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着失望的心情离开孟买,去了拉杰果德,开创了自己的办公室。我过得还算不错,起草申请和诉状可以给我带来平均每个月300卢比的收入。能得到这些工作,与其说是由于我的能力,不如该感谢家人的影响力,因为我哥哥的合伙人有一个稳定的事务所。他把那些真正重要的——或者说是在他看来重要的——申请文件分派给知名的大律师,落到我头上的工作是代表他贫穷的委托人起草文件。
我必须承认,在孟买时我一直严格坚持不给佣金,而在这里我不得不放弃这一原则。我了解到这两种情况下的条件是不同的:在孟买,佣金必须支付给掮客,而在这里,佣金必须支付给向你介绍委托的律师;这里和孟买一样,所有的出庭律师都支付一定比例的佣金,毫无特例。对我来说,我哥哥的论点是无可辩驳的。“你知道,”他说,“我和另一个律师合伙。我们的案件中如果你可以处理的,我肯定总是会想要交给你,而如果你拒绝支付佣金给我的合作伙伴,一定会让我尴尬。因为你的事务所又是和我合伙的,你收到的钱会进入我们共同的钱包,我自动得到一份。但是我的搭档呢?假设他把同样的案子给其他律师,他肯定会从对方那里得到他的佣金。”我被这个说法说服了,感觉如果我要当一名执业律师,就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我的佣金原则。我就是如此和自己辩论的——或者更直白些说,我就是如此欺骗自己的。不过,还是容许我补充一句,按我的记忆,我并没有支付过其他任何案件的佣金。
虽然我开始使收支平衡,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冲击。我听说过英国官员是什么样的人,但迄今为止从未直接面对过。
我的哥哥担任过如今已故的博尔本德尔邦亲王拉那大人的秘书和顾问,那时拉那大人还没有继承王位。此时有人指控我哥哥在任职期间提供了错误的建议,这件事已经落到了对我哥哥有偏见的政治监督官手中。而我在英国时就认识这位官员,可以说他对我相当友好。哥哥认为我应该利用这份友谊为他美言几句,以努力消除政治监督官对他的偏见。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主意。我想,我不应该试图利用这种在英国的泛泛之交。如果哥哥真的有错,我的美言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他是无辜的,他应该按照适当的程序提交陈情书,并坚信自己是无辜的,坦然地面对结果。哥哥不喜欢这个建议。“你不了解卡提阿瓦这个地方,”他说,“你还不了解这个世界。在这里,只有影响力才是最重要的。你是我的兄弟,你可以向一个你认识的军官为我美言几句,这种情况下逃避责任是不合适的。”
我无法拒绝他,所以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去找了那位官员。我知道我无权见他,也充分意识到我在损害自己的自尊。但我试图去预约会面,并成功了。我向他提起了过去的交往,但立即看出来在卡提阿瓦的他与在英国时不同——休假的官员和当值的官员是不一样的。这位政治监督官承认与我有过交往,但我的提醒似乎让他态度硬了起来。他的额头上似乎已经写明了强硬的意思:“你肯定不是来胡乱攀扯关系的,对吗?”尽管如此,我还是说起了哥哥的事情。这位大人一下子不耐烦起来:“你哥哥是个搞阴谋的。我不想再听你说什么了,我没有时间。如果你哥哥有什么要说的,让他通过适当的渠道提出陈情。”这答案已经足够明确,也许也是我应该得到的答案。但是自私是盲目的,我还是继续说着我的事情。大人站起身,说:“你现在必须走了。”
“但是请听我说完。”我说。这让他更生气了,他叫来仆人,吩咐仆人送我出门。我还在犹豫的时候,那个仆人进来了,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推着我出了房间。
大人离开了房间,仆人也丢下我不理,我便也离开了。我心中愤愤不平,立刻写了一张便条并送过去,内容大意是:“你侮辱了我,你借你仆人之手袭击了我。如果你不赔罪,我必然要控告你。”
他派他的快马邮差送来了回复:
“你对我很无礼。我叫你走,你不肯走。我别无选择,只能命令我的仆人送你出去。甚至你在他要求你离开办公室之后还是没有离开,他才不得不使出足够的力量把你送出去。你想控告什么随便你。”
我口袋里装着这个回复,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哥哥。他很伤心,但不知道如何安慰我。他去和他的律师朋友们讨论。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控告那位大人,费洛泽沙·梅赫塔爵士此时碰巧因为某个案子从孟买来到了拉杰果德。但是像我这样的初级律师怎么敢去见他呢?所以我通过雇用他的律师把我的案子的文件寄给了他,请求他提供建议。他回复说:“告诉甘地,这样的事情是许多事务律师和出庭律师都会经历的。他刚从英国回来,还一腔热血。他不了解英国的官员们,如果他在这里能赚到些钱,日子过得还不错,那就让他撕掉那张纸条,忍受侮辱吧。他不会从对那位大人的控告中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他很可能会毁了自己。告诉他,他还不了解生活的真实面目。”
这个建议对我来说像毒药一样苦涩,但我不得不咽下去。我忍受了侮辱,但也从中有所收获。“我再也不会把自己置于这样一个错误的境地,再也不会试图以这种方式利用友谊。”我对自己说,并且从此以后,我始终未曾违背过这一决定,就再没有感受过这方面的愧疚。这一冲击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