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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所处的时代环境，虽然极其艰难，但他凭借着非凡的才华，遇到了大有作为的君主，对于整顿乱世、恢复正道，理应易如反掌。然而，他的成就却未能达到预期，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朋党的牵累。宋朝的党祸，虽然在王安石之后更加严重，但实际上在王安石之前就已经有了苗头，不得不加以追溯。
政党这个东西，是在政治进化之后产生的。虽说国家有政党不是可悲的事情而是可喜的事情，但有几个界定需要说明。第一，政党只能在立宪政体下生存，与专制政体不相容。第二，作为政党，应该具备结党的实质，不应该忌讳结党的名义。第三，政党所辩论争议的，应当专一在政治问题上，而宫廷问题、个人私德问题、学术异同问题等，都不应该混杂其中。（这只是大致列举，没有详细列出，因为这不是在写政党论。）宋朝所谓的“党”，全都不足以拿这些讨论，因此我不能把它们称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仍然按照旧的名称叫它们“朋党”算了。历史上的党祸，比如汉朝的党锢之祸、唐朝的牛李党争、明朝的东林党和复社，都可以说是小人陷害君子。只有宋朝不是这样，它的性质复杂而且很不明确，不管是聪明的、愚蠢的，还是没才能的人，都自然地处于动荡纷争之中，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士大夫们的意气之争罢了。
探究宋代朋党特别盛行的原因，一是由于崇尚文治而轻视武备，二是由于中央过度集权。宋太祖的政策，既然致力于压制他的臣子，使他们不能通过武功来表现自己，那么有才能的人势必不得不全部趋向于从政这一条路。而兵权和财权都集中在中央，管理百姓的官员、地方军政长官都被认为是降职贬谪或优待老臣的地方，不像汉朝的郡国守相那样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有所建树。而且宋朝对官员的考核和升降非常严格，使人不得不磨炼自己。因此，那些优秀出众、想要建立功名的人，纷纷拥向京城。然而京城又并非像现在的立宪国家，能有国会，有容纳众多人才施展才华的余地。他们之中能够参与国家政务的，只有两三个宰相和执政官罢了，其次是少数的馆职和台谏官职，是晋升为宰执的阶梯。
以一个国家之大、人才之众，却只有这极少、极狭窄的位置可以用来树立功名，人们相继争夺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宋朝一代的历史称为争夺政权的历史也是可以的。不肖之徒固然会争夺权力以谋取私利，即使是贤能的人也会争夺权力以实现自己的志向。争夺激烈的时候，意气之争就会自然产生。彼此相互诋毁攻击，并以朋党的名义相互指责对方结党营私，这样一来党祸就与宋朝共存亡了。
宋朝的党争，虽然在元祐、绍圣年间达到了极盛，但实际上是从仁宗和英宗时期开始的。最开始，是仁宗时期的范仲淹和吕夷简之争，英宗时期的“濮议”则扩大了党争。一开始，范仲淹因为得罪了吕夷简而被放逐，士人在他们两人的是非曲直上争持不下，相互指责对方结党营私。等到吕夷简离职后，范仲淹做了宰相，石介就写诗说：“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孙沔读了这首诗后说：“祸患从此开始了。”范仲淹当宰相才几个月，史称其：“裁减恩幸，考核官吏，日夜思虑，想要实现太平盛世。但是改革没有逐步进行，规模太大，议论的人认为这是行不通的。等到按察使派出巡视，检举弹劾了很多官员，人们心里不高兴。自从任子恩荫获官职变得困难，考核官员的方法更加严格，那些原本依靠关系侥幸得到官职的人感到不方便，于是开始散播毁谤之词，而关于朋党的言论也逐渐传到了皇帝那里。”（以上出自《宋史·范仲淹传》。）
反对派趁机全力攻击，结果范仲淹和杜衍、韩琦、富弼同时被免职。王拱辰公开说：“我把他们都一网打尽了。”他的气势和石介的诗简直一模一样。后世的史学家没有一个不支持范仲淹而贬低吕夷简的。范仲淹的气魄宏大，以天下为己任，确实不是吕夷简这些人能比的。然而吕夷简也只是一个平庸且贪恋权位的人，如果把他叫作奸邪，那么宋朝百年来的宰相像吕夷简这样的比比皆是，难道都能说是奸邪吗？再说，当时支持吕夷简而攻击范仲淹的人，也有许多被后世认为是君子的，这又怎么说呢？总之，宋朝的党争并不是什么君子小人的问题，纯粹是士大夫们意气用事，相互倾轧。从庆历年间就是这样，风气既开，日益强盛，到了英宗治平年间就出现了“濮议”这个大案子。
“濮议”是什么呢？仁宗去世了，没有留下儿子，所以让他的兄弟濮安懿王的儿子继承皇位，这就是英宗。英宗治平二年，讨论是否要追封濮王，朝廷中的大臣分成了两派，相互争吵，气氛激烈得若待大敌。党争的祸患在这个时候达到了极点。台谏官员甚至一起请求斩杀韩琦、欧阳修来向先帝谢罪，进而发展到因为公事而诋毁别人的私德，甚至有人诬陷欧阳修男女私生活不检点之事。当时因为“濮议”受到攻击的人，比如韩琦、欧阳修这些人，固然是后世称赞的君子。而那些通过“濮议”攻击别人的人，比如吕诲、范纯仁这些人，也是后世称赞的君子。宋朝党争的真相在这里完全暴露出来。这件事虽然看起来和王安石新法之争没有直接关系，但情况非常相似。而且，之前首先攻击“濮议”的人，也就是后来首先攻击新法的人。因此，我不怕别人说我烦琐，把欧阳修关于“濮议”的原文全部摘录下来，让大家看看当时所谓的士大夫们的风气是怎样的。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知道后来王安石的地位和韩琦、欧阳修一样，而新法之争也就像“濮议”一样。
（附）欧阳修《濮议》：
英宗皇帝初即位，既覃大庆于天下，群臣并进爵秩，恩泽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诸王，亦已加封赠，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书以为不可与诸王一例，乃奏请下有司议合行典礼，有旨宜俟服除，其议遂格。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释服，乃下其奏两制，杂学士、待制、礼官详议。翰林学士王珪等议濮安懿王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而已，中书以为赠官及改封大国，当降制行册命，而制册有式，制则当曰“某亲具官某，可赠某官，追封某国王”，其册则当曰“皇帝若曰，咨尔某亲某官某，今册命尔为某官某王”。而濮王于上父子也，未审制册称为何亲，及名与不名。乃再下其议，而珪等请称皇伯而不名。中书据《仪礼·丧服记》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又据开元、开宝《礼》皆云“为人后者，为其所生父齐衰不杖期，为所后父斩衰三年”，是所生、所后皆称父母，而古今典礼皆无改称皇伯之文。又历检前世以藩侯入继大统之君，不幸多当衰乱之世，不可以为法。唯汉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称其父为皇考。而皇伯之称，既非典礼，出于无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礼及汉孝宣、光武故事，并录皇伯之议，别下三省集官与台官共加详议。未及集议，而皇太后以手书责中书不当称皇考，中书具对所以然。而上见皇太后手书，惊骇，遽降手诏罢议，而追崇之礼亦寝。后数日，礼官范镇等坚请必行皇伯之议，其奏留中，已而台官各有论列。上既以皇太后之故，决意罢议，故凡言者一切留中。
上圣性聪睿英果，烛理至明，待遇臣下，礼极谦恭，然而不为姑息。台官所论濮园事既悉已留中，其言他事不可从者又多寝而不行，台官由此积忿，出怨言，并怒中书不为施行。中书亦尝奏云：“近日台官忿朝廷不用其言，谓臣等壅塞言路，致陛下为拒谏之主，乞略与施行一二事。”上曰：“朝廷当以至公待天下，若台官所言可行，当即尽理施行，何止略行一二？若所言难行，岂当应副人情，以不可行之事勉强行之，岂不害事耶？”中书以上语切中事理，不敢更有所请。上仍问曰：“所言莫有可行而未行者否？”韩琦已下相顾曰：“实无之。”因曰：“如此则未有。”
是时杂端御史数人皆新被擢用，锐于进取，务求速誉，见事辄言，不复更思职分，故事多乖缪，不可施行。是时京师大雨水，官私屋宇倒塌无数，而军营尤甚。上以军士暴露，圣心焦劳，而两府之臣相与忧畏，夙夜劳心竭虑，部分处置，各有条目矣。是时范纯仁新除御史，初上殿，中外竦听所言何事。而第一札子催修营房，责中书何不速了，因请每一营差监官一员。中书勘会在京倒塌军营五百二十座，如纯仁所请，当差监官五百二十员，每员当直兵士四人，是于国家仓卒多事缺人之际，虚破役兵二千人当直，五百员监官。而未有瓦木笆箔，一并兴修未得。其狂率疏缪如此。故于中书聚议时，臣修不觉笑之，而台中亦自觉其非。后数日吕大防再言，乞两营共差一官。其所言烦碎不识事体，不可施行，多类此。而台官不自知其言不可施行，但怨朝廷沮而不行。故吕大防又言：“今后台官言事不行者，乞令中书具因何不行报台。”其忿戾如此。而怨怒之言渐传于士大夫间。台官亲旧有戏而激之曰：“近日台官言事，中书尽批进呈讫，外人谓御史台为进呈院矣。”此语甚著，朝士相传以为戏笑。而台官益怏怏惭愤，遂为决去就之计，以谓因言得罪，犹足取美名。
是时人主圣德恭俭，举动无差失，两府大臣亦各无大过，未有事可决去就者。惟“濮议”未定，乃曰此好题目，所谓奇货不可失也，于是相与力言。然是时手诏既已罢议，皇伯、皇考之说俱未有适从，其他追崇礼数又未尝议及，朝廷于“濮议”未有过失，故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议而已。中书以谓前世议礼连年不决者甚多，此事体大，况人主谦抑，已罢不议，有何过举可以论列？于是置而不问。台官群至中书，扬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无使他人作奇货。”上亦已决意罢议，故言者虽多，一切不听。由是台官愈益愧耻，既势不能止，又其本欲以言得罪而买名，故其言惟务激怒朝廷，无所忌惮，而肆为诬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臣某为首议之人，恣其丑诋。
初，两制以朝廷不用其议，意已有不平，及台宪有言，遂翕然相与为表里。而庸俗中下之人不识礼义者，不知圣人重绝人嗣，凡无子者明许立后，是大公之道，但习见闾阎俚俗养过房子及异姓乞养义男之类，畏人知者，皆讳其所生父母，以为当然，遂以皇伯之议为是。台官既挟两制之助，而外论又如此，因以言惑众，云：“朝廷背弃仁宗恩德，崇奖濮王。”而庸俗俚巷之人至相语云：“待将濮王入太庙，换了仁宗木主。”中外汹汹，莫可晓谕。而有识之士知皇伯之议为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为奸邪。太常博士孙固尝有议请称亲，议未及上，而台官交章弹之。由是有识之士皆钳口畏祸矣。
久之，中书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礼数行之，以息群论，乃略草一事目呈进，乞依此降诏云：“濮安懿王是朕本生亲也，群臣咸请封崇，而子无爵父之义，宜令中书门下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令王子孙岁时奉祠，其礼止于如此而已。”乃是岁九月也，上览之，略无难色，曰：“只如此极好，然须白过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时渐近南郊，朝廷事多，台议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书亦更不议。及郊禋既罢，明年正月，台议复作。中书再将前所草事目进呈，乞降诏。上曰：“待三两日间白过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高居简就曾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谕云：“濮王许皇帝称亲。”又云：“濮王宜称皇，三夫人宜称后。”与中书所进诏草中事绝异，而称皇、称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谕。从初中书进呈诏草时，但乞上直降诏施行，初无一语及慈寿宫。而上但云欲白过太后然后施行，亦不云请太后降手书。此数事皆非上本意，亦非中书本意。
是日韩琦以祠祭致斋，惟曾公亮、赵概与臣修在垂拱殿门阁子内，相顾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为，因请就致斋处召韩琦同取旨。少顷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见，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书三事，其称亲一事，可以奉行，而称皇、称后，乞陛下辞免。别降手诏止称帝，而却以臣等前日进呈诏草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令王子孙奉祠等事，便载于手诏施行。”上欣然曰：“甚好。”遂依此降手诏施行。
初，中外之人为台官眩惑，云朝廷尊崇濮王，欲夺仁宗正统，故人情汹汹，及见手诏所行礼数止于如此，皆以为朝廷处置合宜，遂更无异论。惟建皇伯之议者，犹以称亲为不然，而吕诲等已纳告敕，杜门不出，其势亦难中止，遂专指称亲为非，益肆其诬罔，言琦交结中官苏利涉、高居简，惑乱皇太后，致降手书。又专指臣修为首议之人，乞行诛戮，以谢祖宗。其奏章正本进入，副本便与进奏官，令传布。诲等既欲得罪以去，故每对见，所言悖慢，惟恐上不怒也。上亦数谕中书云：“诲等遇人主，无复君臣之礼。”然上圣性仁厚，不欲因濮王事逐言事官，故屈意含容，久之，至此知其必不可留，犹数遣中使还其告敕，就家宣召。既决不出，遂各止以本官除外任。
盖濮园之议自中书始初建请，以至称亲立庙，上未尝有一言欲如何追崇，但虚怀恭己，一付大臣与有司，而惟典礼是从尔。其不称皇伯，欲称皇考，自是中书执议，上亦无所偏执。及诲等累论，久而不决者，盖以上性严重，不可轻回，谓已降手诏罢议，故称伯称考，一切置而不议尔，非意有所偏执也。上尝谕韩琦等云：“昔汉宣帝即位八年，始议追尊皇考。昨中书所议，何太速也！”以此见上意慎重，不敢轻议耳，岂欲过当追崇也？至于中书惟称号不敢用皇伯无稽之说，欲一遵典故耳。其他追崇礼数，皆未尝议及者，盖皇伯、皇考称呼犹未决而遽罢议，故未暇及追崇之礼也。其后所议，止于即园立庙而已，如诲等广引哀、桓之事为厚诬者，皆未尝议及也。
初，诲等既决必去之意，上屈意留之不可得。赵瞻者，在数人中尤为庸下，殊不识事体，遂扬言于人云：“昨来官家但不曾下拜留我耳。”以此自夸，有得色。而吕诲亦谓人曰：“向若朝廷于台官所言事，十行得三四，使我辈遮羞，亦不至决去。”由是言之，朝廷于“濮议”岂有过举？逐台官岂是上本意？而诲等决去，岂专为“濮议”耶？士大夫但见诲等所诬之言，而不知濮事本末，不究诲等用心者，但谓以言被黜，便是忠臣，而争为之誉。果如诲等所料，诲等既果以此得虚名，而荐诲等者又欲因以取名。夫扬君之恶而彰己善犹不可，况诬君以恶而买虚名哉！呜呼，使诲等心迹不露而诬罔不明，先帝之志不谕于后世，臣等之罪也，故直书其实，以备史官之采。
读了欧阳修这篇文章，就可以想象当时所谓的公正舆论的价值了。那些提出建议的人，只不过是想借此立名，他们只求因言论而获议，这样他们的名声就越高。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这个，至于国家的利益和损害，完全没有考虑过。他们每天都在寻找话题，把它当作难得的宝贝，一有机会就摇唇鼓舌，满朝不得志的人与之互相勾结，愚昧之人跟随着附和，气势汹汹。如果有谁敢反对，他们就指责那个人是奸邪之人，一定要压制住那个人的言论才肯罢休。如果争论不过，他们就发怒诬陷别人的私德，甚至说韩琦和宦官勾结，说欧阳修和他的外甥女偷情。
考察当时他们攻击韩琦、欧阳修的言论，说他们“乱大伦，灭人理”，说“所有的生灵都感到愤怒和痛心”，还说“奸邪之人，为了求恩和稳固自己的地位，不惜损害正义和孝道”，还说“千方百计、力求巧妙地掩饰，欺骗圣听，对反对者虚与委蛇”。韩琦和欧阳修两位先生的为人处世，他们的大节是显而易见、为人所熟知的，哪里有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如果像他们说的那样，那么这两位先生的罪行，就不在于政策实施上的失误，而在于他们心地不良，这样他们是真的不能立足于天地之间的。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事实并非如此，那么那些攻击他们的人用心又是什么？“濮议”不过是皇室的私事罢了，和天下的大计无关，而且在皇室的私事中，它也算是很细小的事情。当时的士大夫们，沽名钓誉，为了发泄私愤，推波助澜，无风起浪，不惜混淆天下人的视听，把箭对准一两个负责的人。那么更别提王安石变法这样的事了，它的重大和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普通人的理解范围，只要有一个人疯狂反对，全国上下都会跟着附和，这是肯定的。
在“濮议”这件事上，韩琦和欧阳修所做的没有丝毫违背道义之处，即便如此，那些人还是指责他们破坏伦理、灭绝人性、希恩求宠、巧饰欺诳。所以，后来把这些恶名加在王安石身上的人，他们的说法又怎么可以相信呢？韩琦这么正直的人，却被诬陷和宦官勾结；欧阳修这么高尚的人，却被诬陷和他外甥女偷情。所以，后来那些诋毁王安石私德的话，又怎么可以相信呢？“濮议”这件小事，其是非对错本来可以一句话就解决，有一个叫孙固的人想和他们唱反调，结果奏章还没送上就被人指责为奸邪。所以，后来那些为新法辩护的人，都被指为奸邪之人，不是一回事吗？
“濮议”这个案子，因为有欧阳修这篇文章，其是非曲直还能稍微被后人所知。而熙丰新法，因为王安石的《熙宁日录》被毁，后世只能看到一面之词，真是千古如长夜，悲哀啊！
还有一件事情非常值得注意，那就是在治平年间攻击“濮议”的人，也就是在熙宁年间攻击新法的人。王安石刚刚参政，首先用十事弹劾他的人，实际上是吕诲。吕诲就是那个在“濮议”问题上态度最顽抗，并且首先向皇帝上奏章的人。攻击新法最卖力的人是范镇、范纯仁。元祐初年，作为执政官员破坏新法的人是司马光、吕大防。而范镇、范纯仁、司马光、吕大防，都是和吕诲站在一边的。（欧阳修的《濮议》没有提到司马光，但当时首先提出异议的实际上是司马光，满朝文武都跟着附和。等到吕诲等人被罢免，司马光上疏请求留下他们，但没有获许，于是司马光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也没有被允许。这些都是史册上明确记载的事实。）他们后来攻击新法，自认为有不得已的苦衷，而后世的史家也认为他们有不得已的苦衷，那么，“濮议”的事情，在他们这些人看来，难道不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吗？但是，如果按照实际情况来看，情况又如何呢？
当时的党派之争如此严重，士大夫之间的意气之争如此激烈，作为执政者，唯有实行乡愿主义，不办实事，只是讨好世人，这样才能保全自己。如果有所作为，无论好坏，都足以成为那些人的攻击目标，让他们以为奇货可居——就像欧阳修在《濮议》中所说的那样。而王安石却毅然决然地独自承担重任，改变了一百年来敷衍了事、因循守旧的法度，他招致天下的非议，也是理所当然的。
范仲淹所改革的不过是裁减恩荫制度的弊端，严格考察官吏的法令，补救一些时弊罢了，这便引起了满朝的纷争，仅仅三个月就丢掉了位子。这也多亏了仁宗没有过于依赖他。如果仁宗能像神宗对待王安石那样对待范仲淹，那么王安石的恶名，范仲淹早就承担了。所以，可以说，范仲淹是没有成功的王安石，王安石是已经成功的范仲淹。
当时的形势，改革的必要性已经如此明显；而当时的风气，改革的困难又如此巨大。对于王安石，我们不得不敬佩他的志向，同时为他遭遇的困难感到悲哀。