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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就接触到了生活在德班的信奉基督教的印度人。法庭议员保罗先生是罗马天主教徒，我认识了他，还认识了苏班·戈弗雷先生。苏班·戈弗雷如今已经过世，当时是新教传教会的一名教师，他的儿子詹姆斯·戈弗雷先生是1924年到访印度的南非代表团成员。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我还认识了帕西人鲁斯托姆吉和亚当吉·米亚汗，如今他们都已经过世。这些朋友之间，在此之前都只有公务上的接触，但最终都变得非常亲密，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会讲到。
就在我不断扩大自己的交际圈时，公司收到了律师的来信，信中说应该为案件做好准备，谢特·阿卜杜拉应该亲自前往比勒陀利亚或派一名代表前往。
谢特·阿卜杜拉给我看了这封信，问我是否愿意去比勒陀利亚。我说：“我必须向你了解过案件的情况后再决定。现在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去了那里之后要做什么。”他随即让职员们向我解释情况。
我开始研究这个案件，我感觉我仿佛应该从最基础的事情开始的。在桑给巴尔逗留的几天里，我曾去法院了解那里的工作情况。一位帕西律师正在询问一位证人，就账簿中的贷方分录和借方分录向他提问，这对我来说犹如天书。我在学校和英国留学期间都没有学过记账，而我来南非所为的这个案子主要是围绕账目的。只有懂账目的人才能理解和解释案情。职员不停地说着这里记入借方、那里记入贷方，而我感到越来越困惑。我不知道 P. Note 是什么意思。我在字典里也找不到这个词。我向职员展示了我的无知，从他那里了解到 P. Note 的意思是期票（promissory note）。我买了一本关于记账的书学习研究，这给了我一些信心。我了解了案情，发现谢特·阿卜杜拉虽然不懂记账，但因为拥有丰富的实践知识，所以能迅速解决错综复杂的记账问题。我告诉他，我准备去比勒陀利亚。
“你要住在哪里？”谢特问。
“听你的安排。”我说。
“那我就写信给我们的律师。他会为你安排住处。我还会写信给我在那里的梅蒙人朋友，但我不建议你和他们住在一起。对方在比勒陀利亚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他们中有人读到了我们的私人信件，可能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你越是避免与他们来往，对我们就越有利。”
“我会住在你的律师给我安排的地方，或者我也可以自己去找到独立的住处。请别担心。没有人会知道我们之间的任何秘密。但我确实打算和对方多接触接触。我想和他们成为朋友，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尝试庭外和解。毕竟谢特·泰伯是你的亲戚。”
谢特·泰伯·哈吉·汗·穆罕默德是谢特·阿卜杜拉的近亲。
我看得出来，提到可能的和解令谢特有些吃惊。但我已经在德班待了六七天，我们现在已经相互认知、相互理解了，我不再是“白象”了。于是，他说：
“是……是啊，我明白。如果能庭外和解那就再好不过了。但我们都是亲戚，彼此非常了解。谢特·泰伯不是个能轻易同意和解的人。只要我们稍有疏忽，他就会对我们百般刁难，最后把我们搞垮。所以，请三思而后行。”
“不要为此焦虑。”我说，“我不需要和谢特·泰伯讨论案件，也不需要和任何人讨论。我只是建议他达成和解，这样就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诉讼。”
抵达后的第七天或第八天，我离开了德班。公司为了我订了头等车厢的位置。如果需要寝具，通常要额外支付5先令。谢特·阿卜杜拉坚持要我订一套寝具，但出于固执和自尊，也为了节省5先令，我拒绝了。谢特·阿卜杜拉警告我说：“你看，这里与印度不同。感谢神灵，我们有足够的钱，请不要限制自己去购买任何你可能需要的东西。”
我向他道谢，并请他不要担心。
晚上9点左右，火车到达纳塔尔首府马里茨堡。通常就是在这个站点开始提供寝具。一名铁路服务员过来问我要不要。“不，”我说，“我自己带了。”他就走了。但接着来了一个乘客，他将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他看出我是个“有色”人，这让他很不安。他出去了，回来时带着两个官员。他们都沉默不语，然后另一位官员走过来对我说：“走吧，你必须去货车车厢。”
“但是我有头等车厢的票。”我说。
“不重要。”对方又说，“我告诉你，你必须去货车车厢。”
“我告诉你，我在德班获准乘坐这节车厢，我坚持继续坐这节车厢。”
“不，你不能这样做。”官员说，“你必须离开这节车厢，否则我就叫警察把你押走。”
“好的，你可以。我拒绝自愿离开。”
警察来了，他拉着我的手，把我推了出去，我的行李也被拿了出来。我拒绝去另一节车厢，火车就开走了。我去候车室坐着，随身带着手提包，把其他行李留在了原处。铁路当局接管了。
当时是冬天，南非高海拔地区的冬天极为寒冷。马里茨堡海拔较高，寒冷刺骨。我的大衣在行李箱中，但我不敢要，以免再次受到侮辱，只好坐在那里瑟瑟发抖。房间里没有灯。大约午夜时分，一位乘客走进来，他可能想和我聊天，但我没有心情说话。
我开始思考自己的职责。我是应该为自己的权利而战，还是应该回到印度，还是应该不在意侮辱继续前往比勒陀利亚，在结束案件之后再返回印度？不履行我的职责就跑回印度是懦弱的表现。我所遭受的苦难是表面上的——是肤色偏见这一深刻顽疾的一种表象。如果可能的话，我应该努力根除这种顽疾，并承受这一过程中的苦难。我所寻求的对错误的纠正，不过是为了消除肤色偏见必须做的。
于是，我决定搭乘下一班前往比勒陀利亚的火车。
第二天早上，我给铁路总经理发了一封长电报，并通知了谢特·阿卜杜拉，他立即会见了总经理。总经理为铁路当局的行为辩解，但告诉谢持·阿卜杜拉，他已经指示站长确保我安全到达目的地。谢特·阿卜杜拉给马里茨堡的印度商人和其他地方的朋友发了电报，让他们来见我，并照顾我。商人们来车站看我，努力地安慰我，向我讲述他们自己经历过的磨难，并解释说我的遭遇并不稀奇。他们还说，乘坐头等车厢或二等车厢的印度人都会遇到铁路官员和白人乘客找麻烦。这一天就在这些悲惨故事中度过了，晚上的火车到站了。火车上为我预留了一个铺位。我在马里茨堡购买了在德班拒绝预订的寝具。
火车将我带到了查尔斯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