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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医学对脑及脑病的认识积累了丰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中医认为的脑，又名髓海，是精髓和神明所藏聚之处，为人神之居所，清窍之所在。如《灵枢·经脉》说：“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备急千金要方》曾指出：“头者，身之元首，人神之所注。”医家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头痛证治》指出：“头者，诸阳之会……百神所集。”赵友钦《金丹正理》说：“头为天谷以藏神。”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强调：“脑为元神之府。”这些要点皆明确指出脑是精髓和神明汇集发出之所，作为元神之府，统领诸神。脑的主要生理机能包括主宰生命活动，主司精神活动和感觉活动。神明是人体生命活动的表现，脑主神明就是指头脑有统帅诸神，主宰生命活动的功能。元神来自先天，由先天之精化生，先天元气充养，故称为先天之神，是为元神。故《灵枢·本神》说：“两精相搏为之神”。而头脑居人体脏腑之首位，为神、魂、魄、意和志五脏神汇聚之所，一切精神、意志、思维、情感和记忆之活动，都受首脑元神之统帅。《黄帝内经》云：“头者，精明之府。”表明脑是精髓神明的首府。明末清初的喻昌说：“头之外壳包藏脑髓，脑为髓之海，主统一身骨中之精髓……而脑之上为天门，身中万神集会之所。”说明诸气之神，上汇于头；诸髓之精，上聚于脑。明末清初的汪昂说：“今人每记忆往事，必闭目上瞪而思索之，此即凝神于脑之意也。”医家张锡纯有言：“神明之体藏于脑，脑髓神经司知觉运动。”说明头为一身之首，脑为百神之会。脑主神明，表现在脑主神智。《素问·解精微论》说：“泣涕者脑也，脑者阴也。”指出人的情志变化与脑有关。而《素问·遗篇》中曾提道：“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说明脑主人的思维。《医方集解》提出“人之记性，皆在脑中”的观点。《医林改错》有专门论述脑的功能，在“脑髓说”中明确指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说明头脑有思维记忆的功能。脑主精神活动的机能正常，则精神饱满，思维敏捷，情志正常，言语清晰，否则便会出现意识思维及情志方面的异常。脑主司感觉运动，人的视听言动等皆与脑有密切关系。如《医林改错》说：“两耳通脑，所听之声归脑；两目系如线长于脑，所见之物归脑；鼻通于脑，所闻香臭归于脑；小儿周岁脑渐生，舌能言之一二字。”脑主元神，神能驭气，散动觉之气于筋而达百节，故脑能统肢体运动。
（1）古代医家对脑的认识。
早在2 000多年前，我国最早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中，对脑的解剖位置、生理功能、病因病机、常见症状、辨证方法、治疗原则等都进行了初步的描述，成为研究脑病的最早理论。汉代及唐宋时期，是中医学理论迅猛发展的阶段，期间《伤寒杂病论》《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医学著作一一面世，为中医脑病学增加了丰富的内容。而《金匮要略》是东汉“医圣”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对现代相关脑病进行了大量论述。从生理功能方面已有所记载，脑位于人体的颅腔内，是由脑髓汇聚而形成。如“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灵枢·海论》）。有“髓海”之称。又如“诸髓皆属于脑，故上至脑，下至尾骶，髓则肾主之”（《医学入门·天地任物气候相应图》）。另对脑的病变也有些记载，也就是痴呆、颤证、中风、头痛、眩晕等病证。至明清时期，对脑的生理功能，又有进一步的认识，如金正希说：“人之记性皆在脑中”。《医宗金鉴》指出：“头为诸阳之首，位居至高，内涵脑髓，脑为元神之府，以统全身者也。”王清任通过长期实践观察更明确地指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综合前人所述，脑具有主神明（即精神及思维活动）及主运动的生理功能。
脑也与脏腑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医把脑主神明的功能分归于五脏，故有“五神脏”之说。《素问·宣明五气》：“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其中心的功能最为重要。《素问·灵兰秘典论》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脑是人体对血液需求最多的器官，而心的主要功能为“主血脉”。所以，只有心行血功能正常，脑才能发挥其正常功能。另外心藏神，具有统帅人体生理活动，和主司意识、思维、情志等精神活动的作用，是为“五脏六腑之大主”；《灵枢·本神》说“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是可接受外界客观事物并作出反应，进行心理、意识和思维活动的脏器。杨上善在《黄帝内经太素》中提道：“头是心神所居”。五脏虽各有其“神”，但均为脑神所主，同时，五脏六腑对脑也有滋养作用。《类经》认为：“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升于头。”因此，脑是神的物质结构基础，神是脑的功能（脑神）。
脑和肾二者无论在生理上还是病理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医理论中，藏精为肾的主要生理功能，所藏之精，包含有先天之精及后天之精，后天之精即五脏六腑及水谷之精气，两者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后天之精禀受于先天之精，而先天之精又赖于后天之精的滋养。脑由精髓汇集而成，与脊髓相通，而髓由精化，如《医学入门·天地任物气候相应图》说：“脑者髓之海，诸髓皆属于脑，故上至脑，下至尾骶，髓则肾主之”。因此，脑髓之生成与先天之精化生及后天之精的关系缺一不可，故《灵枢·五癃津液别》载“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于骨空补益脑髓”，髓海得于肾中精气的充养，又源源不断的向上充养并补益脑窍，因此，脑髓的化生源于肾中所载的五脏六腑之精，而肾与脑通过髓这个物质基础紧密相连。而头为“诸阳之会”“清阳之府”，又为髓海之所在；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生髓，二者之间的渊源如《素问·刺禁论》所云：“脑为髓之海，真气之所聚。”《灵枢·经脉》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此即表明人体的形成，先成精，后由精生脑髓。又如《难经·二十八难》曰：“督脉者，起于下极之俞，并于脊里，上至风府，入属于脑。”《素问·骨空论》亦有云：“督脉者，起于少腹以下……少阴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上额交巅上，入络脑……侠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肾生髓，髓通于脑，脑又为髓海，髓为肾精所化，人体脑、肾二者便是通过督脉进行相互连接沟通。经络上，足太阳络、足阳明络、督脉经及其络脉作为脑络之组成部分，而督脉与足太阳脉“络”于肾，而冲脉“注少阴之大络，出于气街……并少阴之经”“冲脉者，起于气冲，并足阳明之经”的阐述得以看出，冲脉相连于肾经、足阳明，故而可以得出，足阳明经、足少阴经、督脉和冲脉的桥梁作用更为密切。肾精通过经络系统进入骨髓，再沿着骨髓上行进入头中并汇聚成为“髓海”，脑部无时无刻不在接收着身体器官及各经络的充养，如果病久瘀阻伤络，肾精亏虚，脑络失荣无以滋养脑髓致脑失所主，神无所用。
（2）古代医家对脑病的认识。
脑病的病因较为复杂，七情内伤、外感邪气、脏腑内伤、血瘀痰浊、外伤等，均足以使脑的阴阳气血失调而发生脑病。
七情： 喜、怒、忧、思、悲、恐、惊，属于人的正常精神活动范围，但如果七情反应太过或不及，或因正气虚弱，脏腑经气虚衰，而对情志刺激的适应和调节能力低下时，一旦受到超越了个人所能承受的生理和心理范围的情志内伤，则会损伤脏腑气血，气机失和，机能失调，或个人素来脏腑气血亏虚，就会使脑的功能紊乱而发生脑病。如《灵枢·癫狂》篇说：“狂言，惊，善笑，好歌乐，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证治要诀》说：“癫狂由七情所郁”。
外感邪气： 当自然界气候异常变化，或人体抵抗力低下时，正常的六气变为六淫邪气，侵犯人体，可直犯于脑，或热邪传入营血，均可使脑的阴阳气血失调而发生脑病。如《诸病源候论》说：“凡患耳策策痛者……则卒然变脊强背直，成痉也……所以然者……上焦有风邪，入于头脑”。
脏腑内伤： 脑与经络、脏腑关系密切。若脏腑、经络发生病变，均可通过有关经络传至于脑，使脑功能失调而发病。如《灵枢·本神》篇说：“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
血瘀痰浊： 浊阴包括小便、大便、浊气。它是由水谷、清气分泌出来的废物，必须及时排出体外。如果脏腑发生病变，废物不能正常排泄，则变为危害人体组织器官的浊阴毒邪，若上犯于脑，则可使脑的功能失常。如《伤寒论》记载：“谵语，有潮热，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汗出，谵语者，以有燥屎在胃中。”又如肾气衰败，尿停膀胧，尿毒上扰于脑，或肺气败绝，清气不入，浊气不出而停于体内上扰至脑；抑或肝之阴血耗竭，土也随之衰败，则虚阳无制，痰浊内生，虚阳并痰浊上扰于脑。均可导致脑病的发生。
瘀血阻滞： 年老气虚，或痰湿阻滞，以致血行不畅，或脑之脉络损伤，或脑生肿物。均可导致癖血闭阻脑络，从而发生头晕、头痛、五官失灵，肢体麻木或半身不遂，以及神态异常等证候。
外伤： 脑受外伤，轻则觉眩晕，或暂失知觉；重则颅骨或脑络损伤，便可发生昏迷、瘫痪甚至死亡。如《正骨心法要旨》指出，脑外伤“轻则头昏目眩，耳鸣有声；甚则昏迷目闭，少时或明；重则昏沉不醒人事……”
此外，某些寄生虫，如囊虫寄生于脑中，也可发生脑病。
中医对脑病的诊疗记录源远流长，春秋战国的《黄帝内经》就已经有对中医治疗脑病的相关记载。《黄帝内经》对于脑病的认识已经非常全面，它系统地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成为研究脑病的最早理论渊源。《素问》云：“诸髓者，皆属于脑。”对脑的解剖及功能有明确记录。书中论述并确立了多种脑病的机制和基本辨证原则，所记载的部分脑病治疗方法更是沿用至今。譬如：对于癫狂，认为阴阳盛衰、阴阳平衡是其发病的首要因素，治疗采用针刺、灸法、放血法等；专列痿论篇，明确提出“五脏使人痿”“治痿独取阳明”的论点，至今仍是临床治疗痿病的重要指导原则之一。到了汉代及唐宋时期，中医对脑病的认识更是有了迅速的发展，众多医者的匠心著作皆反映出当时中医对脑病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如《伤寒杂病论》《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东汉医圣张仲景所著《金匮玉函经·卷一证治总则》曰：“头者，身之元首，人神所注”。张仲景对中风的病机及分类做了明确论述：认为“络脉空虚，风邪入中”是中风的发病机制，主张疏风散邪、扶助正气为主，治疗方剂如侯氏黑散、风引汤等，成为目前辨证论治中风的主要指导根据。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认为许多脑病均是由“体虚受风，风邪入脑”所致，该著作被后世认为具有较高的历史学术成就。唐代孙思邈《千金方·灸法门》把脑主神明的理论运用到针灸的治疗实践之中。其中列“髓虚实”专篇，提出“髓虚者脑痛不安。髓实者勇悍。”并列出有关方药和灸法，该篇是中医脑病学说的第一次较为完整的论述。其中创制了续命类三方、竹沥汤、独活汤等治疗中风，并强调灸法并用，综合治疗，对于当今治疗中风仍有重要的指导与启发作用。此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提出中风神昏用至宝丹、苏合香丸芳香开窍，此二药已成为目前经典的中风急救药品。宋代严用和以重视脾肾，善于调气而著名，其所创立的归脾汤，至今仍被公认为是调理心脾的名方。金元时期的李东垣以健脾补气为主要理念进行脑病的治疗，其认为气虚为中风的主要病机，并把中风分为中血脉、中腑、中脏三者，主张用甘温之剂补益脾胃。金代张从正在治疗脑性疾病中力主祛邪为要，常用汗、吐、下三法，丰富了中医脑病的证治理论。至明清时期，受西方医学的影响，中医脑病学取得了较大发展，许多医家进一步强调了脑对神志的主宰作用，而且把脑与记忆、知觉及五官之功能联系起来。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提出“脑为元神之府”，对脑病的治疗则融入了五脏与脑髓密切关系的观念。明末张景岳认为“无虚不作眩”，以补肾填精、益气养血为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