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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迟迟没讲任何关于我去英国的目的的事情——即获取律师资格，是时候简单提一下了。
在一个学生被正式授予律师资格之前，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修满学期”，要修十二个学期，大约需要三年时间；第二，通过考试。“修满学期”实际上意味着要“吃满学期”，也就是说在一个学期的24次晚宴中，至少要参加6次。“吃”并不代表你实际参与到宴会中，你只需要在特定的时间报到，并在整个宴会期间保持在场。当然，通常每个人都会在晚宴上吃吃喝喝，那里提供的食物和酒水都非常优质。一次晚宴要花2先令6便士到3先令6便士不等，即合2~3卢比。人们都认为这个价钱是合适的，因为如果一个人去酒店用餐，单是喝酒就必须支付同样的金额。酒水饮品的花费会超过食物的花费，对我们印度人来说——如果我们未被“文明化”的话——真是令人惊讶。最初发现这一点时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真好奇人们怎么忍心把这么多钱浪费在喝酒上，但后来我渐渐理解了。在这些晚宴上，我经常什么都不吃，因为我能吃的东西只有面包、煮土豆和卷心菜。起初我不吃这些，因为我不喜欢吃，后来我开始尝试，也有了勇气要求其他菜肴。
给法学院的资深前辈提供的晚餐通常比给学生的要好。有一名帕西的学生也是素食者，为了素食主义的利益，我提出申请，希望能为我们提供素食，这是资深前辈们的菜单中有的。申请被批准了，我们吃到了来自资深席的水果和其他蔬菜。
每四个人一组，可以喝两瓶酒，而我不喝酒，所以我总是被要求加入某个四人组，这样其他三个人就能喝两瓶酒。每学期都有一次“大宴”，除了波尔图葡萄酒和雪莉酒外，还会提供其他酒水，如香槟。因此，我总是收到特别邀请，并大受欢迎。
这些晚宴到底是如何令学生们更有资格成为律师的，我当时不明白，而且后来也没理解。曾经有一段时间，只有很少几个学生参加这些晚宴，因此他们有机会与资深前辈们交谈，并发表演讲。这些场合有助于打磨、完善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提升演讲能力。但在我那个时候，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深前辈们只有一张桌子。这个制度已经逐渐失去所有的意义，但保守的英国仍然保留着它。
学习课程很简单，大律师被幽默地称为“晚宴大律师”，每个人都知道考试实际上没有任何价值。在我那个时候，有两门考试，一门是罗马法，另一门是普通法。这些考试有指定的教科书，可以画重点学习，很少有人通读这些书。据我所知，有很多人仅仅花上几周粗略浏览罗马法的笔记就通过了罗马法考试，花上两三个月看看普通法的笔记通过了普通法考试。试卷很容易，考官也很宽容。罗马法考试的通过率曾经是95%~99%，而最终考试的通过率可达75%，甚至更高，完全不需要担心不及格。考试每年举行四次，而不是一次，大家都不会觉得考试有什么难的。
而我成功地把考试变成了一桩难事。我觉得我应该读所有的教科书，我认为不读这些书是一种欺骗，所以我花了很多钱买书。我决定读拉丁文的罗马法，我在伦敦大学入学考试中所学的拉丁文此时派上了用场。所有这些阅读对我后来在南非的经历也有不少价值，因为罗马荷兰法就是当地的普通法。因此，阅读查士丁尼的著作极大地帮助了我，让我能够理解南非的法律。
我花了九个月的时间，相当刻苦地通读了英国的普通法。布鲁姆的《普通法》是一个大部头著作，十分有趣，花费了我大量的时间。斯内尔的《论公平》也非常有趣，但有点难懂。怀特和都铎的《典型案例》描述了很多具体的案例，很有趣，也很有指导意义。我还饶有兴趣地阅读了威廉姆斯和爱德华兹的《不动产》以及古德夫的《个人财产》。威廉姆斯的书读起来像是小说。我记得在我返回印度的过程中还以同样坚定的兴趣读了梅恩的《印度法律》。不过，在这里讨论印度的法律书籍就跑题了。我通过了考试，于1891年6月10日被授予律师资格，并于11日在高等法院注册。12日，我便起航回国了。
但是尽管我在学习，我的无助和恐惧还是没有尽头，我不觉得自己有资格去从事法律工作。
不过要描述我的这种无助，需要一个专门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