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开启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进程

黑格尔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同时，又“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 。这就是说，黑格尔哲学是西方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和发展顶峰。正因为如此，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就是从批判黑格尔哲学开启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形而上学“在德国哲学中，特别是在19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在黑格尔天才地把17世纪的形而上学同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及德国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之后，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进攻，就像在18世纪那样，又跟对神学的进攻再次配合起来” 。可以说，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进程。因此，要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首先就要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首先较为系统探讨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是普列汉诺夫。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观点，“马克思的哲学是黑格尔哲学的合乎逻辑的和必然的结果”，这是正确的，但又是不完全的。“马克思的承继黑格尔，正像丘比德的承继萨茨尔奴斯一样，是贬黜了后者的王位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是人类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真正的革命，是最伟大的革命。” 这表明，马克思是通过唯物主义立场的确立而扬弃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这是其一。

其二，马克思是在一般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批判改造黑格尔辩证法，从而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的。在谈到《哲学的贫困》时，普列汉诺夫指出：“在那个时候，马克思已经把辩证法（它在黑格尔那里有着纯粹唯心主义的性质，在蒲鲁东那里也保存了这样的性质）放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面了。”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普列汉诺夫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不仅是唯物主义的哲学，而且是辩证的唯物主义” ，并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它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的哲学的术语” 。

这里，普列汉诺夫借助于“辩证的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强调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辩证性，其基本思路是：马克思哲学是由唯物主义（以费尔巴哈为媒介）和辩证法（以黑格尔为媒介）的结合而产生的；同时，由于“辩证唯物主义涉及到历史，所以恩格斯有时将它叫作历史的。这个形容词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而只表明应用它去解释的那些领域之一” 。这表明，普列汉诺夫已经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的“应用”了。

列宁非常重视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尤其关注《资本论》与《逻辑学》的关系，并认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 ” 这就是说，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本质上是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这是其一。

其二，列宁对“一般唯物主义”的内涵及其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关系作了具体说明：“物质是第一性的。感觉、思想、意识是按特殊方式组成的物质的高级产物。这就是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 这就是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一般唯物主义”没有本质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是从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的。

其三，列宁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在社会领域中的“推广运用”：“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 后来，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对列宁的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发挥，明确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与“运用”。

按照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解释路线，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逻辑学》产生的；由于费尔巴哈哲学的媒介，马克思回到了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批判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并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运用”到历史领域，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

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首次公开全文发表。正是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着重分析了作为黑格尔哲学“诞生地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显示出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之间的特殊联系。马尔库塞由此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些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初始含义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这些手稿也使人们能用一种更加富有成效的方法提出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实际关系这个问题” 。在马尔库塞看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表明，在黑格尔的著作中，马克思特别感兴趣的是《精神现象学》。

1932年，《德意志意识形态》首次公开出版，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不断提及或引证《精神现象学》等著作，因而对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尤其是马克思哲学与《精神现象学》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1939年与1941年，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政治经济学大纲（草稿）》为题，分两册首次公开出版。在研读这部手稿后，施密特认为，这部手稿“对于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来说是最为重要的，然而迄今未被人们利用过” 。在施密特看来，在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中，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普列汉诺夫、列宁生前都没有看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因而不可能理解和把握《精神现象学》对马克思的重大影响。相反，这些新材料促使卢卡奇、施密特等人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作出新的思考。

按照卢卡奇的观点，黑格尔“是试图认真地把握英国工业革命的唯一的德国思想家，也是在古典经济学的问题和哲学及辩证法之间建立联系的唯一的人” 。因此，卢卡奇深入分析了黑格尔在《伦理体系》《郎拿实在哲学》和《精神现象学》中对劳动、异化问题的论述，强调“劳动的辩证法使黑格尔认识到，人类只能通过劳动走向上发展的道路，实现人的人性化和自然的社会化” 。这表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辩证法的根本含义不是体现在抽象的、与人相分离的自然中，而是体现在人改造自然的活动——生产劳动中。

从卢卡奇的思路出发，施密特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按照施密特的观点，“如果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象今天仍在苏联和东欧盛行的那样，只是作为一种抽象的世界观的表白的话，那末首先注意：这一来它就和那种低劣的唯心主义毫无二致了。不是所谓物质这抽象体，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出发点” 。这里，施密特强调的是，马克思唯物主义与一般唯物主义之间的根本差异；表明的是，马克思并不是通过对一般唯物主义的回归而与黑格尔唯心主义相对立的。施密特指出：“从实践上把上述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结合起来，构成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劳动的辩证法的特色，反映了现代认识论的根本立场。” 这就是说，应当从“劳动辩证法”的视角来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

卢卡奇、施密特等人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新思考，凸显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对马克思哲学的重大影响，从而加深了这样的认识，即马克思关注的始终是社会历史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但是，卢卡奇、施密特等人没有结合马克思本人思想的演变来探讨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没有阐明普列汉诺夫、列宁为什么认为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主要是《逻辑学》，并主张从一般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去解读《逻辑学》，从而使整个讨论趋于简单化。

普列汉诺夫、列宁从《逻辑学》的视角来理解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影响是有其一定根据的。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在分析黑格尔的泛逻辑神秘主义时指出：“整个法哲学只不过是对逻辑学的补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1858年1月1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提到关于《资本论》的准备性研究时指出：“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几卷原为巴枯宁所有的黑格尔著作，并把它们当作礼物送给了我——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 显然，《逻辑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存在的。但是，在马克思读过的黑格尔著作中，他留下笔记最多、作过系统研究和深刻评论的不是《逻辑学》，而是《法哲学原理》和《精神现象学》。然而，马克思在这方面的两部重要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没有读过。因此，他们就很容易从《逻辑学》的视角出发去理解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

实际上，对马克思来说，《逻辑学》并不是最重要的著作。这是因为，《逻辑学》关注的是与现实相分离的绝对的、纯粹的知识，它既是逻辑理念自身的辩证运动，又是对这一运动的自我认识，而马克思关注的则是社会历史问题，所以，对马克思来说，《精神现象学》比《逻辑学》更为重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是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的因素” ，实际上是对社会历史运动的“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因此，在剖析黑格尔哲学体系时，“必须从黑格尔的《现象学》即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 。

《精神现象学》对马克思哲学，尤其是唯物辩证法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马克思看来，《精神现象学》抓住了“异化”和“劳动”这一核心问题，从而展开对整个社会的批判。尽管这一批判被神秘化了，但它对马克思的启示是重大的。正是通过对《精神现象学》的深入研究，马克思发现，“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这是一个重要发现。这一发现之所以重要，就在于马克思看到了《精神现象学》中的辩证法与《逻辑学》中的辩证法之间的差异。

在《逻辑学》中，辩证法的承担者是逻辑理念，而在《精神现象学》中，辩证法的承担者则是劳动，因而可以把这种辩证法表达为劳动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劳动辩证法是对人类历史运动的“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尽管黑格尔关注的是劳动的积极方面，而未充分注意劳动的消极方面，尽管从根本上说黑格尔承认的劳动仅仅是抽象的精神劳动，然而，《精神现象学》毕竟显示出人是在劳动中生成的，毕竟以思辨的形式显示出人类历史的运动。这正是《精神现象学》的“伟大之处”。

马克思后来在谈到黑格尔的辩证法时指出：“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合理内核”，并不是没有任何载体的、抽象的辩证法，而是以劳动为载体的现实的辩证法。当然，在马克思那里，劳动不再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而是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是社会历史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并明确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可见，“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就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载体的“否定性的辩证法”，是和“实践唯物主义”高度统一、融为一体的唯物主义辩证法。

可以看出，较之《逻辑学》，《精神现象学》对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在马克思哲学思想转变的过程中，除了他本人的实践活动和费尔巴哈理论影响这两个因素外，还有一个理论因素不容忽视，这就是通过对《精神现象学》以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性解读，提出了“异化劳动”这一概念，并创立了以现实的人的活动为载体或承担者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马克思不是返回到一般唯物主义，而是直接创立了“真正实证的科学”和“真正批判的世界观” 高度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说“逻辑学”的“倒过来”是一般唯物主义的话，那么，“精神现象学”的“倒过来”则是历史（辩证）唯物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进行深入研究可以看出，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以“一般唯物主义”为特征的所谓的费尔巴哈阶段。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对黑格尔唯心主义作“一般唯物主义”的倒转，即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倒转为“抽象物质”或“抽象自然”。实际上，首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进行“倒转”的是费尔巴哈。虽然费尔巴哈哲学是以抽象的自然和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的，但其中所蕴含的人本主义倾向却使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作出了富有创新意义的“倒转”，这表现在他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解读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的见解上。恰恰是这一点启发了马克思。

但是，这种启发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在费尔巴哈那里，唯物主义是以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相分离的、抽象的自然为出发点的；在马克思这里，唯物主义的重心落在市民社会上，从未退回到费尔巴哈式的抽象的自然的基础上。即使在马克思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影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阐明了这样一个见解，即“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 ，更不用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费尔巴哈的“抽象的自然”的批判了。马克思指出：“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 因此，费尔巴哈哲学中的自然是“抽象的自然”。

同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认为“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 ，所以，费尔巴哈哲学中的人是“抽象的人”。正因为如此，“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费尔巴哈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一言以蔽之，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的确存在，而且比较重要，但马克思的确没有返回到费尔巴哈哲学的立场上去，更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费尔巴哈阶段或“一般唯物主义”阶段。

既然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不存在一个费尔巴哈或一般唯物主义阶段，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就不可能是“一般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绝不是把“一般唯物主义”“推广运用”到历史领域的产物。按照这种理解，马克思哲学必然被分裂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由旧唯物主义者奠定基础的“一般唯物主义”学说，另一部分则是马克思本人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而历史唯物主义只是一般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的“应用”性成果。按照这种观点，马克思先确立了“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以此为基础批判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形成了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辩证唯物主义”，然后，再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运用”到历史领域，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一般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从“一般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引申出来的。

这样一来，一种与历史相分离的“一般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这样一来，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哲学之间的界限被取消了，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之间的本质差异被磨平了，马克思哲学的划时代的贡献就被遮蔽起来了。马克思指出：“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 “推广运用”说的要害就在于，历史唯物主义只是作为“推广运用”的结果形成的，而作为“推广运用”基础的“一般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恰恰是“排除历史过程的”。换言之，“推广运用”说本质上是一种“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

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般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推广运用”的结果，而是他的全部学说的基础和出发点。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去解释自然，自然就不是与人相分离的“抽象的自然”，而是“人化的自然”“历史的自然”；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去解释物质，就不会停留在“世界统一于物质”这类“一般唯物主义”的说教中，而是关注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具有社会关系内涵的“社会的物”，从而致力于对现代社会物质的普遍形态——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批判；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去解释认识论，认识论就不再是脱离社会关系、历史条件，满足于谈论抽象主体-客体关系的抽象认识论，而是社会认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去解释辩证法，辩证法的承担者就不再是“抽象的物质”或“抽象的自然”，而是人的实践活动，辩证法的原型就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纯粹理论形态的辩证法体系不过是这一原型的抽象的表达而已，换言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础乃是实践辩证法。

一言以蔽之，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们在考察一切问题之前，应当先行地澄明历史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探究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在马克思哲学中，不存在一个以“抽象的物质”或“抽象的自然”为研究对象，并作为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仅仅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辩证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又一称谓，其功能是凸显历史唯物主义所蕴含的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和革命性。 1jWhXoO/xcA3NR1rT2AmaeKx2wfsHB38Xrhd9GFrEzagOfHzQKQ6gPjsWgDxFTp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