特征方面,运动员与一般人是有区别的,如果研究对象是高水平运动员,则这些区别就会变得更加明显。不同运动水平的运动员其人格特征是否也有所不同?对此,研究者的意见似乎就不那么一致了。无论如何,如果考虑到行为反应会受到某种扭曲,如果是采用多因素技术而不是单因素技术来分析所得结果,那么,就可以发现一些稳定的心理方面的差异。当然,也可以看到,本研究探讨的运动表现的总方差中有50%—75%的方差得不到解释。因此,单纯依靠状态模式、特质模式或状态—特质模式来预测运动行为都是不合适的。例如,很明显,许多生理变量对于运动成绩来说就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66页)
总之,我们可以看出,在运动员人格研究领域,研究者的争论是多方面的,这不但是由于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而且同理论观点的不一致性有关。
运动员同一般人在人格的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Geron,Furst & Rotstein,1986),但这些特征究竟是有利于运动员还是有利于一般人,却是没有定论的。斯车尔、阿什雷和乔伊(Schurr,Ashley & Joy,1977)的研究表明,和一般人相比,参加集体或个人项目的运动员更具独立性,更为客观,更少焦虑。哈德门1973年的综述研究(Hardman,1973)也清楚表明,运动员的智力比一般人的平均水平更高些。除此之外,库伯(Cooper,1969)对运动员的描述是,运动员比一般人更为自信,更具竞争性,更为外向。摩根(Morgan,1980b)和凯因(Kane,1976)指出,运动员是更为外向的和低焦虑的。克林曼和希拉德(Clingman & Hillard,1987)曾对耐力项目运动员(长跑、游泳、自行车、铁人三项)的人格特征进行了研究,发现他们在成就动机、攻击性、自主性、恃强性、耐受性以及避免伤害等方面与一般人不同。马尼等人(Magni etal,1985)对优秀攀岩运动员的研究表明,和一般人相比,他们是低焦虑的、情绪更稳定的、低超自我的,并具有高度的感觉寻求特征。但是,石岩(1992)对不同项目324名运动员的研究表明,他们在感觉寻求量表上的得分与一般人并无显著差异。这两个研究者所得结果的不同或许是由于研究被试的不同造成的,马尼的研究被试是攀岩运动员,是特殊性更强的群体,而石岩的研究被试涵盖了16个运动项目,产生互相抵消效应的可能性更大。
感觉寻求特质是指寻求变化的、奇异的和复杂的感觉或体验的一种人格特质。这个特质反映了每个人所特有的稳定的寻求刺激的人格倾向以及所期望保持的理想唤醒水平。感觉寻求特质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存在,只是有强弱的差别。高感觉寻求者热衷于追求体力或精神方面的刺激,具有较低的生理可唤醒性,而低感觉寻求者总是信赖确切可靠和可以预知的事物,躲避那些没有把握和有风险性的事物,具有较高的生理可唤醒性。极限运动是一些富有刺激体验的活动,高感觉寻求者可以从中体验到一种快乐的满足,而低感觉寻求者则体验到一种极度的恐惧。
插图7-2 高空滑板是一项极富挑战的极限运动
最早研究感觉寻求特质的是美国心理学家朱克曼及其同事(Zucherman,Kolin,Price & Zoob,1964)。在20世纪60年代朱克曼主持编制了《感觉寻求量表》(Sensation Seeking Scale,简称SSS),1979年推出《感觉寻求量表第五式》(SSS-V),1984年第五式修订本问世。《感觉寻求量表第五式》由4个分量表构成,这4个分量表分别是:
——寻求激动和惊险(Thrill and Adventure Seeking,TAS),表示渴望参加激烈的、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户外活动。这些活动如飞行、赛车、潜水、登山等,大都是被社会所承认或接受的。参加这些活动的目的不在于竞争,而在于参与。
——寻求体验(Experience Seeking,ES),表示通过独立思维和感觉去寻求各种新异的体验。
——放纵欲望(Disinhibition,DIS),表示热衷于使人情绪亢奋的、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的活动。
厌恶单调(Boredom Susceptibility,BS),表示厌恶平庸乏味的人或事,讨厌重复和停滞。
虽然《感觉寻求量表》并不是专为体育运动研制的,但它是一种测评运动员人格的有效工具,特别适用于高风险性项目运动员的研究。海姆鲍等(Hymbaugh & Garrett,1974)发现,跳伞运动员在感觉寻求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跳伞运动员。斯特劳勃(Straub,1982)研究过80名男运动员(伞翼滑翔参加者33人、赛车选手22人、保龄球选手25人)的感觉寻求特质,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保龄球选手在总分和两个分量表分数上显著低于伞翼滑翔和赛车选手。罗兰德(Rowland,1986)的研究发现,高感觉寻求者比低感觉寻求者更喜欢参加具有高风险性运动(如高台跳水、高山滑雪、登山等);前者倾向于参加多种运动项目,后者则更喜欢长期坚持从事某一种运动项目。
张雨青等(1989)根据中国被试特点对《感觉寻求量表第五式》做了修订和标准化工作,制定了《感觉寻求量表中文版(SSS-VC)使用手册》。石岩(1992)和祝蓓里等(1994)分别采用SSS-VC对中国许多项目运动员进行了测查研究。由于这两个研究所测查运动员的项目等方面有一些不同,两个研究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在体育运动中应用SSS-VC的研究中,让人感兴趣的还是优秀运动员是否都是高或较高感觉寻求者,但是研究中也看到了一些优秀选手并不是这样。看来,问题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简单。
插图7-3 优秀运动员常常有着极其鲜明的人格特征(迈克·约翰逊)
邱宜均、贝恩渤(1984)用16PF进行的研究表明,男子优秀短跑运动员和对照组大学生相比较,情绪的稳定性更强,但更易墨守成规;女子优秀短跑运动员和对照组大学生相比较,聪慧程度低一些,更倾向于墨守成规,但更能从容待事。
周工、姒刚彦、刘莅听(1987)用16PF进行的研究表明,和常模相比较,中国男子划艇运动员在好强、投入、敢为、当机立断方面的得分较高;中国女子划艇运动员在好强、直率坦白和自信方面的得分也较高。
石岩(1992)用《艾森克人格问卷》对324名运动员进行的研究表明,运动员较一般人具有外向和情绪不稳定的人格特征。他还发现,男运动员诚实直率,女运动员则有掩饰倾向。
张力为、陶志翔、孙红标(1994)用16PF进行的研究表明,中国女子游泳运动员在怀疑性(L因素)上的得分低于常模,说明这些女子游泳运动员比常人更加信赖随和。
方兴初、周家骥(1986)曾对上海地区20名世界冠军、世界纪录创造者进行了16PF测验。结果发现,16项人格特征中有4项特征的高分(8—10分)频次和低分(1—3分)频次有可靠差异(表7-3),说明这些运动员的主要人格特征为:自信心、理智性、独立性、顽强性、好胜心均较强,并且轻松愉快,有耐心,有恒心,意气用事、拘谨等消极心理较少。
表7-3 20名世界冠军、世界纪录创造者的典型人格特征
方兴初、周家骥(1986)在该研究中还将上海地区20名世界冠军、世界纪录创造者具有的上述4项典型特征,与美国伊利诺州大学人格及能力测验研究所用16PF测验世界性运动会的美国优胜选手所得结果进行了比较(表7-4)。
表7-4 中、美运动员4项人格因素平均标准分的比较
他们发现,两国运动员在E、F因素上差别不大,均属高分特征;在I因素上,中美运动员有明显差异:美国运动员较为敏感,易感情冲动,中国运动员则较能理智地处理问题;在O因素上,中美两国运动员均属低分特征,但美国运动员比中国运动员更多自信,更少焦虑。方兴初、周家骥(1986)还指出,在美国伊利诺州大学人格及能力测验研究所通过对23种不同职业者进行16PF测验所制订出的不同职业人格因素模式中,世界性运动会优胜运动员O因素(分数越低表示自信心越强)得分与美国海军军校毕业生并列第21位(3.3分),仅比最低分的美国大学行政管理人员(3.2分)高0.1分,说明高自信心是优秀运动员突出的人格特征之一。
有必要指出,尽管大量研究支持运动员同一般人在许多人格特征方面有所不同的结论,但对什么人可算作运动员,却并无一致的意见。有些研究将参加大学代表队的人当作运动员,有些研究将俱乐部参加者算作运动员,有些研究将获得某种奖励的人算作运动员,等等。显然,如果对运动员的身份没有统一的认识和标准,将各研究结果进行相互比较时就会遇到困难,因为这些运动员至少在运动技能水平上具有很大差异。
不同运动项目中的运动员是否具有不同的人格特征,或者运动员的人格特征能否作为区分运动项目的指标?也许第一个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对健美运动员的研究。比如,亨利(Henry,1941)、瑟恩(Thune,1949)、哈罗(Harlow,1951)等人的研究表明,健美运动员总是怕自己的男性化不强,过于关心健康、体形、男性化等问题。但是,瑟若和格里尔(Thirer & Greer,1981)却对这种早期的刻板模型提出了质疑。在一项设计和控制得很好的研究中,他们发现中等水平和高水平的健美运动员成就动机水平很高,不愿意有所变化,除此之外,其他人格特征都无与众不同之处。他们并未发现过去研究所刻画的健美运动员的一般特征和消极特征。
插图7-4 射击运动员较为含蓄,足球运动员则较为外向(罗纳尔多)
科洛尔和克伦肖(Kroll & Crenshaw,1970)曾利用16PF对高水平的橄榄球、摔跤、体操和柔道运动员的人格特征进行了相互比较。结果发现,橄榄球和摔跤运动员与体操和柔道运动员有明显区别,橄榄球运动员与摔跤运动员的人格特征相似,体操运动员与柔道运动员、橄榄球运动员以及摔跤运动员的人格特征都有所不同。
与上述研究相似,辛格(Singer,1969)的研究发现,大学棒球运动员(集体项目)的几项人格特征同网球运动员(个人项目)有明显不同,网球运动员在成就动机、自主性、恃强性和攻击性方面的得分更高,在顺从性方面的得分更低。
斯车尔、阿什雷和乔伊(Schurr. Ashley & Joy,1977)的研究表明,集体项目运动员的人格特征与个人项目运动员有所不同。集体项目的运动员更为焦虑、外向,依赖性更强,更为警觉、客观,但更不敏感,更少想象力。他们的研究还发现,身体接触性运动项目(篮球、橄榄球、足球等)运动员的人格特征与非身体接触性运动项目(排球、棒球等)也有所不同。身体接触性运动项目的运动员独立性更强,自我的力量更弱。
中国学者对不同运动项目运动员的人格特征也进行了许多研究,比如,邱宜均、贝恩渤(1984)用16PF对优秀短跑运动员的研究表明,男子短跑运动员在恃强性(E因素)和兴奋性(F因素)上的得分比篮球运动员高,而在自制性(Q3)上的得分比篮球运动员低;在稳定性(C因素)和兴奋性(F因素)上的得分比排球运动员高;在聪慧性(B因素)、恃强性(E因素)、兴奋性(F因素)和敢为性(H因素)方面比足球运动员得分高;在乐群性(A因素)和兴奋性(F因素)上比射击运动员得分高,而在有恒性(G因素)、独立性(Q2因素)和自制性(Q3因素)方面的得分比射击运动员低。邱宜均、贝恩渤(1984)的研究还表明,女子优秀短跑运动员在乐群性(A因素)和敏感性(I因素)上的得分较篮球运动员高;在乐群性(A因素)和幻想性(M因素)上的得分比排球运动员高;在有恒性(G因素)、敢为性(H因素)、世故性(N因素)、独立性(Q2因素)和自制性(Q3因素)上的得分均较射击运动员低。
再比如,张力为、陶志翔、孙红标(1994)用16PF进行的研究发现,游泳运动员在聪慧性(B因素)上的得分高于划船运动员和排球运动员;在稳定性(C因素)上的得分低于划船、短跑和射击运动员;在兴奋性(F因素)上的得分低于跳水运动员;在有恒性(G因素)上的得分低于射击运动员;在怀疑性(I因素)上的得分低于划船、篮球、排球和射击运动员;在幻想性(M因素)上的得分高于篮球运动员但低于排球运动员;在世故性(N因素)上的得分低于射击运动员;在实验性(Ql因素)上的得分高于跳水运动员;在独立性(Q2因素)和自制性(Q3因素)上的得分低于射击运动员。
总的来说,以上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张力为、李翠莎,1993):
第一,运动项目不同,运动员的人格特征也有所不同,如根据原始分数的比较,中国男子足球运动员较为外向,更愿意与他人合作,相比之下,中国男子射击运动员则更为冷淡和含蓄。这说明运动项目特征和运动员的人格特征有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应当指出,这种差异既可能是由于长期训练造成的,也可能是运动员参加体育运动过程中自然选择和自然淘汰的结果,还可能有其他未知因素的影响,我们尚无充分证据来支持其中任何一种可能性。
第二,上述不同运动项目运动员在人格特征方面的差异,仅仅表现在人格特征的少数方面,大多数人格特征方面是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可靠差异的。
既然前一节我们讨论了运动项目与运动员人格特征的关系,那么很自然地就会引出另一个问题:在同一运动项目中,运动员的人格特征是否会因所担负的任务不同而有所不同?在集体运动项目中,功能专门化的现象是十分普遍和明显的。比如,在垒球中,需要根据运动员的利手情况来安排外场手;在排球中,主攻手和二传手的功能分工也是泾渭分明的;足球运动中,守门员同前锋的任务性质亦有本质的区别。显然,运动员是否因分工不同而有不同的人格特征这个问题,不但是体育运动心理学家的兴趣所在,体育管理人员和教练员也会十分关注。
1987年,考克斯(Cox,1987)对担负不同任务的157名女子排球运动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路拦网手、侧路主攻手和二传手绝大部分人格特征较为接近,仅有的区别表现在她们的注意特点方面。和中路拦网手、侧路主攻手相比,二传手有更广阔的内部注意,在同一时间分析多个问题的能力更强。也许这些特征同二传手所面临的任务有关:她必须根据前排主攻手以及对方防守运动员的优点和缺点决定进攻的战术,组织进攻的行动。
斯车尔等人(Schurr et al,1984)也曾进行过此类研究,他们利用《美耶斯—布里格斯类型问卷》( Myers-Briggs Type Inventory,MBTI )进行的测试发现,在判断力和知觉理解力方面,橄榄球边线运动员和后场运动员有明显的差异。边线运动员表现出更有组织性,更实际;而后场运动员则更为灵活,适应性更强。有趣的是,在进攻性边线运动员和防守性边线运动员之间没有可靠的差异。
总的来说,有关同一运动项目不同位置运动员的人格差异的研究资料不是很多,但这一问题对于体育管理人员和教练员来说是具有实际意义的。
许多证据表明,高水平运动员人格特征与一般运动员有区别,摩根等人对长跑、摔跤和划艇运动员的研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Morgan & Costill,1972;Morgan & Johnson,1977,1978;Morgan & Pollock,1977;Nagle,Morgan,Hellickson,Serfass & Alexander,1975)。尽管如此,在任何一个运动项目中,采用人格特征来区分优秀运动员和一般运动员的尝试并不是特别有效(Morgan,1980b)。比如,克洛尔等人对大学摔跤运动员和柔道运动员的研究(Kroll,1967;Kroll & Carlson,1967)就未能将优秀运动员和一般运动员区别开来。拉舍尔(Rushall,1972)对橄榄球运动员的研究、辛格(Singer,1969)对网球和棒球运动员的研究以及克瑞黑德等人(Craighead,Privette & Byrkit,1986)对高中男子篮球运动员的研究也未能将优秀运动员和一般运动员区别开来。
斯车尔等人(Schurr et al.,1977)的研究结果也表明,采用16PF的二级因素进行统计,未能发现在人格特征和运动成绩间存在相关,因此,似乎也无充分理由期望采用16PF的人格特质进行统计能够将运动水平高一些的和运动水平低一些的运动员区分开来。但实际上,这两个组的运动水平都是相当高的,或者说,这些运动员运动水平的标准差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要发现运动水平与人格特征之间的相关当然是很困难的事。这一点在威廉姆斯和帕金(Williams & Parkin,1980)的研究中得到了确认。他们采用16PF对18名国际水平的、34名国家水平的和33名俱乐部水平的冰球运动员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国际水平运动员的人格特征同俱乐部水平的运动员有明显差异,但国家水平运动员的人格特征同另外两组运动员均无差异。
图7-1 人格特征与运动成绩关系的金字塔
引自Silva,1984
西尔瓦(Silva,1984)对此现象提供了一种看上去有些道理的解释。他认为,如图7-1所示,当运动员从运动技能水平的金字塔底部移向塔尖时,他们之间的人格特征和其他心理特征也越来越接近,而在体育运动的初学阶段,运动员心理特征的差异很大。但是,通过自然选择的过程,某些人格特征会增加运动员向高水平迈进的可能性,有些人格特征则会阻碍这一进程,在运动员人格特征金字塔的每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运动员人格特征的相似性也越来越强。
加兰德和巴里(Garland & Barry,1990)也曾进行了一项类似的研究,他们将272名美国大学橄榄球运动员分为水平高低不同的三个组,即场上队员、替补队员和团体成员,结果发现,意志力、外倾性、依赖性和情绪稳定性4项人格特征解释了技能水平方差的29%(r=0.54)。这虽不是高相关,但却明显比过去研究报道的相关要高。但是,戴卫斯(Davis,1991)在1991年报道,人格特征不能预测职业冰球运动员的运动水平。
看来,这类研究的结果很不一致,但我们有理由预测,运动员运动水平的差距越大,发现运动员人格特征和运动成绩之间的相关关系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这种可能性就越小。能否发现运动水平与运动员人格的相关关系,似乎极大地取决于被试运动水平差距的大小。
在体育运动心理学的研究中,人格是最早受到关注的传统领域,得到了最广泛的探讨和应用。其原因有三:一是受科学心理学研究方向的影响;二是对于一般性的研究来说,研究手段简便易行,只需利用现成的标准化量表,根据测验手册的要求,对某一群体施测,再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即可达到研究的基本目的;三是运动员人格特征的评定往往是进行心理训练、心理咨询和心理选材工作的基础。
人格研究作为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课题,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一度成为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的主流。但是,自80年代以后,人格研究所占比例明显减少,到了90年代,研究数量在急剧减少,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趋势。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人格问题不重要,但它至少提示了两点:一是体育运动心理学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不断产生了新的研究兴趣,开发了新的研究领域;二是没有明确理论导向的单纯的人格测验和描述,已不能满足体育运动心理学发展和体育运动实践的需要,也不再为体育运动心理学的科学研究所承认。体育运动领域的人格研究需要在理论构思和测验方法上有所改进,并为体育运动的实践提供实际的帮助。
中国体育运动心理学在经历了10年的人格研究热潮之后,也开始对这类研究的成果、价值和不足进行反省。汤志庆和陆建平曾尖锐指出(1992),我们对这个课题的研究还处于初创阶段,无论是理论上的基础研究,还是方法论上的探讨,以及运动实践中的运用,都还是在较浅的层次上进行的。就研究方法的层次而言,我国目前对优秀运动员人格特征的研究还处于描述性阶段,对关系性和因果性研究很少涉及,只是客观地描绘出优秀运动员的人格特征图像,根本没有再进一步探讨这些人格特征形成的原因以及它们与运动成绩的关系,而后者恰恰是运动员人格特征的价值所在。应当说,这一批评是很中肯的。
如果要探讨运动员人格形成的原因,就要求研究者或是进行有控制的实验,或是进行长期的观察,或是根据对该运动项目的深刻理解做出逻辑分析。前两种方法费时费力,后一种方法要求研究者非常熟悉所研究的运动专项,这些都是对研究者的极大挑战,是比较困难的工作。如果要探讨运动员人格特征与运动成绩的关系,虽然可以较为省时省力地进行相关统计,但研究设计中需要选择运动水平差异较大的被试进行分组,但可惜许多研究并未考虑这一问题,仅仅选择了运动水平十分相近的被试。总的来说,中国体育运动心理学在人格方面的研究需要更新思路。
体育运动领域中的人格研究主要依两个方向进行:横向比较研究(cross sectional study)和纵向追踪研究(longitudinal study)。横向比较研究主要是比较运动员和一般人之间的区别以及不同运动员之间的区别,并探讨人格特征与运动成绩的关系,本章前面论及的研究大部分属于这一类横向比较研究。
纵向追踪研究主要是探讨体育活动对人格的影响,例如,沃纳和古特黑尔(Werner & Gottheil,1966)对340名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军校学员和116名不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军校学员进行了4年的跟踪,通过16PF的测试,并未发现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对军校学员的人格有可靠性的影响。
吉克林(Jickling,1977)曾对50名16—37岁的男子进行跟踪研究,通过16PF的测试,发现他们在参加了野外求生训练之后,其人格产生了积极的变化,变得更加开朗、大度、坚定和坦率。野外求生训练是探险性的活动,可能会对人的人格带来较强影响,但它不是大众化的体育活动,参加的人数较少,因此,其结论的外推范围受到较大限制。
毛志雄、张力为(1994)通过对从事不同比例的体育课程学习和文化课程学习的大学生进行的纵向跟踪研究,考察体育活动对人格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体育学院学生和一般大学学生在大学就学期间,其人格的部分因素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了他们自我完善的过程,也有助于他们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和服务社会,这是主流。但也有个别方面如实验性因素的变化是消极的,不利于他们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和服务社会。该研究还发现,从事不同性质的体育课程学习和文化课程学习,对学生人格发展的影响只在L因素(怀疑性)方面有所不同,提示不同性质的学习活动对学生人格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仅限于人格的个别方面,影响的范围不是很大。
邱宜均指出(1986),体育运动心理学关于体育活动与人格发展的研究过于侧重横断面的比较研究,纵向追踪研究甚少。而要探讨体育活动对人格发展的影响问题,横断面的研究往往受到方法学上的限制,只能阐明两者的相关关系,难以解释两者的因果关系。为了对体育活动与人格发展的关系问题有一更为深入的认识,更多地进行纵向追踪研究是必要的。汤志庆和陆建平也指出(1992),目前大量的研究缺乏预测性功能,效度准则往往选择运动员已有的运动成绩,而不是以他们未来的运动成绩作为测试结果的准则或参照物。这种一次性的研究方法降低了它本身的价值,因为研究结果不能有效地预测运动员发展的可能性,同样不能给教练员提供取舍的有用信息,使得人们对这一研究的可靠性和实用性产生怀疑。显而易见,要取得预测效度的证据,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收集运动员在一段时期内的运动成绩数据,这不是一次性的横断研究力所能及的。
维雷在1989年(Vealey,1989)发表了一篇综述文章,回顾了自1974年到1987年间所进行的人格研究,并以此为依据讨论了体育运动领域人格研究的发展趋势。她的综述研究表明,体育运动领域的人格研究已经从对人格特征与运动行为关系的关注转向对环境、人格、运动行为之间交互作用情况的关注,这种研究取向被称为研究人格特征对运动表现影响的交互作用模式(interactional model)。交互作用模式不是一种人格理论,而是由包尔斯(Bowers,1973)和凯伦(Carron,1975)首先提出的一种观念。他们认为,为了理解人格特征、运动表现以及环境影响之间的复杂关系,应当采取一种关注情境特殊性的研究取向。
图7-2 人格因素和情境因素对运动员行为的影响
引自Cox,1994,p.44
运动员都是带着自己基本的人格特征开始从事体育运动的。但是,最关键的因素并不是运动员本身的人格,而是运动员所处的具体情境。比如,篮球比赛还有最后3秒钟,双方打成平局,由你主罚唯一的一个罚球,这时,你肯定会紧张。不论你的特质焦虑分数是高是低,不论你是否是一个有高焦虑特质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你都要紧张。你的基本人格影响运动表现的程度将取决于人格特征和具体情境的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的关系可用图7-2表示。图7-2中,整个圆圈代表影响运动表现的所有因素,运动员的人格只占一小部分。另一小部分是与具体情境直接相关的因素,它同运动员的人格没有关系。圆圈剩下的部分代表运动员人格与具体情境的交互作用。如果将运动员人格、具体情境以及两者之间交互作用这三大因素叠加,则这些因素可以解释运动员行为的30%—50%。但假如我们仅仅考虑运动员的人格因素,那么只能解释运动员行为或运动成绩的10%—15%。
显然,加入了情境因素以后,我们可以对运动员的行为有更多的理解和更准确的解释。但是,圆圈中的最大部分仍被未得到说明的因素占据着。不应把这种不确定性解释为人格因素对运动成绩不重要。它只表明,运动成绩还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如身体能力、运动能力以及任务难度等(Cox,1994)。
利用交互作用的模式,体育运动心理学的研究者便能够为优秀运动员确定他们的心理图像。在图7-3中的10项心理因素中,有3项是人格特质,其余7项是心境状态。这10项心理因素能够有效地预测运动员的运动表现。
图7-3 成功运动员和不成功运动员的心理图像
引自Morgan,1979b
比如,西尔瓦等人198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Silva,Shultz,Haslam & Murray,1981),美国少年摔跤队的入选队员与未入选队员相比,在抑郁、气愤、疲劳及困惑等方面得分较低。总的来说,入选队员比未入选队员有更积极的赛前情绪状态,采用交互作用模式,这10项因素区分入选队员和未入选队员的整体预测准确性为80%,预测增益为26.67%(基值比率为53.33)。与此相似,西尔瓦等人1985年(Silva,Shultz,Haslam,Martin & Murray,1985)的另一项研究发现,美国奥林匹克摔跤队的入选队员在紧张、抑郁、气愤、疲劳和困惑等方面的得分比未入选队员低,在心理活力方面的得分比未入选队员高。采用交互作用模式,这10项因素区分入选队员和未入选队员的整体预测准确性为78%,预测增益为39%。在这两项研究中,如果将生理因素也列入计算,则判别正确率还可以更高。
以交互作用模式为基础,摩根等人(Morgan,1979a,1980;Morgan & Johnson,1977,1978)提出了一个心理健康模式(mental health model)。他们认为,和不大成功的运动员相比,成功的世界水平的运动员一般来说具有更加积极的心理图像。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所有成功的运动员都是心理健康的,而所有不大成功的运动员都是心理不健康的。心理健康模式预测,运动员的成功与积极的心理健康状况呈正比关系,与心理病理状况呈反比关系。具体地说,具有神经质、焦虑、抑郁、内向、困惑、疲劳等特征的运动员比没有上述心理特征的运动员成绩差。
摩根在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的第二个重要概念是代表优秀运动员心理特征的“冰山图像”(iceberg profile)。实际上,冰山图像是心理健康模型的一个方面,它的特殊意义在于,它反映了心理因素和运动成绩中间的重要关系。在《心境状态量表》( Profile of Mood States,POMS )的测验成绩中,成功的世界水平的运动员在所有消极心境状态项目(紧张、抑郁、气愤、疲劳和困惑)的分数均低于T分数50,而在积极心境状态项目(活力)的分数则高于T分数50。因此,如图7-4所示,成功的世界水平运动员的心理图像看上去很像一座冰山,相比之下,不太成功的运动员其心理图像显得相当平缓。
图7-4 优秀运动员的冰山图像
引自Morgan,1979b,p.183
许多研究表明,这一冰山图像可以用来描述优秀运动员的心理特征。比如,摩根等人对女子长跑运动员(Morgan,O’Connor,Sparling & Pate,1987)和男子长跑运动员(Morgan,O’Connor,Ellickson & Bradley,1988)的研究,以及贝尔和霍尔对铁人三项运动员的研究(Bell & Howe,1988)都表明这一概念是有效的。
总的来说,优秀运动员在人格特质方面有低焦虑、低神经质和偏外向的特点,在心境状态方面有低焦虑、低紧张、低抑郁、低气愤、低疲劳、低困惑和高活力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同积极的心理健康模式相一致的。
1.心理学中关于人格的研究有4大学派,即心理动力学派、行为主义学派、人本主义学派和特质学派。目前广为流行的各种人格测验主要是特质学派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产物。
2.以阿尔波特、卡特尔、艾森克为代表的人格特质学派认为,构成人格的最小单位是特质,特质可以测量。所谓人格特征就是那些具有跨情境一致性和跨时间稳定性的、能够表现一个人独特行为倾向的特质。
3.通过因素分析,卡特尔得出16种人格特质,艾森克得出三种人格特质。近来兴起的五因素模型则认为,最基本的人格特质有5种。
4.运动员人格研究中普遍采用了各种形式的人格测验,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问卷》(16PF)。
5.有些研究者认为对运动员的人格评价没有实际意义,有些研究者则认为通过对运动员的人格测验,可以准确预测运动成就。但更多的研究似乎表明,运动员人格与运动成绩仅有低度或中度的相关。
6.对运动员进行的人格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决定运动成绩的因素,预测运动员的运动行为,因而在运动员的心理选材中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不能过高估计这种了解和预测的作用。
7.在对运动员进行心理咨询的过程中,人格测验有助于对运动员人格特征的快速、全面的了解。
8.运动员的人格特征在许多方面与一般人存在差异。运动员似乎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高自信心是优秀运动员的共同的人格特征之一。
9.不同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之间也存在人格差异,这说明不同运动项目的训练比赛特点可能与运动员人格有关。但一般来说,不同运动项目运动员的这些人格差异只表现在人格特征的少数方面。
10.同一运动项目中,运动员的人格特征也会因场上任务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这也说明,运动任务的特点与运动员的人格有关。
11.有些研究表明,高水平运动员的人格特征与一般运动员有区别,但也有一些研究发现,人格特征无法用来准确预测运动成绩。西尔瓦提出,当运动员从运动技能水平的金字塔底部移向塔尖时,他们之间的人格特征和其他心理特征也越来越接近。因此,运动员运动水平的差距越大,发现运动员人格特征和运动成绩之间的相关关系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这种可能性就越小。
12.在运动心理学的研究中,人格是最早受到关注的传统领域,得到了最广泛的探讨和应用。原因是:第一,受母科学心理学研究方向的影响;第二,此类研究简便易行;第三,运动员人格特征的评定往往是进行心理选材、心理训练和心理咨询的基础。
13.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人格研究的数量在不断减少,这提示:第一,运动心理学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不断产生了新的研究兴趣,开发了新的研究领域;第二,没有明确理论导向的单纯的人格测验和描述,已不能满足体育运动心理学发展和体育运动实践的需要。
14.体育运动领域中的人格研究主要依两个方向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和纵向追踪研究。横向比较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主要是比较运动员和一般人之间的区别以及不同运动员之间的区别,并探讨人格特征与运动成绩的关系,而纵向追踪研究主要是探讨体育活动对人格的影响。今后,有必要进行更多的纵向追踪研究。
15.体育运动领域的人格研究已经从对人格特征与运动行为关系的关注转向对环境、人格、运动行为之间交互作用情况的关注,这种注重情境因素的研究取向被称为研究人格特征对运动表现影响的交互作用模式。研究表明,采用交互作用模式可以大大提高对运动成绩的预测准确性。
16.以交互作用模式为基础,摩根等人提出了一个心理健康模式。他们认为,和不大成功的运动员相比,成功的世界水平的运动员一般来说具有更加积极的心理图像,即冰山图像,其主要特征是:优秀运动员在人格特质方面倾向于低焦虑、低神经质和偏外向,在心境状态方面倾向于低焦虑、低紧张、低抑郁、低气愤、低疲劳、低困惑和高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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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阅2000年以后的《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和《体育科学》,了解人格研究的主题。
2.如何判断优秀运动员与一般人的人格是否有差异?
3.运动活动可以改变运动员的人格特质吗?
4.体育锻炼可以改变锻炼者的人格特质吗?
5.你所从事的运动项目要求运动员具备哪些人格特质,为什么?
6.情境和特质对人的行为有何不同影响?
1.黄希庭:人格心理学。台北:东华书局(1998繁体字版);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简体字版)。该书为人格心理学专著,详细介绍了人格心理学的发展、研究、框架和应用。
2.珀文(周榕、陈红、杨炳钧、梁秀清译,2001):人格科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该书全面介绍了人格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和应用成果,可以帮助读者全面掌握人格心理学的专业知识。
3.石岩(2000):运动员人格。见张力为、任未多(主编):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进展(384—402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该章介绍了国内外运动员人格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探讨了运动员人格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指出了运动员人格研究未来的方向。
4.张力为、李安民(2000):特质学派及五因素模型与运动心理学人格研究。北京体育大学学报,1期,27-31页。该文指出了特质学派及五因素模型的局限性,提出了运动心理学人格研究的发展思路。
5.Auweele,Y.V.,Nys,K.,Rzewnicke,R. & Mele,V. V.(2001). Personality and the athlete. In R. N. Singer,H. A. Hausenblas & C. M. Janelle(Eds.),Handbook of sport psychology(2 nd ed. pp.239—268). New York:JohnWiley & Sons.该文全面回顾和分析了体育运动领域人格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成果,同时,还对今后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讨论。
6.Silva Ⅲ,J.M.(1984). Personality and sport performance:Controversyand challenge. In J.M. Silva Ⅲ and R.S. Weinberg(Eds.).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sport(pp.59—80). IL:Human kinetics publishers.该节介绍了人格的定义、运动员人格研究的一些争论以及主要理论范式等。
7.Vealey,R.S.(1989). Sport personology:A paradigmatic and methodolog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11,216—235.该文在Martens对1950—1973年运动员人格文献综述基础上,对1974—1987年期间发表的有关运动员人格研究论文进行了分析,发现了运动人格理论已经从特质理论转变为交互作用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