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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找那位官员无疑是我的错，但是他的不耐烦和盛怒却超过了我应该得到的态度，这不能成为他驱逐我的理由。我占用他的时间不超过五分钟，但他完全没耐心听我说话。他本可以礼貌地请我离开，但权力让他忘乎所以。后来我得知，耐心从来不是这位官员的美德之一，他经常侮辱他的客人，最轻微的不愉快都必然会令这位大人恼怒。
我的大部分工作自然都是在这位大人的法庭上。我不想与他和解，我不想讨好他。事实上，既然已经威胁要控告他，我并不想保持沉默。
与此同时，我开始了解印度国内政治上一些琐碎的事情。卡提阿瓦是一个由数个小邦组成的联合政体，自然有着各种各样的政治集团。邦与邦之间的小阴谋，官员之间的权力之争，都是寻常事。亲王们总是听凭他人摆布，并乐于倾听谄媚者的意见。甚至连大人手下的人也必须去奉承讨好，大人的秘书比大人本身还要重要，他是他主人的眼睛、耳朵和翻译。秘书的意愿就是法律，人们总认为秘书的收入比大人还要多。这可能有点夸张，但他的生活远超他的薪水所能支撑的水准。
对我来说，这种氛围是有毒的，该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保持不受伤害，对我来说一个永恒的难题。
我彻底消沉了，哥哥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我们都觉得，如果我能找到一份工作，就可以摆脱这种勾心斗角的气氛。但是不勾心斗角，是肯定当不了官的，也没有办法做法官。和大人的这次争执阻碍了我的执业。
当时，博尔本德尔在英国政府的管理之下，我在邦里接到一些工作——要为亲王争取更多的权力。此外，我还要因为莫种姓被收取高额地租的事宜去见行政官。这个官员是一个印度人，然而我发现，他比那位大人更傲慢。他很能干，但在我看来，他的能力并没有用来令印度农民的日子好过一些。我成功地为拉那亲王争取到了一些权力，但对莫种姓几乎没有任何缓解，我感觉他们的事情甚至没有被仔细研究过。
所以即使是这次工作，我也比较失望。我认为我的客户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而我自己却没有办法确保公正。我顶多可以向政治监督官或总督提出上诉，而他们会驳回上诉，说：“我们拒绝干预。”如果有任何规则或条例来管理这种决定，可能会起到一些作用，但在这里，大人的意志就是法律。
我十分愤怒。
在这个时候，一家来自博尔本德尔的梅蒙人的公司写信给我哥哥，给出了如下机会：“我们在南非有业务。我们公司是一家大公司，有一个大案子要上庭，要索赔40000英镑。这个案件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们已经聘请了最好的事务律师和出庭律师。如果你让你弟弟去那里，可以给我们派上用场，对他自己也有好处。他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律师，而且他可以有机会看到世界的一个新地区，结交新朋友。”
哥哥和我讨论了这个提议。我没搞清楚我是只需要向律师们传达指示还是需要出庭，但是我被诱惑了。
哥哥把我介绍给如今已故的谢特·阿卜杜勒·卡里姆·贾弗里，他是达达·阿卜杜拉公司的合伙人。“这工作不难，”谢特向我保证，“我们有很多厉害的欧洲朋友，你会认识他们。你在我们店里是有用的。我们的大部分通信都是用英语写的，你也可以在这方面帮到我们。当然，你会是我们的客人，因此你不用花什么钱。”
“你需要我服务多久？”我问，“报酬怎样呢？”
“不超过一年。我们将付给你一张头等舱往返船票和105英镑的报酬。”
我不太可能以律师的身份去那里，我去那里的身份是公司雇员，但是我想离开印度。这也是一个诱人的机会，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国家，体验新的生活。我也可以把那105英镑给哥哥，用来分担家里的开销。我没有讨价还价就接受了这个工作机会，并为去南非做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