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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什么是隐喻说起。古希腊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诗学》中，对隐喻作过很令人信服的基本界定：隐喻是“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它物，……其应用范围包括以属喻种、以种喻属、以种喻种和彼此类推”
。从这个界定可以看出，隐喻主要处理词与物的对应关系，是在两者之间建立起的对应性联系。既然是对应，便根据程度的不同而可以分为同一关系与相似关系。这两种对应关系相应地使隐喻在后世引发了两种基本反应。
第一种反应是以哲学为代表的形而上学态度。在这种态度看来，先有物，后有词，词是对物的符合性命名，与之一一对应。当我们设定了形而上学本体后，无论朝这个本体中注入何种内涵，诸如理念、上帝、真理等，它都已被处理成和看成了一种先在的物，人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无非是用语词去逮住它、捕捉到它和说出它。这个去逮住、去捕捉与去说出的过程，是想在词与物之间建立起及物的同一关系，它便在根本上是一种隐喻，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等学者都用自己的深入研究，为此提供了证明。
第二种反应则是以文学为代表的非形而上学态度。在这种态度看来，词说出着、创造出“物”，是世界的存在方式。前面第一章讨论文学的性质时我们已了解到，作为构筑于语言天地中的世界，文学积极顺应语言的不及物性，并由此调整出人与世界的更合理关系。词不及物，两者无法重合而始终呈现出无限接近的关系，这也是我们通常谈论着的一种隐喻。当我们说文学充满隐喻时，便是在强调文学中词与物、说与在、语言与世界的相似性对应关系。
由此可见，上述两种基本反应对隐喻的共同理解，是词与物的对应性。但两者又有本质区别。对形而上学态度来说，词与物的对应性是现成的，因为作为目标的物是现成的，作为达到这一目标的词也被决定好了工具地位，也是现成的。对非形而上学态度来说，词与物的对应性则是生成的，因为词不断地始终创造着世界，在词义的无限生发中不断地更新感受，不旨在回归某个作为初始起点的物，而旨在使某物具有另一种生动的新说法，即把某物不断说成新的，这个以新为自身面目的“物”是被新说出着，并在新说中才存在并拥有自身的，从而是在语言中生成着的。这种生成途径，便是下文谈论文学语言时将要提及的陌生化，它保持住了说与在的统一。隐喻超越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