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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所称的南洋，前人叫作东、西洋。西洋指印度支那（Indo China）、马来半岛（Malay Archipiélago）、苏门答腊（Sumatra）、爪哇（Java），及婆罗洲（Borneo）之西南海岸诸国。东洋则以菲律宾群岛（Philippine Is.）为中心，包含马六甲（Malacca）诸岛及婆罗洲北岸之文莱国（Brunei），以文莱国为东、西洋之交点，谓为“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
。此种名词之构成，至晚亦在元代
，系基于航海路线之东西洋针路
而区分。
公元前三世纪时，秦之国力已达于今日之越南河内及其南部诸地。其地土著已印度化。百年之后，汉武帝时，南海诸国皆来朝贡，汉亦遣译使航海到南海诸国。
目的第一是耀武海外，令诸国奉正朔，来贡献。第二是贸采珍异。绝对地不怀土地的侵略或干涉政治的野心。在后来的两千年历史中，这种传统政策始终未曾改变，保持我泱泱大国王道的风度。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海南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
晋义熙七年（411年）求法僧人法显自多摩梨帝（Tamralipti，今Calcutta）海口趁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至师子国（Ceylon，今Srilanka），二年后复附舶到耶婆提国（Yavadvipa，今Java），再附商舶东北去广州，被风飘到长广郡界。
据其所撰《佛国记》，知在五世纪初年南洋商业已渐趋兴盛，有经十三昼夜大风而不沉没，与能储多人粮食水浆，经八十余日而不竭之大船，为交通上之利器。当时与南洋贸易，以广州为市场，商人往来频繁，故深悉南洋地理及航路。
商业发达及航海术进步之结果，使南洋诸国逐渐与我国发生政治关系。我国之求法僧人接踵出国，印度高僧亦陆续由海道来华，沟通两地之文化。
宋元嘉五年（428年）师子国国王刹利摩诃南（Raja Mahanama）遣使奉表来献。
诃罗阤国于元嘉七年（430年）遣使请求保护及准许通商。
诃罗单（Kari Tan，今爪哇）、槃皇（Pahang，在柔佛Johore之北）、槃达（Battak）诸国并遣使来献，受中国策命，王其国中。阇婆婆达国（Java）表文有“虽隔巨海，常遥臣属”之语。
至唐，对外贸易之中枢仍为广州，据僧鉴真所记：“749年（唐玄宗天宝八载）广州珠江之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舶无数。”
当时往来南洋之商舶，较法显时代已大有进步，“舶大者长二十丈，载六七百人”
。以师子国舶为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豢养白鸽为通消息及搜索陆地之用。
至十一二世纪之交，我国海舶航行已知利用指南针。
外商之来广州，多乘中国船。
中国船之往大食，则以形体重大，于波斯湾航行不便，必自故临（Kulam）易较小之波斯船以往。
[1]
南洋航业为我国及波斯商人所垄断。至元世祖注意海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由国家造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
其构造设备及载量皆冠绝千古。
[2]
百余年后遂有郑和下西洋之壮举。
海外贸易渐盛，我国商船之出口及外国商船之入口日多，于是政府不得不设官管理。唐开元（713—741）初期已设市舶使之官，专司市舶。
广州、交州、扬州、泉州、福州、明州（今宁波）、温州、松江并为当时贸易要港，而以广州为最繁盛。
宋初指定广州、明州、杭州为外国贸易港，各置市舶司以征关税，凡与外国贸易有关者，一切均由其主管，当时谓之三司。北宋末年，泉州之外国贸易渐盛，亦置市舶司。南渡后，以地近首都，贸易日盛，海舶辐辏，遂成为当时世界之最大贸易港。
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于泉州、庆元（今宁波）、上海、澉浦立市舶司，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
我国历代对于南洋贸易，均其注意。市舶司之职掌除“掌番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
之外，并负有买进政府专卖品及保护外商之责任。
自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初置榷易院后，即诏“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市易”
。因香药之需要广，得利厚，故政府专之以为利。
甚至下令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蕃商有以贩香料多得官者。
政府一意招徕蕃商，鼓励贸易，设蕃坊以居蕃商
，但蕃商亦有杂居民间者。
在法律上也给予蕃商以特殊便利，“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
。后来甚至蕃人和我国人的刑事案件，如非重罪，也只以送交蕃长依本国律处分了事。
蕃坊置蕃长一人，除管理蕃坊公事外，其职务为“专理招邀蕃商”
。一面政府也特派人到海外去经营贸易，招揽商贾，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曾大规模派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处赐之”
。高宗南渡后，经费困乏，更一切倚办海舶。
绍兴七年（1137年）特下诏奖励对外贸易，诏云：
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
结果市舶司岁入至占全国总收入二十分之一。
至元代亦积极招徕，至元十五年（1278年）诏行中书省唆都、蒲寿庚等令因蕃舶宣意蕃国来朝，往来互市，各从所欲。
以唆都为右丞，行省泉州，奉玺书十道招谕南夷诸国。
次年复遣广东招讨使达鲁花赤杨廷璧招俱蓝。十八年后命噶札尔哈雅、杨廷璧再往招谕马八儿（Maabar）等国。
使臣中最著者有亦黑迷失，曾四次奉使海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以爪哇黥朝使右丞孟琪面，大发兵征讨，以亦黑迷失领海军，发舟千艘往征。谕降南巫里（Lambri）、速木都剌（Sumatra）等国。
[3]
海上交通频繁，香药、珠玉、象牙、犀角诸宝货输入日多，政府虽得巨额之税收以补岁入之不足，但输出额与输入额不能相抵，钱货遂如漏卮外溢，源源不绝。东至日本，南至南海诸国，均行用中国铜钱。
输入为奢侈品，输出则为正货，虽年年铸钱，而不能补其不足，遂发生“钱荒”之弊。
自唐宋以来，历朝均有极严厉之禁令，禁钱币出口。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下令凡买外货，以绢帛锦绮瓷漆为代价，不以金银铜钱。
法令虽颁而钱币之流出仍有增无减。当时上流社会除喜用外货之习惯外，并有蓄养黑奴之风气，此风自南北朝以来，即已盛行。
宋时则广中富人多蓄黑奴。
至元代则显贵家有不蓄黑奴者至为人所笑。
上行下效，外货之需要日增，我国与南洋诸国之贸易亦日盛。华人至海外贸易，特被敬礼，如爪哇则“中国贾人至者，待以宾馆，食丰洁”
。浡泥则“尤敬爱唐人，醉则扶之以归歇处”
。宋赵汝适曾记当时华商到浡泥时之贸易情形云：
番舶抵岸三日，其王与眷属率大人（王之左右号曰大人）到船问劳，船人用锦借跳板迎肃，款以酒醴，用金银器皿褖席凉伞等分献有差。既泊舟登岸，皆未及博易之事，商贾日以中国饮食献其王，故舟往浡泥，必挟善庖者一二辈与俱。朔望并讲贺礼。几月余，方请其王与大人论定物价，价定然后鸣鼓以召远近之人，听其贸易。价未定而私贸者罚。俗重商贾，有罪抵死者罚而不杀。船回日其王亦酾酒椎牛祖席，酢以脑子番布等称其所施。
风土既习，人复相亲，遂往往有侨居不归，至长子孙者。
南洋诸国亦以华侨之聚居而渐染华风，如打板国（Taban）之建筑与中国同
，三佛齐（Samboja）至有中国文字，专用于朝贡中国时之章表。
元人记龙牙门（Lingga，今Singapore）有我国人侨居，勾栏山（Gelam）有唐人与蕃人杂居，马鲁涧国之酋长陈姓为元临漳人，威逼诸蕃。
明初人记爪哇国有三等人“一等唐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此地，食用亦美洁，多有从回回教门受戒持斋者”。国中有杜板（Tuban），多有广东及漳州人流居。革儿昔（Gresik）原系沙滩之地，因中国之人来此定居，遂名新村，村主为广东人，约有千余家。苏鲁马益（Surabaya）亦有中国人。
满剌加国（Malacca）肤白者为唐人种。
又据传说，十四世纪间（约当元代），有闽人林旺者，航海到菲律宾，为菲人烈山泽，驱猛兽，教菲人以耕稼知识。菲人始由游牧生活而进入农耕生活。
由此可知在十四世纪以前，华侨已遍布南洋诸国，握有其地之经济权，筚路蓝缕，为其地之开发者。积千余年之经验，航舶往来，直通内地，政府极力鼓励南洋贸易，商人因之向外发展，辟土创业，返哺母国。我国在政治上为南洋诸国宗主，在文化上则更为其先驱。到明初更极意经营，郑和七下南洋，兵威远届，我国在南洋的势力遂达顶点。
[1] 参见《岭外代答》卷二《故临国》；Reinaud， Relation des voyages faits par les Arabes et les Persans dans l'inde et à la Chine I 。
[2] Hans von Mzik， Die Reise des Arabers lbn Batuta durdn Indien und China ，pp. 303305。
[3] 《元史》卷一三一《亦黑迷失传》、卷二一〇《爪哇传》。关于元代与南洋之交通可参看Rockhil l， Notes on the Relations and Trade of China with the Eastern Archipelago and the Coast of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14th Centu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