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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之后的历史在两个同属于运河的热血男儿之间大开大阖，壮怀激越地演绎着。
运河的儿子选定以运河为舞台，在这里上演了一场气贯长虹的楚汉之争：“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 司马迁：《史记》 ）可能吗？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在天下面前，鸿沟绝非不可逾越！
战争不仅是一场力量的竞赛，更是一场智慧的竞赛。如果仅是力量的竞赛，那么，身高八尺多、力能扛鼎的项羽当然是胜利者。然而，结果偏偏不是，智慧更加重要。刘邦身边集结了一群极有智慧的人：张良、萧何以及运河边的另一个男人——“胯夫”韩信。运河无可奈何地目睹着这场双雄决杀，不知道是该为西楚霸王惜别虞姬、自刎乌江悲泣，还是为泗水亭长放声《大风歌》奉献上和鸣？你们同是运河之子啊，相煎何太急？
运河的一个儿子倒下，运河的另一个儿子挺立。悲怆的江山争夺壮剧以高祖出世而闭合了它的铁血大幕，西汉王朝浮上了长安的历史天空。
回望鸿沟，黄土漫漫，芳草萋萋，顺黄河而来的风腾挪漫卷，在那里搅起似马蹄踏过的烟尘。“相持未定各为君，秦政山河此地分。力尽乌江千载后，古沟芳草起寒云。”（ 韩愈：《鸿沟有感》 ）
西汉建国60余年之后，气血健旺、精神抖擞的汉武帝刘彻即位。
汉武帝登上皇位之时，京城人口急剧增加，关中给养再也不能满足首都长安的需要。漠北匈奴不断侵扰边境，用兵西北、与匈奴大战是迟早的事。打仗打的是银子，是粮饷。所有这些都需要从全国其他地区调运到京城来。
在所有的运输工具中，船运载重量最大，因此最为汉武帝所看重。刘彻称运河为“漕河”，称船运为“漕运”，拉开了中国王朝漕运的序幕。
漕运用的船叫做漕船；漕船载运的粮、米叫做漕粮、漕米；驾驶漕船的军队和民工叫做漕军、漕丁和漕夫。这些特别的称谓和职业自此出现在中国的史书里。
漕运漕运，先得有“漕”，然后才谈得上“运”。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把目光转向了运河的修筑。
面对手持朝笏、跪倒一地的大臣们，端坐在龙椅之上的汉武帝刘彻宏谋远虑：“漠北匈奴不断侵扰我边境，与他们的大战是迟早的事。问题不在于什么时候对他们用兵，而是在于我们什么时候能准备好。打仗打的是银子，打的是粮饷。用兵西北，需从关东及广大海滨地区调集军饷，这些军饷要通过漕运抵达长安。关中地区对东方漕粮的需求不仅超过了已经没落的几条运河的运输能力，也超过了黄河与渭水的运输能力。黄河在函谷关附近有砥柱之险，漕船通过十分困难；渭水下游河道曲折，水浅多滩，漕运极为困难。文帝、景帝时，长安仰仗漕运粮食，每年几十万石就差不多了，漕运不盛的问题尚不突出。现在，每年没有一百余万石的漕运，长安危矣，天下乱矣！随着对西北用兵，漕运一百余万石也远远不够，只是杯水车薪，非要增加到六百万石左右不可。漕运不畅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朕深为此忧。”
说到这里，大农郑当即大声回应：“回禀圣上，臣以为，整理漕运、扩大河流运输能力刻不容缓！没有远虑，必有近忧。现在，关东粮食及其他物资均系通过渭水漕运到京城。这段水道长九百余里，沿途险峻湍急，行船困难，一次漕运需要六个月以上，费时费力。如果引渭穿渠起长安，傍着南山向东流，一直流到渭水与黄河交汇处，从潼关以西较低的地方进入黄河，关东至长安的水道将因此而缩短到三百余里，算是一条捷径，三个月就可以将关东及以外地方的粮食和物资运抵京都，且两岸万余顷民田得以灌溉，关东地区的贫瘠之地会因此变得禾壮粟硕。”
大农的话使龙颜大悦：“爱卿说得很好。拟诏：一，雇用民夫筑河，所需费用由国库负担，每役每月两千钱；二，河工参加筑河的时间抵算服兵役的时间；三，驻京城周边的御林军随时候命，一旦需要，立即开赴筑河工地。”
当朝最著名的水工徐伯表领得汉武帝意旨，立即带领数万卒开赴工地。
这是一个以彪悍强壮为整个民族时尚的时代。奉行这种时尚的数万卒，吼着遮天蔽日的秦腔，不舍昼夜，披肝沥胆，历经三年，使大农郑当时描述的“捷径”全线贯通。
漕渠筑成，年输六百万石粮食抵长安，支撑起励精图治的汉武帝开疆拓土、征战匈奴的波澜壮阔的霸业。
汉武帝不仅需要一条漕运的运河，更渴望思想的运河、文化的运河，由此把人民凝聚起来，一起走向长治久安、繁荣昌盛。
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武帝得以独揽乾纲，真正成了一个“定于一尊”的皇帝，建元初年被扼杀的新政也就有了再一次被提上日程的可能。元光元年，他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求治国方略。这一诏令使董仲舒的名字进入了史册之中。
董仲舒，广川（河北景县广川镇）人士。自幼好学，三十岁始收徒讲学，声名盛隆。他在落实汉武帝诏令的“海选”中脱颖而出，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皇帝提问环节”（策问）。
渭水南岸，未央宫阙，汉武帝在这里的御座上连续对董仲舒进行了三次策问，一次问一个问题：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治国理政的方法、天人感应。董仲舒以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从容应答“王者承天意以从事”，“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三次应答的策文合在一起被称为《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深得帝心，与皇帝的抱负和理想不谋而合，于是被全盘采纳，由此开创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新局。没有董仲舒，儒学在，诸子百家也在，但没有一种思想能够既登上庙堂之高又拥有江湖之远。是董仲舒将诸种思想文化融合起来，形成以儒学为基础的新的思想体系，全面升值成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
与徐伯表率万众在关中大地穿漕渠不同，董仲舒开掘的是一条思想的漕渠，水质纯净，仅流儒术。刘彻在这条漕渠内快意航行。中国的社会历史也是一艘漕船，从此就航行在这条漕渠里，再也没有驶离过。
董子思想如水，由汉始源，流向了凡是水能流到的所有地方。流过历史，流过时间，一直流进今天。
西汉末年，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中建立起来的汉王朝在又一次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中摇摇欲坠。
汉室之后刘秀跳出朝廷乱象，到河北发展。他以恢复汉制为号召，取得了地方势力的支持，迅速扩展了势力。公元25年，刘秀称帝。先即位于鄗（今河北柏乡北），后定都洛阳。历史上称之为东汉或后汉。之后，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重新统一了中国。
刘秀定都洛阳，全国的政治中心随之东移。来都城的漕船从黄河入洛水，然后由洛水抵洛阳。可洛水淤浅，漕船难以通行。一国都城没有便捷的漕运，那是不可想象的。立国不久，汉光武帝刘秀马上召来河南尹王梁问策。
河南尹王梁答：“要解决京师漕运，首先要解决洛水淤浅。愚官认为，可穿渠引谷水注洛阳城下，东泻巩川，洛水水量因此而能增大，都城漕运问题迎刃而解。”
刘秀大喜：“好！你负责穿渠引水。京都漕运，刻不容缓。”
像当年汉武帝围绕都城长安开凿运河一样，汉光武帝围绕洛阳展开了挖掘运河的浩大工程。
建武五年（公元29年），河南尹王梁征发万余民夫，开上了引渠工地。王梁食不甘味，夜不歇枕，指挥万余民夫星夜苦战，开挖不止，当年便修建完成引渠。
然而，令河南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谷水是引来了，可是水量还是太小，注入洛水后莫说行漕船，就是荡木盆也显得太浅。
遭弹劾的王梁被汉光武帝由河南尹贬为济南太守，从省部级降到了地市级。
处理一个人容易，不容易的是解决问题。指责王梁时，满朝大臣慷慨激昂，就像是声音小了自己也有罪似的；讨论到怎么样解决漕运时，满朝文武却又个个噤若寒蝉，就怕声音大了，这棘手的事会落到自己头上。气得本来脾气就坏的刘秀脸都青了。
脸青了也没用，满朝大臣没有一个有好策略。满足京师所需的粮食物资只能运至洛阳北侧的黄河边，然后用车辆拉进都城来。
京师漕运方案一放就放了十八年。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张纯当上大司空。新官上任三把火，又重提开都城漕运之事。
张纯的奏折递到光武帝手上时，刘秀有一种久旱逢甘霖的酣畅。王梁开引渠之后的十八年间，每每想起漕运，都令刘秀如鲠在喉，好生郁闷。十八年后终又重见开漕运的奏折，这令刘秀喜出望外：“宣大司空张纯觐见！”
张纯进殿说：“启禀圣上，愚臣认为，当年河南尹王梁的引渠之策并不全错，解决京师漕运非开渠不可。在这一点上，他是不错的。没有他的前策，也就不会有我现在的设想。”
“说你的计策。”十八年过去了，光武帝刘秀不想再翻那本烂账，他要的是眼前的漕运。
“诺。圣上，十八年前，”张纯不敢再提王梁，可要说清楚自己的计策，又必须与王梁当年开挖引渠相比较，所以他以“十八年前”代之，“十八年前引渠之所以没能成功，是因为将一水引入另一水，而两水都很长、很浅，引入之后效果不明显。现在，我的方案是要将两水加在一条不长的运河里，想来一定会成功。”
光武帝刘秀频频点头：“朕想也是！好，就这么办！”
十八年的等待毕竟太长了，在漫长的等待结束之时，光武帝刘秀有一种巨大的解脱感：自己钦定洛阳为都，都城竟不能有畅通的漕运，那份郁闷非常人可以想象。
依据张纯之策，刘秀又发万人走上运河工地，在洛阳城西南新开一条渠道，将洛水引入，东流穿越谷水，至偃师一带，再回归到洛水中。
新渠筑成。
张纯派人快马将这一喜讯飞报入宫。光武帝刘秀见到使臣，问的第一句话是：“水量可大？足通漕船否？”
当得到肯定回答时，光武帝十分欣慰：“告诉张纯，竣工那天，朕要亲临工地，嘉奖河工。”
光武帝刘秀真的来了。他望着满渠新水，高兴极了，对陪同的大臣说：“有了这条新渠，都城漕运就算彻底解决啦！它环绕洛阳，这条运河就叫‘阳渠’吧！”
皇帝金口玉言，大臣们齐声唱和：“圣上英明！”
阳渠水源主要依赖洛水，同时又纳入了谷水，两水相叠，沛然，漕船行其上，跃然。
阳渠的成功开凿使黄河与淮河之间的人工运河在西周、春秋战国、秦和西汉的基础上又向西进一步拓展，形成了西起洛阳，经阳渠，连接黄河、汴渠的新的水运航线，把国都洛阳与中原及江淮地区密切地联系了起来。
前朝通往旧都长安的漕运渠道此时尚未废弃：“东郊则有通沟大漕，溃渭洞河，控引淮湖，与海通波。”（ 班固：《西都赋》 ）围绕都城洛阳的运河水网通达了。
永建二年（公元127年）六月，自檇李驶来的百艘漕运船队，经近两个月的航行，进入了邗沟北端的射阳湖。
刚才还晴朗的天，忽然卷来阵阵浓云，天空低垂得很是吓人。一只鹰隼仿佛带着对这沉重的天色的愤怒，平张双翅，一抖不抖地从高处斜插下来，在几乎就要触到湖面时才拍翅，发出猛烈的声响后腾起。也许是对像要塌下来的天空感到恐惧，接着就听到它惊恐凄厉的鸣叫……鹰隼远去，号啸的狂风随着云头下压而到来，在湖面上肆虐……
天空向湖面伸来巨大无朋的“象鼻子”，旋转着在湖面上奔逐，以无比巨大的力量，以把整座湖水都吸干的魄力，将它奔逐过的湖面上的所有东西旋入，然后砸下……
当天空重现晴朗，射阳湖重现平静之时，百艘漕船不见了，湖面上漂浮着被龙卷风卷起、摔烂的船板和尸体……
消息传进都城，朝廷震惊！
邗沟是吴人的“急就章”。为了迫在眉睫的伐齐之需，伍子胥所开邗沟尽量从自然水道、湖泊中穿过，以节省挖掘之力，争取尽早开通。因此，邗沟水道漫长，串连的湖水面积广大，多风涛，行船危险。
百艘漕船葬身湖中，无一艘幸免，这令当朝皇帝刘保大为惊愕。朝议时，汉顺帝问策众臣。大臣们议论纷纷，几经争执，最后达成共识：避开湖泊，另辟新道。
广陵度支陈敏扛起朝廷赋予的这八个字的重任，率数万河工走上工地，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迳渡。
陈敏辟出的新水道比在大湖中穿行安全了许多。竣工后，汉顺帝专门巡视，表示对这一点是很满意，但对新水道堤岸均为土筑深不以为然：“漕运事关朝廷兴亡，水道系百年大计，沿岸必须积石为堤。”陪同视察的广陵度支陈敏战战兢兢地应道：“下官遵命。”
陈敏开新道避湖险之后，至汉末，广陵太守陈登对邗沟再加改造，形成了邗沟旧水道以西的“邗沟西道”，时称“中渎水”。
东晋又有几任官员对中渎水进行改造、疏浚，不断兴修类似于闸又不是闸的堰埭，防止渠水流失，保持航道水深。邵伯埭、秦梁埭、三枚埭、镜梁埭先后出现在漫长的邗沟之上。
晋哀帝兴宁年间的再一次修筑之后，邗沟西道中段全改为了人工河道，漕船不再从湖中航行。伍子胥当年所开筑的邗沟，历经八百余年，逐段被废弃，退出了历史舞台，仅剩古邗城边的一截，无声地追悼着吴人的雄心，凭吊烽烟滚滚的春秋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