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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明推理之于我们的理性判断和决策的重要性后，可以进一步指出：人类对正确推理的重要性其实早有共识。逻辑学作为一门关于如何正确推理的科学在古希腊的诞生，就是明证。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对当方阵”和三段论学说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直言命题推理的早期理论，斯多葛学派（The Stoics）提供了复合命题推理的相关理论；在整个欧洲中世纪，逻辑学作为“三艺”（The Trivium）之一，是当时学院教育的必修科目；近代以来，培根（Francis Bacon）、密尔（John Stuart Mill）等人把归纳、溯因和类比等或然性推理纳入逻辑学的研究视域，弗雷格（Gottlob Frege）、罗素等人则借用数学方法重塑了现代演绎逻辑。如今，在国内外很多知名大学的通识课中，“逻辑导论”是最为常见的设置科目之一。
正如大学通识课中所有其他理论知识一样，逻辑学习的目的主要在于实践应用，
即促进我们的逻辑思维，更进一步讲，促进理性的判断和决策。为顺利完成此种由理论到实践的“转化”，逻辑学教师在“逻辑导论”课堂上通常会提供大量“浅显的”应用实例。譬如：
所有生物都是可朽的，人是生物，所以，人是可朽的。
（对应三段论有效式Barbara，即第1格AAA式）
如果天下雨的话，地面会湿。天在下雨，所以，地面是湿的。
（对应假言命题推理规则Modus Ponens，即肯定前件式）
至今我们看到过各式各样的乌鸦，它们全都是黑色的，所以，天下乌鸦一般黑。
（对应不完全归纳推理的一般结构）
但是，不应忘记，这些例子大多只是某一 逻辑公式 的“例示”或“替换实例”。即便有教师会安排一些面向实际生活的练习题，引导学习者应用逻辑知识，它们也顶多算作“模拟”实例。如：
A、B、C三位大学生从哲学系毕业后，其中一位做了中学教员，一位当了公务员，还有一位成为公司职员。但每一位究竟从事什么具体职业，并不清楚。曾经出现过三种猜测：（1）A做了中学教员，B当了公务员；（2）A当了公务员，C做了中学教员；（3）A成为公司职员，B做了中学教员。后来证实，这三种猜测都只对了一半。
请问：A、B、C各自从事什么具体职业？
逻辑课本上的这种推理实例，相比于真实生活中所涉及的推理难题，有着重要的差别。如果说前一类“例示”过于简单而显得不足道的话，那么，后面那种“模拟实例”则过于理想化。因为在真实生活中，当事态发展已经显示结果或某猜想已得到时间的证实，决策的必要性就消失了，无须在上面浪费时间。
换言之，逻辑课本上的推理实例并非真实生活中经常困扰我们的那一类典型难题。在忽视了此种差别的情况下谈论逻辑的应用，容易在学习者那里滋生两种极端倾向：一是日常决策跟书本推理一样简单，只需套用一些逻辑公式即可；二是书本上的推理知识在日常决策中用不上，因为他们在现实世界很少会遇到那么纯粹或理想的生活情境。
以上强调指出逻辑课本上的推理练习题与日常决策中的真实困境之间的差别，关乎我们对推理本性认识的深化。人类推理是自控性的，而自控主要指向尚未发生之事，所以推理的典型情境应该是面向未来行为的，即“接下来我要怎么做”。在这方面，日常生活中备受关注的那些通常称作“决策”（或“下决心”“抉择”）的场景无疑最有可能调动人的自控力，因为我们在这些场景下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第一责任人，即那个要对“接下来所做之事”承担失败风险和代价（或曰惩罚）的人。其中或许也涉及“判断”，但那一定是足够严肃的判断，是那种能用作决策基础的判断。倘若行为人判断实际情况如何时仅仅是说说而已，没有需要承担什么切实责任的后果，就像做游戏或课堂习题一样，此种作为推理之行为过程的自控性将大为削弱。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逻辑课本上的推理练习毫无用处，也不是说那些题目设计是不恰当的。它们或许能达到特定的教学目的（如通过例子强化所学的知识点或使得某些知识显得更生动一些），但由于没有让学习者意识到逻辑知识在自己实际生活中不可取代的 特别 价值，或者没能切身感受到逻辑知识在个人决策中的用场，它们沟通“理论与实践”的尝试似乎是半途而废的，至少是不彻底的。一种真正面向人类思维实际的逻辑通识教育，不能仅仅满足教授学习者他原本不会的东西——这种东西每一门学问都有太多太多——更重要的是教授学习者他能用得上的知识以及启发他们如何具体应用这些知识。相比逻辑课本上常见的那些推理技巧，以下来自美国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慎思代数法”或许更有助于学习者在真实生活中提升决策水平：
[在很多重大事情上的决策困难]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因为：在我们要好好考虑时，所有那些支持和反对[某一方案]的理由并非能同时为我们所想到；时而某一组理由出现，时而又有另一组理由出现，第一组理由随之消失。因此，有各种不同的意图或倾向轮番支配我们的头脑，这种不确定性让我们感到困惑。为摆脱此种困惑，我的办法是：画条线把一张纸分作两栏，在一栏中写上“支持”，在另一栏中写上“反对”。接下来，在经过三四天的考虑之后，我把我在不同时间所想到的各种支持或反对该方案的动机以简短提示的方式写在不同名目下。如此可以把所有东西放在一起看，然后试着评估它们各自的权重。当发现两边各有一项的权重看起来相等时，我就把它们二者全都划掉。如果我发现有一条支持理由等于某两条反对理由时，我就把它们三个划掉。如果在我看来有两条支持理由权重等于某三条反对理由，我就把它们五个都划掉。如此继续下去，我最终可找到一个平衡点。倘若再经过一两天考虑后两边仍未想到其他什么重要理由，我便据此作出决定。尽管这些权重或理由无法以代数值精确表示，但是，在每一项均经过单独考虑并作出比较之后，整体面貌已呈现于眼前，我认为此时我能作出更好的判断，不大容易轻率做事。事实上，我个人从此种方法获益很大，已将其称作“道德代数法”或“慎思代数法”（moral or prudential algebra）。
读者在本书中将看到，类似富兰克林这样的决策方法的提出和应用，其背后的基本动因正是严密推理，或曰好的推理方式。尽管我们都知道逻辑学教导我们要追求好的推理方式，但对普罗大众来说，一种推理方式称得上好，得能体现在对于我们日常决策的助益上才行。我们认为，后者是当前国内外很多逻辑导论课的薄弱环节，也是本书致力于填补和夯实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