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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道德的现状，几年前学术界曾有过争论：中国道德在爬坡——那是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相比。“文化大革命”时，还有什么道德可言？还有什么礼让、恻隐、是非之心？而如今我们鼓励、提倡、追求正义、公平、文明。中国道德真的在提升，只是十分艰难而已。有的人则不同意，认为中国道德在滑坡——老太太摔倒在地上，要不要扶，竟然是个问题；中国式过马路，以及游人在境外的表现，确实让人担忧。爬坡也好，滑坡也好，总之，我们进入了道德困境。
其实，何止是中国呢？可以说，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处在道德困境之中。否则，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怎会写出振聋发聩的书《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来呢？是的，当金钱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道德就沦丧了，社会就失序了，成了病态社会。道德正是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完全可以作以下判断：当金钱买不到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可以摆脱道德困境了，社会也就进步了。
我对道德的觉醒比较晚。一是在参与品德与生活（社会）课标研制、教材审查时，突感道德的重要性及德育的紧迫性；二是对道德现象观察时，顿感内心的道德焦虑。于是，我开始比较自觉地关注和研究道德及其教育，包括法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正是关注和研究，让我有了不少的思考，不成系统，仅作断想、散论吧。
一、道德是成人成才之根，是立人立才之基石
在贵州黄果树山上，总会看到千年的大榕树，顽强地向上、向外生长，古朴苍劲，顽强刚毅，显现出无比强大的可持续的生命活力。生命活力来自哪里？有人告诉我们，这儿流行一句话：千年古树万年根。生活是最忠实、最优秀的老师，仅仅7个字，就把道理说明、说透了：没有万年的根，哪有千年的树？古树千年的秘密就在那万年的根上。根是什么？根就是源，就是本，就是生命力之所在——我尊重生活德育的理念。
关于道德有不少的论述，其中还有一些精彩的隐喻。中华文化的底色和本色就是伦理道德。孔子的“仁者爱人”，墨子的“非攻兼爱”，孟子的“四端说”，直至孙中山的“博爱”，陶行知的“爱满天下”，斯霞老师的“童心母爱”等。习总书记用“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作了高度概括。冯友兰认为，中华民族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把道德价值看得高于一切”。正是中华文化中的传统美德，让中华文化血脉里永远流淌着道德的血液，铸造着中华民族的君子人格，君子之道实为为德之道、为人之道、立国之道。
道德也是人类的共同追求。诗人但丁如是说：“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难以用知识去弥补。”道德超越知识、引领知识。也有人曾说：“能力将你带上峰顶，德行将让你永驻那儿。”道德超越能力，对能力进行道德判断，能力才会有正确的方向。
今天的教育改革、课程改革，假若不以德育为先，而只在知识、能力、技术、工具上下足功夫，肯定是丢弃了那“万年根”，即使“千年古树”长得再高，也会虚空起来。道德教育，是培根护本。
二、道德是人类的最高目的，教育事业首先是道德的事业
承上所述，我们将道德置于人类的最高目的上。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说得特别明确：“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同时，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道德性格的力量。他还尖锐地指出，“一个人必须用道德的眼光来观察他在世上的全部态度”。由此，我想到，在我国古代，德育就是当时学校教育的主要构成。又想到，中国将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界定为“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在“关键能力”前加上“必备品格”，强调的正是道德之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价值方向性及道德对能力判断的重要作用。再由此想到教育事业的本质与核心。“教育是科学，在于求真；教育是艺术，在于求美；教育是事业，在于奉献与创新”，这些阐释无疑是正确的，但总觉得还少了什么，少的正是“教育的最高目的”——道德。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提出：教育事业首先是道德的事业。我不敢肯定，当下学校德育得不到落实的根本原因是否是在对教育界定中缺少道德这一最高目的，但至少与此有着重要的关联。
在贵州省开展“西部教学改革支持计划”时，一位市长对我说：教学改革固然重要，而德育改革更为重要。她说：重视物质扶贫、经济扶贫，也包括教育扶贫，我们都欢迎、感谢，但没有思想上的、道德上的“扶贫”，结果很可能造成少数人的“等、靠、要”。最后，她“拜托”我们专家小组来关心和研究西部地区的德育。“拜托”是信任，是责任，是重托，也是期待，我们深感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但又很高兴，因为这说明德育已引起了各方的关注、重视。如果还是用“由此想到”的方式来表达的话，那么我由此想到，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第一卷叙述三家分晋、智伯灭亡的故事时，对于德与才有一篇长达千字的评论，主要观点是：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帅。由此回想前文所述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也是这样。
三、教师首先是道德教师，道德教师是对教师的新定义、新要求
教育首先是道德事业，毋庸赘言，教师首先是道德教师。这一逻辑是合理的，是相当重要的，应当成为教育的必然逻辑。
道德教师既是对教师道德的规定性，又是对教师本质的揭示。道德教师是对学科教师的超越。对学科的超越，绝不是对学科的否定，当然也不是对知识的排斥。其主旨是，所有教师都要以道德追求和道德教育为己任，而不能为知识、分数所绑架；其核心名义是，一切为了育人，课程育人、教学育人，即立德树人。其实，教学与育人的逻辑应是一致的，“教书育人”是一个整体，但假若忽略了育人这一目的、这一核心、这一本质，教书与育人势必成了“两张皮”，教学的意义、价值就会丢失，教学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学了。
道德教师不只是一个概念，更不是一句口号，应有具体的内涵。我认为道德教师的基本内涵是：在认知层面，道德教师对道德在教育中的价值地位有深刻的认知和把握；在素养层面，道德教师有良好的道德；在能力层面，道德教师以道德的方式实施教育教学；在目标层面，道德教师根据所教学科的性质、任务和特点，有机融入道德教育，引领学生进行价值澄清和选择。道德教师将逐渐形成教师的道德自觉。
四、道德教育要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但传统文化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召唤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论传统》中对传统的这一解释是准确、深刻的。只有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才可能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最终促进并提升德育的有效性，让学生怀着中华民族的“乡情”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在世界的任何角落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现在在哪里，又要回到哪里去。
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重视，那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并不难理解，传统文化中难免有糟粕，糟粕就应扬弃；传统文化也应随着时代而有新的内涵、新的解释。同时，当今的学生已与过去大不相同，他们有自己的兴趣、方式，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化理解和选择特征，如何让传统走进他们的心灵，也必须进行创造性转化。应当承认，目前无论是教材，还是日常的教育，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不够的。创造性转化应当成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加强道德教育的重大命题。唯此，传统才是鲜活的，根植于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教育才会既有魂魄又闪耀着时代的特点，为学生所认同、所喜欢。
五、道德教育需要宏大叙事，又需要落小、落细、落实
我看到《当代中国道德箴言三字经（征求意见稿）》。其中有这样的表述：倡包容，重自律；乐参与，肯务实；育智德，养和气；念父母，多沟通；增理解，亲情浓；邻里睦，社区宁……其中不少是生活中的细节，甚至有些“琐碎”，但具体，可见、可做、可评。多少年的实践证明了，只有宏大叙事而无细节的落实，德育的针对性、实效性、持久性始终是得不到解决的，相反很可能培养一批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的人。有效的德育应是宏大叙事与微观落实的结合。
这里就涉及道德教育中的常规教育和制度建设问题。建立常规，就是将基本要求变成规则，成为大家的行为准则，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诸如扫好地、排好队、不扔纸屑、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不损坏公物……这些要成为大家的自觉。有人说日本人在看完一场球赛后，在结束一次远足活动后，场地上没有一张纸屑，没有一点瓜皮果壳，实在“很可怕”。可怕的是他们将民族性格、精神、素养外化为一个个可以看得见的行为。我们呢？我们该怎么做？
六、教学中的价值渗透与价值开发、价值澄清与价值引领
课程、教材、教学应当渗透道德教育，这没有什么错。但是仔细想一想，道德教育是从外向内渗透的呢，还是其内在道德元素的开发呢？当然是后者。道德就在教材中，在教学中，需要开发，使之显现，成为育人的一个点、一次机会。同样，价值澄清是一种进步，但是澄清只是道德教育的第一步，还应有更重要的一步：价值引领。倘若止于价值澄清，很有可能造成学生在多元价值观前的困惑，以致产生价值迷乱。价值引领是我们的使命，也是对教育智慧的挑战。
七、对道德教育来一场“龙场悟道”，实现知行合一
龙场，古地名，距贵阳40多公里，在古代那儿是一片原始森林，荒僻、贫穷。王阳明被发配到那儿。被流放时，不准他带任何书籍，并被一路追杀，可谓九死一生。王阳明每日静坐思索，结合自己的遭遇，日夜反省，追问孔孟，追问尧舜：人，该如何生存？他头脑里风起云涌，心力交瘁，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地步。突然有一天，他从梦中惊醒，叫了起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悟出了心学，创立了心学。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就是知行合一。
道德教育要摆脱困境，重要的是实现知行合一，将道德认知与道德践行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进行道德学习。当今的道德教育真的需要来一场新的“龙场悟道”，建构起新时代的道德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