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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在早上抵达查尔斯敦。在那个时候，查尔斯敦和约翰内斯堡之间没有铁路，只有一辆公共马车，这个车途中在斯坦德顿停靠过夜。我有一张公共马车的车票，这张车票并没有因为在马里茨堡中断一天的行程而被取消，而且，谢特·阿卜杜拉已经给查尔斯敦的马车经纪人发了电报。
但经纪人要搪塞我只需要随便找一个借口，所以，发现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后，他说：“你的票被取消了。”我作出了恰当的回答。他脑子里想的原因并不是没有座位了，而是另一个原因。乘客必须在车厢内就座，但由于我被视为“苦力”，而且是个陌生人，所以负责管理马车的白人“领队”会认为，不把我和白人乘客安排在一起才是得体的。车夫座位的两侧都有座位，按照规定，领队通常坐在其中一个座位上。今天他坐到了车厢里面，把他原本的座位让给了我。我知道这是对我的不公正和侮辱，但我觉得还是忍气吞声的好，我不能强行坐到车厢里面去。如果我提出抗议，马车就会丢下我走掉。这就意味着又要耽误一天，天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因此，尽管内心焦虑不安，我还是谨慎地坐在了马车夫旁边。
大约三点钟，马车到达了帕尔德科夫。这时，领队想坐在我坐的地方，因为他想抽烟，还想呼吸点新鲜空气。于是，他从车夫那里拿了一块脏兮兮的麻布铺在脚踏板上，然后对我说：“萨米，你坐在这上面，我想坐在车夫旁边。”这种侮辱已经超乎我的忍受极限。虽然心怀恐惧、浑身战栗，我还是对他说：“是你让我坐在这里的，虽然我本该坐在里面。我忍受了这种侮辱。现在你想坐在外面抽烟，就要我坐在你脚边。我不会这样做，我准备坐到里面去。”
我勉强说出了这些话，那个人就冲了下来，开始重重地打我的耳朵。他抓住我的胳膊，试图把我拖下去。我紧紧抓住车夫座位的黄铜栏杆，下定决心即使冒着腕骨断裂的危险也不放手。乘客们目睹了这一幕——那个男人对我咒骂不停，又拽又打，而我却一动不动。他很强壮，而我很虚弱。一些乘客对我产生了恻隐之心，惊呼道：“伙计，放过他吧。别打他，他没有错，他是对的。如果他不能待在那儿，就让他过来和我们坐在一起吧。”“不行，绝对不行。”那人喊道，但他似乎有些沮丧，不再打我了。他松开我的胳膊，又骂了我几句，然后让坐在车夫座位另一边的霍屯督仆人坐在脚踏板上，自己坐到了空出的位置上。
乘客们纷纷就座，随着一声哨响，马车嘎吱嘎吱地发动了。我的心怦怦直跳，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到达目的地。那个男人不时向我投来愤怒的目光，对我指指点点，咆哮道：“你给我小心点，等到斯坦德顿后，我会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手段。”我什么都没说，心中向神灵祈求帮助。
天黑后，我们到了斯坦德顿，我在那里看到了几张印度面孔，松了一口气。我一下车，这些朋友就说：“我们是来接你的，带你去谢特·伊萨的店里。我们收到了达达·阿卜杜拉的电报。”我非常高兴，然后我们就去了谢特·伊萨·哈吉·苏玛的店。谢特和他的店员们围在我身边，我将我所经历的一切讲给他们听。他们听后非常难过，并向我讲述了他们自己的痛苦经历，以此来安慰我。
我想把整个事件通知马车公司的经纪人。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叙述了所发生的一切，并提请他注意他的人所发出的威胁。我还要求他保证，第二天早上出发时，他会让我和其他乘客一起坐在车厢之内。对此，经纪人的答复是：“从斯坦德顿开始，我们会换用一辆更大的马车，由不同的人负责。被投诉的那个人明天就不在了，你可以和其他乘客一起坐。”我稍稍松了一口气。当然，我无意对殴打我的人提起诉讼，因此，殴打事件到此结束。
第二天早上，谢特·伊萨的人把我送到马车上，我找到了一个好座位，当天晚上就安全到达了约翰内斯堡。
斯坦德顿是一个小村庄，而约翰内斯堡是一个大城市。谢特·阿卜杜拉也给约翰内斯堡发了电报，并给了我穆罕默德·卡萨姆·卡姆鲁丁在那里的公司的名称和地址。他们的人来驿站接我，但我没看到那个人，他也没认出我来，于是我决定先去找一家旅馆住。我知道几家旅馆的名字，我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前往国家大饭店。我见到经理，要开一个房间。他看了我一会儿，礼貌地说：“非常抱歉，我们客满了。”于是我让出租马车夫把车赶到了穆罕默德·卡萨姆·卡姆鲁丁的店中。在这里，我发现谢特·阿卜杜勒·加尼正在等我，他向我致以亲切的问候。说起我在饭店的经历，他笑得很开心。他说：“你怎么会期待能被容许住进饭店呢？”
“为什么不呢？”我问。
“在这里待上几天你就会知道了。”他说，“只有我们才能在这样的土地上生活，为了赚钱，我们不介意受人侮辱，而且我们都来到这里了。”就这样，他向我讲述了印度人在南非艰辛的生活。
关于谢特·阿卜杜勒·加尼，我们会在后文中了解更多。
他说：“这个国家不适合你这样的人。听着，你明天必须去比勒陀利亚。你得坐三等车厢，德兰士瓦的情况比纳塔尔还糟糕，头等车厢和二等车厢的票从来都不卖给印度人。”
“在这方面，你不可能一直努力坚持。”
“我们已经派出代表去沟通了，但我承认，我们自己的人通常也不愿意坐头等车厢或二等车厢。”
我把铁路管理条例拿来读了读。这里面有一个漏洞，德兰士瓦旧法规的用语并不准确或精确，铁路条例的用语更是如此。
我对谢特说：“我想坐头等车厢，如果不行，我宁愿坐出租马车去比勒陀利亚，路程只有三十七英里。”
谢特·阿卜杜勒·加尼提醒我这将意味着要多花时间和金钱，但同意了我坐头等车厢的提议，因此我们给车站站长送去了一封便笺。我在信中提到我是一名大律师，而且我总是坐头等车厢。我还在信中说，我需要尽早到达比勒陀利亚，由于没有时间等待他的回信，我将到车站直接听他的回复，并希望能得到一张头等车厢的票。当然，我要求当面答复是有目的的。我想，如果站长给我书面答复，他肯定会说“不行”，特别是在他对“苦力”大律师有自己的看法的情况下。因此，我要穿着完美无瑕的英式服装出现在他面前，与他交谈，才有可能说服他签发一张头等车厢的车票给我。于是，我穿着长大衣，打着领结，来到车站，把车票所需的一镑金币放在柜台上，要求得到一张头等车票。
“是你给我送的那封便笺？”他问。
“是的。如果你能给我一张车票，我将感激不尽。我今天必须到达比勒陀利亚。”
他面带微笑，被我打动了，他说：“我不是德兰士瓦人，我是荷兰人。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也很同情你。我想给你一张票，但有一个条件，如果警卫要求你换到三等车厢，你不要把我牵扯进去，我的意思是，你不要对铁路公司提起诉讼。祝你一路顺风！我看得出来你是个绅士。”
就这样，他给我办好了票。我向他表示感谢，并给了他必要的保证。
谢特·阿卜杜勒·加尼来车站送我。这件事让他大吃一惊，但他警告我：“如果你能顺利到达比勒陀利亚，我会谢天谢地。我担心警卫不会让你平平安安地待在头等车厢，即使他会，乘客们也不会。”
我在头等车厢中的座位上坐下后，火车开动了。在杰米斯顿，警卫来检查车票。发现我在那里，他很生气，用手指示意我去三等车厢。我向他出示了我的头等车厢车票。“不重要，”他说，“你去三等车厢。”
车厢里只有一名英国乘客，他叫警卫过去问话。“你没看到他买的是头等车厢的票吗？我丝毫不介意他与我同行。”他又对我说，“你应该舒舒服服地待在这里。”
警卫嘟囔了一句：“如果你想和一个苦力一起旅行，我才不在乎呢！”然后就走了。
晚上八点左右，火车到达比勒陀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