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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匆匆忙忙赶上了跳板，但不是唯一一个迟到的人。我紧跟着两个摇摇晃晃的水手，离开了美国。
站在跳板尽头的船长转向他的同事说道：“好吧，你们就是最后两个人了，瞧瞧谁回来了。”接着他看到了我，“你又是谁？”
“我是个更加特别的人，先生。我是旅行中的敌侨。”
“好吧，我们带的这批货已经足够奇怪了，我们最好到我的船舱下面去看看你在旅客名单里是怎么写的。”
他在那里听我一五一十地解释着，然后一言不发地拿走我的文件。
“战争爆发之前，”他告诉我，“我从西印度群岛运香蕉和旅客到英国去。现在，运的不是香蕉了，我带回家的是培根，在长廊的甲板上，我运送的不是旅客，而是被拆解的轰炸机。好吧，我的船不像以前那样干净了。卡帕先生，客舱是空的，你会发现你的住处很舒适。”
我找到自己的船舱，安顿了下来。引擎正在嗡嗡响，在美国两年之后，我踏上了回往欧洲的路。我心向往昔……两年前，从法国起飞，我到达了相同的港口，在那个时候，我不得不担心的是他们让不让我进去。在当时，我的绝大部分文件纯粹是捏造的。我被说成一个农业专家，正要回到智利，去提高那个国家的农业水准，我还有一张过境签证，它能让我在美国待上三十天。那时，想要入境一点儿也不简单，说服他们让我留下也很困难，但能让一个英国教授帮我离开则是奇迹。
我拿出相机——从1941年12月8日开始，我就被禁止触摸它了，我给自己倒了杯酒：现在，我又是一名新闻记者了。
＊ ＊ ＊
拂晓，我们在哈利法克斯港抛锚。船长到岸上去拿操作说明。这天稍晚，在他回来之后，我听说我们将作为快速护航队的一部分穿过去，我们的船会成为领航船，而一名退伍的海军船长——他现在是这个护航队的海军准将——将在我们的舰桥上发号施令。
我想象着在《科里尔》杂志上刊登着激动人心的四页报道，标题是“护航队的海军准将”，还有一张戏剧性的照片——这位年迈的水手，踉踉跄跄地站在舰桥上，整条船在随波起伏。
晚餐之后，海军准将要求见我。舰桥里几乎连束光都没有，但是当我看清他的样貌时，我十分失望。他根本不像我想的那样，是个跌跌撞撞、垂垂老矣的水手，相反，他是一个五十几岁的绅士，还精心修剪过胡子，而且唯一一个我能找到的，和想象中的形象相似的特征，是一双粗壮而且十分浓密的眉毛。我做了自我介绍，他回应说自己是个爱尔兰人。他马上就说自己对影视界非常有兴趣，还发现有些好莱坞女演员相当令人兴奋。在整个旅程中，他都会待在舰桥里，但我为什么不每天晚上来这里，告诉他一些好莱坞的有趣故事呢？作为交换，他将很乐意告诉我关于护航队的每一件事。
这笔交易相当不公平。作为海军准将，他了解他的护航队，可我从来没有去过好莱坞。但我不想告诉他，他拼错了我的名字，我不是那个有名的电影导演，我的名字是鲍勃·卡帕，压根儿不是弗兰克·卡普拉。在剩下的旅途中，我不得不扮演雪赫沙拉徳。我唯一的希望是，它不用持续一千零一夜！
晚上，我们留在港口。早晨，海军准将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道走一走，拜访护航队一众船只的船长。这些船中的大部分都是外国船只，海军准将费了好大劲才让大家理解他的意思。瑞典和挪威的船长们给了我们阿夸维特，他们的英语说得还好一些。荷兰人有非常好的金酒，而且酒量极好。法国船长有极好的白兰地，我还给他们翻译了。希腊人有一种烈性酒，叫作“乌佐茴香酒”，他们希腊语说得飞快。我们一共拜访了二十三条船，而且，我们一共在二十三个不同的国家喝了酒。在回我们的船的路上，海军准将抱怨这些疯狂的外国人，这让我对盎格鲁-撒克逊人有了不错的印象。
下午，我们毫无困难地组好了护航队。我们排成四个纵队，一队六艘船，每艘隔了大概一千码。我们的护卫队规模有点小——只有一艘驱逐舰和五艘小型的护卫舰。
在舰桥的第一个晚上，大部分时候都是海军准将在说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是一艘驱逐舰的船长，到1918年，他领导了一整个小型舰队，谈话间还不时出现泽布吕赫港和加里波利的名字。当他讲完故事，他问我丽莲·吉许现在怎么样。我向他保证，吉许小姐现在保养得非常好，当我们分别时，场面看起来就像一段美好友谊的开端。
在海上的头四天毫无波澜地过去了。白天，我给每件东西和每个人拍照片，不管是报头还是轮机舱；晚上，我待在舰桥里，把我在明星杂志上能记住的一切都告诉海军准将，那些杂志还是我在牙医的等候室里看的。我隐晦地暗示他，我是个彻底的无名小卒，但还是让他觉得，我在这些好莱坞丑闻中，多少起了点作用。作为交换，他告诉我，有一次，在前往摩尔曼斯克的护航队中，他的靴子冻在了甲板上，他有三天都无法动弹。海军准将在公海航行的时候不喝酒，但我在口袋里装了扁酒瓶，还要在他说话时，喝点酒去去寒。午夜过后，我靠在舰桥的横杆上，有时候觉得自己似乎身处停电了的第三大街的酒吧里。
到目前为止，我的“北大西洋战役”充满了快乐——实际上，有点过于高兴了。不过，船员们对我行动的热情并不看好，而且对于《科里尔》杂志的故事很有可能会很无聊这件事一点儿都不遗憾。
我们驶入了一片名副其实的北大西洋浓雾中。驱逐舰在一旁停下，送给我们一个信息。海军准将转向了我。“如果你能在大雾中拍出照片，卡普拉，那你估计就能得到那该死的独家新闻了，”他说，“一群德国海军的饿狼袭击队就在前方三十英里等着攻击我们。”
海军准将决定，不管有没有雾，我们都得改变航程。现在，我们无法从舰桥上看到船的船尾，还绝对不能发射无线电。和护航队其他船只的沟通只能通过雾角。挪威的油船，一度在我们的左边航行，却从我们右边的某个地方回复了两长三短的巨大响声。希腊的货船，之前是护航队的最后一艘船，在我们后面三英里的地方，却从我们船头五十码的地方吹出了四个长长的巨大的响声。总之，二十三个雾角发出的响声，大得在柏林都能听见。海军船长一视同仁地咒骂了所有同盟国、中立国和交战国的船长。但是，没有时间去担心冲突了。饿狼袭击队发现了我们，正向我们的护航队投掷深水炸弹。
我把珍贵的护照和《科里尔》剩下的钱装进我的油绸烟袋里，还惨痛地懊悔起事情的转向。
海军准将向护航队发出了散开的信号，从此之后，每艘船都各行其是。时不时地，我们就会听到其他船只的引擎遗憾地熄火了，但深水炸弹的爆炸声却越来越远。
四十八小时之后，灿烂的阳光刺穿了浓雾。二十三艘船都围绕在我们的旁边，就连护航队也在那里。实际上，我们依然保持着队形。但是：之前在护航队中间的船只，现在在外部行驶；希腊船曾经在最后，现在却是领航船了；而我们这艘船则在最末端行驶。
＊ ＊ ＊
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个点，不一会儿，它就开始用闪光发出信号。我们的信号员用相当一本正经的表情跟我们汇报了这个信息。“英国皇家海军舰艇收割机号请求先生，您能否分给他们一些啤酒？”
“告诉他们来拿吧。”
那艘驱逐舰在护航队边上做了一两个华丽的转弯，然后喜气洋洋地停在了我们的旁边。英国驱逐舰船长拿着个喊话器，站在舰桥上：“见到你们太意外了，你们的船居然都还漂着！”
“见到没有啤酒的英国海军漂着也很意外！”
“我们的深水炸弹用完了，只好朝德国佬扔啤酒桶，干翻他们。”
＊ ＊ ＊
不久之后，一串对我来说难以辨认的旗帜，挂到了我们的旗杆上。信号员向我翻译了这个信息：“很荣幸能在后面领导你们，但还是恢复到原来的队形吧。请务必注意。”
各个船只收到了信号。挪威油船差点撞上了希腊货船；瑞典绅士们全速冲向尾部，很快就看不见了；法国人报告，他的锅炉坏了，所以只能留在左后方。这些船漫无目的地转了四个小时之后，只有二十二艘船的护航队继续前行。
那天晚上，当我到舰桥找海军准将时，他忽视了我好一会儿。正当我要回自己的船舱时，他才放松下来：“话说，卡普拉，你有没有遇见过克拉拉·鲍？”
＊ ＊ ＊
事实证明，驱逐舰的啤酒纯属浪费，因为第二天，德国潜艇又一次包围了我们。驱逐舰在护航队周围放出了一道非常上镜的烟幕，并广播求助。按照计划，这时会有一队英国巡逻队来和我们会合。幸运的是，他们信守了约定。作为《科里尔》杂志的《北大西洋之战》的最后一篇报道，我们在一艘德国飞艇和一艘英国桑德兰号之间有了一场完美的混战，护航队的每门攻击炮都吐出了黑烟。
当爱尔兰隧道的灯塔出现在眼前时，我已经拍了所有的照片，也在好莱坞的风流轶事上耗尽了想象力。
海军准将头一回下了舰桥，我和他的信号员单独留在了里面。他是个沉默的人，在整个旅程中没说过一句废话。确定海军准将真的离开了之后，他偷偷告诉我：“这个老家伙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但是——请原谅我这么说——那个，他告诉你的某些故事……”
这让我觉得好多了，但直到第一次有机会向弗兰克·卡普拉先生致歉之后，我才会彻底释然。
＊ ＊ ＊
进入隧道时，我们改变了队形，船只之间的距离接近一百码。现在，无线电静默头一次解除，每艘船只都被分别告知停靠的位置。我希望我们的船能停在利物浦，还开始计划我在伦敦萨沃伊酒店的第一天。但是战争船舶管理局不遂人愿：我们收到命令，得在爱尔兰海继续航行，并在贝尔法斯特附近等待进一步指令。
萨沃伊酒店只好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再过上二十四个小时。这不算太糟糕，海军准将告诉我，他知道贝尔法斯特最地道的酒吧，而且——就他来说——他还有一大堆事情得去处理。
我们抛锚后不久，一辆摩托艇靠了过来，许多来自出入境事务处、戴着博勒帽的绅士们登上了我们的船。轮到检查我的时候，这些绅士聚精会神地忙着看我的文件。他们一次次地摇晃自己戴着礼帽的脑袋，但没有显出任何不悦。当他们知道我的相机和底片之后，头摇得甚至更加厉害了。我提到华盛顿海军专员的密码电报，但他们听到这个事情时面无表情。我十分沮丧，但还是试着活跃气氛，说我并不是真正的赫斯先生，还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通过跳伞降落到英国。但他们并没有被逗乐，他们告诉我，就一般情况来说，在战争期间，只有英国人民才被允许在北爱尔兰下船。我只能待在船上，直到我们在英国本土的某个港口停下，当局会决定我的命运。
海军准将似乎真的很遗憾我只能留在船上，他把自己的船舱让给我，还说我的故事是最有意思的，然后和出入境事务处的官员们上岸去了。船长现在又能完全掌控他的船了，他试着宽慰我，说在外面待上三天，就能收到前往英国的命令了。他还愉快地补充道，因为我们还没有正式靠岸，所以船上的商店还会营业，苏格兰威士忌的价格仍然是七又五分之一先令。
我挪到海军准将的船舱里，点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然后坐了下来，一边听着第一频道，一边玩黑杰克。到了晚上十点，酒瓶空了，《科里尔》的钱只剩下一百五十美金了。我又叫了一瓶酒，但服务员空着手回来了，用古怪的神情看着我，说有人喊我去船长的船舱。
我摇摇晃晃地走上舰桥，有一些灾难即将来临的感觉，胃里的苏格兰威士忌还在翻江倒海。我认出和船长在一起的是两位年轻的海军官员。他们的名字是加尔比奇和米勒，在搞清楚我的名字是卡帕之后，他们要求我把相机、底片和笔记移交给他们保管。“不，”我告诉他们，“这事我干不了。”我坚持留下我的相机、底片和笔记，而且，我补充道，在我到达时，英国海军本应该给我行一切方便之宜，可是，到现在为止，没有给我便利，一点也没有。相反，我还在爱尔兰海的中央，被粗鲁地困在一艘空船上。现在，我要待在那艘船上，要是有一天能前往英国，我就要去强烈控诉。
他们嘟囔着什么正在开战，然后退到一个角落里，去商量一页神秘的文件。他们看了这份文件至少三遍，在讨论了几分钟之后，他们回来了，坚持我得立刻移交底片、相机和笔记。他们的口气全变了，我一点也不喜欢。
突然之间，穿过苏格兰威士忌的迷雾，眼前的一切变得清晰起来。我要求和他们对质，这样我就能告诉他们，那页文件上的信息是什么。我告诉他们华盛顿的海军专员是已经把密码信息送到英国的每个港口，事关罗伯特·卡帕将乘船到达，携带相机和底片，而我和我的相机以及底片，将合乎礼节地被照顾和帮助，并送往伦敦的海军部。他们现在必须做的，不过是回去并和华盛顿大使馆确认，然后告诉海军部我就在这艘天选之船上，而且将要——在某个时刻——在英国入港。
加尔比奇和米勒看了看那页纸，又看了看对方，然后把它递给了我。毫无疑问，它写了一些关于底片、相机和卡帕的事情，但是它被加密和再加密了许多次，以至于到了现在，它就像《圣经》一样变得讳莫如深。加尔比奇忽然间变得温和起来，询问他能否私下和我说几句话。
“我们确信您是对的，先生，”他迟疑地说，“我希望您能信任我们，并相信我将要说的内容。”
我很高兴事情有了转机，并洗耳恭听。
他解释道，他和米勒供职于贝尔法斯特的海军情报局。他们前一天忙得不可开交，因此下班后他们去喝了一杯。在那里，他们遇到了扫雷艇的船长，后者是他们多年前的同学，他建议他们去参观他的船，因为那里的酒要比酒吧里的便宜。实际上，那里的酒水真的相当便宜，而且分量十足，以至于他们直到前不久还喝得乐不思蜀，没回办公室。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发现了这个信息。现在，如果空着手回到海军情报局，他们将被迫承认，因为某些特殊的情况，他们回去晚了。如果我不帮他们，他们将会被关进最为可怕的监狱。如果我跟着他们上岸，加尔比奇继续说道，他们会让我——相机、底片和所有物品——能够以最好、最快的方式前往伦敦。
慷慨大度是很容易的，我决定帮助英国海军，还从商店里拿了三瓶威士忌带走，然后就跟上了加尔比奇和米勒。在一片漆黑中，我们爬上摇摇晃晃的绳梯，进入摩托艇中最小的一艘——它正不耐烦地上下摆动——然后离开了。
但我们的麻烦远未结束，领航员拒绝了我的两位朋友，并告诉他们现在是晚上十一点半，海关和移民处会一直关门到早上八点。他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我上岸！
我们三个相当不悦，但这次是米勒挽救了局面。“要是找到扫雷艇，我们就能在那里舒舒服服地待一个晚上。等到了早上，我们就能开着摩托艇去港口了。”
＊ ＊ ＊
我们花了两个小时才在黑暗中找到正确的扫雷艇。船长在认出加尔比奇和米勒之后，问他俩有没有带点酒回来。米勒回答，说他们带来的不仅有酒，还有卡帕。船长以为“卡帕”可能是某种新的酒，所以热情地邀请我们上船。在任何新麻烦可能出现之前，这位疲惫的领航员都明智地消失在黑暗之中。
扫雷艇乱糟糟的房间勉勉强强能容纳下我们四个人。船长想要威士忌，于是我贡献了我的三瓶。接着他又想要卡帕酒，加尔比奇便把事情告诉他，但船长变得很疑惑，还轻轻摇了摇头，问道：“这事究竟是办好了，还是没办好？”
“哦，那当然是办好了，”加尔比奇安抚他，“而且不管怎么说，现在我们也没什么可做的了。”
我们把酒瓶打开，接二连三地致敬了英国海军、商船队和扫雷船。然后船长转向我，提出致敬鲍里斯国王，他还立刻用更加自信的语气补充道：“不是冒犯，老伙计，但你的鲍里斯国王不是在阵营错误的一边吗？”
我回答，说：“鲍里斯国王和我不是一个国家的，他是一个保加利亚人，而且毫无疑问是在错误的另一边。”“不幸的是，”我继续说道，“更严重的是，匈牙利人里有冯·霍尔蒂海军元帅，他也站在错误的一边。”船长对此非常抱歉，但还有一大堆东西要致敬，我们很快就改变了话题。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我们在宿醉中醒来，静默中充满了不详的预感。我们刚刚给港口发去信号，让他们给我们送来一艘摩托艇，首席信号员就带着一个消息进入了船舱。已经收到命令，要立即去扫除爱尔兰海的水雷！我们向海军情报局发出信号，说卡帕就要去爱尔兰海扫除水雷了……这一切都需要解释……
＊ ＊ ＊
我们在公海上一起度过了三天，回去的路上，我们从头到脚地捯饬了一遍。接着，我们小心翼翼地排练即将要讲述的故事。
经过灯塔时，我们向海军情报局迅速发出一则信息，宣告我们的回归。接着，进入了港口，通过望远镜可以看到，在码头上，有一大群穿着蓝色制服的人正在等着我们。船长坚信，除了指挥权之外，他什么也不会失去；加尔比奇和米勒则觉得会有短短几年的拘留；而我拒绝去思考。
我们一入港，港口保安官员就上了船，沉默地听我们讲述故事。然后，他站了起来，说道：“在你们的故事中，也许有一定的真相，但是在英国海军的全部历史上，扫雷艇充当移民旅馆的先例，还前所未有。”
他离开时，放言管理贝尔法斯特港口的长官很快就会亲临。
这位长官紧接着就出现了，在加尔比奇、米勒和船长报告时，他没有说任何话。等轮到我的时候，我开口就说，这显然不是加尔比奇、米勒或者船长的错，而是因为我出生在匈牙利……
“出生在哪里？”他打断道。
“匈牙利，”我重复道，“布达佩斯。”
长官搓了搓他的手。“我的孩子，”他说，“你今天晚上必须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布达佩斯！我妻子也在那里出生！”
船长得到了三天假期，可以上岸。加尔比奇和米勒得到承诺，能快速晋升。而我享用了一次可怕的匈牙利式晚餐，而且在第二天，就被专机送往伦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