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伦敦海军部的新闻关系专员接待了我，他在一个标有“罗伯特·卡帕”的文件夹中，拿出了几页打开的报道。他看了看我，又瞥了眼这些报道，说他希望我的旅程很有意思。他还希望，我不会像新闻记者通常做的那样编造故事，而是实事求是地讲讲商船队。他更若无其事地说道，审查官自然是不会刊登我写的影射扫雷船或者海军情报局的故事，因为那本就不属于最初指派给我的任务。最后，就在我离开之前，他告诉我，《科里尔》杂志的办公室询问过我的归期，而且似乎相当着急要见到我。

《科里尔》杂志的“办公室”竟然是个巨大、奢华的所在，位于萨沃伊酒店，昆汀·雷诺兹正在那里。他喝着一杯喝咖啡，还让我一块儿喝。

整个房间里都散落着电报和报纸。报纸上叫嚣着北非入侵。而从纽约办公室传来的电报则大喊着，让卡帕立刻回去。雷诺兹泰然自若地问我，是否已经入伍了美国陆军。我回答说，我不仅还没有入伍，而且我参加美国陆军——实际上是匈牙利以外的任何陆军——的机会基本上都是零。我假装十分惊讶，他，还有《科里尔》杂志竟然不知道我是匈牙利人。他问我多久能回美国去。我试着说服他，我很可能是个伟大的战争摄影师，还指出无论怎样《科里尔》已经花了一千美金让我到了伦敦，我要是一下子就回去了，可能也不太合适。

我们一致同意多喝几杯酒来继续这个话题。下了楼，在萨沃伊的酒吧里，只喝了一杯之后昆汀就同意了，他承认身边有个匈牙利摄影师也许会很有趣。

＊ ＊ ＊

战时，每一个友侨或敌侨在伦敦第一件例行公事，都是到藤街警察局登记。我们到达的时候，在警察局面前已经有一列长长的队伍了。

现在是1942年，除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我猜昆汀·雷诺兹是在英国最受欢迎的美国人。昆汀在布鲁克林长大，胸怀宽广、生性温和，还让新闻记者晃荡过的每家酒吧都生意兴隆。

没人想让他这个二百二十磅的大个子，和一群普普通通、身量矮小的外国人站在一列队伍里。昆汀和我招摇过市地走了进去，他停在登记室的门口，然后，在突兀的停顿之后，用他和戈培尔博士以及希特勒做著名广播时用的同一个声音宣布：“我给你带了个德国间谍来登记！”接着他转向我，用磕磕巴巴的德语说道：“不对吗？”

听者的反应正如他所预料，整个警察局里都回荡着笑声。没一会儿，我就得到了一张登记卡，上面的所有限制都被当即解除了，我成了国王和昆汀·雷诺兹的私人敌侨。

之后，警察局的督查向我们索要昆汀的签名，以及给俄罗斯战争的救济捐款。这场战争远未胜利，但英国人仍旧非常感谢俄罗斯人。

我们的下一站是美国陆军部的公共关系办公室，位于格罗纳夫广场。我们的入场要低调许多，而且接待员也稍显冷淡。掌管公共关系办公室的长官认为，我的国籍对于简化问题毫无帮助。如果我收到任务，去为派驻在英国的美国陆军部拍摄任何照片，他能给我一张参观设施的通行证；但我必须先得到情报局的认证，才能作为战争记者被定期派往美国陆军部。“情报局”这个词，在侦探故事和军事语言中也叫作“军情处”，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昆汀把我带进一扇门，门上画着一个大大的G-2标志，他祝我好运，还建议我尽量顺从、开门见山，尽量不要像个匈牙利人。

我以为会遇到某种盘问，也表现得更加顺从。但我发现“盘问的人”就坐在一张大大的桌子后面。她身材娇小、性格活泼，鼻子微微上翘，披着非常美丽的红发。她是英国人，还是总司令的高级秘书。

我解释了来访的事由，结束时还简短地说了我的人生经历。实际上，我忘记了得到过的所有好的建议，而且表现得是个彻底的匈牙利人。在故事的结尾，她笑了，然后提到我有双非常明亮的棕色眼睛，穿上美国制服也许会非常好看。我们做了协商：她会让我穿上制服，而我在穿上制服的那天，得带她出去。她向我保证，她会搞定一切，而我有了一种感觉，似乎就连我那灰色的法兰绒裤子都准备到位了。

＊ ＊ ＊

第二天早上，在萨沃伊酒店，一位体面的侍者把我叫醒，还用一个漂亮的银盘给我拿了杯茶、冷的炒鸡蛋和三封信。他把托盘放在一张桌子上，我在那里一股脑儿地扔了旅途以来拍摄的四十八卷尚未启封的胶卷、一大捆越来越厚的证明文件，还有一些《科里尔》的预付款中剩下的绿色美金。然后，我悠闲地打开信件，它们真实地反映了我合法且幸福的新处境。美国陆军部写到，在等待认证之前，欢迎我去参观驻扎在切尔维斯顿机场的一批空中堡垒轰炸机，并拍点照片。一份名为《画报》的周刊，非常希望能获得我的报道的英国版权，并为我的每篇报道开价一百英镑，但他们没附上钱。还有一位英国记者，一个叫亚德利先生的人，他的妻子弗拉尔是我在纽约的一位朋友的姐姐，她邀请我在周末或者方便的任何时候，到他们在美登赫的家和他们共度时光。

吃完早饭，我穿戴整齐，决定去拜访我的前雇主——《时代》和《生活》杂志——的伦敦办公室。《生活》杂志是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那是很早以前在西班牙内战的时候，我刚开始为他们工作时就常常待在伦敦，而且这个办公室的人对我非常好。

由于空袭，迪恩街上这栋古老的灰色建筑，看起来变得有些破旧。隔壁的酒吧“巴斯之家”，现在装了木质镶板，而不是玻璃，但还是非常乐意开门做生意。我开始觉得心里暖洋洋的，但又有点怀念往昔了。

克罗基和多罗西，这两个爱尔兰女孩其实在五年前就在管理这家办公室了，现在还在那里。克罗基现在是首席调查员，但在五年前，她还只是个秘书，那时候，她就常常帮助我，将我的英文说明文字润色得更地道。她发现，跟上次到那里比起来，我的英语长进到基本能让人理解了。我向她展示了我关于《舰队指挥官》的文章，而我的文学成就让她激动得无以复加。她建议我在文章上做少许的删减，然后又花了四个小时把它打出来。同时，为了纪念旧时光，《生活》杂志的暗房里挂出了我为《科里尔》拍摄的照片。之后，我们下了楼，而我则试图在“巴斯之家”里用粉红杜松子酒表达感激。

＊ ＊ ＊

第二天早晨，一位来自《生活》杂志的信使送来了一百张照片和十页打出来的《护航队的海军准将》，一式三份，署的全是我的名字。我送了一份去审查，一份给《科里尔》，还把第三份带到了英语图片杂志《画报》。《画报》的编辑看了这些照片，读了这个故事，然后问我，我是否反对把自己的照片和履历印在故事上，以及“著名美国摄影师”这样的描述会不会冒犯我。当然不会，我回答。然后他给了我一张一百五十英镑的支票。

我在萨沃伊酒店兑现了支票，还问了门童去切尔维斯顿的下一趟列车。切尔维斯顿是一个守备良好的英国机场，被年轻的美国空军第三零一轰炸大队占据了。他们有四十八架空中堡垒轰炸机、一些单调的营房，以及齐膝深的烂泥。持有的“参观设施”许可让我轻轻松松就进去了。特殊设备官员给了我一张有三张毯子的铁床，一份世棒午餐肉罐头当晚餐，然后把我留在乱糟糟的大厅外——就在一堆烂泥的中间，还告诉我自便。

我在那里还穿着平民的服装，但周围全都是穿着制服的年轻人，不过他们显然没有注意到我。我觉得一点儿也不自在——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在这里要怎样才能自在一些。

每个人似乎都在前往特定的一个营房，我决定随大流。于是进了一个俱乐部的房间。我绝望地希望能有人和我说说话。过了一会儿，吧台后面的一等兵问我想喝点什么。我感激万分，点了杯别人喝的那种温啤酒。周围都是年轻的飞行员，有的是第一批驾驶飞跃欧洲的著名空中堡垒的人，看起来安静而且温和。一部分人在读老旧的美国杂志，其他人都各自坐着，写着没完没了的信。唯一一个称得上活动的事情似乎是在房间的中央，一群人围绕在一起，在他们的中间藏着一张大桌子。

我刚挤进去就听到有人在喊：“大还是小！”他大喊着还把桌子中央的许多钱排了个序。我看了一会儿这个游戏，但是看不出来他们在玩的是什么。那应该是某种纸牌游戏，我最后断定，那肯定是一种技巧性质的游戏！不久，一个小伙子站起来离开了游戏，这下就是我自便的机会了。我被亲切地接纳了。他们发了我两张正面朝下的牌和一张正面朝上的牌，还和我要了二先令六便士。接着，他们分次又给了我三张正面朝上的牌，最后又是一张向下的牌。在给每张牌之后他们都要了钱，而且最后一张向下的牌还要了我两英镑。等分好了所有的牌，玩家们就开始给自己报数。有的人喊“大”，有的人喊“小”。我认真研究了手里的牌——有的牌上有脸，有的数字更小。所以我说“有大有小”，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我。他们要求我展示三张正面朝下的牌。我做了……他们哄堂大笑……其中两个人还往罐子里扔了钱。

过了一会儿，我回到房间拿相机，甚至还给玩扑克游戏的人拍了照片，还有读杂志的人、写信的人、喝着温啤酒的人，和沉迷听留声机的人。

午夜，俱乐部的房间都空了——早上会有一个任务，男孩们还希望能早点得到简报。我们在五点钟醒了过来，然后急急忙忙前往简报室。一个官员详细地说明了天气的细节，另一位官员描述了目标的形状；而第三位官员详细说明了高射炮的数量，以及他们可能遇到的敌军战斗机的数量。到了六点，每个人都回到了俱乐部的房间，等待出发的信号。等待是漫长的，而且让人紧张，没有人说一个字。这还只是第三次飞越欧洲的任务。

到了九点，喇叭宣布，法国领空已经关闭……每个人都能回去睡觉了。男孩们又生气又失望，他们回到烂泥里、杂志上、信件中、温啤酒里，还有扑克中。

相同的流程持续了四天。我拍了大量的照片。我练习玩“高低”游戏，还学会了其他有趣的新扑克游戏，叫作“在海里吐口水”“棒球”和“红狗”。到了第五个早晨，我的英镑全都花完了，但这次任务并没有被取消。我陪我的扑克朋友们到他们的飞机上去，从各个角度给他们拍了照片。一个叫作毕肖普的年轻中尉是最后一个出发的，在爬上控制室之前，他摆了个姿势拍肖像照。他只是一个小个子，但他的鼻子和他的战机的鼻子惊人的相似，所以我把它们放在了一起。我对这个组合非常满意。

飞机起飞了。我在控制塔里等了漫长的六个小时，第一批返航的空中堡垒才出现在地平线上。他们靠近时，我们开始数数。早上还有二十四架飞机，组成了漂亮的队列。现在，数遍整个天空，也只有十七架。

它们在控制塔的上空盘旋，等待着陆许可。其中一辆飞机的起落架被击落，机组上有人员受伤。塔台安排它率先试着用底部降落。我准备好自己的康泰时相机，还在飞机安全停稳时，录完了一卷胶卷。我跑向飞机，认真摆弄我的第二台康泰时相机。舱门打开了，其中一个人被交给等待的医务人员，他还在呻吟。而另外的两个人再也不会呻吟了。最后一个离开这架飞机的是飞行员。他看起来状态良好，只是在前额上有轻微的伤口。我靠过去拍了个特写。他中途停下，哭了起来：“你等着拍的就是这种照片吗，摄影师？”我关掉相机，离开回伦敦，连再见也没有说。

在回伦敦的火车上，我的包里装满成功曝光了的胶卷，但是我恨自己和自己的职业。这种照片只能是给送葬者拍的，而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如果我要去参加士兵们的葬礼，我发誓，我一定是和他们一起上过战场。

＊ ＊ ＊

第二天早上，在睡过头之后，我感觉好多了。在刮胡子的时候，我和自己做了一场对话，我想：作为一名记者，同时又过于多愁善感，这是水火不容的。只有小伙子们围坐在机场上的照片，却没有他们被伤害和杀死的照片，那会造成错误的印象。死亡和受伤的照片能够向人们显示战争真实的一面，而我很庆幸，在我变得故作多情之前，我拍了那一卷胶卷。

《画报》杂志打电话来询问我的报道，我毛遂自荐般说那“好极了”。他们说会立刻派个人过来拿走底片，然后在他们的暗房里把它们洗出来。

我没有忘记机场，而且比以往更迫切地加入军队。我带派特——美国陆军情报局的红发秘书——出去吃午饭，看看我的认证能不能加快。她告诉我，我的认证进展顺利，并且我从裁缝那里订购一套美国战争记者的制服也不会有多少风险。

裁缝对于美国官员的制服应该长什么样十分有自己想法，布料的颜色和一般的衣服有些微的不同——但更加美观：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希望我的认证能够在六天内得到通过——而裁缝承诺，制服会在那个时候完成。

我回到《科里尔》的办公室，向昆汀·雷诺兹汇报好消息。他还加了一些他带来的好消息：在美国的《科里尔》杂志收到了我的护航队的文章，而且会用四个版面来刊登。我告诉他我参观了空军，他提醒我小心欲速则不达。他还建议我出去走走，熟悉熟悉伦敦的精神，为此，他给了我几个地址，以及在哪里也许能找到这个精神的一点提示。

伦敦的精神——在闪电战刚刚结束，但是美国完全入侵英国之前——是开放和诱人的。我很快就找到了它，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整整六天，我都在感受这些精神，还在最古怪的地方发现了它们——但不包括萨沃伊酒店。上帝在六天里创造了世界，而在第七天选择了宿醉……

当我打开萨沃伊酒店的房门时，我很想躺到床上，但我有访客。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的是《画报》杂志的编辑斯普纳先生，以及一位美国陆军少校。少校的手里紧紧握着一份《画报》杂志，他把杂志怼到我的鼻子底下，然后用手指戳着封面。

“这张照片是你拍的吗？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我立刻就认出了封面上的照片。它是我在机场上拍到的照片中最喜欢的一张。它印刷得非常好。

“当然，”我回答，“那是毕肖普中尉和他的空中堡垒轰炸机。”

“见鬼的毕肖普中尉。”他大喊道，愤怒地指向空中堡垒轰炸机鼻子上的一个黑色小东西。这个黑色的小东西对我而言什么都不是，但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它具备灾难的所有特征。少校并没有让我疑惑太久。

“那个黑色的小东西，那是美国空军的头号机密！”他都快呛到了，“那是诺登炸弹瞄准器！”

我不知道。空勤人员一直执行着严格的命令，在没有实际使用时，要把那个黑色的小东西盖好，毕肖普的投弹手提前五分钟掀开了那块帆布。我试着解释，我唯一的兴趣是轰炸机的鼻子和毕肖普中尉的鼻子很相似。斯普纳解释说，因为他在过去一周都联系不上我，所以我只能和美国审查部门解释，他已经把照片提交给皇家空军审查员了。他们非常清楚那个黑色的小东西是什么。

这本揭露真相的《画报》杂志将在三天后出现在报刊亭上。斯普纳提出召回和摧毁已经印好且等待发行的四十万本杂志。

“那将挽救你，斯普纳先生，”少校说道，“但拯救不了卡帕。他无权向你展示他的照片，除非他先通过美国的审查。”

斯普纳赶紧去停止印刷和中止发行。少校把我关在房子里，然后离开去向首脑们做汇报。我瘫倒在床上，旁边是一个盒子，里面装着我的新战争记者制服。我很确定，我再也不会打开那个盒子了。但是我错了，那天下午，美国公共关系办公室通知我，他们有义务对我进行认证——因为未经认证的平民是不能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的。

我打开了这个盒子。

＊ ＊ ＊

第二天早上，我出现在由公共关系和情报官员组成的预审上。他们的工作是决定我是否要在军事法庭被审判。

到达时，我意识到的第一件事是，我的制服和他们的制服完全不同，就算有的地方相似也纯属巧合。我担心这会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用大量的细节和足够的真诚声明我是无罪的，但我越激动，说的英语就越难被听懂。在无罪陈词的过程中，他们冷冰冰地让我停下，然后兀自开始讨论。我可以非常清楚地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当门打开时，他们正在某种争吵的边缘。接着，首席法官走了进来，毕肖普中尉尾随其后。

毕肖普做了发言，并狡黠地保证，我不会——也不能——区分出纸牌中的一点和二点，更别说区别出一听C-口粮和诺登炸弹瞄准器了。所以整件事显然是捣蛋的小妖精导致的。在这个早期的战斗阶段，我的案头陪审团无法和飞行员毕肖普争论。我被训斥了一顿，获得释放——还得到了认证。毕肖普和我前往酒吧。

“顺便问一下，”他问我，“你的马桶在哪里？”

＊ ＊ ＊

在萨沃伊酒店的整个《科里尔》办公室和酒吧的人，都对我的制服有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最终认同，它的剪裁是美国式的，但又属于英国殖民地的颜色。我决定庆祝一下。

我邀请了红发秘书派特来参加约定好的晚餐，我们还喝了香槟。喝完第二瓶之后，派特再也想不起来我是谁了，喝完第三瓶，她连自己的名字和住址都忘了。我知道，如果我不能把她送回家，那这次只能让牧师——而不是主教——来平息这场风流韵事了。

我们上了一辆计程车，然后派特就晕过去了。我试着叫醒她，但是她神志不清。我只剩下一英镑的钞票了，看着计程车的计价器，我越来越焦虑。我又晃了晃派特，当我抬头看时，计程车的计价器显示了一英镑十先令。我搜空了口袋。接着搜刮派特的口袋。在她的钱包里，我发现了两英镑，还有一张自带酒水的宴会的会员卡，上面有她的名字和住址。我在海德公园的九曲湖停下了计程车，把派特的脑袋泡进水里两次，然后把她送回了家。

我喝得非常多、非常尽兴、非常有酒德，我对自己非常骄傲，而且非常坚定地决定，再也不和红发女孩们喝酒、赌博，或者做任何事。

我想要说到做到，于是我跌跌撞撞地扑到桌子前，给战争记者卡帕写了张纸条：“禁酒、禁赌、禁炸弹瞄准器、禁女孩。”我把这张纸条放在我的制服袖子里，然后就不省人事地晕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头痛欲裂。我记不起来发生了什么，直到发现这张纸条。我相信远离麻烦的最佳办法就是离得远远的，于是我决定，在启程往北非之前，去拜访这个国家的亚德利夫妇。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留在桌子上，然后搭上了前往美登赫的火车。

刚抵达亚德利的家，我就知道自己安全了。我会在壁炉旁读侦探小说，会和亚德利先生争论战争和俄罗斯，还会在晚上九点钟就去睡觉。

＊ ＊ ＊

他们见到我穿着这么漂亮的制服都高兴坏了，还说吃点东西、喝点黑咖啡也许会更好。我们在桌子边坐下：亚德利夫妇、他们的房客，还有我。这位房客是一位年轻的女孩，就坐在我旁边。但是我不看女人，尤其当她们是有着浅金色头发的微胖女人时。喝完咖啡，我解释说因为参加完庆祝入伍的聚会，我那天的状态不太好，我很需要能让我恢复精力的东西，那就是一张大大的椅子和一本好书。

我陷进那张大大的椅子里，打开那本很好的书，然后睡着了。十分钟之后，我被留声机巨大的嘎嘎声吵醒。这位小小的、圆圆的房客正在播放提诺·罗西。我揶揄说我讨厌提诺·罗西，还注意到她其实根本就不胖。她穿着长裤和毛衣，我想她的身材可能还不错。而且，她的头发其实并不是真的浅金色，而是某种泛金的粉色。我立刻闭上了眼睛。她把提诺·罗西放得更大声了点，当我睁开眼睛时，她背光站着。她有张相当精致的英式侧脸，似乎还有双灰绿色的狭长双眼。我站起身，走到阳台外面睡觉。

当我再次醒来时，起居室的壁炉里已经升起了温暖的火焰，留声机里正放着一首伦巴。房客现在穿着一件紧身的黑色裙子。

“我的名字是伊莱恩。”她告诉我。我意识到，这一次要闭上眼睛就很难了，但非常庆幸的是我跳舞很烂，这样我就能坚守那个优秀的解决方案了。她说，她希望我喜欢伦巴胜过提诺·罗西，而我说出了我真实的舞技。为了证明自己很诚实，我邀请她和我跳一次舞。她却说我的伦巴跳得并不是那么糟糕，而且用不了多久就能有长进。我回答，说在十年里，没有人成功让它有过任何长进。她说她有个全新的主意，我担心我也有了一个。

亚德利夫妇们下了楼，问我喜不喜欢那本书。我只好承认，我把时间都浪费在学习跳伦巴上了。“尤其是，”我补充道，“在北非没有人跳伦巴，但我其实就要去那里了。”

粉发女孩指出，要是我到死都没学会怎么跳舞，那就是个巨大的遗憾，亚德利夫妇还同意了。

我们用一瓶香槟致敬北非，我的伦巴还真的进步了，而我开始叫那个女孩“小粉”。她似乎不是很介意，但是她关掉了留声机，拿起我的书，开始阅读。我回到留声机旁，放起了提诺·罗西。

亚德利夫妇几人大笑起来，提出他们最好回去睡觉。“小粉”从书里抬头看着我，说道：“我觉得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

我回答：“我觉得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嘲弄者。”她告诉我那可不是什么好词儿，在那之后，我告诉她她的嘴唇尝起来像草莓。

“在英国没有多少草莓，”她说，“但是在这里生长的少数草莓品质极好，十分有名。而且不管怎么说，我没有嘲弄你。”

我那时候才知道，她不是在戏弄我。我很高兴她兴奋了，而且我喜欢上她了。

电话响了，还是找我的。是萨沃伊酒店打来的，说他们花了两个小时试图联系上我，因为来自美国公共关系办公室的克里斯·斯科特上校每过五分钟就打来一次电话。我放下电话听筒，然后拜托“小粉”开车送我去车站。

在车上，我告诉她我有多高兴要去北非了，以及除了敌侨，我还是个吉普赛人和新闻记者；还有，我非常遗憾，但也非常高兴，因为她可爱得无以言表。她一言不发，只是让我在车站下车，然后连句再见也没说就迅速开车走了。

克里斯·斯科特是个非常好的年轻上校，对我在大半夜里仓促赶来感到十分抱歉，因为明天赶到也是来得及的。但我告诉他，在某种程度上我很乐意这么做，而且他的电话来得刚刚好，因为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去北非。我跟他说了“小粉”。

他拿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提议为我幸运的逃离干一杯。我告诉他这酒尝起来可真的比草莓好多了。他犀利地指出，他喜欢草莓，而且在我去北非的时候，他很可能会待在伦敦。我告诉他，我知道的一切就是人们称呼她为“小粉”，而我忘了问她的全名以及电话号码。

克里斯说那可太糟糕了。但我发现，我遗憾的不仅仅是不知道她的名字、住址，或者电话号码，而是如果我有了这些信息，我就不会扔掉它们了。

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亚德利夫妇道谢和告别。我漫不经心地问道，伊莱恩是否在电话旁，但亚德利先生说她已经出发去镇上了。他没有主动告诉我更多的信息，我也没有再问了。

我的时间很赶。美国军队给了我任命，英国人给了我出境许可。他们说如果想回来，那我将需要一张新的签证，而且不幸的是，就算我穿着美国的制服，我严格上讲还是个匈牙利人。

火车开往格拉斯哥，我在那里登船，然后在那天晚上七点三十分从尤斯顿站离开。我到得太早了，就决定应该去庆祝一下要离开的事，于是我去寻找酒吧。酒吧十分拥挤，唯一的空座是一张桌子，一个女孩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她不胖；她也不是金发；她有着粉色的头发。她看向我，然后说道：“我期待着你能早到。”她没告诉我她是怎么发现我的车次的。我询问酒吧女服务员她是否点了香槟，她点了好大一瓶。我们互相干杯，接着“小粉”唱起了一首老套的法语歌《我等待》，酒吧老板娘也变得伤感起来。当我们赶到火车站站台时，已经是上车的时候了。一个海军小伙子占住了整个窗户，在和他的女孩吻别。火车就要开动了，于是我朝那个家伙大喊：“分我一半！”

他头也不回地回答：“美国佬，我是不会和任何人分我的女孩的！”

我说：“不是女孩——是窗户！”

他挪开了，而我勉强亲吻到了她的嘴唇，它尝起来依旧像草莓。我坐回隔间，但还是不知道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S1APWhDTpYf3khlOYnTKTrZGlJD45V3PXKLP1DTvMHON7mnM7xrFAPJfVR4c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