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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再也没有什么理由要一大早起床了。我的工作室在第九大街的一栋三层建筑的顶层，有一整个屋顶的天光，角落里有一张大床，地板上还有一台电话，没有别的家具了，甚至连钟都没有。日光把我唤醒，我不知道现在几点，我也不怎么想知道。现金只有一枚五分钱的硬币了，要不是电话响了，我都不会动一下，总有人会打电话来推销午饭、工作，或是一份贷款。但电话一声不吭，我的肚子倒是铃声大作。我意识到再怎么努力都不可能睡着了。
我翻了个身，看见女房东之前塞进房门底下的三封信。过去几周里，我只收到过来自电话公司和电力公司的信件，所以这神秘的三封信最终驱使我下了床。
果不其然，第一封信来自爱迪生联合电气公司，第二封信来自美国司法部，它函告我：我，罗伯特·卡帕，曾经的匈牙利公民，当前国籍不明，被归为外国敌对分子，必须上缴相机、双筒望远镜和枪械等物品，我要是想进行任何离开纽约超过十英里的旅途，都必须去申请一份特别许可。第三封信来自《科里尔》杂志的编辑，他说在花了两个月时间仔细研究了我的作品剪贴簿之后，突然相信我是一个了不起的战争摄影师，并且非常乐意让我去承担一项特殊的任务；杂志社为我预订了一艘在四十八小时内驶向英国的船，随信还附上了一张一千五百美元的支票。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我有一台打印机，还是个品德高尚的人，那我就会给《科里尔》回信，告诉他们我是个外国敌对分子，我甚至都不能去新泽西，更别说英国了。我带着相机唯一能去的地方是市政厅的敌侨财产委员会。
我没有打印机，口袋里倒是有一枚五分钱的硬币。我决定掷硬币试试运气：要是掷到了正面，我就跑去英国，逍遥法外；要是掷到了反面，我就退回支票并向《科里尔》解释情况。
我抛出了硬币，它掉在了地上——是反面！
我可算明白了，掷硬币是没有未来的，我要兑现这张支票，而且无论如何都要前往英国。
＊ ＊ ＊
地铁接受了这枚硬币，银行接受了这张支票。我在杨森餐厅吃了早餐，就在银行旁边——那可是顿大餐，花了2.5美金。心安理得地吃吧！我不可能拿着1497.50美金回到《科里尔》，那一定会惹上麻烦的。
我又读了一遍他们的信，确定船会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接着，我又读了司法部的信，努力想想该怎么办呢。我需要的一切是：一张征兵局的豁免证书、美国政府和司法部出具的出入境许可、一张英国签证、用来贴签证的护照。万事开头难，我可承受不了一上来就“碰壁”，我亟需一个善解人意的人。我碰到了麻烦。美国人才刚刚意识到麻烦意味着什么，而英国人已经打了两年仗，应该早已习惯了麻烦。我决定先去找英国人。
从杨森餐厅到航站楼需要走五分钟。我知道在一个小时内，会有一班飞机开往华盛顿。我买了张机票，《科里尔》给的钱还剩下很多。
两个半小时后，一辆出租车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前把我放下，我要求会见使馆的新闻专员。接见我的是一个穿着粗花呢的绅士，他满脸通红，百无聊赖。我告诉他我的名字，但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所以干脆给了他这两封信，一封来自《科里尔》，还有一封来自司法部。他读了第一封信，没有显露出任何反应；但当他放下第二封信时，他的嘴唇上有了一丝笑意。这大大鼓舞了我，我掏出爱迪生联合电气公司那封尚未打开的信，并递给了他，我很清楚那是给我的停电通知。他示意我坐下。
终于开口时，他出乎意料地有人情味。直到一战前，他都是一名地质学教授。战斗爆发时，他正在墨西哥愉快地研究着休眠火山顶部的土壤构成。他不太关心政治，但就是这场战争，把他变成了新闻官员。从那以后，他从英国的利益出发，不得不拒绝各种各样的提议，他确定我的情况超过以往的一切案例。我胜利了！我沉浸在对他和对自己的同情之中。于是，我提议共进午餐。
我们前往卡尔顿酒店，在等到位置前还不得不喝了许多干马提尼。这位同伴细心周到地鼓励我，我开始觉得——和《科里尔》一样——这位官员和大英帝国都要坑害我。等终于有了空桌时，我拿起菜单给每人点了一打蓝点生蚝作为开胃菜。啊！五年前，在法国，我一度对品酒极为着迷。我还记得，在每一个英国探案故事中，当彼得·温西勋爵没什么要说的时候，吃生蚝都要配上被称为“蒙哈榭”的奇妙的勃艮第白葡萄酒。蒙哈榭1921就列在菜单的底部，而且非常昂贵。但那是一个愉快的选择。我的同伴告诉我，十五年前，当他在法国度蜜月时，他让他的新娘对那特别的红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直到喝光了这一瓶，我们还在谈论自己对法国——以及蒙哈榭——的热爱。喝完第二瓶时，我们都同意，我们有着同样强烈的感觉，要把德国人扔出美丽的法国，然后在喝完咖啡之后，我一边喝着卡兰斯一世白兰地，一边告诉他我在西班牙内战时，曾和爱尔兰共和军度过了三年，以及我有多么充分的理由痛恨法西斯主义。
回到大使馆后，他拿起电话要求转接到美国国务院。他和某个高层人士通了电话，告诉对方自己的名字，说在他办公室里的是“好人老卡帕”，还说我去英国是至关重要的，以及我会在十五分钟内到达，并领取我的出入境许可证。他挂了电话，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有个名字，十五分钟后我就到了美国国务院。一位着装一丝不苟的绅士接待了我，他在一张表格上填上我的名字和职业、签字，然后告诉我，到早上九点，在纽约港史坦顿岛的移民局，一切都会准备妥当。然后他送我到了门口，放松片刻，拍了拍我的背，眨了眨眼睛，祝我“好运”。
等回到大使馆时，我的专员朋友有一点严肃，还有一点担忧，直到我告诉他首战告捷。这次他给纽约的英国总领事打电话。他告诉对方，“老卡帕”就要去英国了，而且每件事情都全部准备好了，就是没有护照。在十分钟和数个电话之后，这位大使馆里的海军官员兼教授和我坐在了一个小酒吧里，喝酒预祝我旅途成功。是时候去赶飞机了，但是在离开之前，海军官员向我保证，他会给英国的每个港口送去加密信息，告诉他们我会带着相机和底片乘坐一艘船到达，那样我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帮助，还将被平安送往伦敦的海军部。
在回纽约的飞机上，我判定英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有着绝佳的幽默感，而且，当遇到不可能之事时，他们倾情相助。
＊ ＊ ＊
第二天早晨，纽约的英国总领事提出，我的情况非常特殊——但是那场战争也非常特殊。他给了我一张看起来平平常常的白纸，告诉我写下自己的名字，解释为什么我没有护照，以及澄清我去英国的原因。
我写到我的名字是罗伯特·卡帕；我出生在布达佩斯；霍尔蒂·米克洛什和匈牙利政府向来不喜欢我，我也一直不喜欢他们；自从希特勒吞并匈牙利之后，匈牙利领事馆就拒绝承认我是匈牙利人，但也不说我不是；直到希特勒掌控匈牙利之后，我彻底拒绝说自己是匈牙利人；从出生开始，我就完完全全由犹太祖父养育；而我憎恨纳粹，也相信我的照片将能用于反对他们的宣传。
把这张纸递回去时，我有点担心拼写正不正确，但是他在上面盖了戳，还把它封好，又用一条蓝色的绶带裹住它，然后——一张护照诞生了。
＊ ＊ ＊
要起航的那天早晨，我还缺四五个次要的许可证。我的母亲陪着我，她当时正住在纽约，当我忙着拿到最后那些需要的盖了章的纸片时，她就在出租车里等着我。每次我回去，她都静静地坐着，试图从我的脸上读出答案。那天早上，她是一个非常纠结的母亲，一边为了我好，希望我能成功得到各种许可证并离开；但出于母爱的本能，她祈祷能出点岔子，这样我就不能再次前往战场了。
我终于弄好了所有文件，却已经比原定的发船时间晚出发了一个半小时，我妈妈最后只能期望船已经开走了。
但是，当我们抵达码头时，那艘脏兮兮的老旧商船还在那里。一个大块头的爱尔兰警察挡住我们的路，我向他展示了我的文件。
“你迟到了。”他说，“你最好抓紧点。”
我妈妈能做的就这么多了。她不再是“战时勇敢母亲”的代表，而是变成一个伟大且有爱的犹太母亲。压抑了许久的眼泪，从她那双又大又美的棕色眼睛的眼角倾泻而出。六英尺六英寸高的爱尔兰警察，用手环住我那只有五英尺高的小个子母亲的肩膀，说道：“女士，我去给你买点喝的。”
我飞快地最后吻了一次妈妈，然后冲向跳板。
我最后看到的美国，是爱尔兰警察和妈妈的背影，他们在骤然灿烂的摩天大楼下跨过了栏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