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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浅见，钱氏的学问，大抵以考据之功最为突出，以其涉猎宏博，故能相互发明。而于义理，虽多有精见，而未免散杂。钱氏著作，我大略翻阅。《管锥编》固有胜于前人读书札记者，《谈艺录》固有异于古代诗话者，而为浅薄如我者所不喜。我喜欢的，是他的《宋诗选注》《七缀集》和《写在人生边上》。至于《围城》和《人兽鬼》，稍作浏览，唯觉其人聪明有余，目光犀利，幽默而时有泛滥，讽刺而多显刻薄。
《读〈伊索寓言〉》一文，出自《写在人生边上》。此文曾选入高中语文课本，我觉得是很好的文章。似乎是2002年，我要上一堂公开课，就选了这篇文章。讲授之前，认真阅读此文后，写下了这篇读书笔记。这篇笔记呈现的是我当时的认识。
《读〈伊索寓言〉》是钱钟书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中的一篇。该散文集薄薄一册，收入的文章不多；而于人生，见解深锐，“慼而能谐，婉而多讽”，积淀着丰富的人生经验，堪称一本厚重的大书。
钱钟书眼观今古，学贯中西，凡有所论，精见迭出。而其考据之精密，辞章之风趣，无不大有可观。清儒有钱氏之精博考据，而少有钱氏之谐婉辞章，如戴东原、段玉裁诸人是；近人有钱氏之谐婉辞章，而罕见钱氏之精博考据，如林语堂、梁实秋诸人是。钱氏散文，此为本色。
《写在人生边上》的大多篇章，与当今所谓“文化散文”，当属同类。文化散文，以观察人性、解剖文化、评论人生为旨归，故此类散文之成功，要在有发人深省之见。《写在人生边上》的各篇文章，无一不有精辟机智的见解。此文对恶劣的人性和不良的社会，借读《伊索寓言》之题，淋漓尽致地大肆发挥。钱氏的发挥所涉甚广，精妙的议论随处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列举了九个《伊索寓言》的故事作为分析例子，每个例子都有不少精彩的议论；首尾部分，更是圆转迂回，妙趣横生，前后一贯地阐发了作者对寓言、对历史、对生活多方面的独到见解。
这些议论都毫无例外地精彩，全部原因就在于一点，那就是：这些议论是充满智慧的。我们知道，议论有多种，板着面孔的迂腐说教、言不及义的陈词滥调、义正词严的装腔作势、一团和气的亲切甜俗、满嘴油滑的无聊调侃，是习见的几种。钱氏的这篇文章，与上述几种大不相同，外表是平和而冷峻的，而在这平和冷峻的外表下面，埋伏着洞察世相的尖锐眼光和解剖人生的犀利智慧。文中体现的智慧，主要有两种：一是积淀在观察经验中的人生智慧，一是体现在表达过程中的语言智慧。
生活本身并不给人智慧。生活中的智慧源于人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和反省。以此为基础，才能够迅速地深化人生经验。人生经验的多少与深浅，跟年龄的长短并不完全成正比。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发表于1941年，钱钟书才31岁，而对世人心态和社会病态，已能洞幽察微。在《读〈伊索寓言〉》一文里，卖老学少的常人心理（第一段），不同场合的炫耀卖弄（蝙蝠的故事），生不救济而死后攀附诗人以利己（蚂蚁和促织），绝无自知之明的批评攻击（狗和影子），借口堂皇的文饰与汲汲名利的上爬（天文家的故事），以己之丑丑人的丑态（乌鸦的故事），美化自己弱点的为辞矫饰（牛跟蛙的故事），毫无理由的贪心和戒心（狐狸和葡萄），富而后吝的悭啬（老婆子和母鸡的故事），伪装济世的害世（驴子跟狼的故事），顺手拈来，加以讥刺，说明作者对人性之善恶和社会之丑陋，已有全面的观察和深刻的体会。“使彼世相，如在目前”，这些对世相的征引和议论，表现了烛照人生的眼光。
本篇的思维方式以求异为特色。求异思维鲜明地体现了思维主体的批判精神。全文以《伊索寓言》为对象，非但不作无聊的因袭，反而聪明地宕开笔墨，大肆求异。寓言作为一种文体，本身就以提供教训和批评人性为特色；而由于钱先生意在批判现代社会人群更甚于古代的劣根性，对每个寓言，都独出心裁地根据现代社会的特点作进一步“挑漏子”式的借题发挥，更尖锐地直指种种人性中丑恶的现实——可谓“批评中的批评”，“对批评的批评”。钱氏笔锋所指，无不成为其嘲弄讽刺的对象，质疑精神是显而易见、无所不在的。
求异的具体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钱氏的特色是以立异求新为宗旨，而具体手法则是借原题作巧妙的引申发挥。“蚂蚁和促织的故事”借柏拉图《对话篇·菲德洛斯》的促织变诗人的说法加以发挥，说“这故事应该还有下文”，引申出诗人生时无人救济而死后被人利用的炎凉世相；“狗和它自己影子的故事”叙述原寓言后，又抛出一句“我们现在可以应用到旁的方面”，转向批评世人缺乏自知之明。“天文学家的故事”由“下井”而类比引申到“下野”与“下台”；“狐狸和葡萄的故事”则虚拟葡萄被吃而深入一层揭露人类私心的贪婪和对别人的戒惕。钱氏善于借题发挥，善于发散开去——顺便说一句，发散思维是钱氏几乎所有著作都明显表现出的一个特色——笔法腾挪翻转，思路灵活广阔，于是既能立异标新，又能新意迭出如珍珠散地，让人目不暇接。
《读〈伊索寓言〉》一文的语言智慧，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其语言基调是冷峻尖刻的。作者对社会的眼光不是热的而是冷的，不是温和的而是犀利的，他更多地看到的是人间丑恶的一面。这一点与鲁迅很相似。文章语言的警辟尖锐，径直说出了许多残酷的事实和残酷的真理，表明了作者洞察的深微细密和语言的深刻敏锐。这些语言“直指人心”，还真有点与禅语的机锋相似的意味。如：
·我们每一种缺陷都有补偿，吝啬说是经济，愚蠢说是诚实，卑鄙说是灵活，无才便说是德。
·世界上没有自认为一无可爱的女人，没有自认为百不如人的男子。
·医生也是屠夫的一种。
·以为人事里的是非的分别、善恶的果报，也像在禽兽中间一样公平清楚，长大了就处处碰壁上当。
世态竟如此之炎凉，作者自然忍不住随心所欲、左右开弓地嘲讽。此文不可以说是平和的幽默，只能说是峻刻的讽刺。由是之故，作者的语言智慧，于是又表现为尖冷的挖苦奚落：
·这部书差不多都是讲禽兽的……
·我认为寓言要不得，因为把纯朴的小孩教得愈简单了，愈幼稚了……
这两句一前一后相互照应，不明明是说人类奸猾而禽兽纯朴吗？全文的意旨十分明显：现代社会里，人类和人性表现出来的病态，真是禽兽不如。
读过钱氏的小说和散文的人都知道，在语言方面，他喜欢并擅长“妙解”和“曲解”。本文之中，或机智俏皮地妙解，如对于现代比古代更悠久古老的议论；或别有会心地曲解，如天文学家一段由下井而及下野和下台。这使得文章语言多了一层谐讽味道。这种风趣的语言，用来阐释对人生和社会的严肃见解，暗含着作者对人世的悲悯，就造成所谓“慼而能谐，婉而多讽”的风格特征。这正是钱氏文章的一大特点。“蝙蝠的故事”里面有辛辣的嘲讽，“蚂蚁和促织的故事”背后却有酸涩的眼泪。钱氏的文章可以让人会心微笑，但绝不会开怀大笑。它沉重的主题和叹息世相的深意，使我们在文中遇到再俏皮的话也大笑不起来。
总的说来，《读〈伊索寓言〉》其文，一如钱钟书其人，以一语论之，曰“智慧”而已。钱氏学问广博，然并非立地书橱，非徒有知识而无见识者可比。议论警辟，有识见故。识见深邃，有智慧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