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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初春，倒春寒的风裹挟着冷雨侵袭山城，夜幕下的街道寂静得仿佛能听见落叶的叹息。翠芳拖着四个多月的孕肚，在工厂与家庭间连轴转，昏黄的灯光将她疲惫的身影拉得很长，像一张被生活揉皱的纸。
那晚，她刚哄岚岚入睡，困意便如潮水般袭来。正要躺下时，下身突然一阵异样的坠胀感。她伸手一摸，掌心触到湿漉漉的液体，借着煤油灯昏弱的光，赫然看见指尖的血渍。腹中传来细密的绞痛，她强撑着摇醒身边的小阿姨，声音里浸着慌乱：“小阿姨，我……好像流产了，快……”话未说完，便被一阵剧烈的眩晕拽入黑暗。
小阿姨瞥见翠芳染血的裤腿，惊叫着跑出门去。邻居夏华和王天夫妇闻声冲进来时，只见翠芳蜷缩在床边，血珠顺着床沿滴落在青砖上，洇开暗红的花。夏华立刻转身去厂里叫汽车，王天则蹲在床边，解下外套垫在翠芳身下，“翠芳姐，坚持住，救护车马上就来！”他的声音带着少见的颤抖，却像一根细细的绳，将翠芳逐渐涣散的意识轻轻系住。
去往沙坪坝医院的路上，翠芳的血浸透了裤子，顺着裤脚滴在汽车座椅上。她脸色白得近乎透明，嘴唇发紫，忽然抓住夏华的手，用微弱到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帮我……照顾岚岚……”夏华红着眼眶点头，紧紧反握住她的手，仿佛要将自己的力气传递给她。
抵达医院时，翠芳已陷入半昏迷状态。医生检查后，语气急促：“大出血，必须马上输血！家属呢？”王天一步跨上前：“我来签字！我是她家人！”他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笔尖在纸上洇开小小的墨团，像他此刻悬着的心。
手术室外，夏华和王天守了整整三个小时。当医生说“暂时脱离危险，输了1500毫升血”时，王天这才发现自己的手心全是汗，指甲几乎掐进了掌心。夏华则轻轻蹲下身，捂住脸无声地哭了——后怕、担忧、庆幸，种种情绪在她心里翻涌。
令超接到电报时，正在给学生上课。电报上“翠芳危急”四个字刺得他眼眶发烫，他跌跌撞撞地向学校请假，连夜坐上回山城的火车。赶到医院时，天刚蒙蒙亮，病房里的翠芳像一片单薄的纸，躺在白色的被褥间。他颤抖着握住她的手，那手冰凉得让他心脏骤缩，“翠芳，我回来了……”喉咙像塞着一团浸水的棉花，话未说完，泪水已砸在她手背上。
两天后，翠芳缓缓睁开眼。消毒水的气味、白色的天花板、令超红肿的眼睛，渐渐在她视线里清晰。当得知孩子没能保住时，她沉默了很久，泪水顺着眼角滑进鬓角。令超轻轻替她擦去眼泪，将她的手贴在自己脸上，“没事了，你平安就好……”
翠芳转头看向床边的夏华和王天，声音虚弱却清晰：“谢谢你们……救了我……”夏华赶紧握住她的手，“说什么呢！咱们是一家人！”王天则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快别说话了，好好休息，等你好了，我们还等着吃你做的油渣面呢！”
窗外，初春的风依然带着寒意，却有几缕阳光穿透云层，落在翠芳床头的搪瓷缸上，折射出温暖的光斑。经历过这场生死劫，翠芳的手被令超握得更紧了——她知道，那些在苦难中伸出的手，那些在黑暗中点亮的灯，都是生命里最珍贵的光。而只要这光还在，无论多少风雨，他们都能一起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