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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对印度教和世界上其他宗教有了一点点了解，但我知道这不足以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拯救我。对于支撑自己经受考验的东西，个人往往一无所知，更不用说了解了。如果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他会把一路的安全归因于运气。如果是一个信徒，他会说神救了他。他会得出结论——他完全可能会得出结论——他的宗教研究或精神准则是他内心优雅状态的支柱。但是在他获得解救的时刻，他不会知道拯救他的是什么，是他的精神纪律还是别的什么。以自己的精神力量为傲的人，又有谁没见过那精神力量化为尘土的时刻呢？单纯的宗教知识与生活经验截然不同，在这样的考验时刻，它似乎只是一堆麸糠，毫无用处。
正是在英国期间，我第一次发现单纯的宗教知识是无用的。在此之前我是如何得救的，我说不清了，因为那时我还很年轻；但是此时我20岁了，已经有一些做丈夫和父亲的经验了。
据我所能记得的，在我待在英国的最后一年，也就是1890年，在朴次茅斯有一个素食者大会，我和一个印度朋友被邀请参加。朴次茅斯是一个拥有大量海军人口的海港，那里的许多房子里住着恶名昭彰的女人，她们实际上不是妓女，但并不太顾忌自己的道德。我们所住的地方就是这样一所房子。其实不需要多言，接待委员会对此是一无所知的。在像朴次茅斯这样的小城镇，我们这样偶尔来的旅行者很难分辨哪些地方是好的住处，哪些是坏的。
晚上，我们参加完会议回来，晚饭后坐下来打桥牌，女房东也参加了，这在英国是惯例，甚至在体面的家庭里也是如此。每个玩家都按照惯例开了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但是在这里，我的同伴和我们的女主人还开起了一些下流的玩笑。我并不知道朋友竟然是这种艺术的行家。这些交流吸引了我，我也加入了。就在我要超越极限的时候，准备把牌和游戏都丢开的时候，神通过这位伙伴发出了神圣的警告：“孩子，你身上的恶魔是从哪里来的？离开这里，快！”
我很惭愧。我接受了警告，心里充满了对朋友的感激之情。我想起自己在母亲面前立下的誓言，逃离了现场。我战战兢兢地回到房间，心里怦怦直跳，就像一个从追捕者手中逃脱的猎物。
我记得这是第一次，一个不是我妻子的女人令我产生了欲望。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各种各样的想法困扰着我。我应该离开这个房子吗？我应该逃离这个地方吗？我在什么地方呀？如果我失去理智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决定以最大的谨慎来行事：不是离开房子，而是离开朴次茅斯。会议不超过两天，我记得第二天晚上我便离开了朴次茅斯，我的同伴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
那时我并不知道宗教或神的本质，以及他如何影响我们，我只是隐约地理解为那一次是神救了我。在所有的考验中，他都拯救了我。我知道今天的我对“神救了我”这句话的理解深刻了很多，但我仍然觉得我还没有理解它全部的含义。只有更丰富的生活经验才能帮助我更全面地理解这句话。但是，我可以说，在我做律师、管理机构和从政的过程中，我经历的所有精神考验，都是神救了我。当所有希望都破灭时，“当帮助者倒下，安慰者逃离时”，我会发现救助总会到来，尽管我不知道它来自何处。恳求、崇拜、祈祷不是迷信，它们是比吃、喝、坐、走更真实的行为。毫不夸张地说，只有它们是真实的，其他一切都是虚幻的。
这种崇拜或祈祷不是雄辩的说辞，这不是口头上的敬意，它是发自内心的。因此，如果我们的心中“除了爱之外，什么都没有了”，就能实现心灵的纯洁，如果我们保持所有的和弦都在正确的音调中，心中的祈祷便能“在音乐中颤抖着进入天堂”。祈祷不需要言语，它本身独立于任何感官的努力。我毫不怀疑祈祷是净化内心激情的可靠手段，但这必须与最大的谦卑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