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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6-1 在训练和竞赛中，优秀运动员是智力超群的一族（奥运冠军伏明霞和郭晶晶）
在我们这个讲求效率、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从望子成龙的父母到机关企业的人事部长，从行为科学的研究者到竞技领域的教练员，无不对智力（intelligence）问题充满兴趣。作为一个日常概念，它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又对它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体育运动中，智力意味着什么？它对运动成绩至关重要吗？运动员要取得优异成绩一定要很“聪明”吗？一个看上去挺“笨”的人能够纯熟地完成复杂的运动任务吗？运动员高超的运动表现是其智力水平高度发展所致吗？天才运动员的智力发展水平也很高吗？体育运动能够促进人的智力发展吗？这些问题，既是体育教师、教练员面对的实际问题，也是运动心理学研究者探讨的理论问题。
竞技体育是竞争极其强烈的领域，人的能力差异自然也就表现得十分明显，能力成为决定运动成绩的重要因素。智力作为能力的下位概念，成为衡量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本章将讨论智力与运动活动的关系，介绍对运动员的智力进行研究的成果。
阅读任何一本心理学教科书都会发现，智力的定义具有歧义和难产的特点。在1921年和1986年，世界各地的心理学家曾两次开会，专门探讨智力的性质。会议的主题是：你认为智力（intelligence）是什么？表6-1总结了这两次研讨会上心理学家对智力的认识的变迁。
表6-1 心理学家眼中的智力
续表
从表6-1可以看出，65年之间，心理学家对智力性质的看法有了一些变化，以至少10个百分点的变化为界，更多的心理学家认为智力有其文化价值，执行着控制过程，包含知识内容，与元认知过程有关，涉及特殊能力；更少的心理学家认为智力是学习的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与生理机制有关。但有一点似乎变化不大，即一半以上的心理学家认为，智力反映着推理、判断、问题解决、决策等高级认知过程中表现出的能力。
目前，运动心理学常用的智力测验有《韦克斯勒成人智力量表》和《瑞文标准推理测验》。
《韦克斯勒成人智力量表》（ 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WAIS ）由美国心理学家韦克斯勒（D. Wechsler）编制。该测验为个别测验（即一对一地施测），内容包括言语和操作两类题目，构成两个分量表。言语分量表又分为常识、理解、算术、相似、记忆、词汇6个分测验，共48题；操作分量表又包括符号替换、图画完成、图系排列、方块设计、物形配置5个分测验，共44题。测验结果以离差智商表示，以100为平均数，15为标准差。也可分别计算言语智商、操作智商和全量表智商，以分析比较被试不同方面的能力。
《瑞文标准推理测验》（ Raven’s Standard Progressive Matrices Test ）由英国心理学家瑞文（J. C. Raven）编制，是一种非文字的图形补充测验，由60题组成，可个别或团体施测，要求被试从6个备选小图形中选择一个小图形，置于给出的一个整体图形中的空缺处，使整体图形变得合理和完整。测验结果以百分等级表示。
表6-1中除了第9种选择之外，其他13种选择都与智力的属性有关。这13种智力属性中，第二种选择“具有文化价值”似乎与运动活动中体现的智力关系不大，因为奥林匹克运动所包含的身体运动和体育比赛成为一种国际化的活动，得到了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认可和参与，文化偏向的问题并不明显。第六种选择“知识”也似乎与运动活动关系不大，因为一般知识水平与运动能力关系不大。除此之外，表6-1中的11项内容似乎均与运动活动密切相关。例如，棋类运动有着严格的程序化、逻辑化的推理过程；球类运动需要在多变的对抗情境中迅速作出决策；运动员在大赛中总是需要对新情况作出迅速且有效的反应，等等。探讨智力的结构时，尽管不是所有的，但至少是许多心理学家都为运动活动体现的智力留下了一个特殊位置（表6-2）。这个特殊位置也许可以用空间能力或运动能力来代表。
表6-2 空间能力在智力结构中的位置
在瑟斯通（Thurstone）的智力结构中，空间能力指知觉空间关系和表象物体位置变化的能力。在加德纳（Gardner）的智力结构中，空间智力的含义是理解视觉模式和表象物体间关系的能力；身体运动能力的含义是控制自己的身体运动和精确操作物体的能力（参见Christensen，Wagner & Halliday，2002）。显然，根据一般常识，运动员此类能力明显高于常人。但由于空间能力仅是能力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还不能说，运动员的整体能力高于常人。
男性和女性在标准智力测验分数上似乎没有显著差别（Loehlin，2000）。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研制智力测验的原则之一就是性别平衡。编制智力测验时，如果有些条目有利于男性，就要加入另一些有利于女性的条目，以保持平衡。在需要进行性别平衡的年龄之前，男女性别差异则很小（Terman，1916）。尽管近期的一些研究显示，男女在智商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差异量也是比较小的（Held，Alderton，Foley & Segall，1993；Lynn，1994）。男性和女性在智力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一些特殊能力方面（张厚粲，2002）。
空间能力是体现性别差异最明显的一种能力。所谓空间能力（spatial ability），一般包括空间知觉能力、心理旋转能力、空间视觉化能力和时间空间判断能力等。一些研究表明，男女在视觉——空间能力上存在明显差异。男性在心理旋转（如要求被试判断如果一个物体旋转一定角度后看上去会是什么样子）和追踪移动物体任务上的成绩优于女性，程度上接近一个标准差（Halpern，1992；Law，Pellegrino & Hunt，1993；Mastgers & Sanders，1993）。例如，Master和Sanders（1993）的一项元分析（采用统计技术进行的文献综述）发现，男性在心理旋转任务上高于女性0.9个标准差，约合IQ测验上的13.5分。
在发展上，空间能力的性别差异出现在7—10岁左右。年龄越大，空间能力的性别差异越明显，男性比女性显示出更大的优势。许燕（1995）的研究表明，空间能力的不同方面显示出不同的性别差异特点。小学女生在图形组合方面显示出优势，并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小学男生在心理旋转的操作上，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显出优势。
空间能力的遗传度似乎与言语、认知加工速度和记忆等能力的遗传度有些不同。麦克尤和波查德（McGue & Bouchard，1989）曾对72对分开抚养的青少年双生子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发现（表6-3），空间能力的遗传度最高。但瑞典的佩德森等人（Pederson，1992）对老年人双生子（平均年龄65岁）进行的研究（表6-3）却发现语言和加工速度的遗传度最高。尽管这两项研究在空间能力上的遗传度结果互不一致，但都发现记忆是4种能力中最少受遗传影响的能力。
表6-3 空间能力遗传度与其他能力遗传度的对比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运动员智力研究的内容和涵义，有必要简要阐释几个与智力相关的重要概念。
如上所述，智力是在推理、判断、问题解决、决策等高级认知过程中表现出的能力。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则是常用的一种对智力的总体测量和表达方式。过去常用的计算方法是比率智商，现在常用的计算方法是离差智商。
智力的同义词是一般能力（general ability），它是表现在特定情境中的所有特殊能力的基础。特殊能力（special ability）则指在特定情境中完成特殊任务所必须的能力，如音乐家的“乐感”，画家的空间想象能力，射击运动员的手动稳定性，体操运动员的平衡能力，球类运动员的迅速判断和迅速决策能力，等等。
运动员的特殊能力如空间能力会比一般人强，这一点似乎没有疑问。但是，运动员的智力会比一般人弱吗？运动员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对运动员进行智力测验（intelligence test），分析运动员同一般人、优秀运动员同一般运动员的智力差异以及运动员智力同运动成绩的关系。
菲拉古曾提出，篮球运动员的智商最低值不得低于90（罗季奥昂诺夫，1984）。苏联的研究者还规定“智商在120以下者，原则上不能出席重大的国际比赛”（罗季奥昂诺夫，1984）。但这种具体规定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何在，我们尚未见到。松田岩男（1982）指出，如果综合一下历来的研究则可发现，被试对象年龄越小，或是运动任务越复杂，或者小肌肉群运动比大肌肉群运动越多，则运动和智力的相关就越高。哈德曼（Hardman，1973）在分析1952—1968年27篇使用《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问卷》（Cattell 16 Personality Factor Questionnaire，简称16PF）的研究结果后发现，运动员与普通人相比，智力水平要高一些。
一日，我去西单图书城闲逛，在心理学书架上看到好几本Q书，好像卖得还不错。让我们先来看看各种Q的含义：
IQ=智商=衡量智力发展水平的指标。
EQ=情商=衡量认识和管理情绪的能力的指标。
CQ=创造商=衡量创造能力、非线性思维能力的指标。
AQ=逆境商=衡量应对社会、工作和个人困境的能力的指标。
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IQ风靡天下。到了90年代，突然之间，EQ大行其道。现在，2000年代，则是CQ和AQ当红。Q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一个重要概念。你是否聪明，是否能找到一个好伴侣、一个好工作、一份好酬金，是否能飞黄腾达，总之，你的未来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字：Q。我们现在的时代实在是一个Q时代。
但是，心理学家对每一种Q都持一种Q态度，即：questioning。我把它称作QQ，即怀疑商数。你要是无条件地相信所有Q，你就是低QQ。
中国学者在传统智力测验方向上进行的有关运动员智力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体育院系学生和高水平运动员进行标准化智力测验，如运用《韦克斯勒成人智力量表》或《瑞文标准推理测验》来探讨运动与智力的关系。孙平（1986）以472名体育院系足、篮、排专业学生，一般大学学生和一般大学足、篮、排球代表队学生为调查对象，用《韦克斯勒成人智力量表》测量了他们的智力，结果发现，体育院系足、篮、排专业学生的总智商与一般大学文、理科学生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低于工科学生和一般大学足、篮、排球代表队学生。与一般大学生相比，体育院系足、篮、排专业学生在观察力、时空感、操作过程中的思维能力及视动协调能力等方面较强，而在知识面，理解语言并运用语言进行分析、概括、判断、推理能力等方面较弱。孙平认为，足、篮、排运动的教学和训练有利于智力结构中知觉组织因素群的提高，并具有提高学生智力水平的积极作用。
周家骥等人（1985）曾对上海师范大学体育系47名学生进行了韦克斯勒成人智力测验。他们发现，体育系学生的智商（intelligence guotient）中上等以上的（IQ≥110）占68.1%，其中智力优秀（120≤IQ≤129）学生的比例为23.4%，大大高于理论常态分布水平（6.7%）。从总体来看，他们的平均全量表智商为113，远远高于理论常态智商平均数100。另外，体育系学生的总智商和中文系文科学生、数学系理科学生的总智商相比虽略低一点，但差异并不显著。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体育系学生的言语智商较中文系的低，且差异具有极其显著的意义；体育系学生的操作智商较中文系的高，但差异无显著意义。周家骥等人认为，体育运动与智力发展并不矛盾，而且还有促进作用。
祝蓓里、方兴初（1988）对上海地区31名健将级运动员智力状况的研究表明，高水平运动员的智力分布曲线具有比一般群体的智力分布曲线更加偏向优秀的趋势，而且智商达到优秀的运动员，其运动技术水平也相应较高。
李少丹（1988）研究了我国47名男子高水平自行车运动员和48名男子篮球运动员的智力发展情况，他也同样使用了《韦克斯勒成人智力量表》作为测量工具。他发现，我国男子高水平自行车和篮球运动员智力发展水平的分布具有比一般群体更加偏向优秀的趋势，即言语智商、操作智商和总智商都在中等水平（IQ=90）以上。他还发现，专项训练年限对其智力发展水平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据此，他认为，长期地进行运动训练是可以提高运动员智力水平的。另外，他的研究结果还表明，高水平自行车运动员与篮球运动员的智力结构各不相同，自行车运动员智力结构的三个因素群分值都低于篮球运动员，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专项训练的特点造成的。自行车运动员智力结构的三个因素群对其整体结构产生的影响程度依次为：知觉组织因素群、记忆集中注意因素群和言语理解因素群，而篮球运动员的排序为：知觉组织因素群、言语理解因素群和记忆集中注意因素群。
刘淑慧、韩桂凤（1989）采用《瑞文标准推理测验》对北京体育师范学院104名体育专业学生、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59名理科学生和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60名文科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利用A、B、C、D、E5项的得分及总分的原始分对体育专业学生与文、理科男女生的瑞文推理测验各项成绩进行比较，均未出现显著差异，说明体育专业学生和文、理科学生在知觉辨别力、想象力、类同、比较、图形组合、套合能力以及系列关系、互换等抽象推理能力等方面均发展到较高水平。作者据此认为，学生并没有因为参加大量的体育活动而影响了他们智力的发展，恰恰相反，体育学习活动与文、理科学习活动同样都在促进着大学生智力的发展。
潘前、刘志民（1990）对200名来自省队和国家队的男女羽毛球运动员的智力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健将级运动员或比赛名次好的运动员比非健将级运动员或比赛名次差的运动员智商要高，用韦氏量表反映出的羽毛球运动员的智力水平与其运动实践中所需要的智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林逸琦、冉强辉、殷志新（1987）对168名中国女子排球运动员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运动技术水平较高的运动员，智能结构较平衡，但能力不高；运动技术较差的运动员以及青少年运动员的智能结构较差，尤其在创造能力、组织能力、研究能力和表达能力等方面较差。在分析原因时作者认为，优秀女排运动员由于训练年限长，经历各种高水平比赛磨砺的机会较多，再加上接受了一系列较为严密、科学的训练，因此使她们的专业智能水平提高较快。而一般水平的运动员，特别是青少年运动员，则由于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使她们的智能水平提高较慢，结构不平衡，能力低下。
毛志雄、张力为（1992）以北京体育大学464名、北京林业大学83名本科新生共547人为测验对象，采用《瑞文标准推理测验》进行团体施测。结果发现，体育专业学生平均瑞文等级为2.38，略高于中等智力水平；从人数分布的百分数看，智力发展水平具有中等偏优趋势；按运动等级将被试由低向高依次分为“无等级”、“三级”、“二级”、“一级”以及“健将和国际健将级”5组，组间检验结果有可靠差异，运动等级与智力等级具有负相关的趋势；将田径、体操、游泳、举重、武术等项目的专业生归入“闭锁性技能”组，将球类、摔跤、柔道、拳击、散打、击剑等项目的专业生归入“开放性技能”组，将田径、游泳、举重专业生归入“体能类”组，将体操、武术、球类、重竞技专业生归入“技能类”组，将体操、武术专业生归入“表现性”组，将球类、重竞技专业生归入“对抗性”组，对以上分组进行的F检验均未见可靠差异；将乒、羽、网、排球专业生归入“隔网对抗”组，将篮、足、手球专业生归入“同场对抗”组，将除举重之外的重竞技专业生归入“格斗对抗”组，发现“格斗”组智力发展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且分别与“同场”组与“隔网”组具有显著或十分显著的差异。
张力为、陶志翔（1994）用《韦克斯勒成人智力量表》对95名不同技术水平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进行了测验，结果发现，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智力发展水平从整体上看属中等智力发展水平，他们的言语智商略高于操作智商（107.83∶101.59）；乒乓球专业的体院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优于中国国家队，中国国家队运动员的智力发展水平优于中国青年队，运动训练年限与言语智商有低度负相关关系（r=-0.22，p＜0.05），尽管相关值较低，预测价值不大，但它毕竟是负相关，同前述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另外，作者还认为，韦氏智力测验可能不能有效地测定出通过乒乓球训练所促进的那种特殊智能，或者说乒乓球训练对于发展韦氏智力测验所测定的智力可能没有特殊的、异于其他活动的促进作用。另外，作者还发现，在世界比赛中获前三名的乒乓球运动员无一人全量表智商超过120，仅有一人达到120，平均值为101.38（表6-4），这一结果并未支持“智商值在120以下者，原则上不能出席重大国际比赛”的提法。
表6-4 8名世界比赛前三名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韦克斯勒智力测验成绩
根据大多数智力的定义，能否完成任务取决于高水平的智力或一般能力（intellectual capacity）。但是，塞西和利克（Ceci & Liker.1986）认为，这样的假设可能是错误的。在他们的研究中，被试是一些在美国北威尔明顿市长期从事赛马活动的人。通过初期调查，他们确定了14名赛马专家和16名非专家。专家的智商（IQ）范围从81—128，非专家的IQ范围从80—130。两个样本的平均智商都是100。更为重要的是，有4个专家的IQ特别低，这为对低IQ专家进行个案研究提供了可能。
研究者给这些赛马专家和非专家提供了50匹不知名的马和1匹不知名的对照马的14类信息（包括马的速度、比赛能力、血统等），让这些被试预测50匹马中每1匹马与对照马的比赛胜算。Ceci和Liker（1986）认为，完成这样的任务要求高水平的认知加工。研究结果与预期的完全一样，专家组的平均成绩远远高于非专家组，而专家在这一任务中的表现与他们的IQ几乎完全无关。尽管所有的专家和非专家每天都在看赛马，但低IQ的专家比高IQ的非专家使用了更为复杂的认知加工模式。
据此，塞西和利克（Ceci & Liker，1986）指出：IQ与认知复杂性的现实表现没有关系。他们证明了在特殊技能发展方面，持久而良好的动机的确可以弥补IQ上的缺陷。当然，毋庸置疑，与低IQ的人相比，高IQ的个体能够更快更容易地发挥其能力。这也说明，智力这个概念还是很有用的，抛弃它并非明智之举。
艾森克（主编，阎巩固译，2000），643—644页。
综合上述研究和国外其他同类研究的结果，我们归纳出如下一些趋势：
第一，高水平运动员具备中等或中等以上水平的智商。
第二，体育专业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与文理科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无显著差异。
第三，运动专项不同，取得优异成绩所要求的智力特征也不相同。
第四，运动技能的类型不同，水平不同，智力因素对技能获得的影响也不相同。
第五，运动技能学习的阶段不同，智力因素对掌握运动技能的影响也不同。
第六，智力缺陷儿童的智商分数越低，技能操作成绩也越差，掌握运动技能也越困难。
第七，在所完成的操作任务难度和智商分数之间有中等程度到高的相关。
关于第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具有中等程度的智力发展水平就已具备了成为高水平运动员的一个必要条件，欲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不一定非要求具备高水平的智力。高运动技术水平同智力的关系可能和创造性同智力的关系相似：高创造性以一定水平的智力为必要条件，但不必以极高水平智力为必要条件（张力为，1993）。
关于第七点，我们也注意到研究结果不一致的情况。毛志雄、张力为（1992）等人发现运动训练年限与智商呈低度负相关关系，尽管相关系数较低，预测功效不大。我们认为，这种负相关可能同运动员的教育程度有关。标准化智力测验成绩同学生文化考试成绩有中等程度的相关，说明前者可能受到教育程度的影响，这在含有言语测验的《韦克斯勒成人智力量表》中反映得更为明显。运动训练年限长、运动技术水平高的运动员由于长年担负繁重的训练比赛任务，常常无法按时按质地完成文化学习任务，影响了他们教育水平的发展。运动训练年限短、运动技术水平较低的运动员承担的比赛任务相对少一些，文化学习的时间相对多一些，文化学习也更为系统，在教育水平的发展方面受到的干扰相对小一些，这可能成为智力测验时的一些有利因素（张力为，1993）。
最后，有必要指出，运用普适性的标准化智力测验于运动员，其主要功效在于将运动员同一般常人比较，或者是探讨各类运动员的智力发展水平。如果要研究体育运动与运动员特殊能力的关系，显然应当改变传统的智力测验模式，运用适合于运动特点的测量方法和手段。我们将在第十章“运动活动的思维过程”对此予以讨论。
1.心理学家对智力的看法不一，相对集中的意见是，智力反映着推理、判断、问题解决、决策等高级认知过程中表现出的能力。
2.在探讨智力的结构时，许多心理学家都为运动活动体现出的智力留下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也许可以用空间能力或运动能力来代表。
3.男性在视觉—空间能力上优于女性。空间能力的性别差异出现在7—10岁左右。年龄越大，男性在空间能力上的优势越明显。
4.智力测验表明，高水平运动员具备中等或中等以上水平的智商；体育专业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与文理科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无显著差异。
5.关于智力与运动水平的关系，研究结果不尽一致。
1.就你所从事的运动项目而言，运动员需要哪些特殊能力？
2.运动活动可以促进智力的发展吗？为什么？
3.为什么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说法不能成立？
4.设计一项研究，检验运动活动促进智力发展的假设。
智力，智商，一般能力，特殊能力，空间能力，韦克斯勒成人智力量表，瑞文标准推理测验
1.白学军（1996）：智力心理学研究进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该书对关于智力的心理学研究进行了总结，特别是介绍了许多中国心理学家的智力研究成果。
2.斯腾伯格（俞晓琳、王国宏译，1999）：超越IQ——人类智力的三元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该书用情境亚理论、经验亚理论和成分亚理论构建了智力三元理论，将智力界定为选择、适应、改造情境的能力。该书可作为智力研究的参考材料。
3.张厚粲（主编，2002）：大学心理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该书第九章专章讨论智力，分析了智力的实质、测量、决定因素和发展变化4个问题，通俗易懂，可作为智力基础知识的参考材料。
4.张力为（1993）：运动智力：思考中的困惑与困惑中的思考。中国体育科技，1期，39—45页。该文对运动智力的本质特征和相关研究进行了讨论。
5.Sternberg，R.J.（2 nd ed.2000）. Handbook of intellige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该书是智力研究大全，深入讨论了智力的性质、种类、发展、测验及生物学基础，不同人群的智力特点，智力与信息加工的关系，智力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智力与聪明、人格、创造力的关系等范围十分广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