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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开始推理之前，你需要先明白什么信息该用于推理，什么信息不该用于推理，这才是合理推断的第一步。然而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常常在推理之前就掉入思维陷阱。有时，人们采纳错误的前提；有时，忽视本应重视的前提；有时，固着于己身当下，殊不知不同的人、时间点对应于不同的前提。这些准备工作中的错误常常使得推理失准。
推理时，摆在人们面前的信息浩如烟海。但这些信息良莠不齐，其中不少不应成为推理的前提，它们可能派生自印象流记忆、偷懒的思维、巧妙的修辞手法，而与事实真相不相干。麻烦的是，人们总是容易被此类信息打动，将其作为推理的前提。
阅读本段之前，请你先思考如下问题：坐飞机更危险，还是坐汽车更危险？记住你的答案，我们稍后再作分解。现在，让我们在推理之前先回顾人类关于理性的思考历史。
经济学家曾经笃信“理性人”假设，认为人总是理性分析信息、权衡利弊，并由此构建起各种精巧的经济学模型。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为代表的心理学家打破了“理性人”假设，在经济学模型上戳了个窟窿。他们指出，人常常因为心理因素而作出不理性的判断与决策。这一思想最终帮助卡尼曼、塞勒（Richard H. Thaler）等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展现出心理学的价值。
和“理性人”假设一样锐利，哲学中的严密推理也是强大的思维武器。然而，正如曾经对经济学模型发出警告，心理学家也对思辨推理发出了警告。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探索人类非理性行为的历程中，发现了可得性启发式（availability heuristic）这一心理规律，这是一处让推理思维武器哑火的重大“漏洞”。
可得性启发式的思想很简单：人们总是喜欢用能想到的事例当作推理前提。生动的、熟悉的、最近发生的、容易触及的信息，都很容易在脑海中浮现，即“可得”。但这些信息总是被不加甄别、轻而易举地纳入推理，导致错误。
回到开头的飞机和汽车问题。当你思考哪种交通工具更危险时，你使用了什么信息作为推理前提？很多人立马想起新闻媒体上被大书特书的经典空难案例，譬如扑朔迷离的马航MH370失联事件、马航MH17坠机事件。可能还有很多人会想起影视作品中屡见不鲜的空中危机。这些惊心动魄的热点事件在网络上众说纷纭，被描述得细节鲜明，给你留下深刻印象，因而总是更容易进入你的脑海。于是，你认为坐飞机让人缺乏安全感。相较而言，似乎很少有车祸案例能够像飞机失事一样成为长年累月仍然“经久不衰”的生动谈资。如果你依据这些生动、熟悉的信息推测坐飞机比坐汽车更危险，那你便掉入了可得性启发式的陷阱。事实上，飞机失事的概率远低于车祸发生的概率。但人的大脑喜欢偷懒，为了节约认知资源，那些不费脑就能想起来的事例便成为重要的参考信息，尽管这些信息常常不能指向合理的结论。
卡尼曼问过受访者很多类似的趣味问题，结果都表明人们“想到什么用什么”。比如，他们让受访者预测各种死因致死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死因五花八门，包括意外事故、谋杀、难产、洪水、龙卷风、被鲨鱼咬死、心脏病、中风、癌症等等。这些死因中，意外事故、谋杀等非常容易让人“对号入座”找到鲜明事例。戏剧性的谋杀案、鲨鱼咬人事件等可能一年也就寥寥数起，但总是能登上报纸头条。因此，人们会高估此类死因的致死人数占比。而实际上，这些特殊事件发生概率远远低于心脏病等疾病。因心脏病而死的例子没有枪击、鲨鱼袭击来得那么鲜明，人们也就容易低估心脏病致死人数的占比。同样，如果让人们判断首字母是r的英文单词数量多，还是第三个字母是r的英文单词数量多，人们往往会认为前者更多，而事实上后者更多。由于人们思考英文单词时很容易回忆首字母并想到很多r开头的单词，而回忆第三个字母则比较困难，仅仅以回忆中的单词作为推理依据便会使人错判单词的数量。
在飞机和汽车问题、死因问题、单词问题中，可得的信息源自生动鲜明的案例，而在其他情况下，可得的信息还可能源自最近发生、容易触及的事件。比如，如果你最近刚学过游泳，那么游泳技巧就变得非常可得，你可能觉得身边很多人都会游泳，而事实上会游泳的人口比例未必如你想象中那么高。同理，如果你亲戚是游泳教练，你也容易想到这一来自身边的例子，进而觉得很多人都会游泳。总而言之，可得性启发式常常导致推理中的漏洞。
日常生活中，这类推理漏洞并不罕见。许多人刷朋友圈的时候，总是感慨别人的社交生活真丰富，自己的社交生活太贫瘠，这种体验与信息的可得性密切相关。社交达人常常发朋友圈，展示自己活跃于社交舞台的丰富日程，因而他们的经历更多地被看见，也总是更容易被人回想起来。然而，社交生活平凡者大有人在，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很少将孤独时刻公之于众。如果仅凭社交达人容易被看见的信息进行推理，可能会得出“别人的社交生活都比我丰富”的结论。然而实际上，“我社交贫乏”的感受往往来源于人们有偏颇地选择比较对象，只把自己和脑海中首先出现的社交达人进行对比。
无独有偶，人们还常常觉得，与别人相比，自己生活中苦难更多，幸运更少，因此怨天尤人。这种想法也可能是可得性启发式作祟的结果。苦难和困境需要人付出大量努力克服，因此在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忆起来也比较容易。幸运的时刻，人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有所收获，而这些时刻更容易被忽略。
即使是大公司财务总监这样的专家，也可能因只看到可得的信息，作出不靠谱的预测。财务总监对股票市场走向的预测成功率没准和随机猜测没什么区别，他们预测股市会涨的时候，股市时常下跌。而且，财务总监们常常过于自信，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预测不靠谱——他们过于相信自己知道的信息，并据此来预测市场规律，觉得自己所见即事实，但很难意识到还有很多自己不知道的信息。
总之，依赖可得性各异的信息时，人常常采信有偏颇的前提，这深刻地影响着大众观念和社会运作。
除了想到什么用什么作为推理依据之外，大脑偷懒的另一种方式是“给我什么用什么”，心理学家将其称为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提供给决策者的信息就像船锚，让思维之船被固定在锚的旁边。最经典的锚定效应例子是卡尼曼在研究中使用的两道乘法估算题。他让一些学生在10秒钟内估算1×2×3× 4 × 5 ×6×7×8等于几，同时让另一些学生估算8×7×6×5×4×3×2×1等于几。请注意，这两道题中相乘的数字一样，因此两组学生如果理性，应当给出类似的回答。然而平均而言，从小数字开始做乘法的学生认为答案是512，从大数字开始做乘法的学生认为答案是2250。学生在计算之初看到的数字成为了“锚”，让他们倾向于把所有数字都感觉得更小或更大，进而在推断时发生了偏移。
锚定效应在生活中非常常见，商家更是早已把锚定效应用得得心应手。在著作《思考，快与慢》中，卡尼曼提到，超市在饮料区悬挂的标语内容会显著影响顾客的购买量。当超市悬挂“每人不限量购买”标语时，顾客并不会大肆购买饮料。而当超市悬挂“每人每天限购12罐”时，顾客购买的饮料数量直接翻倍。对比原价和现价也是商家常用的锚定手段。例如，如果在一台价值3000元的手机的价格标签上写“原价4000元，现价3000元”，顾客就会被原价锚定，认为手机值4000元，进而认为现价便宜，更愿意购买。总体而言，商家给顾客什么信息，顾客就会潜移默化受到影响而使用这些信息来决定是否购买。
有些时候，锚本身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手机的原价或许能反映市场定位），但有些时候，锚毫无意义。即便如此，人们还是会受到这些锚的影响。例如，卡尼曼曾经让受访者先转动印着数字的转盘，再估计联合国中非洲国家占比。数字转盘被卡尼曼动过手脚，要么停在10，要么停在65。卡尼曼问受访者：“你转出来的数字比非洲国家在联合国中的占比更高还是更低？你认为非洲国家占比是多少？”显然，随机转出的数字和非洲国家的数量毫无关联。理性人绝不该在推理时将这个随机数字作为前提纳入考虑。但即便如此，卡尼曼仍然发现，转出10的受访者把非洲国家在联合国中所占比例估计得更低，而转出65的受访者估计得更高，这说明人还是受到无关信息的干扰。
在另一项实验中，研究者让受访者先写出自己身份证号的最后两位，然后报告自己愿意花多少钱购买键盘、巧克力、红酒等商品。身份证号与商品的价格当然毫无关系，但研究者却发现，受访者身份证号码越大，为各种商品开出的价格也越高。在这些情况下，人受锚定效应影响而作出错误推理便显得尤为荒谬。
语言表达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扭曲推理的技术。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就是通过叙事方式影响人们的推理的例子。根据框架效应，就算事物的本质保持相同，仅仅改变描述的方式，人的推理判断就会受到影响。比如，一块肉中的成分要么是瘦肉，要么是肥肉。因此，将一块肉描述为“有70%是瘦肉”和“有30%是肥肉”实质上等价。但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却给人不同的感受。“有70%是瘦肉”容易让人认为这块肉很瘦，而“有30%是肥肉”则让人感觉这块肉很肥。如果人在判断肉的肥瘦时受到肥肉或瘦肉表述框架的影响，则说明其考虑了不应当考虑的语言表述方式。
框架效应最早可以追溯到心理学家设想的疾病治疗问题。在这个假想问题中，某地暴发一种疾病，共有600人患病，作为管理者，你需要选择治疗病人的方案。可选方案有两种。如果选择救治方案A，则200人一定会死亡，如果选择救治方案B，则有1/3的概率所有人死亡，2/3的概率没有人死亡。你更倾向选择哪种救治方案？记住你的选择偏好。
现在，把对救治方案的表述方式从死亡换成存活：如果选择救治方案A，则400人一定存活，如果选择救治方案B，则有2/3的概率所有人存活，1/3的概率没有人存活。你的选择倾向会变化吗？理性的人应当发现，不论表述方式是死亡还是存活，两种救治方案的实质并未改变，因为病人要么存活要么死亡。所以，理性的人应该在不同框架下保持偏好不变。然而，心理学家却发现，与听到“存活”说法相比，人们听到“死亡”说法时更倾向于选择冒险的B方案。因为在面临死亡时，人们更不愿意接受确定的损失（“200人一定会死”）。显然，人们把语言表述隐含的信息也纳入了推理前提，即使这些信息并不应该左右判断。
框架效应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值得警惕。例如，框架效应会影响招聘。一项研究考察了招聘录用中的框架效应，发现在“聘用”和“拒绝”表述中人们对歧视的感受迥然不同。
例如，某公司要招聘五名员工，有十人前来应聘，其中有八名男性两名女性。在“聘用”说法下，招聘结果可以描述为“公司聘用了四名男性，一名女性”。这时，人们可能会认为公司歧视女性，因为录用的员工中女性仅一人。然而，在“拒绝”说法下，同样的招聘结果可以描述为“公司拒绝了四名男性，一名女性”，这时，人们反而会觉得男性受到歧视，因为被拒绝的大部分都是男性。框架效应也会影响法官的判决。设想一对夫妻要离婚，法官需要决定把孩子判给谁。孩子的母亲经济状况较好，身体有些小毛病，与孩子关系亲密，工作繁忙经常出差，社交活动多；而父亲在经济、健康、亲子关系、工作繁忙程度、社交频率上都处于人群平均水平。如果用不同的表述问法官怎么判决孩子归属，就可能导致不同的判决结果。当问法官“把孩子判给谁”时，法官更倾向于把孩子判给母亲，因为这种问法使得法官更多关注抚养人的优势，此时母亲在经济、亲子关系上的优势凸显出来，成为重要加分项。而如果问法官“不把孩子给谁”，法官可能会认为不该把孩子判给母亲。因为在这种问法下，抚养人的缺点成为决定判决的关键，而母亲健康状况不佳，工作社交繁忙可能无暇带孩子，这些都会成为关键的扣分项。框架效应还可以影响环保。比如，呼吁人们使用节能灯的口号写法不同，取得的效果可能大不相同。比起“使用节能灯，每月能帮你省下500元”，如果把口号写成“不用节能灯，你每月会多花500元”，人们用节能灯的意愿可能会大大提升。这是因为前一种口号强调环保行为带来获益，而后一种口号强调不环保行为带来损失，人们对损失往往比获益更敏感，“亏钱”的危机感能更有力地驱动人们保护环境。
从这些例子可见，言辞的力量不容忽视。讲故事的方式虽然看似雕虫小技，但往往足以影响推理，让人不自觉地使用不当的前提，这种影响一经放大，甚至有引导社会观念的潜力。像道德、法律、环境等宏观的社会问题，不少时候都与微观的表述方式密切相关。通过改动一两个简单的字句，就可以制造一场席卷全球的大风暴。
人在选择前提进行推理时犯的错误一方面源自“考虑了不该考虑的信息”，即上一小节提到的使用不恰当前提，另一方面则源自“没考虑该考虑的信息”。很多前提对推理非常重要，但总是被人忽视，这同样导致人的判断出错。
如果说前文提到的可得性启发式反映出人只顾着“仰望星空”，一眼便看见最显眼夺目的信息，忽视基础比率（base rate neglect）则可以说是反映出人忘记了“脚踏实地”，看不见平实却重要的背景信息。不妨通过下列两个例子来理解基础比率忽视。
有个人很矮很瘦，喜欢吟诗。猜猜这个人是某大学古典文学教授还是卡车司机。你可能会觉得身材瘦弱、具有文艺气息这些特点很符合古典文学教授，不太符合卡车司机，所以认为此人大概率是古典文学教授。然而，这样的判断忽视了非常重要的推理前提：客观而言，世界上卡车司机的人数远远多于古典文学教授。根据卡车司机和古典文学教授在人群中的基础比率，你猜此人是卡车司机有更大概率正确。
让我们再来看另一例子。假设小李是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他对逻辑和数学不感兴趣，喜欢历史，酷爱阅读。你觉得小李本科就读于经济学、考古学、生物学、计算机专业的概率分别为多少？虽然乍看上去小李的爱好和考古比较匹配，但经历了上一个例子的教训，你应该已经能意识到，你还需要考虑考古学学生人数相比其他几大热门专业的差距。从各学科人数基础比例来看，考古学不太可能是正确答案。
基础比率虽然如此富有信息量，但又如此容易在推理时被人忽视，这种认知错误颇有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味道。
有得必有失。很多时候，选择某个选项，意味着放弃其他选项。比如当国王享受荣华富贵就不能过上农夫一样清闲自在的田园生活；考研报考华师大不仅仅涉及华师大，还意味着放弃报考北师大；与A结婚意味着（至少法律上）不能与B结婚；今天穿红色衣服意味着不能穿另一件白色衣服。诗人弗罗斯特在名作《未选择的路》里因为选择一条道路、放弃另一条而慨叹。选择某一选项时，所有被放弃的选项就是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人们应该在决策之前考虑清楚机会成本，全面对比将要选择的选项和为此而放弃的选项，才能作出好决策。但世人却常常看见所得，无视所失，即忽视机会成本。
人对机会成本的忽视反映于选择变化。如果问你是否愿意花50元看一场电影，你可能会接受。但如果问你要花50元看一场电影还是留着50元买别的商品，你可能就不愿看电影了。这种变化说明你一开始没有充分思考看电影的机会成本，即这笔钱的其他用途，所以你才会在得到提示时改变主意。忽视机会成本会使你冲动地采取行动，错失本可能获得的结果。
要求人在推理时主动列出机会成本有助于消除对机会成本的忽视。例如，研究者发现，如果人直接决定要购买高档手机还是便宜1000元的中档手机，就很可能忽视买高档手机的机会成本，即无法把高档手机比中档手机高出的1000元另作他用。而如果要求人在决策时先详细列出自己愿意花1000元买什么，再考虑买高档手机或中档手机，此时买高档手机的人就会变少。可见，备选项原本应当被充分考虑。想一想选择的同时你失去了什么，有助于防止你在推理中遗漏相关的前提信息。
一贫如洗是否会助人注意到机会成本呢？乍一想，腰缠万贯的富豪似乎出手大方，不会拘于小节、纠结于机会成本，而家徒四壁的穷人则会小心谨慎，在仔细斟酌后再把钱花在刀刃上。然而，研究者发现，不论财富多少，人们都会忽视机会成本。
富人买演唱会门票的时候很少思考这笔钱留着还能另作何用，穷人亦如是。这种决策很可能让穷人雪上加霜，因为消费的风险对他们而言更大。
“我需要什么”以“我已经有什么”为基础。在决定是否要将已有产品更新换代时，消费者除了关注新产品的质量，还需要在对比中想想新产品的价值。有一副耳机之后，再购买同一型号的耳机无疑是浪费资源。不仅如此，即使是考虑要不要买新型号的耳机来替换旧耳机，也需要考虑新型号耳机比已有的旧耳机有何提升、能额外带来哪些好处。但消费者常常忽视自己已有之物。
他们经常在买了一支口红后，又买差不多色号的口红；在安装一款应用程序之后，又装上另一款功能相差无几的应用程序。这使得家里堆放的无用之物越来越多，手机电脑越来越卡顿。
除了实体产品，已有的无形资产也经常被人们忽视。比如，人们常常忽视自己有多少财产。在购物节，许多人会不停参与各种活动挣优惠券，这些烦琐的活动消耗了人们大量的时间精力。然而，人们真的需要花费这么多精力去挣优惠券吗？如果你已经领过几张优惠券，又或者购物节的优惠力度已经不小，再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整天忙着拉好友、刷手机，你的收获便对不起你付出的精力。遗憾的是，研究者发现人们或许唯利是图，却不知道评估眼前的“利”到底对自己而言有几分重要。
只有提醒他们在决策时想清楚要争取的利益相比已有财产是否足够重要，才能让他们的推断回归理性，从片面的逐利中解放出来。
人们究竟容易忽视哪些重要信息？我们可以用“前景”和“背景”视角类比理解这一问题。一幅画中有近在眼前、非常明显的前景，有在远处塑造环境和氛围、不那么显眼的背景。在推理中，典型例子、想选择的选项、新产品、新优惠等信息如同画的前景，容易成为关注的焦点，而基础比率、机会成本、已有的商品和资产等大量信息好比画的背景，它们不像画中的前景那么扎眼。尽管如此，这些背景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信息。在推理和决策中，当下视线的焦点固然重要，但任何处于焦点之外的信息同样提供重要价值，忽视这些信息将导致有偏判断，就如同抛开背景只凭借前景就评判一幅画的好坏一样不合逻辑。
对不同人而言，推理时使用的前提是不同的，正如“我之蜜糖，彼之砒霜”。但人们在推理时很可能认为“天下大同”，所有人都共享同样的前提信息，即“我这么想，所以你也会这么想”，因而作出错误的推断。
“知识的诅咒”生动描述了以己度人的现象。这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牛顿（Elizabeth Louise Newton）在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论文，它形容人们一旦知道了特定知识，就总是下意识地以为别人也知道这些知识，无法想象不知道这些知识的人的境况。在牛顿的研究中，被试在心里默念不同歌曲，并用手指按照这些歌的节奏敲击，让其他人猜测敲击的是哪首歌。被试以为别人能猜对自己所敲击歌曲中的50%，但实际上，别人仅仅能猜对其中2.5%。
“我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成为一种“诅咒”，让人无法想象在不知情的旁人眼中，自己手指的敲击规律如密码一样复杂难解。生活中与此类似的案例并不鲜见。在很多人都玩过的“你画我猜”游戏中也常常发生“知识的诅咒”。游戏中，玩家根据指定词语作画，再让其他人猜测画对应的词语是什么。大家往往认为，自己的作画已经足够形象生动，处处都是线索，别人应该很容易猜对，但别人给出的答案常常和玩家自己内心的答案大相径庭。同样，人生地不熟的乘客向地铁工作人员询问路标的位置，工作人员自己熟知地铁站里的各个出口，于是只给出简略的指示，却不知道乘客往往要花费好一番功夫才能找到目的地。老师自身对所教的知识烂熟于心，所以在教学时也常常认为学生都应该能轻松掌握课堂知识，殊不知学生的知识背景和自己迥然不同，被视为“显然”“易得”“不难看出”的题目对学生来说也是挑战。
很多时候，你的知识仅仅是你的知识，并不能成为别人推理的前提，因而你的推理很可能导向与他人不同的结论。然而人们往往忘记这一点，在包括帮助、送礼、人际交流等各种情境中忽略他人的想法，作出不恰当的推理。
人们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反而常常不愿开口求助。重要原因之一是，人们总觉得别人不会帮忙。
作为陷于困境中的一方，求助者根据自己眼前的麻烦作出推测，认为要别人牺牲时间精力来帮自己解决困难实在为难别人，如此一来自己很容易遭到拒绝，进而干脆不开口求助。但事实果真如此吗？研究者曾经让大学生到图书馆邀请陌生人填写问卷，只要有5个陌生人答应帮忙就算任务完成。大学生们认为，自己需要求助20次，才能找够5个陌生人来填问卷。然而实际上，他们仅仅求助了10次就凑够了5份答卷。同样，在请求借别人手机一用和请求别人帮忙带路时，大学生也会高估需要求助的次数。为什么求助者会低估他人施助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他们只考虑到求助很麻烦别人，但没想到别人如果要拒绝求助会感到内疚。在求助对象看来，说“不”可能显得自己不友好，所以很不好意思拒绝请求，而答应帮忙之后付出的时间精力倒成为决定选择的次要因素。求助者不身处求助对象这一角色，也就难以考虑到“显示友好”这个重要的助人动机。
一方面，求助者想不到“拒绝难”；另一方面，施助者也想不到“求人难”。
为什么人们常常不主动为陷入困境的人提供帮助？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潜在的施助者认为“如果别人真的需要帮助，他们会主动开口”，那么不开口自然代表不需要帮助。然而，施助者却往往忽视，开口求人会令求助者尴尬。很多人正是因为尴尬，才不愿求助，这并不代表他们不需要帮助。施助者无法从求助者的视角考虑这一因素，所以显得“冷漠”。研究者曾经在大学学期开始时问各门课程的助教：“你觉得整个学期中会有多少学生向你求助？”平均而言，助教认为会有17.8人向自己求助。然而，一个学期过后，每门课程中实际向助教求助的学生只有14.7人。这种错误估计也是由于助教想不到学生会因尴尬而不愿开口请教自己。
求助者和施助者依赖不同前提推理，又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心思，由此产生的心理分歧导致他们在帮与不帮之间频频相互错过。
送礼时，送礼和收礼双方也常常各怀心思。而依据自己所知的信息来送礼，送出的礼物往往并不是对方最想收到的礼物。
在送礼者看来，礼物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礼物是否能表达心意。对送礼者而言，送礼起到维护社会关系、提升对方好感的功能。因此，送礼者自认为自己的心意很重要，他们依据“心意好”的标准来挑选礼物。比如，送礼者喜欢赠送能让别人感受好的礼物，这些礼物能立刻唤起收礼者的积极情绪，貌似能有效提升好感。
在送礼者眼中，一朵盛开的玫瑰比含苞待放的玫瑰更好，因为盛开的玫瑰能让收礼者在收礼当场感到开心。印着爱心的纪念款水杯也比握感舒适的水杯好，因为看到杯子上图形的特殊意义似乎会让收礼者立刻绽放笑容。
然而，对收礼者而言，礼物中看不中看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中用。这是因为，收礼者并不希求通过送礼促进人际关系，他们处于“守株待兔”的一方，自然就不会如送礼者一般关注礼物代表的心意。相反，使用礼物对他们而言更重要。不趁手的礼物，收了也是白收，徒增闲置无用之物。所以，收礼者评判好礼物的标准往往是“用着好”。如此一来，含苞待放的玫瑰就比盛开的玫瑰更好，因为含苞待放的玫瑰插在花瓶里能维持较长时间，还可以来日慢慢欣赏，而盛开的玫瑰不日就会枯萎。握起来手感舒适的水杯也比印着爱心的水杯更好，因为杯子上印的图案不过“徒有其表”，拿着舒服才让人愿意长期使用下去。
送礼者还会在送礼物时看人下菜碟，送出貌似最匹配收礼者个性的礼物，踏入“私人定制”的陷阱。
例如，送礼者在一趟旅途中打算购买一堆穿着打扮各异的民族风布娃娃送给朋友，往往根据不同收礼者的特点“有的放矢”。即使某一款娃娃特别好看，送礼者也往往不会给所有朋友都买最好看的娃娃。相反，他们倾向于给平时喜欢红色的朋友买一款穿红衣服的娃娃；给老家在北方的朋友挑一款北方民族的娃娃；给唱歌玩音乐的朋友选一款手拿乐器的娃娃……这样的策略看似能匹配不同人的个性，显得送礼者颇费心思。然而事实上，收礼者可能并不需要“私人定制”，也不在乎送礼者花的心思，他们宁愿都要最好看的一款娃娃。由于收礼者的喜好丰富多变，个性化的礼物很可能与收礼者变化的喜好不匹配，反而让人不够满意。
送礼者怀揣很多类似的小心思，但都难以发挥他们预想的效果。送礼者遵守完整原则，挑选礼物时倾向于购买完整的礼物，像是一对耳环、一套餐具；而收礼者只在乎礼物本身的吸引力。比起不那么喜欢的一整套餐具，收礼者更期待收到最喜爱的那套餐具中的一个碗。
送礼者还认为，给同一个收礼者要变着花样送不同类型的新礼物，竭力避免重复：这次送了巧克力，下次就要送鲜花，而不能再送巧克力了，否则礼物就会显得很无聊。
但实际上，喜欢吃巧克力的收礼者很乐意再收到一份巧克力，强行追求有新意的鲜花反而不合他们的心意。类似的种种差异造成了送礼者悉心挑选的礼物令收礼者感到不满的尴尬局面。
总之，评价礼物好坏时，不同人依赖的前提信息会导向迥异的结果，给礼物挑选带来巨大挑战。
人际交流，例如朋友之间的相互赞美、表示感激、提供社会支持，都起到“心灵鸡汤”的作用，可以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可是，一旦忽视不同人推理时使用的不同前提，人际交流就常常受阻。
在人际交流中，行为的意图和结果是推理判断的两大类重要依据，心理学家以温暖（warmth）和能力（competence）指代二者。温暖意味着人怀抱善意目的与他人互动，而有能力意味着人能够实现自己的目的。如果你要向亲友师长表达感激，你认为温暖（显得你诚心诚意）多重要？能力（你的言辞得体）多重要？如果是他人向你表达感激，你又觉得温暖和能力多重要？站在发起交流者和回应交流者的立场，温暖和能力的价值存在微妙的不同，双方依据不同的前提进行推理。但人们常常难以意识到这一点，仅凭自己的想法推己及人，因而容易错过促进交流、改善关系的机会，不敢开口赞美、感激、支持他人，这减少了人们生活中许多重要的“小确幸”。
对发起交流的人而言，能力是行动的重要依据。开口之前，发起交流的人常常三思：我说出口的赞美之词合适吗？
我写的感谢信得体吗？
我给一段时日不见的朋友送去问候支持会不会让人尴尬？
他们以能力作为推理前提，纠结于自己能否出色地完成赞美、感激、支持，进而以为他人同样会对自己的遣词造句敏感，在乎自己的能力。对能力的惴惴不安最终很可能使得人们干脆放弃发起交流。
然而，回应交流的人实际上主要以温暖作为社会判断的依据。只要赞美、感激、支持背后是真诚的善意，回应者就会感到非常开心，就算说话的人词不达意，这一点能力上的缺点也不足挂齿。发起交流者和回应交流者在推理前提上的分歧，最终可能导向人际关系中的种种龃龉。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就像没有两个人的想法会完全一样。我们需要时刻铭记，别人在思考时关注、采纳的前提信息和自己的可能大相径庭。在推理过程中保持对不同角色、视角信息差异的敏感，才能尽可能减少出错。
唯一永恒不变的是变化本身，我们每天都在变化。士别三日，尚且应当刮目相看，毋论对更长远未来的预期。因此，在不同时间点，推理的前提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同一前提，今天适用，等明天形势一变，或许就不再适用了。推理时，应对前提的时效保持警惕，慎用今日前提推测明日结论。
但是，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常常无法想到推理前提会随时间变化，无意中把当下短期状况投射到未来，用以揣测未来事件的发展。这种思维模式使人作出不理性的决策，广泛影响其衣食住行。
例如，人们在饮食上的冲动消费常常源自对“现在饿”和“未来饿”的混淆。若你当下感到饥饿，那么你可以进食立刻填饱肚子。但当下的饥饿并不应成为你未来进食的理由。谁知道你在一周后的此时是否会感到饥饿呢？若你仅仅因为当下感到饥饿，就要为一周后而储备食物，可以说是有些“饿昏了头”。为未来储备的食物应该取决于你通常的食量，而非你现在是否饥饿。然而，研究者却发现，人当前的食欲和他们对未来食物的选择密切相关。刚刚吃完午饭后，人们感到饱腹，此时询问他们是否要购买一周后到货的零食，他们可能并不太感兴趣。但在饥饿状态下再问同样的问题，人们却很可能乐于大量选购未来的零食。饥饿时，人们订购的零食比饱腹时多出22%。
可见，“现在饿”会被错误当作“未来吃”的前提。
另一些研究则表明，当下的天气经常影响人们在遥远未来的行动，尽管未来的生活实际上与今日是晴是雨并无关系。虽然今天下雨并不意味着你需要为两年后的生活准备一把伞，但人们许多时候都在作“因为今天下雨所以为两年后的某一天买伞”式的决定。例如，当下的气温决定人们为未来购买什么衣服。研究发现，气温每下降30华氏度，售出的防寒用品被退货的比例就会上升3.95%。
这说明当前天气越冷，人们越容易冲动购买防寒用品，而实际上这些防寒用品在未来极少有机会使用，导致高退货率。
购车日的天气也与车型选择密切相关。敞篷车适宜在风和日丽的天气行驶，动力强劲的四驱车则能在暴风雪中开辟道路。买哪种车理应取决于未来长期的生活环境，而人们却常常在购车当天天气的影响下“脑子一热”。研究者分析了美国汽车销售市场如何随天气变化波动。他们发现，炎炎夏日，购车人选购敞篷车的比例大幅提升，而寒冬腊月中选购四驱车的人数比例提升。更极端的是，仅仅购车日当天的天气都会影响购车选择。购车日当天气温高，买敞篷车的人增加；当天遭遇暴风雪，买四驱车的人增加。虽然车一年四季都得开，但人们却觉得“现在是什么天气，我就该为未来买什么样的车”。
这显然偏离了理性推理。
就连学生选择大学也受到天气影响。美国高中生在申请大学的季节，常常趁着校园开放日前往各大高校实地考察。一些高校学术氛围浓厚，有利于学生走上科研道路；而一些高校活动丰富，能为学生提供更多在体育赛事中脱颖而出的机会。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学生申请的高校竟然还受到参观校园当日天气的影响。研究者统计美国高中生的大学申请选择，发现校园开放日的云层越厚，学生越倾向于选择学术型高校而非活动型高校。究其原因，很可能是阴雨连绵的一天中学生无法外出活动，而更愿意在室内学习，进而为未来的自己申请学术出众的学校；而阳光明媚的一天中学生乐于外出参加体育活动，进而为未来的自己选择活动丰富的学校。
天气还影响人们购买医疗保险的意向。一天的空气污染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中国居民当日购买医疗保险的概率便会增加7.2%。
看来，人们为未来健康作打算凭借的不仅是长远规划和分析，还往往依据今天打开窗闻到的雾霾味儿有多浓。
纵观众多心理学研究案例，人总是无意中以为明天会和今天相同，而在推理时模糊不同时日间的区别，作出不理性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